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距今已经有90个春秋，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即将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学术界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近20年来，经过新时期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又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新观点，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本文拟就对辛亥革命研究作一分类概述，并以拙文纪念伟大的辛亥革命。
一 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与革命性质
（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
关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这个问题的争议性比较大。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它的中下层。[1]林增平则认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2]朱英将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综合，他认为，如果对“资产阶级”一词作相对广义的理解，整个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如果对“资产阶级”一词作相对狭义的理解，只包括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那么相对于同时期的立宪运动来说，辛亥革命在较大程度上还缺乏这样的阶级基础。[3]
（二）辛亥革命的性质与实质
辛亥革命的性质与实质，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由于对“资产阶级”一词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颇有争议。台湾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内地学者对此大都持反对意见，认为，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4]辛亥革命没能将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不能称之为国民革命。[5]
有学者从文化、政治制度研究探讨了辛亥革命的性质与实质。龚书铎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文化革命，一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革命。[6]刘慧宇认为，辛亥革命是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与传统文化的剧烈震荡而产生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必然出现的一次激复。[7]朱榕在分析清末官制改革、立宪运动的基础上，指出辛亥革命实质上是由国内被排挤的汉民族统治阶级和在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所进行的以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满民族统治阶级为主要目标的一次国民民族革命运动。[8]王贵忠撰文指出，从广义上说，辛亥革命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运动；从狭义上讲，辛亥革命是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9]
二 辛亥革命的政党团体、会党
（一）辛亥革命中的政党团体
1.同盟会 廖一中认为，同盟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社会基础不广泛，组织上松散甚至派别争吵，认识上也不一致；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的反满、排满口号，模糊了人民的视野，把斗争引向局限于满汉民族矛盾的狭隘方面。[10]葛仁钧撰文分析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得失：为辛亥革命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而对武昌起义缺乏直接领导；组建政府过程中，注重了外部联合而疏于内部团结；注重推翻皇权而未注重摧毁封建帝制；注重工商业的发展而缺少农村的变动。[11]
2.兴中会 有学者指出，檀香山兴中会誓词是子虚乌有，檀香山兴中会并不是革命团体。[12]蒋顺初则认为，广州兴中会既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要求，它的宗旨根本不代表任何近代意义，根本谈不上革命二字，而檀香山兴中会才是近代化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是反清的革命组织，香港兴中会比起檀香山兴中会则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倒退。[13]
3.光复会 胡国枢撰文对光复会的近代化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坚决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明确要求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关心农民利益，提出土地公有，要求振兴民族经济，提倡通商惠公；光复会重视弘扬民族正气，注重国民教育，启迪民智，改进民风，提高民德。[14]朱顺佐撰文论述了光复会群体思想的历史渊源与基础，认为，光复会群体思想是继承和发扬历代先贤民族气节的产物，是近代爱国反帝斗争的产物，是接受近代西方共和国思想的产物；近代江南经济迅速发展是产生光复会群体思想的经济基础，革命志士联络和改革会党是产生光复会群体思想的社会基础。他同时指出，光复会的出现，标志着由资产阶级唱主角的、有伟大意义的辛亥革命运动已经揭开了序幕。[15]潘鹤松认为，光复会总部的重建如同共进会的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一样，不能说是分裂，光复会成立后，仍然在独立活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16]
4.日知会 川村规夫（日本）撰文论述了武昌日知会的成立背景和活动情况，认为，日知会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团体，不仅出色地发挥了它的宣传作用，为后来的武昌首义做了最初的准备，还培育造就了湖北一代革命者，造就了辛亥革命埋葬清王朝的第一批掘墓人。在对武昌日知会做出的评价中，他认为，“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乃历史主义的正确评价。[17]李广慧指出，作为与辛亥革命有关的基督教团体，宗教是日知会存在不可缺少的合法外衣，这是日知会的独特之所在。[18]
（二）会党与辛亥革命
作为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会党对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近20年来，学术界对于会党的性质、特征、作用等问题研究得都比较深入。有学者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性质、宗旨及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揭示了民国成立后，会党运动很快与革命脱钩，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无耻政客用作反对中国革命工具的深刻原因。[19]饶怀民、周新国撰文分析了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会党在组建革命团体、举行反清武装起义、策动暗杀、筹饷、捐款等方面皆有相当的贡献和影响，而其中最大的贡献，还是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历次发动的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20]还有学者指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既是助力又是阻力，这种二重作用，贯穿于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全部斗争之中。[21]
三 辛亥革命与各界人民的斗争
（一）辛亥革命与妇女运动
周亚平撰文深入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的情况，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虽然是轰轰烈烈开始冷冷清清告终，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但它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22]徐辉琪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争自由、复人权运动的深层意义，认为其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颇有声势的谋求自身解放和思想启蒙的运动。[23]
李灿珍认为，部分先进妇女在辛亥革命时期进行的斗争以及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贡献。[24]蒋美华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体的解放心态贯穿着炽热的爱国激情与强烈的优患意识和使命感，贯穿着对“女国民”身份的深深追逐，贯穿着对既存的黑暗世道的大力挞伐，代表了当时妇女的最高心理水准。[25]
（二）华侨与辛亥革命
有学者撰文对华侨与辛亥革命作了深入探讨，认为辛亥革命是华侨血染的丰碑，是当其实。[26]任贵祥、吴比战著文论述了华侨在黄花岗起义中所做的贡献，指出，华侨在人力、财力、组织、舆论诸方面为黄花岗起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黄花岗起义的酝酿、筹划、捐款、购运武器及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华侨始终是起义的主力之一。[27]
（三）新军与辛亥革命
陈文桂撰文分析了新军倒向革命成为辛亥革命主力之一的原因，他认为，作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新军士兵的经济地位和由此决定的思想状况，构成了转向革命的内在原因，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争取引导则最终实现了新军向革命转化。[28]张连起认为，运动新军对革命党人有四个有利条件：一是集中，二是有些官兵有一定的文化，较易接受新思想，三是有些军官是留学生，部分人已加入同盟会，四是近代化装备比较有战斗力。[29]郭亚平指出，辛亥革命前广州的几次新军起义都是由新军军官领导发动的，南方独立的大部分省区也是由新军军官发动起义的，新军军官与士兵相结合，在反清革命和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30]任恒俊从南北新军的差异入手分析了新军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南北新军在辛亥革命期间作了截然相反的表演，南方新军从左的方面、北洋新军从右的方面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31]
（四）其他阶级与阶层
吴雁南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工人的斗争对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创建民国立下了丰功伟绩，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32]
周兴樑认为，基督徒对孙中山革命救国事业的开创和不断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教徒党人志士部分为创建同盟会和扩充其党务出力；部分或从事宣传鼓吹，或参加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胜利贡献了力量；在辛亥革命运动走向高涨和胜利的同盟会时期，他们是支持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宣传活动的重要力量。[33]
四 辛亥革命与列强
张小路认为，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有三种：一种是维持清政府的存在以保护其既得利益；一种是希望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尽快稳定社会秩序，保证列强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一种是施展两面手法，助长混乱以进一步夺取利益。他还详细分析了美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认为美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有与其他各列强相一致的地方，也有与其他列强不一致而独具特性的方面。前者表现为实行合作政策下的严守中立，后者则表现为没有干预中国的国体问题，也没有武力干涉中国的打算与准备。[34]周彦撰文分析了日本在“南北议和”中的一系列活动，指出，日本政府在从南北议和的酝酿阶段到议和过程乃至议和终止后，极力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利用袁世凯实现其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的、分裂的、贫困落后的殖民地的中国”，但日本最终未能如愿以偿。[35]俞辛＠②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国内外关系决定了这时期中日外交的态势、外交的内容及外交的交涉进程和结局。[36]
吴乾兑撰文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沙俄的侵华政策，认为，辛亥时期是沙俄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沙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出兵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种种干涉和破坏。[37]张思博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前后，俄国仍把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势力作为对华政策的基调。其对华采取的外交手段，既有露骨的军事压力和领土掠夺，又有经济的渗透和外交的欺骗。[38]
林海龙撰文指出，在辛亥南北议和中，英国为了操纵未来中国的政治，极力扶植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力量进行迫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凯攫取革命的胜利果实，使辛亥革命半途夭折。[39]
五 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界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心理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是一个非常新的角度，学者们做了大胆的尝试。王继平从探讨市民等级的社会心理意识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革命运动的关系入手说明了城市市民等级的社会心理对辛亥革命的实际影响。[40]他还认为，没有辛亥革命时期城市市民心理的渐次接近和对革命的选择及心理承受力的形成，辛亥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1]朱小玲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人们强烈的苟安心理是制约辛亥革命的另一心理弱点。[42]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
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想的特点包括：对世情与国情的再认识、时代的紧迫感与历史使命的结合、加强了对于封建文化传统的批判。[43]李良玉认为，排满思潮的本质内容是以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为模式的革命民主主义，但反满的民族主义又是它过于丰满的外部形态。排满思潮的这种二元性，根源于中国社会种族斗争的文化心理，反满民族主义事实上替代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理性认识。[44]陈高原撰文分析了改造国民性思潮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辛亥革命受到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影响，其结果又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45]李喜所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指出，国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指导，其既有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的一面，也有传播封建毒素的消极的一面。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瑕瑜互见，是特定的中国社会产生的一种矛盾集合体。[46]刘圣宜对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作了论述，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清朝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伤及帝国主义的要害，这就使得中国经济界对于民族工业的危机感大大增加，呼吁民族工业的声浪更高，最终促使实业救国思潮高涨了起来。[47]
张元隆指出，辛亥时期国民意识的崛起构成了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史链条中承上启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上承戊戌时期“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启蒙，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启五四时期唤起“多数国民自觉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国民意识进一步崛起。[48]
陶季邑撰文考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虽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弱点与不足，但其在当时及以后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也有一席之地。[49]
六 关于孙中山“让位”
史学界普遍认为，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作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一职直接诱导因素的孙中山“让位”这一问题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形成好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原因归结于经济方面的因素。黎澍认为，由于经济来源枯竭，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孙中山不得不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50]杨天石赞同黎澍的观点，他发表文章指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的本质认识不足，但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无力筹集为争取胜利所必需的经费。[51]
第二种观点倾向于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各种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何绍波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由革命政权方面、革命党人、立宪派、帝国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孙中山是否让出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不是能由他自己决定的。[52]骆宝善则认为，孙中山最终让位袁世凯，辛亥革命不能得到预期的胜利的社会和思想原因是整个社会当时对孙中山及其的制定的革命纲领的认识与了解过于浮浅，接受层面过于狭窄。[53]
持第三种观点者多是从孙中山自身的主观因素去探讨这个问题。黄伟认为，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动因是，他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绝革命党人争权夺利，避免重蹈太平天国内哄失败之覆辙的考虑；出于消除南北对峙各据一方的局面，早日推翻清廷建成共和的思考。[54]汲广运认为，孙中山独特的博爱观念、民本思想和经国济民意识在近代中国内乱险象环生、列强虎视眈眈以及信袁、畏袁、议和、赞同共和的呼声充斥全国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相互作用，终成合力，导致孙中山让位。孙中山让位乃历史必然，是孙中山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说，孙中山让位是被迫的或自愿的。[55]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黄良元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指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他和革命派难以自觉和克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所造成的，革命迅速胜利和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够成熟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使孙中山把新政权让给面目尚未充分暴露而且还在继续变化的袁世凯。[56]杨波也认为，由于客观形势的召唤和主观准备的不足，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最终酿成了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这一憾事。[57]
七 辛亥革命的结局和影响
（一）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大多数学者是从资产阶级本身的弱点、革命的失误以及外界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加以论述的。
黎澍撰文指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丧失政权，革命失败的必然性就在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弱小和缺乏独立性，封建统治特别严密，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50]肖季文认为，同盟会的纲领“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理论基础，并没有完成随着中国阶级关系、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以指导它所属的阶级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之所在。他还认为，同盟会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体，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实现其对革命的领导作用，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58]陈红民，凌航撰文指出，资产阶级的发育不完全，没有在革命胜利后统率各阶级领导社会建立新的权威的力量，从而导致民国之后诸多革命的策动者所未曾想到的“后遗症”，乃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所在。[59]王贵忠认为，革命派丧失政权并遭到惨败，就是其统一战线工作严重失误造成的，统一战线的成败决定了革命党政治斗争的成败。[9]
以刘曼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确处理农民问题。辛亥革命没有大的农村变动，所以注定要失败。[5]以胡绳武、戴鞍钢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困扰着革命党人，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又找不到一条正确解决的途径。[60]丁孝智，张根福撰文指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阻力作用阻止了辛亥革命的深入发展，并成了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21]胡维革认为，半殖民地意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深层原因。[61]
李越对传统的将辛亥革命失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袁世凯的阴谋欺骗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辛亥革命的早产性和武昌起义后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62]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问题，史学界的意见比较一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统治，为绵延了两千一百多年的皇朝制打下了一个血与铁铸成的句号；[63]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发展，[64]是当时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动力。[65]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是研究其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20年来，史学界对此颇有论述。佘意明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66]孔凡岭认为，从社会形态上讲，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从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宣告了封建社会在中国的结束；从阶级划分的角度上看，辛亥革命后，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已经代替了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方向；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所以辛亥革命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67]达威指出，辛亥革命客观上为“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准备了力量。辛亥革命是中国由封建专制开始走向民主自由的起点。[68]胡绳武认为，辛亥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积极分子继续发挥首创精神，学习先进思想，不断地为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而英勇奋斗，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69]
虞和平、石波认为，辛亥革命促进了经济团体的兴起，并由此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为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出现造就了一个比较大而稳固的社会基础；[70]辛亥革命是导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黄金时代”的决定性原因。[71]
（三）辛亥革命的总体评价
以胡绳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辛亥革命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治纲领，没有能比较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广大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并且，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革命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72]
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辛亥革命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比辛亥革命复杂得多，我们仍然肯定其取得了胜利，对其出现的反复和挫折，并不认为是革命的失败。同样，我们应当肯定是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反复和挫折，也不应当是革命的失败。[73]郭世佑撰文指出，如果不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理想角度而言，辛亥革命不能被简单地冠之以“失败”来评析，历史展示给人们的显然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恰恰是这场革命的不朽功绩。[74]徐梁伯认为，辛亥革命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没有失败。所谓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败。[75]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其一下子痛快地把清王朝搞掉，导致了军阀混战，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龚书铎、吴效马撰文批驳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并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76]安静波也对认为辛亥革命时机不成熟、是过激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她指出，辛亥革命是面对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走不通的严酷现实，各个阶级、阶层所选择的唯一途径。[77]
八 辛亥革命的比较研究
对辛亥革命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将辛亥革命的研究推入一个新的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近20年来，学者们从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的横向角度和中国革命历程的纵向角度这两个方面对辛亥革命作了相当程度的比较研究。
（一）横向的比较研究
艾周昌撰文对亚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辛亥革命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亚洲革命风暴的一部分，对亚洲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过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积极支持过亚洲各国的革命斗争；辛亥革命对于破坏欧洲在亚洲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78]章开沅将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辛亥革命在思想方面、纲领方面和策略方面均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79]卢旭东比较了辛亥革命与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的异同，认为二者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者革命性质虽然相同，但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前程却大相径庭。[80]
（二）纵向的比较研究
龚书铎认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英勇反抗斗争的组成部分，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件事。[81]陈锡祺、桑兵对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有着承继关系，辛亥革命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革命的扫荡予以清政府的沉重打击，就不可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的巨大成就。[82]黎仁凯则着重分析了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的重要区别，认为，孙中山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重视舆论宣传，利用知识分子指挥会党、策反新军是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的重要区别。[83]周兴梁认为，辛亥革命不仅与义和团运动在时间上存在着承接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内在因素。[84]张连起指出，没有清末新政的实行，就不会有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就不会有民主革命活动的顺利展开，因此也就不会有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29]刘德军撰文对辛亥、北伐、抗战这三次大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综合比较，指出，这三次伟大革命斗争的共同点是：都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都体现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并积累了经验教训；都是坚持走武装斗争道路；都铸造了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大影响。三次革命斗争的不同点是：各自发生背景不同；斗争的性质不同；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不同。[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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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