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何以能成为“首义之区”
对此，论者多认为有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分析较多的是主观条件。不少人指出，湖北革命党人有下列突出的特点和优点。第一，组织工作做得较为踏实、细密和严整。早期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虽比较松驰，但其后的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即比较注意组织的严整和纯洁，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根基。第二，宣传工作比较广泛和深入。湖北革命党人采取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途径，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宣传组织形式，使湖北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第三，积蓄力量比较雄厚。经党人艰苦努力，首义前夕湖北新军士兵中已有三分之一成了革命者，总数约五千余人。第四，起义前进行了比较周密的策划和部署。组织上实现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并拟定了起义的详细军事计划；政治上推定了起义后的负责人，草拟了文告，制定了旗帜、符号，并与湖南等省的革命党进行了联络。这样认真的起义准备，不同于当时一般革命党人的“轻率发难”，因而能够不失时机地赢得起义的胜利（王天奖《也谈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原因》，《江汉论坛》1980年第6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
有人在论述湖北革命党人主观努力作用的同时，比较强调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洋务新政”，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例如促使无产者和资产者这两个新兴的阶级登上舞台，其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相呼应，造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发展的阶级基础；张之洞创设湖北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队伍，其中不少人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他组建湖北新军，虽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干预湖北事务，又对革命党的活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从而为革命党渗入新军造成了可乘之机，使新军成为革命运动的良好温床和党人潜滋暗长的适宜场所。此外，辛亥前夕的湖北，不仅是党人惨淡经营的基地，也是清廷统治特别脆弱的一环，此为武昌起义得以迅速胜利的另一因素（冯天瑜《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还有人认为，张之洞在湖北办学和练新军，其主旨是反动的，但两者都转化为与其原旨相反的革命工具。对这种转化，张之洞的努力具有量变意义，最终经革命党人的催化，就导向了武昌起义的胜利（陶宏开《试论清末湖北近代教育——从教育角度看武昌首义的社会背景》，《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青年论文选》）。）。
有论者不同意上述意见。作者对起义前湖北武汉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社会经济关系是武昌首义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则是不容忽视客观条件之一。武昌首义并不是张之洞洋务、新政事业成就的结果，而恰恰是对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策下洋务、新政实施和严密思想牢笼彻底破产的恶报。对于辛亥首义在武昌发生，是由于清朝在湖北的统治比其他各省薄弱的说法，作者也持异议。认为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分析，清朝在湖北的统治力量实际上较诸他省更为强大。首义前夕，清廷在湖北的统治力量有一个由强变弱的过程，但张之洞的被调离及后任诸人的措置乖方等，都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据，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的多年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和新军士兵的迅速革命化（陈辉《论武昌首义的根本历史动因》，《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不注明版别）。）。
还有人从某些侧面比较深入地剖析了湖北武汉成为“首义之区”的原因。例如，有的侧重从湖北新军的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湖北新军文化程度较高，武昌首义即是由这些穿上军装的近代知识分子为骨干发动起来的。此外，湖北新军规模大，驻防集中，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武昌首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并成功地抗击南下清军达两个月之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沈继成《从湖北新军的特点看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有人则对湖北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武汉的革命知识分子还同军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武汉能成为辛亥革命首义地区的重要因素（金冲及、胡绳武 《武昌首义告诉了我们什么》，《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43—45页。）。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其他省市的近代知识分子有的只注重报刊上的文字宣传，较少深入下去，接触面不宽；有的长期在外，与本地区的实际斗争和革命群众鲜有直接联系。湖北的近代革命知识分子则不仅是宣传家，更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为武昌起义作好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能一举成功（陶宏开《湖北近代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二、武汉资产阶级在首义期间的政治表现
过去有的论者指出，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与张謇等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一致，仍然把维持“市面”和“治安”视为头等重要的事情。近几年来，仍有少数同志持类似观点，并指出汉口资产阶级上层的这种政治表现，在当时的全国是有代表性的（刘大年《评国外看待辛亥革命的几种观点》，《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但是，也有不少论者持不同意见。有人指出，起义爆发后，武汉商会、商团马上响应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支持武昌首义，倒向军政府。筹款济军，接济粮糈等；第二，成立商团，维持社会治安，缉拿奸细，捕捉抢匪；第三，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从事战地救护，配合民军进行情报战，或直接投入战斗抗击来敌；第四，南北议和中力促和议，对清军进行消极抵抗，虽然其斗争的行动是软弱的，思想是动摇的，但基本倾向总的来说有利于革命方面（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讨论会论文集》）。）。
还有同志指出，武昌起义期间不仅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同情支持革命，其上层代表人物也先后站在革命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政治热情，并对革命予以实际支持。例如吕逵先、蔡辅卿、徐荣廷等武汉工商界巨头曾发起募集中华民国国民捐，为解决军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助了一臂之力（郭莹、何晓明《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有的甚至认为，首义期间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并非妥协、软弱的代表，与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比较而言，其积极表现和影响更为突出（冯崇德、曾凡桂《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辛亥革命论文集》。）。
对首义期间湖北武汉地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动向，迄今为止史学界除对其代表人物如汤化龙研究较多外，作为一个整体派别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仅个别论者在论述湖北咨议局时有所涉及。认为“以伪装的手段骗取革命党人的信任，勾结封建旧势力，企图窃取革命政权，破坏革命，这是湖北立宪派在武昌起义革命时期表演的全部内容。”湖北地区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阻碍和破坏革命的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陈巍然《湖北咨议局浅议》，《辛亥革命论文集》。）看来这方面的研究仍嫌单薄，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及其演变
关于湖北军政府建立之初的性质，史学界多同志认为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有人还从以下几方面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其一，军队是政权的重要支柱，湖北军政府领导下的军队，是一支具有一定民主主义觉悟的革命军。其二，湖北军政府得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学生和革命士兵的广泛拥护。其三，军政府的组织者文学社与共进会是接受同盟会指导的革命团体，其有关政治大方向的决策，也是在邀请来鄂主持大计的同盟会领导人建议或直接主持下作出的。其四，湖北军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也鲜明地体现了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性质（崇汉玺《湖北军政府和它的革命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至于湖北军政府性质的演变，史学界尚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一种意见认为，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其政策和措施大部分是革命的，一般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前，它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前，湖北军政府的性质即已发生变化。但在演变的具体时间上，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指出，湖北军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即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以咨议局绅士为代表的立宪派势力和以旧军官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三者围绕着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1911年10月11日诞生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湖北军政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月11日——10月17日），资产阶级通过谋略处掌握政权；第二阶段（10月17日——11月27日），以黎元洪为首的封建势力和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势力结成反动联盟，向革命派夺取领导权，双方处于激烈斗争时期；第三阶级（H月27日以后），反动势力控制了湖北军政府，镇压革命派，革命宣告失败（王来棣《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有人则不同意上述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提出了异议（刘铁君《湖北军政府的阶级关系及性质演变探讨》， 《辛亥革命论文集》。）。
从以上介绍看，在军政府性质演变的时间上争论较多，而在探寻其性质演变的各种原因及规律方面的研究则较薄弱。争论军政府性质变化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明政权性质转变的标准，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四、共进会、文学社评价
过去，史学界对共进会成立的影响及其纲领中的“平均人权”，多持否定态度，至于共进会与文学社在发动武昌起义过程中谁的功劳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也很少有人作专门论述。近年来，这两方面的研究均有新的进展。
有人认为，共进会改“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是为了更易于发动会党起来革命。“平均人权”同英、法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鼓吹的自由、平等一样，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它在组织和动员会党群众反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石芳勤《略论共进会的性质和作用》，《历史教学》1979年第11期。）。
关于共进会在武昌起义期间的表现和影响，有同志 认为其积极作用是比较明显的。第一，共进会会员们为反清事业作了艰苦的奋斗；第二，在积极发动革命武装力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第三，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文学社联合发动了武昌首义，不过，共进会在其实践中令人感到遗憾的方面也不少。例如，在运动新军的过程中，共进会就更多地反映了它的宗派小团体主义。此外，共进会员自认为出过国门，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文学社，几欲驾凌其上，加以吞并。武昌起义成功后，共进会又排挤和打击文学社，甚至采取卑劣手段，暗杀文学社成员。论者还将共进会与文学社进行了比较，认为其作用只能列于第二位。就在新军中的组织建设工作来看，共进会不及文学社。文学社经过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三易其名”而成，除军队同盟会外，都有立社宣言和章程，可见组织之缜密，此其一。从在军界所发展的革命势力来看，共进会也不及文学社。文学社经过埋头苦干，到1911年5月即在湖北军界发展至三千人。共进会起初与军界几乎没有联系，直到1911年春才正式涉足军界，发展人数综计二千人左右，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同时又是文学社员，此其二。从武装起义的筹备情况来看，文学社起了主导作用。所有关于起义的军事筹划、布置，均由文学社负主要责任，共进会只承担草拟文告、制定旗帜、配制炸弹等有关政治方面的事务。起义之前，军事为第一要务，而文学社在这方面占有操纵全局、举足轻重的位置，此其三。从参加起义的经过来看，论功文学社亦应居首位。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约二千多人，共进会、文学社成员具体各占多少不可考，但就两团体在军队中的人数来推算，则文学社参加起义者应多于共进会人，至少也是大体相等。至于阳夏光复之役，文学社的功绩是无须争辩的，因为此两处的起义，主要为文学社的阳夏支部所发起，其人数大大超过共进会（周秋光《共进会平议》，《青年论文选》。）。
五、对几个人物的评价
1、孙中山 长期以来，许多论著在谈到武昌首义时，都很少提及孙中山。近年有人专门撰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孙中山虽对武昌首义的胜利之速缺乏思想准备，但历史的真实展示出他和他的战友们与武昌首义的胜利有着深刻的联系。首先，首义爆发前，孙中山和湖北、湖南地区的革命组织、革命分子有过长期的联系，这种联系深深地影响了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其次，孙中山不仅在国外结识和哺育着湖北地区一大批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而且通过这些留学生或派出专人联系湖北地区的革命组织、革命力量；再次，孙中山对湖北地区的革命影响，还表现在他对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的支持，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武装部署。总之，孙中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对湖北地区的革命影响，促使了湖北革命力量的生长、发展，是武昌首义成功的根本条件之一（皮明庥《孙中山和武昌首义》，《辛亥革命论文集》。）。
2、黄兴 黄兴在武昌首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的论者列举一系列事实，指出黄兴能较早地认识武汉作为首义之区的客观必然性，表明了他的过人之处。但他这种认识是远距离的，不具体的，而且在行动上并没有跟上武汉地区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他迟来湖北一步，恰恰给黎元洪这样的旧党上台造成了可乘之机。事实表明，孙、黄等同盟会领导人对革命实际缺乏深切了解，对各地革命组织缺乏直接掌握，因而对武昌首义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领导都是无力的软弱的，也是不够适时的（皮明庥《论武昌首义中的黄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对黄兴所指挥领导的阳夏战争最后遭到失败应如何评价？论者认为，“失败并不是绝对的，它又包含着胜利的因素。如果把视野展开到全国的范围内，那么阳夏之战在政治影响上的胜利，简直可以超越它本身所遭到的失败。”就黄兴个人来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表现出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身先士卒的革命献身精神；在官兵不应命，部队无训练的状况下，提起决心调度指挥，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而战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黄兴的个人责任不是主导因素。当然，在战争的指挥上黄兴也有错误之处，如反攻汉口即犯了操之过急、盲目轻进的弊病；汉阳战败后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也体现出他的动摇软弱（皮明庥《论武昌首义中的黄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还有人指出，武昌起义爆发，黄兴闻讯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汉口失守后，他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汉阳保卫战，从而保卫了武昌，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覆亡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黄兴集》“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
也有人认为，汉阳战败，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兴作为总司令应该检讨自己的责任，不能只责怪部下不听话，抱怨武器不精良。他甚至散布过失败主义情绪，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尤其是受到一点责难之后，他即不顾战时总司令的职守，撒手不管，未免气量狭小。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黄兴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革命领袖来当主帅，统率湘鄂两军，调和各派意见，苦守苦战，汉阳绝对不可能坚持近一个月，革命也不会在全国如此广泛地发展。有些湖北革命党人不论功过，也不检讨自己对总司令的工作支持不够，把汉阳失败的责任全推到黄兴一人身上，这也有失公道（吴剑杰《辛亥革命在湖北》，湖北人 民 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关于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是否曾提出放弃武昌的建议，国外有学者认为，武昌与南京相距遥远，在当时既无补给又缺乏交通工具，而且随时有被清军沿途袭击的情况下，黄兴会提出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的主张，实在是难以置信。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湖北某 些军阀政客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要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而蓄意捏造的。”（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国内史学界则比较普遍地认为黄兴提出放弃武昌确有其事，有人指出，汉阳失陷后，黄兴消极思想很突出，难免将敌我力量估计不当，对武昌的得失利害关系，也缺乏全面分析，因而在一次会上提出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然后再图收复武昌。这一事实，当时在场的革件党人过后均有明确记载（石芳勤《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是否提出放弃武昌的主张》，《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黎元洪 黎元洪是怎样被拥立为都督的？过去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立宪派策划和倡议的结果，另一说认为是由革命党人临时仓促决定强令他出任都督的。近几年来，许多论者撰文指出，这两种说法均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情况是，推举黎为都督，出自革命党主动的行动，并且在首义爆发之前就曾多次酝酿，非临时仓促议定。有论者还进一步探讨了黎元洪登上都督宝座的各种条件，认为对内对外的客观需要，是黎上台的必要前提；文学社和共进会所存在的矛盾，也只有推出黎元洪才不致激化，黎元洪接受革命党人的反满革命思想，是他站到共和旗帜下的转折点。此外，黎的经历、所受教育及其社会地位，也是他在武昌起义后充任都督的有利条件（皮明庥《黎元洪是怎样被拥立为都督的》，《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楚任《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黎元洪》，《河北大学学报》1881年第3期；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59—64页。）。
如何评价黎元洪任都督后的表现与影响，目前仍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他是利用职权，破坏革命，逐步篡夺军政府的领导权和首义的胜利果实（竺柏松《关于武昌起义领导问题》，《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有的同志则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黎任都督既是革命党长期酝酿和主动推举的，就谈不上是篡夺领导权。论者指出，革命党推选黎任都督，自应让其行使都督实权，因此不应指责他确立都督总揽军政事务的最高权力地位（任泽全《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权问题—与竺柏松同志商榷》，《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有人明确指出，黎元洪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起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政府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1、号召各省响应起义；2、策反清军归附革命；3、督师武汉抗击清军；4、平衡、折冲党人纠纷（刘重来《浅议黎元洪的历史功绩》，《历史知识》1985年第4期。）。
还有人认为黎元洪出任都督，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他的上台，一方面有利于起义者及时顺利地建立政权，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倚伏着使起义者丧失政权的危机；黎的举动为其他省的汉族官绅作了附从革命的楷模，起到孤立清廷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所谓“咸与维新”的局势，潜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隐患（林增平《黎元洪与武昌首义》，《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
担任都督之后的黎元洪，阶级属性有否变化？过去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旧官僚或封建势力的代表，直至今日这种说法仍很流行。但也有一部分论者指出，黎在被迫出任都督后，督师抗击清兵、揭露清廷统治的罪恶，策动清军将领反正等等行动，表明他态度明朗，基本上信守了共和主义。因此可以说，武昌起义后的黎元洪，是一个温和的但远不是清醒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楚任《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黎元洪》，《河北大学学报》1881年第3期。）。还有人认为此时的黎元洪，既不是革命派，也不是极端的反革命派，而是中间力量的代表。当时，革命和反革命双方都拼命设法争取黎元洪，就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举足轻重的中间力量（肖致治、任泽全《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的转变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4、汤化龙 过去在评价武昌起义期间的汤化龙时，往往贬多褒微。最近几年，有人指出首义爆发之后，汤化龙参加革命，虽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为：1、参与创立和支持湖北军政府；2、以咨议局名义通电全国，在动员各省咨议局人士附和革命上产生了积极影响；3、演说鼓动，壮大革命声威；4、对外宣布政策，赞助共和；5、动员海军起义；6、反对谭延□任湖南都督；7、参与制定《鄂州约法》。其主要错误有两个方面：一是排斥革命党人；二是在和褒世凯议和过程中态度有某种动摇（杨天石、王学庄《汤化龙玉电辨讹》，《讨论会论文集》。）。
另外，对汤的评价还有这样一种观点，汤化龙转向革命，虽不无应变成份，但更主要的是他本人已具备了转变的思想基础，因此，不应解释为个人投机。汤化龙在首义中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消极作用是次要的。汤赞助革命的态度，还影响了对革命怀有疑虑的一批人，尤其是促使武汉资产阶级及其团体采取了支持革命的立场。同时，汤化龙立宪派对黎元洪的支持，对黎最后篡夺军政府大权，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但是汤化龙与革命派不是敌对关系（李育民《试论武昌首义中的汤化龙》，《江汉论坛》1985年第10期。）。
关于汤化龙在首义期间是否秘密参与反革命串联，打电报给清政府表示效忠一事，过去多持肯定意见。近年来有人通过考证，认为所传汤化龙“密电”，并不足信（杨天石、王学庄《汤化龙玉电辨讹》，《讨论会论文集》。）。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