内容提要：政学系是蒋介石统治时期所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其成员结构始终众说纷纭；而人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更多的是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因此，考察其组织轮廓，往往需要勾勒出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人物谱系。政学系初期，党内各派因反对杨永泰个人，而将其周围的一群朋友冠以“政学系”之名。如果说此时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杨永泰死前10个月形成的中央政府新内阁，是所谓政学系的成熟期。他们的核心人物是黄郛，大都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育、金融界专业人士，有一定的治国能力，与杨永泰并无多少交集。由于这批行政官僚无派无系、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物描述，故旁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视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政学系不仅满足了蒋介石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改变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
关键词：蒋介石/政学系/杨永泰/黄郛/国民党派系
1946年7月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话时，对国民党权力结构归纳道：“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一
周恩来对蒋政权的分析，不仅代表中共的认识，也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各政治派系中，CC系和黄埔系有着明确的组织形态；孔祥熙、宋子文与蒋是牢不可破的姻亲关系；而政学系究竟由哪些成员组成，始终众说纷纭。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称为政学系，但除所谓的政学系成员之外，其他各派势力都一口认定有一个政学系，甚至连美国国务院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二因此，长期以来在很多人心中形成了一个若明若暗的谜团。本文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与政学系相关的人物日记、年谱及回忆录等文献，试图梳理政学系源流和主要人物谱系，同时探讨它在蒋介石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同CC系、黄埔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等。③
为什么叫政学系？
“政学系”这一名称，完全是因杨永泰（畅卿）个人经历而得名。
民国初年，李根源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政治团体，称之为“政学会”。其成员大多是国会议员，杨永泰也是其中一员。1918年广东军政府时期，李、杨等政学会要角联络旧桂系，逼孙中山辞去“大元帅”，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李根源、杨永泰等人由此与国民党交恶。此后，杨永泰一直游走于南北政府之间。蒋介石日记第一次提到杨永泰，就是在孙中山离开广州的1918年7月，蒋对杨的态度完全是负面的：“今日见岑春煊通电，知其已于二日到粤，将就总裁职，呜呼，此老不死，国亡无日矣，粤省自杨永泰为财政厅长，钮永建为兵工厂监督，李根源为边防督办，李烈钧为边防总司令，大权皆落于岑派之手，作恶更甚。”四然而，这样一个为蒋所不齿的杨永泰又是如何在日后成为蒋的心腹？这离不开一个人，即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膺白）。
1924年底，黄郛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出任摄政内阁总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告终。不久，段祺瑞、孙中山分别入京共商国是。可惜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段祺瑞成立临时执政府，任命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杨永泰为副委员长。伍杨永泰开始与黄郛共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黄郛介绍，杨永泰结识蒋介石。这年7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访（钱）新之、膺白，会杨君永泰。”⑥此时的杨永泰在蒋介石眼中不再是九年前“作恶更甚”的“帮凶”，而称其为“君”了。但杨主要还是协助黄郛工作。1928年黄郛因济南事件辞职引退后，杨永泰正式为蒋介石服务。
在投靠蒋介石最初的几年，杨永泰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实权。他一度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的职位，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七因此，杨根本无法进入南京的“党国”中枢，他主要的工作是给蒋介石当谋士，协助蒋收买各地反蒋实力派。例如，1929年蒋桂战争中，杨替蒋收买桂系俞作柏；1931年宁粤对峙期间，杨“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⑧
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次复出后，原本坚决反对杨永泰的党国大佬胡汉民一时脱离南京中央，为杨永泰提供了新的机会。他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针对“剿共”问题，杨永泰提出一套系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遂被任命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据CC系领袖陈立夫回忆：
要知道杨永泰是怎样一个人，从政学系的领袖李根源对杨的批评可以见之。李在苏州作寓公时对人家说：“杨永泰好比我们云南的烟土，吸了它觉得很舒服，上了瘾就不容易摆脱它了，吸久了就会中毒。”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于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探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⑨
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鉴于杨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蒋介石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以杨永泰的经历与资历来看，在国民党内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战功，投蒋之后短短数年，便得到信任且升任封疆大吏，这自然引起跟随蒋介石一起打天下的CC系势力的排斥。他们原本自视为“蒋家天下陈家党”，怎能任由杨永泰随意干涉地方干部的任免。据黄埔干将康泽回忆：杨永泰“这套办法，旨在增强各级行政力量，用以镇压共产党的活动，是他的意图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在削弱CC系的作用和力量。陈立夫对此曾大为不满，有一次他和我在由九江到南京的轮船上，向我讲了许多批评政学系，攻击杨永泰的话。”⑩陈立夫对此也不讳言，并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指杨永泰——引者注）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国民党籍的人。”（11）
此后，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但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无论是反蒋派还是拥蒋派）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而反对他们的最佳理由，就是借口杨永泰在历史上曾反对过总理孙中山，且冠以“政学系”的名义加以打击。
除杨永泰外，最无可争议的政学系领袖人物就是与杨关系密切的张群（岳军）和熊式辉（天翼）两人。但他们始终都不承认“政学系”的名号。1946年8月，张群在美国同康泽谈到党内派系问题时曾说道：“人家都说我们是政学系，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组织，我们只有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多少有些能力和经验。”（12）对张群的这种解释，陈立夫也承认：“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先生，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13）“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它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只与高级的政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14）
对上述评论，熊式辉的自白更是印证了这一观点：
“政学系”之一名词，乃由“政学会”强牵出来的。“政学会”原是民国初年北京国会议员李根源等所创立，杨永泰当时亦确是其中一分子，民国二十年间，杨任南昌行营秘书长，余为参谋长，朝夕相处，外间乃将余牵扯及，亦指为旧政学会中人。张群与杨素相善，更指为政学会重要分子，此外凡未有其他派别彩色，而常与余等稍多接触者，如吴铁城、陈仪、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何廉等等，亦莫不加政学系之头衔。究竟“政学系”三字是由何处产生？是自何人呼出？至今尤未分明，或疑为乃共产党所制造，用以分化政府方面各干部。（15）
熊式辉提到的这些人大都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这大体是无误的。但将“政学系”这一称呼归罪于共产党，明显与事实不符。
“政学系”这一名称，最早来自国民党内。1931年宁粤对峙前后，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公开发表通电，历数蒋氏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起用“政学会”的杨永泰。（16）当杨还没有位居高位时，他仅仅被视为历史上的政学会的一员。自从他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就被黄埔、CC系等称为“政学系”了。1936年11月，杨永泰遇刺身亡后，蒋介石一度想调熊式辉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当时随蒋介石在前线“剿共”的黄埔将领陈诚，在一封家书中就直接将杨永泰、熊式辉称为“政学系”，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委座拟以天翼调鄂，一因畅卿所用者均政学系，如他人主鄂，人事易起纠纷；二以日本外交比较，以亲日派系容易应付。委座之用心可谓苦矣。惟以非有组织不能有地位，及非亲日不能为主席，实可考虑。又畅卿抚恤金，委座已批拾万元，以国家经费及过去有功者之比较，似不无失当之处。”（17）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本不高，他起家就是靠黄埔军校。通过黄埔建军，他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依靠他在军事方面的才华，完成北伐。从此，他成为国民党内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牢牢掌握军权，终此一生。但是，在“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体制下，自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被视为当然的继承人，成为“党权”的代言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蒋介石一度出任国府主席，可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南京政权。在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下，他主要仍是依靠军权打击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公开挑战他的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因此，在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期间，他基本无暇顾及中央政府的政权建设。而帮他料理后方的主要是行政院长谭延闿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两人。与此同时，他还重点扶持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寄希望于依靠CC系的势力控制“党权”。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时，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尽管蒋介石一时击败了汪精卫代表的“党权”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抗，但很快又同南京的另一位“党权”代表胡汉民矛盾激化，一度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这件事引起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宁粤对峙，最终导致蒋介石二次下野。
考察蒋介石两次下野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可见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他对党权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两次复出的主要因素，则是依靠他所掌握的“军权”，这在国民党内无人能比，也是国民党的需要，因为第一次复出是要靠蒋介石的军权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第二次复出是面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要依靠他对抗外侮。
1932年初，蒋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后，再次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权。此后，国民党内公开的武装反蒋运动告一段落，蒋介石开始关注政权建设。他在反思此前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时总结道：“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18）此前，蒋主要依靠的力量是两批年轻人，即替他打江山的年轻军事干部黄埔系和负责巩固他在党内地位的CC系。此后，他开始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特别是教育界学有所长者和有一定政权管理能力的旧官僚，从而改变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19）
然而，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南京中央政权仍摆脱不了胡汉民或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正统“党权”，蒋介石必须在汪、胡之间选择一个合作伙伴。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将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让给汪精卫，自己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对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和政权建设，不得不对汪精卫有所依赖或妥协，唯有军权和财权（汪精卫内阁的军政部长是何应钦、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孔祥熙），他牢牢掌握，绝不退让。此外，他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此名义延揽一批党外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
此后的三年间，南京的行政院大致由汪精卫做主，蒋介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剿共”和对日交涉两方面。蒋任命杨永泰和黄郛分别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协助他解决当务之急。在这两个领域，汪精卫主管的行政院很难插手。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意外被刺，不久即出国养病，胡汉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政府暂时出现了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将象征最高“党权”和最高“政权”的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主席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自己仅兼两会副主席，但却再次接掌了负责实权的行政院。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权建设中人才匮乏。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选举，蒋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12月4日，五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为党政人事，几使脑筋刺痛。”（20）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年轻的部下CC系和黄埔系，虽然他们对蒋的忠诚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包括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他们此前在“党权”方面都是蒋介石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他的元老，又都不为蒋介石所信赖。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21）无奈，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扩展到那些不可能挑战自己的党外人士。这些人不但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专业才能，还暂无派系纠葛。
1935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长：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由蒋廷黻继任
内政部长：蒋作宾（原甘乃光代理）
外交部长：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长：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长：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长：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长：顾孟余，俞飞鹏代理（原朱家骅）
铁道部长：张嘉璈（原顾孟余）
实业部长：吴鼎昌（原陈公博），常务次长谷正纲（次年改任周诒春）
教育部长：王世杰，常务次长钱昌照
新内阁中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还有继任不久的王世杰，此前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都相对疏远。留任的阁员，也只属于此前汪内阁无法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自然引起党内反对派的不满，也令绝对忠诚于蒋的CC系、黄埔系的年轻人不服。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张继——引者注）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12月5日第三次会）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22）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来自党内的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他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于人选，多表示不满，几乎视余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余脑筋刺痛。”但他又不无自豪地表示：“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成功也。”（23）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讨论政学系都有哪些人，最绕不过的核心人物就是黄郛。可以说黄郛是政学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无论是时人公认的政学系要角，还是很少被纳入视野的一般成员，都与黄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职务，下野赋闲。自1929年元旦开始，他取其夫妇（黄膺白、沉亦云）名字的最后一字，以“白云山馆主人”的名义留下一部日记，一直记到他去世。这部日记第一周中记到的交往人物，即可大致勾勒出政学系的人际关系网络。
1月2日，颜骏人自津来会，午后杨畅卿及炎之夫妇来谈。
1月3日，早餐后出访孙慕韩、于右任、张镕西诸君；又孟和、郑女士毓秀、孔廉白诸君来会；晚熊司令天翼邀饮，同座有朱益智、邵力子及各家属。盖熊、朱、邵及我四人皆济案中之共患难者，而我与熊、朱三人骑马出南门之情况，至今回首，思之犹历历在目也。
1月4日，午后熊天翼君来谈上海特别市事，意甚恳挚，乃出前数日因此事致岳军弟函稿与阅，彼始了然于我之地位……晚间焕章来电（党家庄别后已八阅月而未通只字），请出主持导淮事，忽嘱担任沪事，忽又邀我赴宁，政府中人之不接洽不致密，真是出人意外。
1月5日，午后杨畅卿来谈，乃共商定复焕章电。
1月6日，晨起练拳剑后得介石来一歌电……傍晚遂复一电。
1月7日，早餐后文钦来谈三点：一，出处要慎；二，私交要顾；三，国事不能放手。颇可参考……访熊天翼于其私邸（紧邻），彼又晓晓劝出任上海市不已。
1月8日，晚间六时半宴客如下：颜骏人、孙慕韩、周季[寄]梅、张镕西、杨畅卿、张公权、林理源、陶孟和、朱炎之、金纯孺。餐后杂谈新约及财政等各端，至十一时散。（24）
从黄郛一周日记中涉及的人物，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与其交往密切的几种政治势力。
一是张群、熊式辉、杨永泰。这三人被称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二是国民党内派系色彩不浓的党国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朱培德（益之，黄郛日记中称“益智”）。再有一位就是与黄郛关系密切的冯玉祥（焕章）。
三是北洋旧人，包括政界和金融界两部分。政界有颜惠庆（骏人）、孙宝琦（慕韩）、张耀曾（镕西）；金融界的有张嘉璈（公权）。
四是教育界的陶孟和、周诒春（寄梅）等。
先谈第一组人同蒋介石的关系。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是结拜兄弟。1926年，蒋介石率部北伐前，特地招他的盟弟张群前来效力，任命张群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占领江西后，蒋介石又请他的盟兄黄郛协助北伐军底定东南。黄郛一到南昌，即通过中国银行“透支100万元供国民革命军军饷”。（25）另外，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之所以支持蒋介石，可以说黄郛也是功不可没。但黄郛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任命黄郛为上海特别市市长。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黄郛也辞去市长一职。张群则陪同蒋介石赴日本，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时的翻译就是张群。（26）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济南惨案发生后，黄郛负责处理善后，张群则赴日本协助。在处理济南惨案的过程中，黄郛代蒋受过，引起国人不满而辞职下野，蒋则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熊式辉为上海特别市警备司令。1936年黄郛病逝后，所有政学系成员与蒋的关系大都由张群继承。在公认为政学系的诸多人物中，能够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并唯一与蒋善始善终的就是张群。
第二组人物，在国民党内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派系色彩不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粤籍国民党人的历史渊源不够深厚。虽然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政学系成员，但此后大都同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淮政学系成员，如河南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因与杨永泰关系密切而被视为政学系；陈仪（浙江人，曾出任浙江、福建省政府主席、台湾行政长官）、吴铁城（中原大战时随张群赴东北说服张学良，此后接张群任上海市长）、黄绍竑（虽是桂系出身，中原大战后与李宗仁、白崇喜和平分手，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广西善后督办、内政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人。他们大都官至省主席，资历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与传统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渊源。因此，常被年青一代的黄埔、CC系或党内反蒋派视为淮政学系成员。
第三组人物，主要是北洋旧人，基本上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其中颜惠庆、孙宝琦、张耀曾三人都曾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颜、孙两人出任过外交总长，张耀曾当过司法总长和北大教授。他们都是因为与黄郛的关系，开始接近南京政权。特别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蒋介石在解决对日交涉时，不得不依靠这批外交界的专才，陆续聘请颜惠庆、顾维钧等人为“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据颜回忆，委员会由宋子文负责，“我与宋氏尚属初次见面”。（27）第二年，颜、顾两人正式加入南京政府工作。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外交界的这批北洋旧人，却很少被视为政学系成员。
这一组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金融界的张嘉璈。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权之所以能击败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广东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张嘉璈。以往学界对蒋介石与江浙资本家的研究已有很多，细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蒋介石同民族资本的联系，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方面，很少有工商资本。特别是在南京中央政权对国家金融尚未控制之时，更加看重和依赖金融资本。
中国的金融资本，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当时最著名的银行莫过于“北四行”和“南五行”。“北四行”的中坚是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核心人物就是两行总经理吴鼎昌和周作民。“南五行”的核心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张嘉璈、钱永铭分任两行总经理。因此，时人称北四行主持人是“清一色的政学系正统的金融资本”，南五行为“政学系官僚资本的核心”。（28）他们在北洋时代即与黄郛有着密切的往来。蒋介石能同他们建立联系，黄郛功不可没。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占领上海不久，即依靠黄郛引荐，结识了这批金融资本家。3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道：“（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元培）、膺白诸同志来见，谈党务。（虞）洽卿、（陈）光甫、（钱）新之、（陈）蔼士兄来谈财政委员会之组织。”（29）正是有了这一批人的大力支持，蒋介石才有本钱同武汉方面对抗。1928年1月，蒋介石得以复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30）
第四组教育界人士。他们与蒋介石和政学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非常不足。黄郛在此同样起了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特别是黄郛日记中提到的陶孟和，对此后政学系的形成贡献最大，他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著名人物：翁文灏和吴鼎昌。
提到陶孟和，不能不提钱昌照。他们两人和黄郛是连襟，关系自然密切。陶和钱两人前后毕业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黄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钱昌照经妻兄沉怡推荐，开始给黄郛当机要秘书。“当时黄郛打算让陶孟和当外交部次长，陶孟和是一个学者，不愿搞政府实际工作，推荐蒋廷黻。”（31）蒋也不愿担任，黄郛后来找杨永泰等人才组成班底。1928年济南事变后，黄郛辞去外交部长，经张群介绍，钱昌照任国府主席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经济、教育和外交的文件”，“蒋每天下午见客，我（钱昌照——引者注）都陪同”。1930年春，钱曾代表蒋介石到北平处理清华大学因反对CC系吴南轩任校长而引发的学潮。后经陶孟和推荐，钱昌照报告蒋介石提名翁文灏代理清华校长，从此结识翁文灏。（32）1930年，蒋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长，先后任命陈布雷和钱昌照两人为教育部次长。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钱昌照为蒋介石“联系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外，陶孟和还特别推荐吴鼎昌，称其“能说善道，甚有用”。钱即请吴“同蒋见面，讲经济问题。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显示了他的才干。”“从那时起，蒋很看重吴。吴在北方办银行，有蒋作后台，对他很有利。吴背后还有《大公报》，蒋当然很感兴趣。吴还介绍何廉同蒋在庐山见面。”（33）与此同时，钱昌照还介绍翁文灏给蒋介石授课，蒋介石在日记中讲道：“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34）
钱昌照还向蒋介石推荐了王世杰。王世杰同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学。钱任教育部次长时，王世杰是武汉大学校长。他每次来南京都找钱昌照帮忙解决学校困难。据钱昌照回忆，“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时，提出一个阁员名单，讨论时只有蒋、汪和我三人。名单大体可行，只有所提教育部长褚民谊，蒋不赞成，因为褚当时名声不好，不宜当教育部长。蒋考虑改换一个人。我说如果换一个同汪合不来的人，是不行的，我想到王世杰同汪还不坏，因此就建议由王世杰做教育部长。”（35）
在第四组名单中，还有周诒春。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美国耶鲁大学硕士。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周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任清华学堂校长，为清华的迅速掘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还代理过燕京大学校长。20世纪20年代初，周先后任中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全国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当选过北洋时代的国会议员。在此期间与吴鼎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长期追随吴鼎昌。吴鼎昌经陶孟和介绍参加国府，任实业部长，周任常务副部长；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周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直到抗战胜利。周诒春和陶孟和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重要职务，即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周还一度担任基金会总干事。该基金会主要负责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在教育界影响重大。1932年以后，教育界众多精英加入政府工作，多是通过周、陶两人介绍给钱昌照，再引荐给蒋介石这样一条直接有效的途径。
经陶孟和、钱昌照的引荐，1932年翁文灏和吴鼎昌同时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任秘书长。能将翁延揽纳入政府工作，蒋介石相当得意，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36）1935年底，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即任命翁文灏为秘书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此后陆续加入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和南开大学教授何廉。
蒋廷黻是《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三编委之一（其他两人是丁文江和胡适），《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撰写了大量时政文章，同时还为《大公报》撰稿。据蒋廷黻回忆：“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的原则。我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蒋委员长。1933年夏季，他约我到长江中部避暑胜地牯岭去谈话。促成此事的是《大公报》的发行人吴鼎昌和蒋的亲信干部钱昌照……因为他们两人都未说明是谁安排我和蒋见面的，所以我认为是他们二人共同安排的。”和蒋廷黻一同上牯岭的还有何廉，参加会谈时除了蒋介石的秘书外，“只有吴鼎昌一人在座”。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后，蒋介石即任命蒋廷黻为行政院政务处长。（37）次年蒋廷黻出任驻苏联大使，即由何廉接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38）
何廉与蒋廷黻是留美同学，又曾是南开大学的同事。1929年蒋廷黻去清华任教。第二年何廉在南开创办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设有独立的董事会，董事长是颜惠庆，董事中有许多国内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张嘉璈等人。据何廉回忆：“对于研究所支持贡献最大的组织，有华北的‘四大’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在这些银行的经理之中有很多是我本人的朋友。”（39）而吴鼎昌和周作民就是前两家银行的总经理。
上述四类人中，前两类已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两类涉及的外交、金融、教育界等众多人物，都是蒋介石政权所急需的专业人才。1932年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时，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失败为外交与教育之大意，而对于该两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罗，而对于国内之策划，与国外之交际，亦无专人贡献，此为招怨之大者也。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对于策划之士亦应注重。”（40）与黄郛交往密切的这批人，正是蒋政权建设最需要的人才。
教育界的这批精英之所以参加政府工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知识界一度围绕“民主与独裁”展开争论。参与这场争论者，大都有英美留学背景，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大学教授们（41），论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刚好就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蒋廷黻、丁文江是“独裁”派的代表，胡适、陶孟和是“民主”派的代表。
为什么这样一群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会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还选择支持独裁与专制？看似不可理喻，事实上并不是他们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发生了改变，而是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面前，寻求了不同的“救国”之道。正如胡适在1935年元旦发表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中所言：“这个问题的发生，当然是因为这三年的国难时期中一般人不能不感觉到国家统一政权的迫切，所以有些人就自然想寻出一条统一的捷径。”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蒋廷黻在《独立评论》第80号上发表的《革命与专制》一文，“他的主旨是反对革命的，所以他很沉痛地指出，革命的动机无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连累国家失地丧权”。因此他主张“必须先用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42）蒋廷黻等人倡导的“专制建国”主张，同蒋介石此时推行的“攘外安内”政策，刚好不谋而合，并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于是这一派纷纷参加政府工作。知识界的两派精英虽然观点不同，但并没有从此分道扬镳，他们的分歧只是选择方式的不同，终极目的是一致的。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等主张民主的一派，也纷纷加入政府工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贡献一己之力。
事实上，这批教育、外交、金融界的精英，无论在朝在野，彼此间的联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在此仅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该学会以倡导国民外交，抵抗日本侵略为宗旨，其十余年来仅有的数十名会员中几乎囊括了上述精英，胡适、丁文江、周诒春、徐新六、吴鼎昌、何廉、陈光甫、蒋梦麟、陶孟和、王云五、张嘉璈、周作民、颜惠庆、黄郛、钱永铭、董显光、钱端升、周鲠生等人都是该会会员或执行委员。（43）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从政学系的发展脉络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学系的形成期，大致从1932年初“蒋汪合流”到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核心人物是黄郛，而在外间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永泰。
黄郛虽然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是辛亥元勋，又同陈其美、蒋介石是拜盟兄弟，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特别是CC系的二陈不敢把黄视为打击的主要目标，而是聚焦到杨永泰身上，甚至在党内一度传播“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说，借此表达对这批人的不满。尽管黄郛等人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即参加政府工作，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们大都远离南京中央，出任封疆大吏。此外，黄郛、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有留日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时期，被党内反对派和其他政治势力视为亲日派，加以打击。
此时，政学系诸人对政权的控制，主要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别是杨永泰，为实现“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先在“剿共”区域改革原有行政结构，在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并在其他各省也相继推行。为增强南昌行营辖区的行政效率，杨规定“分区设署”（指在县长以下增设区长）、“合署办公”（指省政府），并裁减各级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这些行政专员人选的任命和裁减，多是由杨永泰签请，以蒋介石名义交到各省执行。一度南京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十个省政府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1934年2、3月间还召集过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为杨永泰——引者注）俨然成为实际上的行政院。”（44）此外，委员长侍从室这一机构的设置和运行方式，也由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并付诸实施。正是因为他有着极强的办事能力，深得蒋的赞许和信任。
在众多口述回忆史料中，熊式辉的亲信王又庸，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时期政学系的中层骨干。王曾先后追随熊式辉出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战后东北行营民政部长。王又庸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学系时曾写道：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它的活动全部体现在三个主要人物——杨永泰、熊式辉、张群以及他们的几个手下人的勾结或‘单干’的活动之中……曾有人粗作估计，说这批人数有40人左右，可能是大致不差的。有人说，杨永泰死后，新政学系分子逐渐减少了，这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它的上层分子则逐渐增加，也是事实。（45）
因此，笔者认为，“政学系”完全因杨永泰个人而得名，大致从1933年杨永泰出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开始被传播。而这一时期杨永泰、熊式辉等人所任命的一批官吏，官职最大者也不过是省民政厅长一类的职务，他们此后虽然仍同政学系其他成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很少再有升迁的机会，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具体运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且与此后的政学系成员交集不多。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自1935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到1949年国民党退败台湾。此后，其成员大都脱离政府，四散海外。
国民党五全大会，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没有汪精卫、胡汉民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全会以决定政治、党部各负责人选，异常令人注意。”（46）大会结束后，蒋介石接掌行政院长，全面改组政府，吸收了一大批同黄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界、学界精英。“汪、胡各派除汪先生略有保留外（闻顾亦不就），果夫、立夫竟未能丝毫与闻。”参加此次全会并对CC系抱有同情之心的王子壮在日记中一度将新政府视为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混合的亲日政府”，并认为新政府的“杨（永泰）等适能代为计划亲日以免目前之危者，因乃见重于蒋”。（47）他的这一判断在当时国民党内相当普遍。或许是为了平衡与CC系的关系，蒋介石并没有让杨永泰加入中央政府。五全大会后，蒋任命杨永泰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上任不到一年即遇刺身亡，不久黄郛因病去世。此后十余年间，被视为政学系上层骨干的主要成员变化不大。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治国能力和专业知识，与国民党缺乏渊源但受到蒋介石重用。因此，党内各派势力对其一概以“政学系”视之，并加以反对。正是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他们彼此间更为相互依靠，关系密切，很快在南京政权内部形成了一股新兴力量。而接替黄郛，代蒋介石负责联系这批人物的正是他俩的盟弟张群。从此，张群成了政学系无人替代的核心。
那么，此时的政学系又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呢？
据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回忆：“那年，正式院会改在周二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议（欲称小型院会），于周五下午在委员长官邸举行。小型院会中只有孔祥熙、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何应钦、翁文灏和我出席。秘书及书记人员均不得列席。”“在院会中，因为每个与会的人均有机会发言，而时间有限，发言人绝不可浪费时间，言词要清楚，简单扼要，而且要争取他人的好感。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为最后的决定不是表决的，而是由院长个人决行的。依照法律和传统，中国行政院的部会首长颇似美国的国务卿，而不像英国的阁员。”（48）
从上述人员中不难看出，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系的聚会。而何、孔两人在国民党内没有一个以他们为首的相对严密的组织系统，相对不易同政学系形成对抗。尽管这批部会首长没有表决权，但“所有的话都是讲给院长听的”。因此，政学系是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甚至可以操纵政权以及人事任免。此外，为了“争取他人的好感”，政学系成员在涉及政府重大问题前，事先都充分交换意见。在此仅摘录几段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的日记：1936年2月22日，“与吴达诠（即吴鼎昌）、蒋廷黻谈六年计画工作方法”；1936年5月23日，“访吴达诠、周寄梅……谈预算事，报告于蒋”；1937年1月12日，“与何淬廉（何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钱昌照）、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49）可见在讨论重大问题之前，政学系成员之间大都先进行了详细的内部沟通，再呈报蒋介石，寻求支持。
1936年8月，蒋介石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接任政务处长的是蒋廷黻的朋友何廉。何廉上任不久，在“一次行政院的非正式会议上”，蒋介石交给何廉的第一项任务是要他研究：“一，现有政府中负责经济建设的机构；二，当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工作；三，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经过深入调查，何廉发现尽管行政院下设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但同时还有张静江负责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宋子文控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及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资源委员会（秘书长是翁文灏）。上述三“部”、三“会”分别负责国家建设，彼此之间毫无协调，“例如，公路建设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交通部虽说理论上负责，实则什么也管不着。公用事业理应属于实业部处理，但始终集中在全国建设委员会手上。”为此，何廉建议将三会取消，将其职能并入新的机构。（50）据何廉回忆：“我把此事和内阁中我最合得来的三位部长吴鼎昌、张嘉璈和张群说了说。张群显得合作而开明，他和委员长过从甚密，是四位所谓把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看来张是明确地支持我的设想的。三人都对我的建议表示很大的关心。”“我和内阁的许多成员进行过讨论，只有财政部是例外。他们始终不合作。”不久因西安事变爆发，何廉的计划暂时停滞。（51）不过，从此事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不难看出政学系对政权的影响力度和控制能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度回奉化老家休养。1937年1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南京淮备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赴奉化与蒋介石会面，向蒋表示“甚欲主持经济”。（52）这自然引起政学系诸人的紧张。因为在“党国体制”下，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全会的通过才可付诸实行。而在南京中央的政学系诸人除张群外均非党员，无权出席会议。何廉对此曾回忆道：“那时委员长还在奉化。翁文灏和我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如张嘉璈、吴鼎昌等这些政府里的‘装饰品’们，并不清楚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53）
于是，政学系诸公加紧活动。1月12日晚，翁文灏“与何淬廉会宴张公权、吴达诠、钱乙藜、熊天翼、吴景超，会谈经济建设之必要”。两天后，翁文灏亲赴奉化见蒋，建议“扩大经济建设，并有一定组织”。（54）18日，经过翁、何等人的游说，熊式辉也赴溪口同蒋介石“谈经济建设及汪精卫先生意见”。蒋介石听后即命熊式辉“立即起草”相关文件，熊式辉回答道：“俟回京后与关系诸人商办。”第二天蒋再指示熊“经济建设方案原则，又谈及社会及经济人才问题”。熊式辉一到上海，“即约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杜重远（记者）、张嘉璈、王又庸（时任四川省民政厅长）、张君劢（国社党主席）等八人”，“谈经济建设问题”。（55）24日，翁文灏再与何廉“宴请熊天翼、吴达诠、张公权、卢作孚等，讨论经济事业之组织。吴拟于军委会内设经济署，连系其他各部会”。（56）27日，蒋介石亲笔致函翁文灏，“嘱速拟办法，三中全会后颁发”。（57）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精卫热心经济，其实非其所长，人事甚难安置。”（58）2月12日，熊式辉“赴京出席三中全会，拟携经济建设方案就便与关系方面再加审定后呈送蒋公。”（59）22日，全会通过《中国经济建设方案》。这年年底，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将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并最终按照何廉当初的设计，将建设委员会全部、经济委员会的一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第三、四两部，工矿、农产两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及财政部之粮食运销局等并入经济部。任命翁文灏为部长、何廉为常务次长。（60）原实业部长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经济中心由沿海移到西南。此后，政学系为控制经济命脉，特成立“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据翁文灏日记载：其“董事会会议，到者张岳军、张公权、川康滇黔四省主席代表。追认张公权、何淬廉为所长，岳军、公权及余为基金保管委员。”此后，“西南经建研究所开会，张岳军言，分别计划川康经济事已奉蒋批淮。”（61）
尽管政学系并没有明确的组织，但彼此之间互为奥援，事前相互商量，事后相互提携，使他们能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相抗衡，并控制政权。再有一例，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尚在苏联的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负责接收东北。20日熊式辉回国当天，即“分别访吴鼎昌、张群、吴铁城、张治中等接谈受命东北事”。21日“何廉交来东北人士调查名单及行政长官公署编制”。22日“与张群、沉鸿烈、何廉谈组织行营、东北省份重划、经济主管人选等问题。由张群代发电致犹在美国之张嘉璈速驾。”24日“约会吴鼎昌、张群、沉鸿烈等商谈主席交下各方荐举东北各省人选名册”。26日“王世杰来谈东北各项有关接收问题”。（62）由此可见，自熊式辉接任东北行营主任后，他第一时间约见的人几乎都是政学系的成员，通过政学系成员间的相互推荐，以求控制人事任免等大政方针。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蒋介石打下天下后，政权建设中人才严重匮乏，以CC系为首的众多党务人员感慨：“既然很难找到那么多适当的人员来分担组织党部与组织政府，则何以不让省市党部委员同时兼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才呢？”（63）这种认识，在国民党内很有市场。国民党对外标榜“以党治国”，党内各派系自然不愿权力旁落。
1935年，王子壮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杨永泰等人的观察和对政学系同蒋介石关系的思考，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对所谓政学系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兹就所闻概记于下，杨本为政学系健将，活动于北方政界既有年，对于政治方面确有若干之应付方法而为党人所不及者。故自日祸、共祸相迫而至，蒋处于应付维艰之境。杨得贡其所见以博蒋之欢，尤于整理豫鄂皖等省之政治、财政，颇有计画，蒋乃倚为左右手。杨于是得随其发展之计谋，如江西之熊式辉、湖北之张群、应付日本之黄郛俱予沆瀣一气。因其历史上与国民党之不相容，乃定“拥蒋毁党”之政策，故对于剿匪各省之党务，莫不尽其拆台之能事（今日之党团虽属无用，且多纠纷，但现在本党为“以党治国”，当谋所以改善之法，而不宜摧残之也）。
然为蒋所信任，在中央负党务责任之陈果夫、陈立夫对此亦曾为各种之设计，迄今为止并无若何成功。兹举一二：如去年立夫先生介绍若干重要省市党部负责之委员为蒋之秘书，以备蒋之咨询。但为时不久为杨永泰建议改为设计委员，均不得志，纷纷告归。后又使陈布雷追随蒋之左右，原拟以之充秘书长，以陈与蒋有旧，向为蒋服文字之劳者也。但以陈之为人，器识不大。蒋之与杨信赖尤深，计不得逞。陈仍不过为蒋之机要秘书而已。以故政学系将“力事扩充以谋篡窃本党”之论时得而闻。
于此有一问题，即蒋与杨之信任关系为何种性质？一说以杨为政客，计画甚周，现为培植羽毛时期，一方面在此时期竭力交结重要军人（如顾祝同等业已声气相通）及黄埔学生，迨至羽毛丰满，即行揭开真面，以毁党而成为彼之天下；其次，则以为蒋之用人，向能用其所长而绝不能为人所买，以其独断之性，固一英雄主义之人物也。彼最初对于共党密切合作，然至必要时，断然予以清除，即其明证。蒋之对杨以目前环境需要，彼来协助，故毅然信任之。然果如见其有不逞之图，自然可立即排除。此种见解，老先生如丁（惟汾）、叶（楚伧），盖仍作如是之观察也。余以二者所见均有可能。
不过，政学系与共党相较，有不同者。以共党声势虽大，彼等始终破坏本党及蒋个人，盖属显然。而政学系则附蒋以发展，彼之作用乃在由彼等拥蒋以活动政治，根本端在排挤本党。然以蒋与党有如此深远之关系，且彼个人有相当之宗法社会思想，谓其将随杨的主张去党，亦似无可能。不过杨如得计，可任意排除党中人物，以随其操纵把持之计，似属可能也。（64）
王子壮的上述分析，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党权”立场上，且完全针对杨永泰个人。事实上1936年杨永泰遇刺身亡后，政学系并未消亡，所控制的“政权”实力反而越来越大。可见杨永泰只是政学系成员之一，且因其早年参加北洋“政学会”而为党内反对派找到一个借口，从而成就了“政学系”之名。政学系之所以遭到党内各派系的反对，其核心还是因为这些派系都认为他们对“党国”并无多大贡献，却来分享政权，且势力不断坐大，这在掌握“党权”和“军权”的CC系和黄埔系看来，无疑是分割了他们的权力。
对此等议论，陈立夫深以为然：“在训政时期，党具有议会的功能，中央党部与国民大会相当，地方党部与地方议会相当。如果是这样，党肯花钱付给党员，使他们收入与政府同级人员相等，这样我们党里会有好的人员来管理政府；否则，党不给予党务工作人员必要的薪津，而要求党务工作人员在自顾自给的原则下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有能力的人员将转入政府服务，那么，另一种制度将会产生：党将与政府相抗，而不是督导政府。”甚至早在1931年宁粤对峙之初，陈立夫即以为：“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65）
然而，约法尚未起草完毕，黄郛等人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1931年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66）黄郛对《约法》的评论，颇耐人寻味。这也间接印证了王子壮指责政学系“拥蒋毁党”一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自黄郛、杨永泰去世后，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则不再具备所谓“拥蒋毁党”的能力和资历了。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尽管蒋介石暂时排除了汪精卫、胡汉民在中央政府的势力，建立了一个以政学系为主的内阁，但党内反对派为了打击政学系，马上转向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再次发起“迎胡回国运动”。虽然他们同胡汉民的主张并非一致，但胡汉民强调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主张，正是他们对付政学系最有力的武器。据王子壮观察：“行政院既如此告成，党内诸派均为不满，二位陈先生（指CC）之消极为一明证，其他诸元老多同此感想，迎胡声浪之所以响彻云霄，足以见各方面之不满现状者，欲持胡以改造现局之趋势……二位陈先生之不满现状者，以胡之来，亦可坚强一己之自信，故最近之将来，胡先生既必然来京，对于彼之主张意见，及能否有冲破现局之能力，实有予以最大注意之必要。”（67）可惜的是，胡汉民回国不久即因病去世。这反而加强了蒋介石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有效抑制了反对者企图借胡抗杨的声音。
不过，长期以来，政学系成员不仅从能力上看不起这批年轻党务工作者，对国民党组织的作用也不以为然。一次，熊式辉与蒋介石讨论“党政关系调整”时，曾“陈述近日感想所及者四事：一、党的性质不明，因此党的运用不当；二、党员身分不明，因此党部成衙门，党员成官吏；三、水流湿、火就燥。党的工作，应该帮政府，为湿为燥；四、党的组织不适于其工作。”他的这番言论，深得蒋的“嘉许”，并“令速以书面条陈”。（68）
抗战爆发后，黄埔势力迅速掘起，他们不断希望染指政权建设，加大对政学系的挑战。1938年初，蒋介石为集中财力、物力抵抗日本侵略，拟成立资源委员会，重点发展重工业。在讨论该会组织条例时，黄埔系也想在新机构中分掌权力。在人事任免上，“何应钦对资委会表示不满，讲应聘军人为委员”。（69）但蒋介石没有接受何的意见，而是任命翁文灏为委员长，将资源委员会完全交由翁办理。翁随后“派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沉怡为主任秘书兼工业处长”。（70）沉怡是黄郛的妻弟。资源委员会不仅抵制来自军方何应钦的要求，对CC系控制的党务系统也同样是不买账。据钱昌照回忆：
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意思是说，党部的权抓在陈家手里。我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时期，在成立机关党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在和陈矛盾着。在1944年以前，党部方面前后有过三次要我们在资源委员会机关内成立党部，我都拒绝……到了1944年，国民党开始筹办六中全会大会（应为六全大会——引者注）选举，所有重要机关都要设立国民党党部，资委会乃被迫在会内成立第78区党部。我本人未参加此党部工作，只是嘱咐吴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应付，不让资委会受到CC影响……后来我见蒋，说明我们多年来未成立党部，怕二陈插进来，把事业弄乱等等情况。他唯唯。（71）
蒋介石之所以对政学系如此信任，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学系没有像CC系、黄埔系那样建立一套明确的组织架构。虽然政学系成员间彼此相互照顾，但基本没有建立基层组织，且绝对忠于蒋介石个人。
在政学系的众多成员中，并非都不想建立一个牢固的组织。1935年底蒋介石改组行政院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就想结合内阁中的政学系成员组成一核心机构。据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熊天翼来谈组织其‘智囊团’事”。（72）尽管熊式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政学系的诸多成员均非国民党党员，在党国体制下，他深感很难充分掌控政局，所以想成立“智囊团”。某次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后，觉得党国的重大方针“一切皆由中央党部组织领导，余个人无何单独建议，故少发言，鸣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务于地方，对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会议若无组织的运用，个人除尽其一分子之凑数外，不易发挥任何作用，尤以现在党的作风为然。”但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对熊式辉的建议多不以为然。会后不久，熊式辉赴抵贵阳会晤省主席吴鼎昌，吴即提醒熊：“对中央议论太直率。此与中央及地方俱无益处，多言宜戒。”并明确告诉熊：“地方不宜造成小领袖，贵州尤应为此。”熊式辉反省后意识到吴鼎昌所言“诚有至理”。（73）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大都同吴鼎昌态度一致，翁文灏就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全为国家工作，以蒋为唯一领袖，绝未加入任何系派（如CC、HH、TV、CH）。”（74）而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张群更是“熟知蒋对自己属下最忌有二：（1）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与蒋对抗；或朋分利润，令蒋受到损失。（2）贪污。”当时，“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知唯唯诺诺，蒋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75）张群对蒋介石的态度，更令熊式辉组织“智囊团”的想法落空。
与蒋介石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何廉曾这样评价蒋介石：
委员长是个可以共事的好人。他十分耿直，也非常坦率……他给我的印象是：迫切要新鲜的主意，尽管是否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是另一回事……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76）
政学系的这批人，刚好契合了蒋介石的上述要求。相较于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体系松散，外延广阔；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高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人脉关系；他们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
政学系的职能及蒋介石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大致可总结如下几点：
第一，政学系主要帮助蒋介石有效运行中央政府各部会职能（除个别出任封疆大吏），特别在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领域，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其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其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由于没有基层组织，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自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以来，成员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政学系很少有“小”官僚，他们通过影响蒋介石，来影响政局的发展和人事安排。
第二，承担党国体制的政治设计，为重大人事任免向蒋介石提供意见。如在江西“剿共”时期，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来自教育界；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吴鼎昌在抗战后期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此外，熊式辉也担任过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张群更是出任过中政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多项重要的幕僚职务。
第三，协助蒋介石同国民党党外政治团体和中共沟通。政学系的这批成员无论是教育、金融界人士还是北洋旧官僚，本质上大都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不以为然，而是相对乐见国民党能开放政权，从而导致他们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矛盾重重。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后，当蒋介石需要同国民参政会或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
关于政学系，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内有“众说”。我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都来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所以政学系的组织轮廓往往需要先勾勒其他派系后，方能得出。很多人未得政学系好处，反不小心触了其他派系的霉头，抢了其他人的风头，就被戴上这顶帽子。如果说前期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换言之，往往是无派无系之行政官僚，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员描述，故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认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共取暖，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
而政学系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蒋介石的尴尬、国民党的尴尬。行政权力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是一个不断受觊觎、被践踏、遭蚕食的领域。党、军似乎都很有理由主政，前者有理论基础（以党治国），后者以枪杆子为依托。但以党统政，党同伐异；以军领政，藩镇隐现。蒋介石不得不为平衡两方，而靠一帮和其面而心不一定和的行政官僚，撑起这一残缺的领域。政学系虽曰有黄郛为灵魂人物，但黄郛更似“共主”。如果说政学系，尤其是后期的政学系有所谓的领袖，只有蒋介石可堪此名，张群不过是为其穿针引线的“使女”。
政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学者型官僚。从“政学系”三个字来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学，引学辅政”，能够给予蒋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帮助。而学者治政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清流不尚党谋。所以政学系吸引蒋的，是其工具层面的行政才干，而非价值层面的高山流水，双方其实缺乏共事的强固基础，相互利用，而非相互认同。
1949年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政学系成员真正随蒋撤至台湾的并不多。他们在政治上既反对国民党独裁，也不认同共产党专政，且台湾舞台太小，蒋介石也不再需要这批中央大员，因此他们大多移居海外。只有张群、王世杰一直追随蒋介石，并得到一定重用。
从此，政学系之名不再延续。
参考文献：
一《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二熊式辉著，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页。
③有关政学系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版）、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赵英兰《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政学系》（《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王水勤《浅论政学系的兴衰及其特点》（《学术论坛》1993年第1期）、李宜春《国民党新政学系述论》（《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林绪武《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等。上述研究很少使用近年来新公布的海外文献资料。
四《蒋介石日记》（手稿），1918年7月4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本文所引日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抄件，下同。
伍沉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32页。
⑥《蒋介石日记》（手稿），1927年7月5日。
七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35页。
⑧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版，第210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8页。
⑨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71页。
⑩《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11）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6页。
（12）《康泽自述》，第137页。
（13）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2页。
（14）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第63页。
（15）熊式辉：《海桑集》，第656—657页。
（16）《邓林萧古之卅电》，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17）《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407—408页。
（1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1年12月22日。
（19）有关此问题可参考拙文《蒋介石的1932年》，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0）《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479、481页。
（21）《蒋介石日记》（手稿），1927年1月29日、3月5日。
（22）《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5—16页。
（23）《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第482、484页。
（24）《黄郛日记》第1册，1929年1月2—8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本文所引用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复印件，下同。
（25）沉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67页。
（26）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27）颜惠庆著，姚崧龄译：《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28）转引自孙彩霞《新旧政学系》，第242页。
（29）《蒋介石日记》（手稿），1927年3月26日。
（30）据蒋介石日记载：“与新之、子文、咏霓、樵峰谈财政”；“与银行界谈财政至六时，困难殊甚，而子文等以为有如此情状，尚称客气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27年12月25、26日。
（31）《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32）《钱昌照回忆录》，第25、29页。
（33）《钱昌照回忆录》，第146—147页。
（3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2年6月17、19日。
（35）《钱昌照回忆录》，第143页。
（3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2年7月25日。
（37）《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51、153页。
（38）《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39）《何廉回忆录》，第48页。
（4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2年3月20日。
（41）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第25页。
（42）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第15页。胡适此文的论战对象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等人不久都参加了政府的工作。
（43）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210页。
（44）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45）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88、89页。
（46）《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2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524页。
（47）《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2月12日，第535—537页。
（48）《蒋廷黻回忆录》，第191、198页。
（49）翁文灏著，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47、108页。吴景超，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1935年后长期追随翁文灏参加国民政府，先后任行政院参事、经济部秘书等职。1947年重返清华任教。
（50）《何廉回忆录》，第99、104页。
（51）《何廉回忆录》，第105、111页。
（52）《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53）《何廉回忆录》，第123页。
（54）《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12、14日，第108页。
（55）熊式辉：《海桑集》，第199页。
（56）《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24日，第111页。
（57）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5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月31日；《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59）熊式辉：《海桑集》，第199页。
（60）张朋园、沉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230页。
（61）《翁文灏日记》，1939年3月6日、9月8日，第315、368页。
（62）熊式辉：《海桑集》，第488—489页。
（63）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1页。
（64）《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4月12日，第291—293页。
（65）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2、168页。
（66）《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5日。
（67）《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68）熊式辉：《海桑集》，第221—222页。
（69）《翁文灏日记》，1938年2月15日，第761页。
（70）《翁文灏日记》，1938年3月2日，第218页。
（71）《钱昌照回忆录》，第125—126页。
（72）《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18日，第45页。
（73）熊式辉：《海桑集》，第241、246页。
（74）《翁文灏日记》，1942年4月10日，第761页。
（75）冯若飞：《张群其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页。
（76）《何廉回忆录》，第1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