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付出艰巨努力的长期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开始，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为止，就需要整整两个世纪的时间。当我们迈向现代化新的征程时，回首先驱者走过的足迹是有必要的。 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复杂的社会转型。在多种过程并行的全面转轨中，历史创造者根据各有侧重点的思考设计不同的现代化方案，根据各自的特长为现代化作不同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本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两位先驱者严复与孙中山曾在伦敦就改造中国的问题进行辩论。这次辩论表明了严与孙现代化思想的两点分歧：第一，严主张渐进，孙主张激进；第二，严主张启蒙，孙主张实行。但区别是相对的。正是渐进与激进的并行互补，启蒙与实行的双重变奏，交织成了上一个世纪之交近20年时间里雄浑的现代化旋律。
一
清末民初的现代化历程循着器物技能、法权制度、思想行为三个层面逐步推进。器物技能层面的现代化最明显的就是洋务运动。严复孙中山对洋务运动都曾寄予希望，但两人均经历凄凉，李鸿章让严“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对孙干脆拒之门外。严、孙两氏所受的羞辱，与其说是遭李鸿章的冷遇，不如说是李所代表的官僚政治拒绝了超越洋务派的改革要求。当洋务派的改革计划因甲午炮火付之一炬时，他们毅然寻求取代洋务派单纯经济现代化路线的体制外改革方案。严侧重于文化启蒙，孙则更关注建立取代专制政体的现代政府，但两者均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
严复尤致力于观念现代化，但他并非不关心政治改革。他主张效仿英国的立宪政治，并曾于1896年的《原强》修订稿中提出“设议院于京师”的主张。他在宣传时提出设议院的目标，但当政治改革提到日程上来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从设议院的主张上后退。当革命思潮取代改良主义思潮成为时代主流后，他主张先实行地方自治后开国会的思路日渐明确。这是一条渐进的政治改革路线。
孙中山也说要先实行地方自治后组织国会，但孙说与严复的方案有明显的不同。严选择“安朝廷而奠磐石”，以地方自治为实行君主立宪之过渡；孙则力主颠覆朝廷，主张在民主革命之后以地方自治为共和立宪之过渡。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即立意驱除鞑虏，倾覆满清朝廷。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勾画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和程序。这样，严复与孙中山一个以改良求立宪，一个以暴力求共和，形成了互相对立的政治现代化方案。
严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激进路线多有批评。1898年，他在《论中国分党》中批评“孙之为人，轻躁多欲，不足任重”。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自序》责备革命派“擅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严复集》第1卷，123页。）他未直接参与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论争，但其观点与孙中山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立。
孙中山揭橥民族主义，号召驱除鞑虏，排满兴汉。他把满族统治者称为“外国人”、“异种”、“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篡权的外来人”，呼吁废灭鞑虏清朝，建立一汉人的民族国家（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88、220、232、273页。）。严复批评了华夷之辨的观念，不同意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理论。他在《原强》中指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正所见隘耳。”意即历史上不存在亡国于异族的问题，若强调满汉之辨恰恰是狭隘的表现。他不相信革命党人鼓吹民族主义能救国：“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926页。）。严复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孙中山也有利用华夷观念的策略需要。
孙中山认为中国应直接采用民主共和政体，不必先经君主立宪政体。严复不同意给资产阶级的两种政体形式作出美恶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宪法讲义》，《严复集》第2册240页。）认为不仅民主共和政体不适时，甚至实行君主立宪也为时尚早，理由是中国国民民智未开。
他们一个以为实行民主共和为时尚早，一个认定建立民主共和其时已至，那么，时代潮流又作了何种选择。历史嘲弄了改良派，也嘲弄了革命派。一方面暴力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改良派寄希望于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为历史大潮淹没；另一方面，共和国转眼间徒具形式，形成了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脱序，共和政府成立了，但皇权思想和臣民心理还根深蒂固。严复与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选择都落空了，但又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
孙中山暴力革命的选择应验了，而严复预言激进路线将导致“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的结局也应验了。严复自然更坚信开明专制论，但由于君主制已成过眼烟云，故开明专制论一变而为强人政治论。他盼望出现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以克服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裂。孙中山也不得不思考严复提出的“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的问题。民国成立后，他多次讲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关系。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中，他又讲：“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相至，相辅而相行者也。今于革命之后，而不开革命，是无革命之建设矣。”基于这一考虑，他设想在革命之后创一训政时期，为实施宪政创造条件。
强人政治论与“训政”说，是严复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进行认真反思的产物，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认识的深化。辛亥革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发生了后现代化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即出现“权威危机”。强人政治论与“训政”说即是为了政治进程中的“权威危机”，防止政治衰弱而提出的理论。两种学理对国家权威的强调，反映了孙、严两氏均认识到了中央集权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稳定与实现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两大目标。
由于中产阶级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旧官僚袁世凯稳定秩序，孙自愿让总统于袁，严期望袁充任收拾时局的“铁腕人物”，结果都不自觉地帮了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忙。
二
严复、孙中山都意识到了经济在国家现代化中的至关重要性。严译《原富》一书，是近代史上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最重要著作。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是第一幅气魄宏大而又可以操作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蓝图。《原富》与《实业计划》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发展的两座里程碑。
严、孙两氏也都意识到了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他们否定了“重本抑末”的观念，主张农工商业并重，并非常注意交通运输业。他们主张以先进的机器生产取代落后手工生产以实现中国的产业革命。严复提出农业必须采用机器耕种的办法：“民日蕃种，非汽耕不足以养”（《严复集》第4册，884页。）。主张民族工业也必须以机器代替人力，“由来一货之战，其中必有最费之功，制作之家，所欲代以机器者，亦于此为最急，此机成则物价之减者常无算。”（《严复集》第4册，859页。）孙中山主张：“于斯际中国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孙中山全集》第6卷，250页。）他们的经济思想因深具产业革命精神，而印上了鲜明的现代化印记。
然而，当他们进一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思考时，却提出了两条不同的经济现代化路线：严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力主放任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孙中山选择了社会主义（更多的时候他称民生主义）——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力主大经营国有或由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加以某种程度的控制。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却选择了社会主义，其宗旨是希望通过“平均地权”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中国不致象欧美发生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的惨剧。1903年他在《复友人函》中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该信表明他主张社会主义是因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演成了“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之惨境（《孙中山全集》第1卷，228页。）。1905年5月他与第二国际领导人晤谈，自称“中国社会主义者”，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使中国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全集》第1卷，273页。）此后，他多次解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每每强调其限制资本主义的意旨。《实业计划》提出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的产业革命与以国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他希望通过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避免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两极分化，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主观社会主义。
严复对西方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是有所认识的。他在《原强》中提到：“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困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他也感受到了“均贫富之党兴”即社会主义暗潮的涌动。但由于他留英两年是在资本主义则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候（此后他仅于1905年再次短暂涉足西方社会），故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及欧美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之情境的体会不如孙中山痛切。回国后他长期为洋务派效力，对官督商办、对政府垄断经济的危害却有深刻的认识。还有，他不同于孙中山热衷于博爱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而是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切都导致他作出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择。
于是，孙、严两氏提出了形成鲜明对立的经济现代化的纲领。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同盟会宣言》规定通过土地增价归公实现土地国有化：“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共享。”
严复极口赞美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主张由地主享有社会改良进步后地价暴涨的利益。他提到地主拥有土地有两大好处，一是随“地日降贵”，使自己“所收日多”；二是享受“有地之荣”，提高社会地位。他认为投资地产优于他业，“为子孙计，莫此长矣。”（《严复集》第4册，881页。）显然，他不同意土地国有的主张。
孙中山又提出“资本公有说”，主张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辛亥革命后，他反复宣传把大实业收归国有，防止资本垄断的思想。他认为实行大经营国有就是社会主义，但实际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他又主张给私人资本以一定的便利条件。从上述意义说，孙中山不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主张以国有制为主导适当扩展私营经济，又表明他确实存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
严复力主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与孙中山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又形成对立。他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私营经济与市场机制，主张听民自谋，国家采取放任主义。他主张提倡民办，严格限制官办，为此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禀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严复集》第4册，724页。）
严复晚年对资本主义的弊害有了较深的认识，但此时他已垂垂老矣，失去了探索前进的能力，不可能从怀疑西方转向俄国人的路。孙中山遇到十月革命，实现了晚年思想的飞跃，提出了“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新民生主义成为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已落伍于快速多变的时代。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因其构想立足于依靠外资发达国家资本，也只成为飘浮于纷乱的时势之外的乌托邦。
三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面临将传统文化改造成现代文化即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任务。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是创立适合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现代化的中国人的新的知识价值体系。
前已提及，致力于文化启蒙是严复抛心力而为之的中心工作。戊戌时期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他所做的实际工作也在启蒙方面，因其在文化启蒙上的显著成绩与在政治实践领域的无所作为形成鲜明对比，曾被人批评是一个坐着空谈但不会行动的人。戊戌政变后，他对政治更加灰心，自此惟以译书自课，严译名著多完成于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后，他因老病难有作为，但最关心的还是启蒙三民主义。他希望创立一种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基础教育结构与文化机制。他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
孙中山更关心的是实行，武昌起义前因忙于奔走革命（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而未暇多注意文化启蒙的问题。改良派以兴民权必先开民智相难时，他和他的战友答以汉人适合于民主共和及以革命开民智。然而，民初西化制度与传统思想的脱序，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相继失败，使孙中山逐步认识到了精神与心理建设的重要。他认为民国以后种种失败，主要是党人精神不行与国民知识程度不足。护法运动失败后，他写成《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针对革命党之心理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役，提出知难行易说作为心理建设的基础；针对“民国之主人，实等于初生之婴儿”的国民心理状况，提出训政理论，要党人和革命政府教育、训导民众，做保养民国之主人由初生之婴儿成长的伊尹、周公。此番言论与严复的启蒙三民思想表现了某种同一，说明他开始重视通过文化革新实现人的现代化以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的启蒙主题。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曾长期胶困于“新”、“旧”、“中”、“西”之争的漩涡，情绪性的宣泄多于理性的思辨。严、孙两氏的文化选择超越了中西之争的狭窄偏见，确立了取舍中西古今文化的现代性标准，形成了凡是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论中西古今都予以接纳的健全文化心态，力主从中西文化价值的整合中建立通贯古今、融汇中西的中国现代文化。
论者习惯于以从西化主义到传统主义的归约描述严复一生的思想变化。这明显低估了他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所做的开创性贡献。
在严复批评“中体西用”为“马体牛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有一段理应更受重视的言语：“继自今，凡可以瘉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提出要“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不管是中学西学、旧学新学，都要兼容并包。这可看成他提出的建设现代文化的方针。严复的开拓性探索，由五四时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384页。）的兼容并包主义作牵接，到毛泽东总结出区分精华与糟粕的科学性标准，这一脉超越传统与西化之争的、对中西古今全面开放的文化精神，预示了中国文化下一步的走向。
把严复前期力主学习西方的态度概括为全盘西化论，无疑是视阔远之胸襟为狭之识量。论者以他在《原强》中提出的“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作为其前期的文化纲领，认定他主张西体西用的文化重组论，这是一种误解。他在批评“中体西用”时，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公式只是他对“西学之体用”的一种解说，而不是他所主张的新文化的纲领。他的本意应该是，不论中体、中用、西体、西用，只要有利于现代化，就都是构架新文化的质素。
把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概括为“复古主义”，也不符合他的思想实际。他仍然信仰西方文化民主与科学的基本精神。他还信仰民主，他的立足于西方理论基础之上的君主主义与复辟势力立足于封建纲常名教之上的君主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仍相信科学，只是在唯科学主义的前提下给宗教的存在留下了余地，在相信天下事理多可以科学通之的前提下怀疑科学能解决人生观的一切问题，“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与诸儿书》，《严复集》第3卷，825页。）这些基本主张与前期相比没有原则性的变化。总之，严复一生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中西融合。
孙中山在谈论其他问题时有着眼于现实需要随兴而发的特点，但在文化问题上强调取中西文化而融贯之却是一以贯之的方针。1905年他在东京对中国留日学生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去之文明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但只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然后渐渐发明，则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一切旧物又何难变为新物。”1911年在回国前的一次演说中宣布：“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1923年更明确地提出：“发扬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全集》第7卷，60页。）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正是汇通中西的产物。民族主义吸收了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吸取了传统均田思想与享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民权主义将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将本国固有之考试、监察两权与西方的三权分立合一炉而同治。三民主义可以说是文化整合的范例。
严复与孙中山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对西方文化由敬慕到怀疑，对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变化。严复晚年提倡尊孔读经，孙中山晚年提出恢复“一切国粹”与“国有道德”（《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48—649页。），反映了这种变化。
严复与孙中山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选择几近对立，但在文化问题上的构想却基本一致。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探索的文化现象。
四
在对严复与孙中山的现代化思想作了大体比较后，还有必要提示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严复主张渐进，孙中山主张激进，只是相对的。孙中山选择暴力革命手段，决定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强调在产业革命的同时完成社会革命，固然进。而严复“将自己的目标确立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这一工程上，以彻底动摇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核心为己任”，（《孙中山全集》第1卷278页。）又何尝不是一种焦灼；他所选择的经济自由主义（类似于现在所说的“休克疗法”），也是导源于迫切要求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感。孙中山唏嘘“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固然是一种对实现国家现代化只争朝夕的时代紧迫感；严复“惟急从教育上著手”的焦虑又何尝不是一种拯救民族危机救死不遑的历史苍茫。现在，加快发展已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不再是少数先驱者的心灵驱动。
第二，严复主张的启蒙与孙中山主张的实行，是交替互补的。孙中山专注于实行，但在经历民国初年的挫折后，也认识到了启迪民众的重要性。严复致力于启蒙，但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入世的传统，仍究心于政治斗争的风浪。他哀叹“四十不官押皋比”，奔波南北四进科场以求仕达，连辞校长辞务不专心于教育事业，被拉人筹安会则身于政治漩涡的中心，都表明实行的洪波始终萦环于启蒙家的情怀。严复的启蒙宣传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起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而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大大拓展了启蒙思潮的影响力。
然而，近代史上的启蒙与实行的互补，并没有跳出“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的怪圈。近代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常常陷入了大大小小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往往一个单一的因素害于其他所有的因素，如政治进程的挫折，往往是因为经济、思想、学术的不发达；经济之不能进步，往往是因为政治、思想、学术之不够健全……一个单一因素的进步，都可能为其他因素之辐辏而吞没。现在中国全力进行的现代化运动，正从经济层面推向政治体制、精神文明和社会全面变迁的轨道上，必将跳出历史上恶性循环的怪圈。
第三，严复与孙中山孜孜以求的现代化，是难以成功的，被动的现代化。近代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并非发自本国社会内部，而是在外力压迫下对外来模式的一种回应。他们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及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积极主张对外开放，主张仿效西方模式实现国家现代化，但这种开放是被迫的开放，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现代化。他们渴望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先生老是打学生，拥有现代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的后现代化获得成功，总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发育。他们的梦幻总是破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同时，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历史性转变，使被动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主动的现代化，保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转。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