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历史学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严格意义来说，它从形成迄今大约不到一个世纪。1949年以前，为国民党政权和国民党统治服务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少数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服务、推进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研究中国近代史，在那时的时代条件下，这样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挑战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在延安写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在香港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 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论文发表。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 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上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 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厂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 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23）。经济史家姜铎在讨论洋务企业的性质时，认为洋务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性质，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洋务企业的垄断排他倾向，抑制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也是客观存在，不应否认的”。（24）还有人指出：“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本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25）就义和团而言，各家评价不一，但对于义和团是北方农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似乎并无很大分歧。问题是胡绳当初界定第二次革命高涨，并没有把义和团作为唯一标志，而已申明“把第一次革命运动高涨仅看作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他把“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一起看作是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特征。他指出，“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26） 胡绳除了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中正面叙述洋务运动和义和团外，还在初版前言中指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 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同时指出，“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在全面坚持三个革命高潮观点的时候，胡绳对义和团的评价显然是有分寸的。
至于强调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这其实是胡绳当初提出问题时的题中应有之义。胡绳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任务，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27）“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所谓阶级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所谓阶级斗争，则是基于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集团之间的斗争。提出研究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这样的问题，当即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怎样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要研究新的阶级、各阶级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自然就是要求研究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要求把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刘大年在1980年提出“中国近代史从何处突破”这样的问题，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提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这样的用意。应当指出，5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关于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和运用愈来愈简单化、公式化，对阶级斗争的表现的理解，也愈来愈教条化、线条化，许多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千篇一律，一个面孔，使读者愈来愈不满意，引起大量反思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反思和讨论，对于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理解唯物史观，加深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复杂的历程，多角度、多面向、全过程探讨中国近代史，是有很大好处的。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 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这位作者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 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 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 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见《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28）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9） 夏东元：《中国近代史应于改写》，1988年9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0） 夏东元：《l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1） 参看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2） 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33）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4）《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7页。
（3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原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