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铎:张之洞对近代企业的贡献

一、张之洞不愧为“旧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张之洞(1837—1909),原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士宦家庭,13岁考中秀才,15岁又考中第一名举人,成为“解元”;1863他进京会试,考中了“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后来一度成为名噪一时的“清流派”健将之一,开始在晚清政坛崭露头角,深得主政的慈禧太后的赏识;1882年升任山西巡抚,跻入了地方督抚实力派的行列;1884年又署理两广总督,直接参于中法战争;后来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直到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

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是发轫于广州而展开于武汉。1889年,正当他认真总结中法战争的教训,积极在广州筹建枪炮、炼铁、纺织诸厂时,清廷调他担任湖广总督。由于接任的两广总督对办厂根本不感兴趣,于是,上述诸厂,经过清廷的批准,便随着张之洞迁建到武汉,在国外订购的机器设备,也陆续向武汉起运,近代工业一直冷落的武汉三镇,从19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出现大办近代工业的繁荣景象。

张之洞在武汉期间,主要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和布、纱、丝、麻四纺织官局等三大近代工业。

首先是湖北枪炮厂的建立。1890年他选定汉阳龟山北麓为厂址,派专人督工监造,除在广东订购的机器设备外,又制造添购了不少新机器,开办经费70余万两平银,常年经费50万两平银左右,1890—1897年间,共实用库平银2100943两。厂内分厂林立,先后设有枪厂、炮厂、罐子钢厂、无烟火药厂、炮弹厂、枪弹厂等等,规模宏大,全部员工估计在3000人以上。机器设备先进,聘有德国技师担任新技术指导,能制造最新式的快枪和快炮,所造的口径7.9厘米步枪,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汉阳造”步枪。该厂年生产能力可造枪5000余支,枪弹380余万颗,各种炮150尊,各种炮弹45万余颗;从1894年开始投产至1907年的10余年间,共造步马枪11万余支,枪弹4000余万颗,各种快炮740余尊,前镗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余颗,各种枪炮器具钢胚44.6万余磅,无烟火药27万余磅,硝镪水200余万磅。这个厂生产的军火,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当时李鸿章创办和控制的清政府最大的军用工业——江南制造总局。后者在1867—1894年的28年间,总共只造成各种枪51285支,各种炮583尊,而且式样都很陈旧。难怪张之洞1903年在两江总督任内,狠狠批评江南制造总局:“费工多而出枪少,近来陆续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7枝,一年只能出枪2000余枝,既不合算,且于武备大局无裨。火炮厂所造车炮,亦不尽适用。”〔1〕

其次是汉阳铁厂。这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二个近代大工业,1891年1月动工建造,厂址也设在汉阳龟山脚下。至1893年冬,各分厂陆续建成,包括生铁厂、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子钢厂、轧钢厂、铁货厂等6个大厂,以及机器、铸铁、打铁、鱼片、钩针、打铜、翻砂、木模、锅炉等8个小厂,拥有化铁炉2座,炼钢炉4座,并另设洗煤机、炼焦炭炉,共用去经费计库平银5829629两。大冶铁矿工程也同时兴建,运矿铁路、铁桥、开矿机器、轧铁矿轧灰石的机器、起矿机器房及沿江码头等,都已修建安装完毕。江夏马鞍山煤矿亦已开通出煤,张之洞打算先购买湘煤、外国焦炭与马鞍山煤渗用,以应急需。全厂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材料,全部购自英、德等国,并聘用30—40名外国技师,主管技术指导。1894年6月,化铁炉正式出铁,日产50余吨,多时可达60—70吨;炼钢炉也开始出钢,各厂机器均开始运转生产。至1895年10月中旬止,全厂共生产铁5660余吨,钢1390余吨。由于经费困难,焦炭成本太高和钢含磷率高不宜轧钢轨等原因,铁厂生产不得不宣告停顿。张之洞被迫于1896年5月14日,札委盛宣怀对铁厂实行官督商办。1908年3月,盛宣怀在对铁厂进行整顿扩建的基础上,又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联合起来,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商办,进入汉阳铁厂的发展高峰。在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年产钢7万吨,拥有工人约3000余人;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50万吨,拥有工人1000余人;萍乡煤矿年产煤60万吨,拥有工人3000余人。这个企业在当时,不仅是武汉地区和全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在远东和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比日本1941年兴办的八幡制铁所规模要大得多。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尽管在他手里的实绩不大,后来的发展也不够理想,但客观上对武汉地区乃至全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因而张之洞后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四大实业家之首。〔2〕

布、纱、丝、麻纺织四官局,是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第三个大近代工业。

1890年,湖北织布官局正式成立,厂址选定在武昌文昌门外,1891年1月1日开工建厂,5月至10月,英国机器设备陆续运到,1893年1月,正式投产。全局拥有布机1000台,纱锭30000枚,工人2500名,并聘用外国技师数名作技术指导,全部费用共计银1279375.11两。1893—1901年间,官布局共生产原色布330916匹,斜纹布11785匹,棉纱135702担。

官布局投产后,所出纱布,产销两旺,供不应求,每年都有盈余,促使张之洞决心增办南北两纱局。他于1894年,向英国订购纱锭9.7万余枚,以及各项机器全套。次年4、5月间,所订机器陆续运到,北局先行建成,于1897年正式投产,拥有纱锭60656枚,工人1600名。开始是官商合办,后商股要求退出,成为官办。南局因经费难筹,始终未建成,所余纱锭40800枚,一直堆搁在上海,后廉价让给张謇、盛宣怀各半数了事。纱局费用共计银1087422.54两。

湖北缫丝官局,筹建于1894年,局址设在武昌望山门外,属官督商办性质,开办费6—8万两,拥有缫丝车308台,工人300名,每日能制成上等品30斤,普通品近20斤,用湖北当地原料,制成品全部运销上海。

湖北制麻官局,1898年设立,局址在武昌平湖门外,拥有制麻机40台,均购自德国,开办费用共花银70余万两。建厂安机费时5——6年始建成,拥有工人463名。原料用湖北生产的zhù@①麻,产出的各色麻布麻纱等,销于汉口市场。

布纱两局,开始几年虽有盈余,纱局1899年也曾获利5万两。以后由于外资纱厂的竞争,加上管理不善,纱布滞销,两局出现亏损,产品积压,资金运转不灵,被迫先后停产,丝、麻两局也被波及,同时停工。于是,纺织四官局,不得不于1902年由粤商韦柴封、邓纪常组织的应昌公司承租接办,租20年。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又聘租给徐廷荣等人组织的楚兴公司,后来发展成为华中最大的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张之洞花去近400万两白银,历时5、6年,艰苦创建的这一庞大近代纺织工业,虽然成效不大,但在武汉地区四局均属首创,织麻局更属全国首创,这对武汉地区近代化,乃至全中国的近代化,其影响无疑是不小的。

除以上三大近代工业外,张之洞还在武汉地区先后兴办了近10个中小型近代工业,作为三大工业的卫星群。与此同时,他还全面推行城市建设、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一系列“湖北新政”,促使武汉地区的近代化出现一派生气蓬勃的局面;特别是由张之洞主持的1897年4月动工修筑、1906年全线通车的芦汉铁路,更起着全国近代化大动脉的重大作用。

在短短的10余年间,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兴办的大小近代工业,共投入资金达白银1700余万两,职工总数最多时达16000余人。这一兴办近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在晚清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显然呈现着后来居上之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之洞为旧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

二、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与短处

张之洞办近代企业的长处有以下六端:

一是充满爱国图强精神,强调急办大办,雷厉风行,故能在较短的年间,办出如许成绩。张之洞大办近代工业的动机,主要由于中法战争的刺激。在中法战争中,他在署理两广总督任内,主持广东防务,并兼筹台湾和滇桂等省抗法前线将士的饷械。当时,枪支弹药的粗劣不一和严重不足,给予他很深的感触。战后他冷静地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说:“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多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外洋,所以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弹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3〕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以后,张之洞所受刺激更大,这就更加快了他急办大办近代工业的决心和步伐,并充满着时代的紧迫感。

二是办企业的气魄大,军民用工业和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先军用后民用和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发展序列。他所办企业的规模相当庞大,一看到布局有利可图,便立即下决心一次便向英国订购近10万枚纱锭和全套机器设备,筹设南北两纱局。从中可看出张之洞办近代工业的“大帅风度”!

三是办企业的资金,大部由张之洞在地方自筹,清廷拨款很少,不同于洋务运动初期兴办的几个大型军用工业,全部资金靠清廷拨款。张之洞所办近代工业的全部资金,估计含银圆达2300余万元,他自筹这笔巨款的过程,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既伤透了他的脑筋,又显示了他的气魄和毅力。如在广东为铁厂筹募到的一笔闱姓巨额损款,原来是向赌场募来的,可见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又如湖北枪炮厂的经费十分困难,每年经常费需银80万两,半数无着落,东挪西移,到处借款,至1907年底,竟亏欠汉口华洋商款达500余万两,无力归还。

四是知人善任。如重用毕业于广州同文馆的蔡锡勇担任汉阳铁厂的首任总办,蔡全身心扑在铁厂的筹建上,直到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如重用政坛怪杰辜鸿铭为幕僚,平等相待,言听计从,在帮助筹建企业中起了不小作用。又如当汉阳铁厂办不下去时,张之洞不愿接受外商投资合办,毅然交付给盛宣怀接办,尽管盛是与自己有嫌隙的李鸿章门下红人。尔后盛宣怀终于把汉阳铁厂扩充为汉冶萍公司,成为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事实证明张之洞这一着确是走对了的。

五是敢于向西方引进新式而全套的机器设备,不惜重金聘用大量的外籍技术人员。这比起初办的洋务企业是一大进步。例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机器设备,大都不是整套订购,而是东拼西凑和陆续添置的;聘用的外籍技术人员,专业往往并不对口。

六是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如刘坤一,奉旨查办张之洞的办企业情况,想以严刑拷打从张之洞手下人员口中,特别想从张的小舅子游芝寰口中,逼供出张的贪污劣迹,但结果一无所获。证明张之洞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

但由于时代、阶级和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张之洞办企业的短处也有以下四端:

一是缺乏科学知识,胡乱引进炼钢炉,造成汉阳铁厂在经济上吃了大亏。张之洞在1885—1889年间担任两广总督任内,便打算创建一炼钢厂,为芦汉铁路制造钢轨。但煤在何处,铁在何处,事先毫无着落,便电嘱驻英公使刘瑞芬定购炼钢厂机炉。刘即委托英国梯赛特厂承办,厂主答复说:“创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焦煤,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起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4〕刘据以复张,张之洞不但不按照厂主的科学规矩办事,反而口出大言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耳。”〔5〕刘只得再和梯厂厂主商量,厂主便采取敷衍主顾办法,照英国酸法炼钢配置大炉,另照碱法配置一小炉,连同熔铁炉等设备,一并交货。1889年,张之洞奉令调任湖广总督,钢铁厂决定移设湖北,在英厂定购的机炉,也陆续运至武汉。张之洞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盛宣怀手里弄到了大冶铁矿,又找到了王三石、马鞍山等地的煤矿,选定了汉阳龟山脚下作厂址,建成了汉阳铁厂,至1894年6月开始生产钢铁,前后共支出规银560余万两之巨。结果,马鞍山等矿的煤,勉强炼成的土焦根本不合用,只得向德国购焦数千吨搀合土焦使用,每吨代价高达规银20余两。后改用开平焦,每吨也要17两,成本太高,炼出的钢铁又不合规格,被迫于同年11月停产,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接办后,花了很大力气办了萍乡煤矿,解决了焦煤问题,好不容易炼出了钢轨,可是经各铁路化验下来,含磷太多,容易脆裂,不能采用。盛宣怀只得于1904年派铁厂督办李维格,偕同洋工程师,携带大冶矿石、萍乡焦煤及铁厂所制钢轨及零件,出国求教。经英国专家化验结果,才发现酸法大炉,不能去除大冶铁矿矿中的磷,炼出的钢含磷0.2%左右,铁路钢轨含磷量要求0.08%以下,才不至于脆裂;而碱法小炉炼出的零件,则含磷量少,可供轧制钢轨;铁厂必需拆除酸法大炉,改装碱法马厂炼钢炉才行。于是,盛宣怀不得不下决心重新改装铁厂的炼钢炉,整个改装工程于1908年完工,共花费规银300余万两。改装工程完工后,铁厂才炼制出头等马丁钢,轧制出大量合格的钢轨,开始走上了正常的生产之道。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早期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由于创办人张之洞既缺乏科学知识,又不听人家劝告,反而大言不惭,盲目引进,竟前后耗费了规银千万两以上,耽误了近20年的宝贵时间,走了那样长的一段冤枉路;而企业本身,已是负债累累,百孔千疮,终于为东邻日本所控制,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这一历史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二是刚愎自用,官气十足。这主要表现在铁厂选址问题上。在决定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不少人主张以厂就矿,铁厂厂址应选在邻近大冶铁矿的江边,即石灰窑黄石市一带,亦即后来的大冶钢厂之所在地,这样可以大大节省铁矿砂的运费。然而张之洞以不便亲自控制为理由,坚持仍设在汉阳龟山脚下。当有些外籍专家反对厂址设在汉阳时,几乎引起张之洞大动肝火。

三是同商人合作不够融洽,强调官办。这突出表现在原来是官商合办的北纱局,结果因商股方面感到张之洞官气逼人而心存疑虑,中途要求退出,只得改为官办。这后来又影响到南纱局的资金难筹,始终未能建成。

四是不熟悉商情,不善于按市场规模办事。这主要表现在原来布纱两局,年有盈余,《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新设外商纱厂投入竞争,两局便败下阵来,连年亏损,被迫停产,出租商办;而一经商办,不久便能扭亏为盈,一直发展到成为裕大华民族资本集团赖以发家的基础。

总之,上述张之洞办企业的长处和短处,集中表现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张之洞,仍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僚企业家”。

注释:

〔1〕转引自《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四大实业家是:钢铁业张之洞、纺织业张謇、化学工业范旭朱、轮船航运业卢作浮。

〔3〕《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十一》,第八卷,第16页。

〔4〕〔5〕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421页。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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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