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将20世纪美国“中国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剑桥大学出版社委托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主持出版了一套“剑桥中国现代史丛书”，其中收录的张信（Xin Zhang）所著《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以下简称《演变》）（注：这套丛书的其他著作为：Warren I.Cohen and Li Zhao（eds.），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Reversion；Tamara Jacka，Women’s Work in Rural China: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n Era of Reform；Shiping Zheng，Party vs.State in Post 1949 China: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Michael Dutton，Streetlife China；Edward S.Steinfeld，Forging Reform in China: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Wengfang Tang and William Parish，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David Shambaugh（ed.），The Modern Chinese State；Jing Huang，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Edmund S.K.Fung，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很值得向中国同行作一介绍。
《演变》的作者张信，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该书系根据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
剑桥大学出版社委托的三位审查人对该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萧邦齐（R.Keith Schoppa）认为该书“是研究20世纪中国的前沿之作……作者对理论问题的应用和阐述将确保进行比较研究的读者获得不同于在其他学科和其他史学领域中所获得的感受。可以肯定，该书将是该领域中的一项重大的成就”（见该书封底）。帕墨朗兹（Kenneth Pomeranz）写道：“这部研究上功力深湛、理论上炉火纯青的独具匠心之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尚欠研究的领域——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的进化——的窗口”（同上）。费约翰（John Fitagerald）则认为：“我们迄今很少见到像这样的著作，把旧的社会秩序的崩溃是如何产生社会前进的新途径——这条途径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的发展——的问题阐述得如此清晰”（同上）。托马斯·希伯尔（Thomas Heberer）发表的书评写道：“张著对国家从下层扩张其权力的过程提出了详备的观点……该书将不仅令研究区域发展的学者对其兴趣盎然，也将令那些研究不同阶层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历史价值中不同的角色来理解地方发展是如何对国家构建做出贡献的学者对其备感兴趣。同时，它对正确评价当前的发展——如检验20世纪20-30年代的自治规划与关于地方自治的现行的论点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该书展示了极高的理论水平，可以推荐给每一位从历史学和比较学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发展的学者。”（注：The China Quarterly，June 2001，no.166，pp.515-517.）另外，西方著名中国学专家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马若孟（Ramon H.Myers）、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该书的赞赏。
《演变》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甚少受到西方学者关注的河南省的两个地区：南阳和豫北，包括其中十几个县。但全书的视域是全国性的。作者这样做的本意是由于河南地处中国的中心地带，便于与华北、东南地区（这两个地区是中国最受西方学者关注的地区）进行比较。与其他地方史研究不同的是，该书从县以下的基层着手，将两个地区做对比，再将这两个地区放到全国统一的背景中。作者有意采用地方史和比较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上观察事物，不致失于一偏（第8页）。
《演变》一书涉及了西方社会、历史、政治、心理、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心论点主要围绕“社会演变”这一概念延伸开来。由于这个概念曾经被前人大量使用过，照搬任何一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都难免会落入俗臼。而最后仍选定“社会演变”作为全书的理论框架，正在于作者详尽分析比较了前人的成说，发现这些理论尽管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但仍有很大的缺陷，需要充实更完备、更合理的理论元素和框架结构。作者认为“社会演变”（social transformation）的真谛在于社会多向度（multi-dimensional）的发展，而演变的过程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新旧交替，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内部和外部因素是造成特定社会“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条件，这些因素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性的。而这些因素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在互相融合中推动着社会发展。于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新旧不分的混杂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认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皮尔松（Talcott Parsons）、爱森斯泰特（S.N.Eisenstadt）以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发展观，反对把社会的演变视为直线性的进化过程，后者的错误在于把传统和现代看成是互相排斥的，并且将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有终极目的的（teleological）。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观，马克思和列宁都把社会的发展看作为一种混合的形态（注：详见拙作《混合与发展：中国近代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辨析》，《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恰恰是国内一些学者始终坚持单线条的发展观，把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形态视为病态。
基于以上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作者把以往关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归入三大理论框架：第一种主要研究地方精英及其个人的背景、社会地位的变动、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第二种主要详细考察社会动员中的政治动力，尤其集中于精英活动范围的扩大；第三种主要研究国家权力的延伸（第4-5页）。具体说来，第一个理论框架的着眼点是乡绅阶层赖以维持政治、经济权益的手段和他们在20世纪初期社会地位的变动。第二个理论框架的着眼点是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及其所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全面扩张对地方的控制和削弱国家的权力。第三个理论框架就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国家与地方各种势力之间的制衡关系，从而推导出乡绅阶层角色的变化。作者认为，虽然每一个理论框架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问题的角度，这三个框架仍可以从整体上被置于一个大的理论体系之下，即该书所提出的“社会演变”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从20世纪初期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上三个观察角度所展示的只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农村社会变革的三个方面。如果从整体着眼，则更容易悟出这三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
《演变》首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河南各个地区所特有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出发，经过审慎的分析、比较，总结出具体导致社会演变的内在因素，进而发掘地方权力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在前言部分，作者详细阐述了当时河南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生态环境”，说明以南阳和豫北地区为分析样本的典型意义。如南阳地区土匪为患，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对闭塞；而豫北地区商业经济发达，外部文化的冲击极为明显。这些因素构成了上述两个地区不同的发展条件。
第二部分首先揭示了原有的农村政治权力结构，然后寻找使那些来自于不同背景的地方领袖成功的因素和他们争权夺利的过程。作者认为，20世纪初期豫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一变化过程与全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了社会交往的扩大。在南阳，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轮番夺取了地方权力，他们有的源自地痞，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出身于秘密社会。在豫北，许多地方精英通过组织文化团体、修建学校、经商、组织宗教活动及参政，构建了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并提升了原有的社会地位。作者认为这一农村政治结构变化的基础是清末民初人们思想的改变，也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农村内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为了应付这些危机，人们开始摆脱过去传统的以教育程度、家庭财产和出身为衡量标准的社会价值观，而代之以实际能力为准线的价值观，“社会互动很少按照明确的规则向前发展，目标很快成为手段的最好的借口。”（第65页）如为了抵抗土匪的袭扰，民众普遍认同有能力组织民团的人，而不是拥有学位的人（第88页）。这种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变化奠定了这一时期整个社会演变的基础。
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掌握地方政权者的政治意向及其社会活动对整个农村社会的影响。作者注意到，在南阳地区，甚少受到外部世界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影响，这里出现的强有力的地方政权不仅拥有自己的武装，还具有现代政府的特征。豫北地区的地方精英更是将其活动推向全国和国家最高层，他们利用和袁世凯等人的同乡关系，进入到更大的关系网中，其核心人物成为许多“社会圈子”的枢纽，从而使他们被吸纳到豫北以外的企业经营、教育和政治活动中（第131页）；而在豫北本地，他们则能发号施令，鼓动一方。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新一代地方精英的兴起并导致了农村社会中两股截然不同的潮流的存在：边远地区的地方化和商业地区的开放化。在地方化的潮流中，边远地区的精英依靠手中的权力，集中利用各种地方的政治和军事资源建立了对当地长期的、独占式的控制（第172页）；而在开放化的潮流中，一些原来主要依靠文化活动维持声望的人物迅速改变其活动范围，主要依靠社会关系网络来维持对地方上的控制以及逐渐接近国家政权。尽管这两种潮流都具有同样的基础，即基层农村社会接触范围的扩大、跨区域性思想交流的增多和政治活动面的增广，但它们将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在第四部分，作者的着重点是寻找和分析以上所阐述的社会发展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以往西方学者常常以西方的国家定义为准则来衡量中国社会，作者认为有必要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给这些概念重新下定义。他认为，从基层农村的角度看，当时的“国家”只能是指所有企图在中国各地建立政权的大大小小的军事强权。这些所谓的“国家”是因地因时而异的。通过对国家概念的修正，作者研究了在河南两个地区存在过的军事政权，发现他们尽管手法不同，但都试图控制地方。在地方精英势力确立以后，这些政权和地方精英之间展开了各种形式的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其结果形成了国家权力在豫北地区得以扩展而在南阳地区则无从延伸的两个明显不同的模式（第266页）。作者认为这一局面的形成完全是以上社会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变是主导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因素，“国家对地方的控制不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更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其结果已隐含于在这之前和在这之间的长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第267页）一旦社会势力控制了地方，任何国家政权只能与这些势力进行妥协。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从上到下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而是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和互为制动的有机和辩证的关系。
揣其本意，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为例，说明非西方国家（至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条件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别。作者既把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条件）作为研究的准线，也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参照物，认为中国社会可以在没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为主导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特有的现代化历程。鉴于许多西方理论家把以下几点看成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人与人之间交往范围的无限制性，社会活动分子的高度组织能力和社会势力与国家之间处于全方位的互相牵制和抗衡状态，他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属于现代化社会的形态，无论从人的行为方式、思想交流范围、社会活动空间、人际关系层面和政治手段等各方面来看，中国社会都已具备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重要特征，并因而证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其本身演变过程的结果。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