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内地和台港两地史学发展的重要年代。内地逐步脱离了文革时期史学凋敝的阶段，台湾开始扭转了自1949年以后从大陆移台的史学传统，香港则全面地步入了以西方史学为主导的国际史学舞台；与此同时，台湾两地已开始出现了史学本地化的趋势。本文首先尝试简要地分述近五十年来香港史学发展的主线，藉此突显香港史学传统转化的特色；文章的主题则着眼于近代西方史学对香港史学的定位和评估及其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本土化和国际化复杂的影响；最后简介香港史学近十年来的发展，以及利用自传叙述方式（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用个人肤浅的阅历来详细分析近三十年来香港史学多元化取向背后的意义，包括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的超越方式。
20世纪中叶香港传统史学的继承与转化
香港史学的划时代转化始于1949年至1950年初。傅斯年、沈刚伯、姚从吾、李济、毛子水和董作宾等人在台湾大学和中研院史语所确立了“史料学派”的主导地位。史料学派也是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指的“科学派”。钱氏虽受傅斯年的器重，但对史料学派颇有批评。钱氏认为“著述历史”比“考据历史”更重要，史学应以宣扬中华文化为使命（注：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上编，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第38—41页。）。他于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在20世纪50—60年代与其他史学家如吕秀林、罗香林、简又文、左舜生、牟润孙、严耕望、全汉升、李定一、王德昭和陈荆和等，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时台湾两地的学术交流相当紧密，这批史学家竭尽全力继承大陆30—40年代国学研究、考据训诂及史料学派的传统，加上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史论派，为香港近代史学奠定了基础。而台湾50年代史学则以中国国家主体性为主导，既受过去传统的影响，又适逢冷战的政治气候所引发出来的中华文化承传的危机，境况多少与香港相似。
1949年从内地逃港的年轻学生已为成熟学者，部分原先赴台的学者则移居香港寻找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他们的史学研究方向大致秉承他们师辈的史料学派和文化民族史论派的传统。其中较具创意而多少与台湾史学潮流相呼应的，则要数全汉升的社会经济史和王德昭的中西文化思想史。前者与台湾社会经济史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其研究视域更从中国扩展至亚洲和美洲；后者则着重中国与西方近代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思想转型和中西史学方法的比较，为香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比较史学传统。笔者也亲身受益于这两位史家创新的教导，奠定了日后史学研究的基础。
到了70年代后期，一批批香港土生土长而接受海外大学教育的年轻学者开始回流，在香港开拓出一个更加多元化而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教学及研究局面。他们的史学观念和理论都较其先辈更开放，研究的选题日趋多元化，从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的范围，逐步扩展至比较历史、文化交流、区域史和性别史等领域。进入80年代后期，配合香港回归的大趋势，香港本土的研究项目和香港与内地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课题愈来愈受重视。由于香港一直享有相当高度的学术自由，史学思想的多元化早已形成传统。
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香港史学的响应
20世纪下半期香港史学发展相对内地和台湾来说比较单纯，所面对的政治考验也少得多。远离现实的政治波涛和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则是香港史学界的最大特色。若检视过去五十年香港史学的转变，它关注的问题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困扰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文化问题：如何在中国文化本位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寻求某种超越的路径。近三十多年，在新左派和后殖民思想的冲击下，西方国家亦明确地对过往文化霸权的偏差作出反省，但学术国际化或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竞争、抗衡或协调等问题，实际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化大危机下的“史学危机”的根本难题。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不断困扰着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60年代美籍华人史学家徐中约以中国进入世界民族“大家庭”为题描写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势。这是中国国际外交的路向。若就文化接触角度来看，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个“大家庭”的文化竞技场中努力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的。
若从比较文化史或比较现代化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唯物史观源自西方；虽然经过了中国本土化的洗礼，但从思想史的演变过程来看，仍然是“西方化”的。再用同类来对比，中国近百年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都摆脱不开某种西方典范的影响。中国史学界既需要参与国际学术的大家庭，却又要背负着默然甚至欣然接受西方文化附从的被动地位；更极端的是，中国史学界的自身评估和规范，始终无法摆脱“西方化”、“东方主义”或“半东方主义”的阴影。这种迷惑或困扰，从香港史学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中可以得到更深入的了解。
如上所述，60年代以前，香港史学界主要继承了1949年以前的内地史学传统，比较倾向传统的考据和训诂路向，以中文写作为主，并以中国学术圈为交流和评论的对象。史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肩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加上传统学者人文知识广博的视域，史学形式的表达更具创意和弹性。学术成就的评估既涵蕴着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文化意识，也建基于人文价值之上。可是到了6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香港高等教育的拓展，政府资助的第二所大学的成立，国际化的接轨问题逐渐浮现。钱穆一手创办新亚书院，他竟在新亚与其他两所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时愤然辞退院长一职，一方面抗议大学行政语文以英文为主，另一方面慨叹新亚创校人文精神的日渐消失（注：《新亚教育》，新亚研究所编印，1981年。）。及至70年代中叶，中文大学基于行政原因，进行大学体制改革，放弃原来的联邦式大学组合制度，废除书院大部分独立的学术行政职权，实行中央统一式制度。曾经长时期坚持创校精神的一群新亚校董，在哲学家唐君毅领导下集体辞退校董职位以示抗议，成为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最具震撼性的学术冲突。这两种不同制度各有其优劣之处，但钱穆及昔日一群向往宋明书院制度而自视为中国文化传承的一群“流亡”知识分子，却因殖民地行政主导了大学教育发展方向而不得不作出退让。
这一连串教育和学术的纷争发生在中文大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批在1949年前后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学者，只视这个英国殖民地的小岛为过客之地。但为了建立一个临时的文化基地，保存过去的传统，希望有朝一日可重返家园，再重建学术文化的大业。他们不满殖民地的文化风气，而只求在这块借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土地上拓展一个“文化中国”的学术天地。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是余英时，他受业于新亚书院的校长钱穆。新亚书院也是这些“流亡书院”和“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集中在中文大学三所成员书院（新亚、崇基和联合）及其他私立大专书院。50年代是他们在香港播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重要阶段。然而，他们的文化使命与殖民地文化有潜在的矛盾。60—70年代中文大学内部的学术分裂和行政冲突，正好反映这个中国文化传统重建工程的挫败，亦道出中国文化本土化重整与西方主导的文化权力扩张的冲突。到了80年代，这种冲突虽然改变了形态，但本质却没有太大的修正。
80年代以来史学界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角力
到了80年代后期，香港史学以及人文学术的研究者开始感受到两种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压力和冲击，或者说面对两种挑战。
第一种挑战是，由于大学教育的扩展，政府为更系统地控制资源，先后成立教育及研究资助的组织，管理方式则愈来愈靠近英美模式；而大学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形激化，行政及资源的控制权更为集中。由于理工和医科在社会地位以至国际联系都占优，同时它们在大学行政管理上也占尽优势，结果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或甚至控制了学术评估的准则。这种情况在内地亦有相似的经验。
由于学术行政管理和教研资助权力结构的倾斜，直接来自理工、医科的量化评估标准，逐渐应用在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工作者身上。他们每年的职责评估愈来愈机械化，学科研究逐渐窄化和量化。这些机械化和单一化的标准，虽然由于有不同抗衡的声音而未必完全变得过分僵硬；但研究成果的多元性、人文化都得不到欣赏或理解，其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愈来愈被忽视。在“学术”或“纯学术”的价值前提之下，史学研究的成果对时代的影响、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等文化课题，均不再被列入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议程之内。
香港史学界所面对的学科性压力，内地和台湾的学者也多少有类似的感受。近年来内地史学工作者的工作评估，亦有过分量化、甚至规范混乱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构成的压力，诱使学界出现“急功近利”，或“责任意识淡薄”（注：邹兆辰等著《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51、221页。）的风气。更极端的事例，恐怕是浙江某大学要求历史系博士生必须分别在全国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才能取得资格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以全国历史学教授和博士生的数目合起来之多，核心学术期刊的篇幅又相当有限，博士生要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真是难乎其难。
第二种挑战，也关乎人文价值的问题，不过焦点不只是量化或学科狭隘的问题，而是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意义问题。1949年后的香港暂时脱离母体，其学术界却因此而易于融入西方以至国际学术的交流网络。在50—60年代的冷战气氛下，香港史学家颇受反共思想的影响，这恰好同内地与苏联史学界的密切关系形成强烈的对比。1972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香港史学界反共的倾向逐步减弱。与此同时，香港的文化本土化发展愈来愈明确。到了80年代，香港决定回归，因此对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也愈来愈明显，过去“借来的时空”、“夹缝性”和“边缘性”的特色（注：郭少棠：《无边的论述》，收入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年）第159—176页。）逐渐淡化。然而，所谓“国际化”联系背后存在的文化角力，早在60—70年代中文大学的学术文化冲突中就显示出来！
整体而言，香港在1949年以后一直与国际史学界保持较紧密的关系，并没因为70—80年代的政治发展而产生很大的改变。由于香港史学界早已与国际学术接轨，同时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在殖民地的政治文化气氛中成长，香港学术界的文化本位色彩相对薄弱。史学研究和著作的评估因而面对国际文化以至文化权力竞争的挑战。这些竞争形式开始是建基于教育和研究资源的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挟着不断强大的国力，大力拓展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跨国的或世界性的学术网络。从积极方面而言，它的发展有助知识的全面交流和民族隔膜的消除；从消极方面而言，它的文化势力已足以操纵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拓展空间。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在20世纪初已有机会建立现代化的学术和文化体系，它们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本土化的基础较深厚，受到的挑战和压力较小。较诸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却未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权力控制的阴影。然而，香港的学术文化和优势也正是在这种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较量中建立了一种平衡发展的能力：既要有实力全面融入国际学术的大家庭，并在这个大环境中争取中国文化应有的地位；又要在这种竞争中确保有一个稳固的本土文化基础。
50年代的著名学者如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全汉升和严耕望，都坚持发展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在新亚书院和相关的刊物中提倡属于自己语言文化的思想并努力拓展出版领域。可是到了90年代，香港学术界的研究评估已变得全面“国际化”。虽然这种趋势未必沦落至那种“东方主义”的内在化的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但在早已全面接受“国际化”的理、工、医、商和部分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压力之下，人文学科已显得失去自信和无所适从。如何判定学术著作素质和水平？是否简单地以“国际化”，或以英文著作刊登在外国名牌（尤其英美）大学的学术期刊为准则，而忽视人文学科所坚持的文化本土化的原则？与外国学术界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学术权力和拓展空间的竞争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也牵涉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西方学者本身对自己既有的制度早存异议，亦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本位价值，更不会同意“东方主义”所隐藏的文化霸权主义。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任何人文、社会、教育、工商业，以至应用科技的知识，在它们的传承和创新过程之中，都必须经历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冲击和洗礼，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不同层次的诠释和解构的现象，最后才有文化融合和重构的可能性。文化的转移和交流互动不可能是机械化的，也不可能任意搬动堆拼或生搬硬套地塞入不同文化体系之内。文化的本土化和社会化的媒介有文字的或以至“身体的”语言。不透过自身的语言媒介来表达，文化交流、互动和创新是很难促成真正的视域融合的，也不会有真正而深入的典范移动或转化。这里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迁移，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排外心态无关，更非固步自封的思想。古今中外的历史不乏先例，尤其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扩展，逐步冲破拉丁语言和文化的普适性规范。近代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都充分承认本土化和社会化的重要性，就算是当代愈来愈受重视的听觉残障的手语，亦肯定其表达的形式与本土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微妙关系。英语作为当今最流行的国际语言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社会经济的沟通方面；然而，这些价值却不能掩盖或阻碍某个民族或国家整个文化改进、更新和重构的基本工作。这是价值先后次序的定位问题，当然亦应容纳分歧的见解和判断，以便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领域中寻找平衡。以母语进行思维和书写，移动于各种语言和文化的领域之间，过滤和吸收这些文化背后的价值，可以更有效地超越这些文化。进而言之，若能灵活地以双语来沟通和书写，则更有助于超越文化的隔膜。在文化互动中寻找新的理解和启示，实际上这是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双语和多元文化的特点是很有价值的。香港史学面对以上的问题和作出的回应，有助于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全球化与本地化的困局。
过去美国史学家德力克（ArifDirlik）曾批评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没有针对亚洲人参与“东方主义”建构的事实，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写中国史时也时有所见（注：Arif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1966， pp.96—118.）。此外，柯文（Paul Cohen）在80年代初认为美国学者已逐步建立“中国中心观”的史学体系，但梁元生却相信“中国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许多新理论、新范围和新课题，与西方及美国的流行思潮和本身社会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梁元生：《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5年，第35页。）。在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重新诠释清代礼宾制度和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团一书所引起的“东方主义”争议中，各方学者不但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关系反应不一，更显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评价（落后与否、开明与否），以至面对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个不易超越的问题（注：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第282—320页。）。
多元史学路向背后的文化融合和超越
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日趋频密。除双方学者互访、讲学、出席会议以外，特别应指出的是，香港史学界承办的诸多学术会议，在促进中国内地、台港两地史学界的交流以及大陆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与内地的学术互动和合作将更趋频密。香港所起的沟通中国大陆史学界与外界交流的桥梁作用，也会进一步彰显。
进入90年代，香港史学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即以新课题的拓展、本地史、区域史为其研究重点。新课题包括：由传统的分类史、断代史向跨学科分支和比较史学发展，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性别历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在1998年对课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把传统的中国史、世界史、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专题史的分界，改变成国别地区史、比较史和公共历史三个核心范围，然后根据这三个范围把既有的科目修改重组，并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以配合这些新学科和新课题的拓展，其中，在比较史的教研工作方面，学术方向尤其明确。多姿多彩的创新课程，更能显示出网络多元化的发展路向。新设的科目包括“近代华南之族群与文化”、“中国与基督教”、“中国移民史”、“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传统”、“比较中国与西方战略文化”、“饮食文化史”、“中外关系中之族类观”、“香港企业与企业家”、“性别与历史”、“客家、方言群与香港”、“西方历史中之妇女、家庭与社区”等等。
以下是最近五年香港各大学史学研究出版的简要统计，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课程分类方法统计如下：
（1）比较史——论文18篇，专著4部；
（2）中国专题史——论文26篇，专著11部；
（3）外国史——论文12篇；
（4）公众史——论文48篇，专著15部。
此外，因应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取向，港人的历史身份和文化根源的问题愈来愈受重视，香港本地史以至华南区域的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形成。香港大学的亚洲中心过去亦积极推动跨学科的香港研究。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在有关香港及华南的研究项目中都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参与；尤其对性别问题、客家文化、香港社区文化、社团组织和社群等课题，都做过多元化的研究。香港学者亦把香港放到珠江三角洲这个更大的地域范围，与内地学者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这一研究工作还在持续发展。香港史学界自由而创新的研究气氛，既能吸收及融汇世界学术界的新发展，又能依附内地历史文化资源，以一种活泼和动态的方式开拓更具时代意义的史学研究路向，是它近年来最主要的特色，也是笔者个人最深的感受。
为了更深入了解过去二十年香港史学界多元化发展路向的深层意义，笔者借用外国流行的“自传叙述”的史学方法，以个人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历程，反映香港多元化史学发展的变化和形成，从而展示香港史学界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方法的运用，如何逐步修改了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对立关系，并在实践过程中寻求融汇和超越。
80年代后期，笔者先以比较方法，后从跨文化角度，整理欧洲史的资料和心得。笔者出版了三本以观念史方法分析德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当代国际关系的著作（《德国现代化新论》、《西方的巨变》、《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形成》），研究重心集中在民族国家与民主主义发展背后的权力与自由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等关系。在德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笔者认定了两个核心范畴：封建制度的互惠原则；权力和自由的双重性。对中德政治文化传统做了简要的比较，为将来的深入研究作准备。此外，笔者还从未间断地整理在读博士课程时已开始思考的两个课题：欧洲近代思想史中的四个核心观念群的分析，歌德和郭沫若的个人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跨文化研究。前者的研究基本上已完成，惟部分资料的诠释还须验证；后者则以传统的比较思想史、心理历史、社会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分析以至文化转移的跨文化理论，来比较歌德和郭沫若的成长与身份认同建构。由于后一个课题涉及一些中、日、德三国的跨文化经验，尚待理清，又加上笔者过去十多年才真正深入钻研跨文化的各种理论（包括跨文化儿童成长、家庭结构、文化记忆等）和问题，学力尚未足以处理如何结合跨文化心理历史、社会心理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掌握这个课题，故需两至三年时间的反思、补充和整理，才可把初稿写成。这些研究的取向可算是继承了60年代香港和台湾比较历史及哲学的传统，而受王德昭、唐君毅和牟宗三等老师启迪的影响则显露无遗。
在撰写和整理这些研究课题的同时，笔者进一步探索和尝试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其中较重要的是采用跨学科的取向研究文化的移动、互动、冲击、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从而补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典范转移的理念。这是由于一方面是在歌德和郭沫若比较研究中，发觉两人都在不同方式的“离家”、“旅行”、“流浪”和“文化冲击”的过程中，经历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塑造。这使笔者更清楚地认识一个道理：历史现象是人类活动经验的结合；因此是活跃的、动感的和生态的，而不是平面的、静态的或机械的。
这种动态地研究历史内在与外在的变化和交融的尝试，又使笔者对两个历史范围的研究发生兴趣。第一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过去几年间，笔者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加入比较城市文化和环境的课题，着重从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社区演变两个理念入手进行分析。第二是对文化的旅行与旅行的文化的诠释。在这个范围内，笔者经历了一连串跨文化的考验和挑战：笔者起初以为可以简单地把西方近二十年对旅游和旅行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念，结合中西历史文化的资料，套进个人对旅行的三层架构（旅游、行游、神游）之中。这个三层分法是笔者从中国旅行文化的传统中抽象出来的。中西旅行的理论和史料结合成的文稿始终欠缺某些逻辑的同一性或完整性，结果迫使笔者重新以英文来思考、解释和整理西方的理念，再反过来用中国旅行文化的历史资料来诠释这个三层架构，使中西旅行文化的历史渊源最后得到更清楚的区分；而以英文描述中国旅行文化的传统时，笔者更小心地指出中西旅行文化的差异。这个迂回曲折的比较史和跨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使笔者进一步了解到跨学科、跨文化传意和比较文化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在中西文化理念和资料互用时，必须特别留意文化跨越时既微妙又重要的隔膜；另一方面，也使笔者更充分体会诠释学中，视域分化和融合的困难和意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既是中西两个文化的视域的互相交接，同时又经过日本文化的过滤和转介，三者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更非简单的视域融合或诠释循环能够完整地解释清楚的。
这一前后维持了近十年的研究方向，可算是笔者继承60年代比较史学的传统，既是发展和创新的尝试，也是对心理学、人类学和工商管理学所盛行的跨文化研究的史学作出的响应。连同上文提及的歌德和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的比较反思，这种响应显示出跨文化的史学研究工作比社会科学和商学的研究工作要困难得多。史学工作要求理论与资料的配合，模式和论证的平衡；但文化的移动和跨越最终落实到每个个体或小社群的心理和价值取向的转变。这不只是文化生态学、社会心理学或心态史学的交叉运用的问题，更是个人的历史经验和群体的历史记忆之间的互动问题。从20世纪初期欧洲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对日常生活文化的批判，到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史学、年鉴学派的“整体历史”，以至社会文化的日常生活历史的发展获得不同的启示，逐步体会到文化迁移和转化的玄妙。更复杂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和方法之间往往也有互相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加深了史学理论选择和融汇的困难。笔者重视这类结构主义史学的意义，但在诠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Gadamer）理论对思想史的冲击（注：Martin Jay， Should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e a Linguistic Turn？ Reflections on the Habermas-Gadamer Debate. I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 sand New Perspectives， D. La Capra and S. Kaplan （ed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86-110.） 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也尝试对文化冲击和互动的研究工作摸索新的出路。
然而，这种多元化的研究取向，是否意味着香港史学界已超越近百年来文化的挑战和冲击？香港史学界希望克服“东方主义”的心态，已不能再依靠固步自封的民族文化中心观念，也不能盲目接受外行主导的“虚假科学的”学术评估制度。固步自封只会重蹈过去僵硬思维的迷路，而盲目追随其他国家或社会的制度，则往往漠视了不同文化的差距和文化权力角色的这一现实。这份学术和文化的自信，只有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可观的成果，才能打破西方文化权力掩盖的困局。超越中西文化接触所产生的努力和冲突，就必须另谋创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可以是正面的压力，迫使中国史学界努力寻找生机。香港当代史学的发展如果对中国史学研究有任何的启示，恐怕不仅仅在于如何与国际学术接轨、或在对抗学术规范化上与理工医科等量化、僵硬化和欠缺文化深度的评估；而是在面向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历史回归生命和理论，并把学术结合现实以融入社会，以开放的思想和灵活的思维，动态地追寻历史资料和现象背后的文化和情感空间，同时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做出兼顾主观和客观平衡的描述。
记忆是人生经历的主观和客观、感性和理性、想象和现实的混杂，而对混杂结晶的诠释，既是原有构成混杂的各种因素的投射，也是最后总合起来而形成的某种象征。这些文化象征的诠释更需要依靠一种主观和客观互动、感性和理性结合、想象和现实交叉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来配合。
有关这种配合的方式，笔者再借用近十年来其他社会和文化心理学者的分析做一补充。笔者过去几年尝试重构香港以至大陆一些城市的社区文化，并结晶成历史的论述和文艺的创作。笔者以个人作为经验收集的起“点”，继而进行“微观的”个人记忆的塑造。先母逝世前两个月，多次提及早年先父和她一起在香港一个古旧的社区（尖沙咀、油麻地和旺角）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笔者在自己的报章专栏开始以历史和文学结合的形式，撰写一系列自传式的历史散文，并结集成书，名为《城市心灵》。这种历史文学的学术价值，不一定被狭隘的“客观的学术”标准所容纳；但笔者以社区历史的集体记忆融汇在个人历史意识之中，再以自传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尝试，却得到文化界不少专家，包括史学家、史评家、文学家、文物专家的支持，并因此陆续取得香港地区议会、教育基金会和社团的资助，被邀承担四个社区文化及社区历史的研究计划。具体工作是：一方面细查档案文献资料和背景资料并做出统计；另一方面以口述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心态历史等方法作补充，再结合以自传和传记的方式，研究和书写香港近百年的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其中一个较大的项目是香港最大的供电公司（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推动电气化过程中，如何促进香港社区的发展，特别是如何推动农村的现代化。该项目推出的研究著作《光耀百年》，以集体记忆重塑的方式，不依靠有关公司所提供的档案资料；而是通过公众资源，包括档案馆资料、报章杂志、各种宣传单张、历史图片和口述历史的记录，重新描述不同社区电气化和现代化的历程。
笔者试图转化社群的宏观结构，而以集体记忆的概念注入传统的群体生平学之内，再以“微观叙述”的方式，把传记史料和文献资料融入这个集体记忆之中，以超越上述有关“叙述史学”和“结构史学”的纷争。另一个较小规模的社群研究，是沙田医院十年历史的撰写，则是以医院基本的历史记录、一些活动的统计，再透过自传和传记的混合叙述、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达致集体记忆的交叉重构，描述这所年轻医院的组织文化和精神。
基于这些经验和理念，笔者又先后撰写了四篇研讨会的论文，第一篇和第二篇是以城市生态的文化空间的形成，分析油麻地天后庙的建成及其发展的生态史。天后庙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空间，有机地和自发地成为一个社区建立和拓展的中心。笔者观察天后庙的演变，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由渔民和小商人集资建成的小庙宇，发展成一个多元化的繁盛社区，包括传统的义学、新式的医院、半公开的黄赌毒活动、多角色的警察局、多元化的宗教组织（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各种基督教教派的团体）。再从这个社区自身的多元化发展，归纳出香港地方历史文化的某种特色，并以此特色与上海城隍庙和北京隆福寺两种不同的社区文化作比较，尝试研究中国宗教世俗化和社会化的方式。第三篇是以城市规划和集体记忆的理论，分析文化空间和情感空间的存在及意义。以油麻地社区作为一个“点”，发掘这个“点”内部的文化和情感内涵，并将其引申为城市环境的文化和情感空间、想象和价值，继而探讨城市环境保护的文化和情感的价值观念，最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文化生态的转变来证实文化和情感因素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第四篇是在澳洲举行的名为“生命写作和代际纷争”（Life-Writing and Generational Conflict）的自传和传记研究的研讨会上，通过自传式方法，重构50—60年代笔者的家庭悲剧所引起的代际间的矛盾和纷争，从而反映当时传统价值观念在中西文化冲击之下，如何促成香港的社会和家庭的历史演变。笔者、先兄和我们的家庭都成为历史网络中不同的“点”。笔者利用先兄遗下的日记、信件和照片，以自传方式重塑这段个人与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的网络纵横交错，实际也是当时整体社会价值观的复杂蜕变。
上述提及的研讨会的议题不一，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却有一条主线：在社区和社群集体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文化与情感空间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而窥视文化迁移、文化跨越和融汇的轨迹，并试图把运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体验，渗入到城市规划和社区文化资源创新的跨学科研究工作中。笔者史学研究的起步点，是中西政治文化现代化与历史人物的社会心理比较研究。经过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和思维的冲击，再透过个人和集体记忆的交叉诠释，最后应用于社区文化的研究、历史文学的创作以至自传式微观的分析。这些虽然是笔者的探索，可能也会对学界有所启迪，故冒昧地叙述出来，供诸位学者参考。
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隔膜，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困局，这是过去香港史学发展最主要的特色，也许是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最需要珍惜的精神。台湾史学的多元化和自由气氛可能更超越于香港，但政治争议增添了很大的压力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分歧，结果多少冲淡了史学较清纯的学术品味。内地史学已踏入多元一体的阶段，它的进步也证明了过去十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对史学界的影响。然而，相对台港两地，它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尚有一段距离。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路向始终是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史学之间寻找一个多元而开放的理论创新的空间。香港史学在平衡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上，在学术的内容上已透过文化的融合和多元化路向的发展，取得超越性的经验。然而，它所面对的，却是学科霸权、教育行政忽视文化精神的另类压力和挑战。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它的困难恐怕已超越了纯粹史学理论的范围而延伸及非学术的领域。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