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始终是近代中国的迫切任务
文化启蒙是所有国家近代化的必要精神准备，是推动社会迅速进步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文化启蒙可以说是与她进入近代同步发生的。鸦片战争失败，在民族危机刺激和图强雪耻精神激励下，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要求成为民族获致新生的重要时代命题。这种要求对于中国人摆脱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走出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心圈，确立新的世界观念，把封闭保守的知识界引向西方世界，无疑将起到一定启蒙作用。但在闭关大门被强行打开的最初年代，整个社会的守旧势力和保守思想仍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加之农民民族义愤的盲目排拒，西方的科技知识在这个时期的传播收效甚微。科学之神若要真正被请入令人尊崇瓦神圣的中国思想文化殿堂，就必须排除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行必要的科学启蒙。可是，在洋务运动逐渐展开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自然科学输入和传播处处遭受阻难情况下，中国思想界自身似乎还没能力提供科学启蒙的比较尖锐的理论武器，还没有孕育出类似培根式的科学启蒙人物。现实的中国多么需要科学的理性启蒙，多么需要科学理论武器帮助清理各种障碍，这种情形酷似资本主义童年时代的欧洲。
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欧洲是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等伟大科学家应运而生。但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残余继续阻碍着科学的进步和传播，占统治地教会势力依旧用封建迷信愚弄人民。清算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响，为科学的进步和传播扫清思想障碍，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弗郎西斯·培根（F。Bacon1561一1626）勇敢地站了出来。本来他打算写一部阐述知识原理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一一《科学的伟大复兴》，但未完成计划。只写了其中两个部分，一是《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二是著名的《新工具》。前者阐明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着重论述了他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本看法。在西欧近代哲学史上，培根第一个批判了经院哲学，拨开了笼罩在当时思想界的神学迷雾，把哲学和实验科学结合起来，给自然科学方法以唯物论的概括，从而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扫清了道路。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大规模移植西方自然科学时期，以封建伦理为中心的儒家经典依旧统治着知识阶层的心灵，鄙视生产技术科学实验的学风依旧笼罩着中国思想学术的殿堂。现实社会需要科学启蒙，却没有孕育出中国的培根式的人物，通过移植的方法，将培根的科学启蒙思想介绍到中国。以启迪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智慧。推倒封建获义的精神偶像，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佳选择。中国当时懂得自然科学的人士在知识界为数不多，且大多数默首于科学著作的翻译上，无暇顾及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这样以来培恨科学启蒙思想的输入只好落在并不完全称职的传教士身上了。
二、慕维廉与《新工具》初传中国
1877年3月。在专门介绍一西方科技知一识的《格致汇编》上，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开始续发表一篇题名为《格致新法》的译介文章①第一次系统地将培根的《新工具》展示给中国读者。第二年，即1878年9月，这位热心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将《格致新法》略加修改后，又发表在《万国公报》仁。上面所说的这位传教士的中文名字叫慕维廉（williamMusrhead），1822年他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律师家庭，自幼攻习法律，博览群书，笃信神学。1847年接受伦敦会的派造来华传教，先后在上海、苏州、天津、牛庄、蒙一占等处布道账灾。1894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00年病卒上海。慕氏在华生活长达半个多世纪，除积极进行宗教活动之外，主要从事著译工作。数十年间，“共成大小书四十余部”，②此外还有许多文章发表在中外报刊上。
七十年代，西方科技知识在保守和排斥的氛围中传播所遭遇的种种阻难，对于在华已经生活了三十年的慕维廉来说，自然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译介培根的《新工具》对中国社会进行科学启蒙。关于译介《新工具》的目的，他这样说：“尝思治平之学格物为先，而制造之方致知尤赖，所以格致一门，尽人所宜讲求，亦今日所为急务者也。夫大学所谓物格致知，本末兼赅，不独系乎性理，又系乎天地，万物备于我前，必当考其底蕴，知其义理，功用大矣哉！然而华士素所心究者鲜矣！或曰学问向遵古训，不尚奇巧；或曰斯理深奥，殊难索解，谁可探索其底蕴？”③这里慕氏明确肯定片各致学”（即科学）是一门深奥而又实用的“治平之学”。“尽人所宜讲求”，是中国迫切的急务。尖锐地批评中国士大夫知识封闭狭窄，思想方法愚昧保守，向遵古训不思进取，不重视生产，不重视科价技术，违背《大学》、“物格致知”的原始精义。
慕维廉采用节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介绍了《新工具》的主要观点。对照两处译文可以发现，在《万国公报》上重新发表时，译者除了对原文进行一些文字加工之外，还在段落上有所删改调整。现在结合两处译文。按照慕氏划分的段落简略叙述一下译介的内容：
（一）在《格致新法总论》中④，慕氏着重论述了培根写作《新工具》的意义。
（二）在《格致新法弃言》中，重点介绍了原著意图。“其旨大略欲解古之疑惑而令人留心新法”。自然科学的进展，如同建筑一切伟大的工程那样，必须借助于“工具”的帮助。这个可靠的工具就是科学“归纳法”。
（三）在《心中意像或名诸疑大源卜一段中，着重介绍了培根关于妨碍科学进步，扰乱人心的四种“偶像”的观点。指出《格致新法》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列举出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的四种意识上的错误和偏见，培根把这些错误和偏见称作“偶像”。慕氏将这四种偶像，分别译称为“万人意像”、“名人意像”、“市井意像”和“士学意像”。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原作的基本观点，并特别强调这是原著精华所在，可以“奉为至宝”。
（四）在《伪学数等》里，介绍了培根关于诡辩的、经验的、迷信的哲学体系对人类理智的危害作用的观点。他将“诡辩的、经验的、迷信的”哲学分别译为“刁猾无稽”、“不足为据”和“从鬼神异端”。指出，“刁猾无稽”的哲学家只是抓住一些没有经过审察的例证，把其余的事情交给了个人的玄想和机智；“不足为据”的哲学是在稍事试验之后，便进行大胆的推导，构造了各种体系。”灾际是根本靠不注的：而“盲从鬼神异端”的思想家。往往把神学和传统思想揉进科学，这不仅会产生谎诞的哲学，而且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邪教。
（五）在《伪学形迹、一段中，主要介绍了培根分析伪哲学体系产生的根源问题。说明以往的所谓真理主要是靠一般人的“一致同意”，和创始人的猜测建立起来的。这种所谓的真理一般缺乏足够的根据，不是健全的。有些因为根据是错误的，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必定是谎谬的。
（六）在《格学差谬诸因》里，详细介绍了培根关于科学进步缓慢的原因的分析其一，由于过去有利干科学发展的时间太有限，在人类有记忆的二十五个世纪中，只有六个世纪比较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其它大部分时间犹如冬夜荒漠；其二，即是在人类科慧和学术比较适宜发展的六个世纪里，人们的勤劳只有很少一部分花在自然科学上。优秀的人物往往被权利和名誉诱惑，投身于公共事务，片面讲求性理而蹈于虚空；其三，那些从事自然科一学的极少数人，始终不曾得到全力从事研究的环境；其四，由于崇拜古代经验。崇拜哲学史上伟大权威，心灵受到了极大束缚。
（七）在《格学振兴希望之基》中，主要介绍了培根关于振兴科学的条件的论述。指出由于文化汇通的加深，世界各地科学知识将会和互补充吸收，这是科学振兴重要条件；由于以往人们没有把主要精力投放到自然科学研究上，科学成就不大，科学发展的潜力因此很大，只要采用了正确的方法，振兴科学的希望很大；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当具备蜜蜂的功能，既会采集资料，又有能力消化改造。因为科一学成果不是心智的产物，也不是实验材料的简单收集，而是把收集的大量资料消化后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是振兴科学的主观条件。
（八）最后在《推论新法略言》中⑤，扼要介绍了归纳法之后，慕氏着重介绍了培恨赞美利，学态度。指出科学可以永久造福于人类，诸如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那些政治上获得很大成功的人们，即是当了宰相、将军，也只是暂时的荣耀，与科学家的贡献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从而高度赞美了科学的神圣性。
总的来看，慕氏译介的内容都是培根原著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一个传教士。没有渗入宗教的东西。所以通过译介对中国社会进行科学启蒙的真诚愿望是无可怀疑的。但慕维廉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效果，本来他希望通过译介这部十七世纪欧洲的伟大作品，对中国社会进行启蒙，为西方科技知识的传播开辟通路，扫除障碍，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然而不知何种原因，尽管在两个相当重要的刊物上连续刊载，竟未激起较强的社会反响，几乎很少看到思想界的反应，这不能不是《新工具》第一次输入中国后留下的尚待揭示的谜。
三、培根的《新工具》与晚清思想界
现实的中国迫切需要科学，科学知识的输入和传播更迫切需要启蒙，培根的科学启蒙思想作为现成的思想武器迟早要被中国思想界接受和利用。在中国，启蒙思想家是最先接受思想启蒙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超越了蒙昧状况，便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向近代人的转变，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启蒙运动的命运。就笔者目前所接触的资料来看，晚清思想界对于培根的科学启蒙思想作出最早反应的人士似乎是王韬，尔后严复、梁启超、一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杰出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培根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王韬的《英人培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绝大多数封建士大夫仍把西方列强视为夷狄，讳言“洋务”的时候，在江苏太湖之滨的乡间出现了一个积极接触西方文化的通人。他很有胆识地认为，“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国，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只要中国善于“借法以自强”，数十年后，就一定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屹立于世界。这位人士就是著名的政论家王韬。1848年在上海他结识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参加墨海书馆的编校工作，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十三年后由于被清政府指控“通贼”（即太平军），被迫仓惶逃离到香港。这次事变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不幸中的大幸，使其更直接沐浴到西方文明。在香港他主要帮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1867年理雅各返国，招王韬西行。到1870年返回祖国，王韬在欧洲生活了两年多。他深深感到，英国之所以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与其学术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漫游使他深深懂得了“格致学”的重要性。归国之后，他很快将自己平时吸收西方文化的心得体会、札记编辑成书，刊刻行世。
《甕牗馀谈》编成于同治十二年，刊刻于光绪元年。在第二卷里有《英人培根》一文，表达了王韬对培根的敬仰心情。关于培根的《新工具》，他怀着钦敬的心情说，“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所发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其言古来载籍乃糟粕耳，深信胶守，则聪为其所囿，于是澄思渺虑，独察事物以极其理，务期于世有实济，于人有厚益。盖培根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这本书因而成为“后二百五年之洪范”⑥。从这些言谈中，可以看出王韬对培根的科学启蒙理论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没有足够的勇气攻击中国的封建蒙昧主义，科学启蒙还没有成为其自觉的行动。尽管如此，在这里我们还是应当肯定王韬是中国学者中了解培根及其著作精神的第一位重要思想家。
（二）严复的《救亡决论》。救亡、革新与启蒙是戊戌时期三大急迫的任务。严复作为沐浴西方文明接受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滋养最多的代表人物，不仅对培根的启蒙理论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对现实中国实行科学启蒙的迫切性更有切肤之感。他不仅多次谈到培根对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贡献，而且尊其为近世文明的“圣人”。⑦
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救亡决论》，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一篇政治论文，莫如说是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科学启蒙宣言书。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尽管没有提及培根的名字，凡是读过《新工具》的读者，只要稍稍留神，就会发现它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培根反对经院哲学的精神，就会从激烈批判八股制的态度和对陆王心学的声讨中感到作者受到了培根思想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篇论文中，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直碑漏，张皇幽渺，无益也”。由此不禁使人想起严复在《道学外传》中，以辛辣的笔锋勾画的“道学先生”，这些科举制的牺牲品，“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楼背，阔领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愚腐到了极点。针对传统经学泪没人的灵性，严复沉痛指出，高标“考据之赤帜”的汉学“无用”，声称“修齐治平”的宋学“无实”。“无用”，不能救亡救弱救贫“无实”，则徒滋伪道，无裨民生！不独破坏人才的八股宜除，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等旧学术统统应当束之高阁。国家衰败始于学术，王阳明窗前格竹，不事实验，讲求顿悟，实为祸乱天下之罪魁祸首。他对比西方实验科学说：“西方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于是愤怒指出：“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赢、李以小人而陵轩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他大声疾呼，欲救中国，非明西学格致不可，“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普井菩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⑧此等振聋发馈、石破天惊之语，比起培根对中世纪经学哲学的猛烈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内政治革新的声浪日益高涨，严复的目光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更加注重于政治理论的启蒙，科学启蒙逐渐放到了次要地位，反对蒙昧主义的科学启蒙呼吁没有产生大的反响。
（三）梁启超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二十世纪初年，逃亡国外的维新人士，经过1899年的沉思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一面在政治上认真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民族民主革命的言论日益激切起来，一面感到中国思想学术陈腐保守，需要大量引进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西方文化，冲撞和改造传统保守的文化结构。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如饥似渴地阅览西方文化典籍的梁启超，按照自己的理解，结合中国的现状，发表了许多具有启蒙性的文章。
《新民丛报》第一号上，梁启超这位文化巨子，便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显耀的位置上刊载了一篇题名为《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文章，对于培根和笛卡儿的学术地位予以高度评价，称颂培根是“英国学界之代表”、“英国学界之先驱”、“近世文明之初祖”。以为西方灿烂的近世文明根植于新学术的土壤里，“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在于学风衰败，长期形成了一种奴性。中国学风之坏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在他看来。中国当时已经段身于“全地球激湍盘涡最剧最烈之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要救中国，必须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根除学界之“奴性”。“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培根所倡导的通过实验检验真理的方法，推倒了人们心中的偶像，惊破了千古之迷梦，成为“十六世纪泰西学界转挟之大原”。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摧毁偶像崇拜的启蒙理论非常适于“施之于今日之中国”。在扼要介绍《新工具》主要观点之后，便呼唤“不傍门户，不拾唾余”的自由独立精神。在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不仅要求当时的知识分子从浩瀚的经书中抬起头来，解脱古人的束缚，抛弃无用的汉学和宋学，“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而且认为中国人不应震摄于西人政治学术之发达，“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应当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审视一切事物。“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于此可见，他对于科学启蒙的必要性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自觉程度。
与此同时，活跃在论坛上的著名思想家，诸如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新工具》的影响。章太炎认为培根对经院哲学的攻击，起了“光大冥”⑨的作用幼。蔡元培在编选《文变》一书时，专门将《培根论》放在卷首。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1908年在《河南》月刊上，署名令飞，发表《科学史教篇》充分肯定培根在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为《格致新法》（即《新工具》）一书对欧洲学术起了“匡世”的作用，是一部伟大而不朽的作品。
总之，活跃在清末论坛上的思想家和学者，都多多少少接触了培根及其著作，但因政治上的原因，对此都没有表现出极大地热情。这说明他们对科学启蒙的必要性纸有一定认识，但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完全自觉的水平，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于这项艰巨的工作他们在多大程度仁受到启蒙，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当时整个社会在高于一切的反帝反满口号，思想家不得不把精力投入政治运动，不得不把文化启蒙向后推延到李青一朝授灭为止，科学启蒙的必要J陕和迫切性还没有被社会充分认识到。培恨的科学启蒙理沦也不可能得到重视。这种失误到“五四”时期才逐渐被人们意识到，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反对偶像崇拜，离不开科学。于是在追求政治民主目标的同时，竖起了“科学”的旗帜，这一思想进步历程多么艰难！多么曲折！
科学与民主的同时提出，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真理，探索中国富强之路所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也是对前此社会进步思潮的认真总结，”自真切地反映了“五四”前后社会的追求和愿望。“五四”时期科学旗帆的树立，是以先前对科学认识的程度作为基础的。没有晚清的认识基础，很难设想科学在“五四”时期成为全民族的奋斗目标。培根科学启蒙思想在晚清思想界的传播，尽管不如社会进化论、天赋人权等那祥受到社会的欢迎，激起那样大的社会骚动，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激扬了思想家的理性。启迪了学者的智慧，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功摇了古圣先贤的偶像，破除了人们对经学的依赖与迷信，使知识阶层开始用自己的耳日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分析现实的一切事物，促使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应当看到，培根的科学启蒙理沦，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想，之所以在当时没有获得社会的特别重视，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没有收到于七世纪欧洲的效果，固然主要由于爱国救亡。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冲淡了它的意义，实际上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上的原因。扫倒封建蒙昧主义，铲除偶像崇拜，清理旧的思维方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形成自由独立的思维学风，决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需要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这项任务太艰巨，清末没有完成它，民国没有完成它。
注释：
①原名拉丁名Noyum Organum，这是针对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著Organum一书命名的慕氏译称《格致新法，今译《新工具》。
②《万国公报》第113卷，艾约瑟《慕维廉先生轶传》
③《万国公报》第10号第505卷，《培根格致新法小序》
④《万国公报》上重新发表时，段名改为《培根格致新法小序》
⑤《万国公报》发表时删掉了这一段
⑥《甕牗馀谈》卷2、页6
⑦严几道尝言：“马丁路德、培根、笛卡尔诸贤。实近世之圣人”《新民丛报》第一号《近世文明初祖之大家之说绪言》。
⑧以上引文见《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⑨《心书·原学》1960年手校本。
（文章原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