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验，包括资金，才能加速中国的建设”。[1]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靠单独的力量和智慧迅速取得进步，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使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联系之外。闭关自守，势必落后挨打。中国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别需要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然而一提起引进外资，人们就会立即想到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不免产生种种疑虑，担心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会不会失去独立性，重新陷入半殖民地的困境。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这种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一 近代西方列强对华强行输出资本的状况和作用
近代中国是一个被西方列强任意凌辱和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前，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主要是凭借不平等条约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数量不大，总额不过2-3亿美元。甲午战争之后，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强行对华输入资本成为主要经济侵略手段。1902年，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猛增到15亿美元，相当于甲午战争前的5-8倍；1914年达到22亿美元；1930年输入的资本总额接近35亿美元，相当于甲午战争前的12-17倍。
西方列强对华投资的原始资本，绝大部分来自对中国本土的掠夺，主要是鸦片贸易利润、战争赔款和通过银行吸收的中国人的资金。有人估计，到1914年为止，西方列强（主要是英国）所获取的鸦片贸易利润约有20亿两白银，相当于15亿美元。当年西方各国在华资本总额为22亿美元，这个数字比鸦片贸易利润多不了多少。当然，巨额的鸦片贸易利润并没有全部投资中国，有相当的部分被运回本国，但可以肯定有相当大的部分转化为对华投资了。著名的怡和、太古、沙逊、哈同、旗昌等大的资本集团都是靠大规模的贩卖鸦片起家的。例如，长期控制中国金融的汇丰银行，最早是由十家英美籍商人合资开办的，这十家外商都与鸦片贸易有密切关系。战争赔款转化为对华投资的数额也很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对英赔款2100万银元（约合1511万银两）；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索去1600万银两；俄国借伊犁事件向中国索款900万卢布（约合600万银两）；甲午战争对日赔款20000万银两，外加赎辽费3000万银两；庚子赔款为45000万两白银，历次赔款总计7.17亿银两。如果加上赔款利息，中国须支付的赔款总额高达12.79亿银两。以上赔款本息中，除庚子赔款本息3.29868亿银两未付外，其他绝大部分（9.5亿银两）都是如期付清的。这些赔款，一部分被列强运回本国，另一部分成为对华投资的原始资本。例如，日本对华投资的主要原始资本，大多来自甲午战争赔款的本息。20世纪20年代以前，日本在中国的比较大的企业，几乎全部是用战争赔款创办起来的。西方列强通过在中国设立的银行吸收的中国人的资金也不计其数。由于当时中国金融机构不健全，信用不发达，西方列强的代理人便在中国大力扩展银行业务，吸收中国人的存款。据统计，1932年麦加利、汇丰、沙逊、花旗、正金等15家外国银行吸收中国人的各项存款就有115亿银元。[2]此外，他们还利用发行公司债券及股票吸收个人的资金。根据1930年美国商人的报告，当时他们实际输入中国的资本仅仅相当于在华投资的36%。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带有超经济强制性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投资伴随着鸦片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就附有许多政治、经济特权。西方列强每借给中国政府一笔款项，就要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权益蒙受一次损失，不仅借款利息高，折扣大，而且附有奴役性的政治条件。旧中国政府大规模举借的外债项目有：1895年的俄法借款4亿法郎（约合1亿银两），1896年的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约合1亿银两），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约合1亿银两），1913年的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2500万英镑（约合2.4亿银两）。这些借款均以海关税收和盐税为担保，西方列强控制了中国关、盐两大税，也就在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3]。附带的政治条款还有，如规定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债权国有直接往各通商口岸征税之权。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接受贷款时就不是自由的。例如前三次大借款，俄、法、英、德都争着向中国贷款，每次借款前夕，英、俄、德三国公使几乎每天都到总理衙门恫吓威胁，强迫清政府接受本国借款。英国公使甚至声称“不惜诉诸武力”来满足中国的贷款。俄国公使声称中国政府借款“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资本强行输出，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西文列强对中国的间接投资（主要是借款）主要用于战争赔款和政府财政开支（如善后大借款），没有投资基本建设和制造业，所以基本上没有积极作用。西文列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用于金融、交通运输、矿物开采和房地产。这些投资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加强控制，扩大权益，消极影响是主要的。西文列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是通过在华设立银行进行的。到1926年为止，在中国的外资银行有65家，分支机构226处[4]。这些外国银行蛛网般密布全国重要城市，一方面将外资介入，开展贷款业务；一方面趁中国金融机构不健全，信用制度不发达，缺乏将储蓄资金转入工业投资的现代银行体系，大量吸收中国人的存款，发行货币和股票，办理外汇和借贷，从而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也控制了中国的外汇市场。交通运输方面，主要是投资铁路修筑和经营轮船运输。1913年中国有铁路9744公里，西文列强直接经营与间接控制的9098公里，约占93.4%；1930年，中国外洋航运与国内航运船只的总吨位中，外国船只占81.2%，本国船只仅占18.8%。铁路修筑经营权与西文列强在华权益密切相关，所以，列强之间为争夺铁路修筑权而进行的斗争非常激烈。一言以蔽之，外国资本输出对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行了高度控制，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相当严重，外国资本输出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是主要的。
一提起西方列强近代在华投资的历史作用，以往人们总是从被奴役被凌辱的感情出发，强调经济侵略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了投资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实事求是地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有消极影响，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例如交通运输方面的投资。近代中国被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国内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要与世界市场相联系，联系程度取决于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手段。传统中国没有性能良好的轮船、火车之类的交通工具，缺乏把国内大中小市场组织在一起的能力。19世纪中国的全部贸易仍局限于基层集市和中间市场水平上，主要是由于交通工具落后，运输费用高昂造成的。江南的大米，漕运到北方，运费相当于原地米价的数倍，一条运河远远不能解决中国南北经济联系，传统市场体系的稳定是与交通运输能力的不足相关的。近代西方列强直接投资或间接贷款修筑了数千公里铁路之后，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华东、东北地区交通工具的不足。京汉铁路、津浦铁路的开通，把华北平原与长江流域连接起来。修筑铁路不仅弥补了运输能力的不足，而且把沿线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刺激了商品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吸收了大批剩余劳动力。沿海和长江运输能力的加强，对于中国进出口贸易和长江上下游的经济联系都是必要的。再如对于工矿业的投资，尽管资本输出的目的是为了攫取利润，控制中国，消极影响很大，然而工矿业的兴办吸收了农村许多剩余劳动力，还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商品生产能力。当然在那个时代，中国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是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
二 当代中国引进外资的情况和效果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得到发展。中国是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建设的，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建设必须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于人类的成果，必须对外开放。1978年以来的十几年间，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步子逐渐加大。首先是把广东、福建沿海的四个城市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接着在1984年自南而北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并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辟为开放区；再接着是1988年将海南省划为经济特区；现在正在建设的上海浦东开发区，又是一个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不但是沿海地区和城市，而且内地和农村，都参与了对外开放。外资的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以各种形式迅速推进，尤其是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发表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更加高涨了。
据统计，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已超过800亿美元。从1979年到1991年，中国批准利用外资协议（合同）金额达到了1214.7亿美元，实际使用796.27亿美元。今年一季度，中国又批准利用外资65.4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5.32亿美元。在已使用的外资中，对外借款约占66%，其余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截至1991年底，已使用的对外借款为527.42亿美元，已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为233.47亿美元，已使用的外商其他投资，如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共35.38亿美元。[5]引进的外资主要采用两种形式：间接利用外资，即利用外国贷款和国外发行债券，主要用于能源开发、交通运输、通讯、原材料加工、农林牧渔业及其产品加工、教育科研，以及支援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等。有的项目正在进行投资建设，有的项目已经竣工投产，开始发挥效益；外资直接兴办的企业分布于能源、交通、冶金、机械、电子、通讯、化工、医药、建材、建筑、纺织、服装、食品、旅游服务、农林牧渔等行业。
如此大规模举借外债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那么效果如何呢？实践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开放经济开放区，引进外资，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的方针是正确的，成效是显著的。1989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特区的工业产值达214.4亿元，比建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7.8倍。经济特区已成为我国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吸收的外资，对于调整和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以广东、福建两省起步最早，发展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显著。
广东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根据本省基础工业薄弱和生产项目不足的实际情况，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注意把引进的外资重点放在生产性项目上，注重引进生产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的项目。在引进的近百万套（台）技术设备和2600多条生产线中，绝大多数属于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广东实际利用的外资79.29亿美元，年均递增44%，目前已登记注册的“三资”企业8600多家，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利用外资，不仅促进了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且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建设资金来源不足问题，从而减轻了国家负担。十几年来，广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全省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2%；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2.2%；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5%；这种高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使世界许多经济专家感到惊讶。[6]
福建工业基础原来也比较落后，地方财政相对薄弱。十多年来，该省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和地处沿海的有利条件，积极吸引外资。到1989年底，该省协议利用外资27.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39亿美元，兴办了3000多家“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前，技术装备大多属于40—50年代水平，引进外资和技术以后，使一批企业迅速提高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技术水平。引进外资和技术不仅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而且带动了电子、化工等新产品的开发。到1990年为止，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1.4%。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地方财政收入、外资出口额翻一番。
从广东、福建两省引进外资的情况看，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外资的积极作用是很大的，是无可怀疑的。当然，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联系和交往，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我们能借此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这些消极因素，通过我们积极预防，是不难克服的。
三 近代对华资本输出与当代引进外资的本质区别
如前所说，近代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被高度控制，经济命脉受到严重伤害。而当代引进外资却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加速了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效十分显著。同样是外国投资，为什么效果和作用明显不同呢？它们的本质有何区别呢？
首先，投资的客观诱因明显不同。近代西方列强向外输出资本，是由于资本剩余，国内市场狭小，需要向海外开拓市场，它们利用武力夺取种种特权，强行向中国输出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所以，这些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和掠夺性。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饱受侵略战争创伤，被动开放，被迫协定关税，甚至不能主持本国海关行政机关。在丧失了许多主权情况下，接受外国投资是被迫的。旧中国接受外国投资的主权受到很大限制，不但不能自由选择发展项目，而且不能自由地选择投资者，中华民族的经济自由发展权受到了很大伤害。例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曾三次大规模借款，每次借款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恫吓与威胁。
当代的国际投资，是由于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际间经济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各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程度相应提高，国际分工与协作不断深化。国际投资的互利合作因素越来越大。当代中国对外开放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对外投资。无论是对外投资，还是引进外资，都考虑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引进外资的主权稳操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主动引进外资是建立在中国人对经济国际化、一体化清醒认识之上的。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行向中国投资，要求片面特权，中国也不会屈服于任何国家的压力，放弃自由引进外资主权。按照不平等条约损害中国经济发展主权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相对缺乏资金和技术情况下，积极引进外资和科学技术，只能对中国有利，这是现在国家主权性质决定的。与近代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相比，一个是被迫接受，一个是自觉吸收；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同样是接受外国投资，性质则有明显区别。
其次，资金来源与投资方向不同。近代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原始资本主要来自对中国本土的掠夺，而不是输出资本国的剩余资本。鸦片贸易利润与强加的战争赔款，以及通过银行吸收的中国人的资金，总计起来远远大利对中国输出的资本。当代中国引进的外资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外资。这些外资是对中国建设资金不足的真正有效补充。
近代西方列强对华输出的资本主要用于偿付战争赔款、旧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开设外国银行、投资交通运输和矿物开采。偿付战争赔款的巨额贷款，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用于旧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帮助了军阀统治，使中国的政治更加混乱；投资于外国银行的资本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亦无助于中国工业的近代化；投资于交通运输和矿物开采的外国资本，虽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列强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扩大商品市场和势力范围。当代中国引进的外资，不存在战争赔款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财政开支，几乎全是生产性的资金。无论是间接投资，还是直接投资，大都用于兴办企业。大量引进外资，引进科学技术与设备，对于调整我国的工业结构，改造传统工业，发展外向型企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与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有很大区别，不仅性质不同，效果不同，而且原始资本来源与投资方向也不同。国际投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对于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它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协作在世界范围的充分展开，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促使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调剂了资本在各国的盈余与短缺，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和了解。争取国际投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发达的国家也在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吸收国外投资。“亚洲四小龙”作为吸收外资成功的先例，迅速发展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广东、福建两省作为吸引外资最先起步的省区，经济成效十分明显，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河南虽是内陆省区，对外交流不如沿海方便，但也有自己的优势。河南位于中国中心地区，京广、陇海、焦枝铁路纵横交织，公路运输也比较方便，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只要善于扬长避短，大胆解放思想，打消顾虑，坚决排除左的干扰，克服内陆意识，积极引进外资，虚心学习一切国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技术，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河南的经济一定会跃上新台阶。
（文章原载：《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1] 邓小平谈话，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20日。
[2] 蓝以琼：《揭开普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4页。
[3]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合订本，第592页。
[4] 吴承明：《帝国主诡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5] 《我国使用外资逾800亿美元》，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4月21日，第1版。
[6] 林若：《改革开放与广东经济的发展》，载《求是》1989年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