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研究所所长。1978年2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取同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先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辛亥革命史研究，著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和国家》等。
40岁前，朱英干起活来，没日没夜，几乎天天都趴在桌上写东西。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在教研室突然晕倒，这才开始改变作息，锻炼身体，也再不敢轻易工作到深夜。
“别人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坐下来静心做学问，真是一点不觉得枯燥，反而乐在其中。”朱英将其原因归结于1980年代的学术环境，当时没有考核、指标、定量，给他们留下了充足的时间，慢慢将学术变成自己的爱好，甚至是生活方式，这是现在所不能比的。
这也得益于章开沅先生的努力营造，在当时的华中师大历史系搭构起一个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历史研究所。这个共同体，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深远，培养了一大批重要学者。对朱英而言，他从最初开始商会研究，到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甚至后来的市民社会研究，几乎都是受章先生影响，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完成的。
1999年，历史研究所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聘朱英为所长。到今年，在这个位置上，朱英已经待了14年之久。“我不具备学术领袖的能力，我现在的定位就是留守，期待更有能力的人能上来。”坐在近代史所宽敞的办公室里，朱英对它的未来，也是忧心忡忡。
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进入商会史研究
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思想更加开放，没有界限，能够有好的成果出来，那你在学术界就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南都：看相关资料，好像你是“文革”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
朱英：是的。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当起了“知青”，因为我喜欢读点书，后来就被推举成了民办教师，也读了不少书，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华中师大，我最初选的是中文系，后来被调整到历史系，还是觉得非常幸运。
本科四年，基本没有什么学术训练，学校也没什么学术书籍，你也买不到什么书。直到1982年本科毕业，我考上研究生才开始自己真正的史学研究训练。
南都：怎么样“真正开始”？
朱英：逐渐知道怎么做史学研究，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找资料等。这个过程的起始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研究生第一学期，我与同门学兄马敏一起被导师章开沅先生派到苏州，参与了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大量的原始档案，我们在本科四年当中都没有阅读到档案文献，这是我们学术训练中最为薄弱的地方。
正是通过整理苏州商会档案，我慢慢接触到史学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商会研究），发现其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就进入到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领域，一直到现在。
南都：章先生对你的学术生涯有怎样的影响？
朱英：我们读研究生时，上课就是漫谈，一般在章先生家里，或者研究室里，也没有固定的上课时间。他也不会系统地、详细地跟你说，而是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予指导。我写的第一篇关于史学研究的论文是章老师给我改的，他批阅得非常多，非常仔细。
我后来从事的商会史研究，并不是我多有学术洞察力，完全是章先生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苏州商会的资料，他知道这些很宝贵，就跟苏州档案馆去说，得知他们正好缺少研究人员，这才推荐我们过去。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你们过去看看，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研究生论文题目。要知道，我们当时对商会，完全是陌生的，本科时，也根本没老师介绍过这些内容。
南都：对比章先生那代学者，你们这代学者有没有可能超越他们？
朱英：这个很难说，那一代学者的积累、知识结构和眼光确实不一般，我们可能在某些专题性的研究方面比他们做得更深一些，但是整体上还是很难超越。我们这代人，虽然先天不足，但努力弥补还是有可能做出一些东西。而且我们刚进入学术研究时的环境，要比现在好得多，没有考核、指标、定量，完全是自己去做，学术慢慢变成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生活方式，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产出的东西比现在更具学术性。我就是这样，四十岁之前每天都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一点不觉得枯燥乏味，而是乐在其中，别人可能不太理解，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南都：难怪你直到1987年才在《历史研究》上发了第一篇论文。
朱英：当时章老师一直不鼓励我们急于发论文，急急忙忙发表论文太急功近利，而且也不一定写得好。所以我最初确实没有想到急于发表论文，直到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写得比较顺利了，我才动笔。别人可能觉得在《历史研究》上发文章，非常困难，但我这篇却异常顺利。
当然，顺利发表也是因为商会这个选题好。当时国内学术界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常说，历史研究讲究新问题、新材料、新观点。这几点，当时我们都具备了。1993年，我同马敏合作出版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这本书对晚清苏州商会做了全面介绍，推动了各个地区商会史的研究。
南都：在你刚进入学术领域时，当时的学术氛围怎样？历史研究受到的限制多吗？
朱英：当时学术受时代的影响很大，现在也有，但要小得多，当然两者的性质也完全不同了。同现在相比，1980年代的学术研究，思想更加开放，没有界限，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形成自己统一的理论体系或者观点，只要你运用新材料运用得好，能够有好的成果出来，那你在学术界就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不过八十年代的学术，也有不足之处。我们刚开始同港台学术交流时，有两点被他们批评得最多，一是不重视海外研究，这是我们的硬伤；其次就是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根本算不上研究，说我们最喜欢把马恩列斯毛的话拿出来作为依据，至于史料，反而不加重视。这两点我们后来一直都在慢慢改进，港台学者也在不断调整。现在你去看，就很难看出谁是台湾学者谁是大陆学者了。
我比较善于做实证专题研究
我从近代商会的实证研究入手，来分析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以此回应西方学者。
南都：既然说到海外研究，那么就你的观察，现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跟中国学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朱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就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特点是比较擅长于研究范式的建构与转换，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创新。从早期的“冲击-反应”模式到“在中国发现历史”，带来了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转变；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学者又开始关注印刷文化、视觉文化、城市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些对国内的近代史研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国内的近代史研究除少数学者之外，大多数都是专注于实证性的研究，有的探讨很深入细致，对认识历史全貌不无裨益，但也有不少实证个案研究因缺乏整体或全局意识，研究视野太过狭窄，学术价值受到很大限制，甚至遭受“碎片化”的批评。
南都：你在1991年以后，几乎是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了《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和《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这三本书都集中在你之前说的商会和资产阶级领域。但到1996年以后出版的三本书，却明显开始溢出商会，开始扩散到社会史的角度。你在研究上发生了什么转变？
朱英：最早做商会研究，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壮大，集中在民间社会的发展和影响上，忽略了国家、政府层面的东西。后来我在研究过程中，越发感觉在中国这个特殊时空下，民间社会的形成，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而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国家，商会的诞生是个很明显的例子。要全面地考察近代中国新的现象或者社会细胞的产生，你必须要全面地认识它，要能了解它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具体到商会研究，我当时感觉，对于晚清政府研究，很多方面还不够深入，也不够客观，完全可以做更多的探讨。所以我在1996年就出版了《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在这本书中，我集中探讨了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的一些变化，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问题。这可以说是较早一本集中探讨清末新政改革的著作。不过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全面地讨论清末新政，更多的还是集中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商会制度的形成。
南都：你在1997年出版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中，研究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为什么会介入这个领域？
朱英：那是我在做了几年晚清政府经济政策改革以后，紧接着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所谓的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西方学者是最早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集中在近代史。但他们讨论的大多不是历史，反而是政治学、社会学的东西，只有诸如像美国学者罗威廉等人，才从历史角度有所表述。实际上，西方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是否真正存在市民社会也一直有争论。当时国内学者也有所回应，但大多都简单无力，缺乏实证的基础。
我当时对这些问题作了很多思考，希望能从我对近代商会的实证研究入手，来分析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以此回应西方学者；另一方面，当时我也在思考，当时商会研究已经做到那个程度了，还能有怎样的发展？我希望能借此看看，自己能不能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
我当时对市民社会的考虑，完全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思考，但后来市民社会变成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当年我确实是花了一番功夫，而且这个成果居然是我若干成果当中影响比较大的，跨越了史学的学科，不仅历史学科的人读，而且关心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学者都很关注。我当时是想做一番新的个人的学术创作，我当年还雄心勃勃地说要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体系，但后来发现根本做不到。
南都：为什么做不到呢？
朱英：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源于西方，有西方学界认可的标准，被我们拿来一变，他们就不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理论体系，而是另外的东西，但如果你不跳出来，加入中国的东西又很难进一步深入。可以说，理论的本土化，这个度究竟该怎么掌握，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以我当时的能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非常困难。我自己也不大擅长去做理论建构，我还是比较善于做实证专题研究，所以之后我也基本放弃了做理论建设的努力。再有就是，后来市民社会逐渐变成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和现实的问题勾连得越来越紧密。这是我所没想到的，所以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国内在市民社会这个理论范畴，后来也少有被大家公认的优秀著作出现。
南都：但很多学者却很看重现实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朱英：我向来不太赞同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我自己做研究，很少考虑什么现实问题，也没有因为现实的问题去做历史。至于读者从我的论著里面看到一些内容，他有什么领悟或者是看法，这些也是很自然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希望能从纯历史的角度去研究。
我曾经跟很多非历史学科的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我有这么多好的素材，做出来的东西却只是纯历史，非常可惜。或许他们觉得通过我的研究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去做的，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去做。
商会研究的现实困难
我写过很多从商会衍生出去的论文，但确实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我觉得商会研究是我安身立命的课题。
南都：放弃市民社会理论，在商会研究方面，你有没有找到其他新的理论突破口？
朱英：不能说是放弃了市民社会理论，应该说我的观察视角不再局限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这个范畴，而是集中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我感觉它似乎更有利于商会史及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深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发展到现在，应该说，“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近代史甚至很多相关学科，包括古代史，都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好多具体问题都是透过它去分析的。
南都：你刚刚说到“分析框架”，从整体而言，商会研究是否也经历了分析框架的转变？
朱英：是的。现在看来，商会史研究的分析框架的转换，或者叫范式转换，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只是它较早地体现在商会史研究中，最早则是在政治史研究中。
从1980年代以来的近代史研究转向，其实就是范式的转变。比如说商会研究，它实际是个经济团体，其主要责任在经济发展，但我们早期的商会研究，反而忽略了经济，强调的是政治。因为在大的背景下我们要用商会去论证辛亥革命前是有资产阶级的，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政治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个经济社团放到政治史的研究范式下探讨。这不仅仅是商会史研究，而是整个中国学术的特点。
进入1990年代，我们又有了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商会研究中也引入了这个范式。到1990年代末期，就有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范式，到20世纪初期，这才逐渐转向到“国家与社会”的范畴。
南都：你从事商会史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呢？
朱英：1997年出版《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之后，我的商会史研究有好多年一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到21世纪的前五年，我发现理论上说有很多可做的，但却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让你没办法做下去。
首先是史料的问题。我们以往的商会史研究，往往都集中在大城市，实际上中小城市的商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它们彼此之间差异性非常明显，如果要全面了解中国商会的话，就必须了解中小城市的商会状态。过去认为中小城市很少留下商会资料。不过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地方还是有资料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就此做一些工作，但毕竟光靠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吸引全国范围内的学者的力量来做；另外就是海外的商会资料，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刚开始启动海外商会的研究，限于人力、财力、物力我们首先做南洋的研究，并吸引当地的学者参与。目前的计划是出版一套各地商会史料辑刊，一套商会研究辑刊。
至于我个人的研究，我前几年写过两三篇关于商会选举的系列研究文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首先在中国执行选举制度的，不是在政治社团，而是在商会，而且是采用投票选举。不过各地商会情况不一，比如上海，早在1904年就运用了这种方式，而天津商会则是明确反对投票选举，采用公推制度，它认为选举表面先进实际不合中国国情，这些我都写过文章。后来我发现选举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有些地方还有选举的风波、风潮、纠纷，名义上比较好，实际操作上有很多问题，我可能下一步就是研究选举当中的一些事，包括商会选举制度的演变，最终会写成一本书。与此同时，我现在也在做一些与商会法相关的研究。
南都：你有好几次都差点跨出商会研究的范畴，但你却总是适可而止，最后还是回到商会研究。为什么你会这么“守本”呢？
朱英：实际上，我写过很多从商会衍生出去的论文，但确实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我觉得我的能力和精力可能不适合胜任更多的领域，因为即便是在“商会”领域，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的积累还很不够。我有很强烈的感觉。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写的是1920年代的商会，但是那时候的商会受到政治影响非常大，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期间都认为商会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社团，于是跨过传统商会，联合小商人成立了“商民协会”，最终目的是用“商民协会”取代商会，最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我希望通过《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全面研究商会这一组织，但在写书时却又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它牵涉国民党，而我之前对国民党几乎没有研究，尽管我有去补课，看了很多关于国民党的研究资料，前后准备了十年，2001年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做客座教授时，甚至还专门去国民党党史会档案馆查了国民党的资料。但即便如此，比起那些专门做国民党党史的专家，我就特别胆怯，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挑出我的毛病。我觉得商会研究是我安身立命的课题。
南都：你怎么看历史研究中理论跟史料的关系？
朱英：我只会在实证研究的过程当中运用新的理论，如果拿着理论，再用史实去套它，这我不太支持。现在很多博士论文的开题，翻来覆去讲一大套理论，我就问他们，这些理论和实际有什么关联？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你把一个问题谈得非常透彻，别人都没谈过，那这就是你的学术贡献。虽然是小的问题，个案研究、区域研究，但如果你最后得出的结论能够提升对整个问题的补充，那就是有价值的。如果是颠覆性的结论，言之有据能够成立，这样的贡献就比较大了。
南都记者颜亮，实习生吴琼
本文原刊：《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