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
作者：刘路生
关于戊戌政变以及袁世凯告密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挖掘资料，考释论证，弄清楚了许多过去不甚了了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袁世凯是否于八月初四日（为叙述方便，下文径用阴历，不再换为阳历）告密，尚存在较大纷歧。郭卫东先生还发表了以此问题为中心的专论（注：参见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载《清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1期。）。现谨就与之相关问题为文，请教郭先生和方家同仁。
一、初四日袁世凯无告密之举奕劻非接受告密之人
政变发生于初六日上午，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从慈禧太后一方面来观察。初四日之前，杨崇伊已上奏请训政折，倘若初四日有袁世凯在北京告密主事，按照当时的局势和慈禧太后的性格，政变决不会迟至两天以后的初六日才发生，政变的名目决亦不仅只是康有为“莠言乱政”，并仅表现为逮捕康氏兄弟。而初四日在天津告密，则无任何可能，可以存而不论。
据茅海建先生对清官档案的研究与排比，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定下初四日由颐和园还西苑，且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没有关系。初四日凌晨寅初（早晨3时）慈禧太后此行所用的车马已在颐和园宫门外准备完毕，她本人在“乐寿堂早膳毕”，起程还西苑。途中频繁换轿换船，路过寺院烧香游息，于一片悠闲之中，申刻（下午3——5时）才到西苑。光绪帝在得到庆王奕劻报告的消息后，依例在瀛秀园门外跪接，仪制一切没有出错，慈禧太后未现焦躁和不安，态度没有异样。也就是说，一切均在按常规运行，没有告密后果的迹象（注：参见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之（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近代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5期第135——164页。）。
从袁世凯一方考察。徐世昌受袁世凯之托，先他进京，并一直同维新党人来往联络，参与他们的某些活动，袁世凯对维新党人的动态与状况，是有所了解的。初三日，谭嗣同的法华寺夜访，不论是徐世昌同来，还是徐先回到法华寺通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谭、袁之晤谈，徐世昌是全程在场的。谭嗣同离去后，袁、徐一定是连夜密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且取得了共识。他们应该有能力判断出，围园劫后之谋，是维新党人的政治孤注。他们应该知道，光绪帝或有摆脱慈禧太后控制之心，但决无围园劫后的杀伐决断之胆。谭嗣同出示的是墨笔密谕，他们由此可以推想，光绪帝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维新党人有此密谋。他们不能不进行基本力量对比的估量而决定去取。袁世凯拒绝谭嗣同的游说，清楚表明了他不同维新党人站在一起的立场。康有为、梁启超当夜在金鼎庙会到访袁而归的谭嗣同后，也立即明白袁世凯无举兵配合他们围园劫后之意。在游说袁世凯无望之后，康有为乃决定离京出走。从《康南海自编年谱》、《诡谋直纪》的记述可知，维新党人已深知处境之险恶，但康有为仍迟至初五日始行离京的事实（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61——162页；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档案号：REEL No.1-0584，0345——0346，网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东京，http://WWW.jacar.go.jp/）图象数据。），则可从侧面证明，维新党人亦无心存袁世凯于初四日即行告密的预想。
袁世凯不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就意味着必定要向后党告密。这在当时，无论是从政治层面或是道德层面考虑，都是唯一的出路。没有第三条出路。替维新党人秘而不宣是不可能的。
但是，袁世凯亦无初四日天明即匆匆忙忙赶着告密的必要与条件。围园劫后之谋，确是惊天大事，但袁世凯心中清楚，只要他本人按兵不动，谭嗣同所说湖南死士，即使来到北京亦无多大作为，慈禧太后就有惊无险。
有论者提出，袁世凯应该担心维新派利用聂士成、董福祥的兵力，实施他们的围园劫后计划。其实，当时的袁世凯无须顾虑此事。姑且不说袁世凯对驻军布局了如指掌，对聂士成（注：袁世凯与聂士成交往颇深。袁、聂两家为世交。甲午战争时期，两人过从密切（此时期两人之间有大量文电来往，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养寿园电稿》）。袁在小站督练新军，聂又以直隶提督的身份鼎力相助，并将自己的得力下属冯国璋推荐给袁世凯任用。）、董福祥的政治取向亦非常清楚，单只说布置军队长途奔袭，也不是今天说，明天就可以办得到的事。所以，袁世凯拖延一天告密，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担心的。袁世凯的经历表明，他十分功利而善于谋划，其处事的原则，一贯是谋定而后动。更何况，兹事体大，直接危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乃至性命，决不会急于星火地莽撞地告密。
谭嗣同是打着光绪帝之诏谕说袁起兵图后的，但无朱谕，仅凭不辨真伪的墨谕。即使是为了自身安全，袁世凯首先也要摸清光绪的真正意图，以计算力量对比，估量事态的发展。袁向光绪请训之日已定于初五日，所以，最佳行动方案也只能是初四日不动声色，乘初五日请训体察光绪帝的心思与动静，那怕只是察言观色。
当时的北京亦无有袁世凯告密的合适的人选与条件。首先，须辨明的是，袁世凯应召进京，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一日住海淀，准备光绪帝初一日在颐和园早朝时觐见和初二日为擢升候补侍郎的谢恩。初二、三、四日住城内法华寺，准备向已移居宫里的光绪帝初五日请训。各方面史料参证，无有舛误。张一麐《心太平室集》所说，袁世凯在海淀与谭嗣同夜谈，可以肯定是误记，没有什么深意可以索解之处。
其次，郭卫东先生说：“即使袁不便单独闯园告变，在京城要找或能引见或能传讯的权贵也不会是难事”。此说不切实际，亦不符清朝的制度。其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归政光绪帝，她那里唯有皇族“亲贵可以递牌请起”（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深通清朝制度的邓先生评论说：“太后前，唯亲贵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无资格与可能求见慈禧太后，“单独闯园告变”。即使他曾在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亦无可能立即“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只有奕劻除外，容在后文说明。即使袁世凯不明制度而去恳求后党权臣刚毅等“引见”，他们都住在城内，又何用再专程返回海淀住下来呢。
第三，袁告密的首要目的是谋求摆脱帝党嫌疑以及同维新党人的干系，摆脱谋叛嫌疑，以求自保。因此，他所选择的告密对象，一是一定要与自己的关系极为亲厚，可以信赖托庇。二是维新党的谋乱涉及到皇帝与慈禧太后，接受密告的人必须与慈禧太后有极深厚的关系，有权力、有地位、有能力处理这一极为棘手的问题。三是要合乎清朝制度，在慈禧太后那里有递牌请起的资格。但袁在京师并无此等托靠之人。
袁世凯进京后，谒见过刚毅、王文韶，因为他们是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同他小站练兵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而已，连朋友都谈不上，更遑论托庇。唯有庆王奕劻合于第二、第三个条件。且李鸿章、荣禄死后，袁与奕劻的关系非同一般，此次袁来京亦曾谒见过庆王。所以，研究者们论及食世凯在京告密的对象，均首推庆王奕劻。但有资料证明，直到两年之后的庚子年间，袁仍不把自己列为与庆王一党，此时庆、袁关系尚不到足以托庇的地步。庚子议款之时，有奕劻致西安行在荣禄的信说：
仲华二哥中堂阁下：……此间议款，刻正会商租界、偿款两端……第大纲已定细目，总易商量。惟东三省事关系中外大局，前经两次详细箴达，计邀青览。合肥极盼东约早成，以为他事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各国已有责言。若竟草草画押，必致纷纷效尤。合肥更事之久，谋国之忠，弟夙所钦佩。独中俄定约一事，不免过有成见。即以近日会奏而论，大都于会衔发电后抄稿送阅，弟亦无从置词。其前后电陈不无矛盾，谅在朝廷洞鉴。当此时局岌友，弟膺兹艰，原不必苟为异同致烦宸廑，惟此事画押与否，关系中国安危，亦何敢随声附和，徇一国而触各国之怒。昨于庚午电奏单衔密陈，惟盼朝廷权衡利害，慎重施行。东约断难遽定。弟惟催促各使早议公约，仍与合肥和衷办理。但恐奉职无状，或此后会衔电奏中，语句稍有木当之处，不妨由执事请旨中饬，庶几知儆惧，不致草率从事，于议款确有裨益。弟虽同受诃谴，所不敢辞。区区愚悃，谅蒙鉴及。专此密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荣禄存札》。）。
这封信清楚表明庆、李关系并不十分和谐，迫得奕劻使出苦肉计来。而此时的袁世凯则把自己列为李鸿章的麾下，并不与庆王一党。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西逃途中，饬令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办理议款，奕劻于八月初四日由宜化府折回京城。此时，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滞留上海；行程迟缓。袁世凯恐庆王先行与联军开议，乃于八月十五日在济南致电上海的盛宣怀，请李鸿章赶到京师，以防庆王占了先手。电云：“庆邸抵沙说如确，似宜请傅相早往。倘到在庆邸开议后，似不妥。凯。删。”（注：陈旭麓、顾廷龙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27页。）
倘若两年之前，袁世凯就是庆王一党，向庆王托命告密，并因之成为心腹，从而飞黄腾达的话，以袁是李的多年老部下，以李的身份、阅历、政治嗅觉、在朝内外的耳目，恐怕不会不知此事。袁世凯也就不可能再以李的心腹自居，向李说这番明显是自家人对付外人的话。倘袁世凯真是这么做，可真是首鼠两端，不但为李鸿章所不齿，也为李的门生故吏所不齿。而观察袁世凯后来和李鸿章北洋一系的人相处，并没有这种迹象。
奕劻这方面，也不将袁世凯列为自己人。这种情况，至少延续到三年之后。据《张謇传记》说：光绪二十七年“回銮以后，庆王总理外交，袁世凯打点不到，庆王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注：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书店（香港）1965年影印版，第127页。）。总之，从此一时期以及以后数年间庆、袁的关系来看，庆王奕劻不是袁托庇告密之人。
初四日袁世凯在干什么？我以为，他是在潜心运筹，默计初五日请训时静观光绪帝的言动之后，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如何说词，而能保全自己，并保全光绪帝（在当时的社会和道德伦理环境中，只有保全光绪帝，才能真正保全袁自己）。他在反复衡量和思谋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得失应对。
只有一天时间，不算很短，但也并不十分充裕。
二、徐世昌初四告密说没有根据
徐世昌是为袁世凯的觐见打前站来京的。徐到京后，同维新党人交往密切，又来往于维新党人与袁世凯之间，参与机要，如跪读光绪密诏，参加初三日晚袁谭之晤，等等。有鉴于此，以往的论者们往往设想，袁世凯不去告密的话，可由徐世昌去告密。
按常理，这件涉及到皇帝、太后和自己命运的大事，袁是会与徐认真熟商计议的，但决不会让身为幕友的徐世昌出面告密，也不会让其他任何幕僚出面告密。因为，幕友或幕僚告密，迹近告发主公，何况并没有如此匆忙的必要。而且据徐世昌的日记，徐氏已于初四日上午就离京回津（注：徐世昌：《韬养斋日记》，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存稿，戊戌年八月初四日条。）。他在京告密之说失去根据。
据徐世昌《韬养斋日记》说，徐氏初三日白天即“料理回津”，说明他回津日期是先期预定的（注：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三日条。）。这可能是由于只剩下初五日请训这一件事，徐世昌打前站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先于袁返回天津了。但由于初三日荣禄以有英国兵船进口，发电并派专弁赍书催袁提前返津，及初三日夜谭嗣同访袁两件事的突然发生，徐的返津亦有了新的意义。
谭嗣同离开法华寺到徐世昌返天津前，其间只有后半夜几个小时的时间。从刚刚亮相的围园劫后之谋，联系到当时已经甚嚣尘上的政变风传，和袁世凯恰在此时被光绪帝召见，并超攉升任候补侍郎，无论告不告密，通过哪条途径告密，袁、徐二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已经不自觉地被卷进了当时政治漩涡的中心。他们不能不瞻前颐后。由于荣禄同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以及坐镇京畿的特殊地位，他们对于荣禄函电交催袁迅速返津究竟用意何在，也自然要多长一个心眼去揣摩。他们必定熟筹足以自存之策。返天津窥察动静，成了徐世昌的首要任务。这从第二天，即初五日，袁世凯在北京向光绪皇帝请训后由京返津，例行公事地见完文武各官后，当晚，袁、徐立即会晤交谈，（注：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五日条。）亦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验证。这天晚上，袁世凯也赴直隶总督衙门谒见荣禄告密。只是徐氏《日记》没有说明二人之会晤是在袁谒见荣禄之前或之后，甚或之前之后都曾会晤，但从徐氏于初六日即返小站可知，袁、徐对天津的局势发展，已经很有把握了（注：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戊戌年八月初六日条。）。
徐世昌初四日下午返天津，初五日上午即访密友严修“久谈”，并在严家午饭。据《严修日记》记载，当天下午，严氏还安排了他的夫人只身“回京寓检点，预备退京寓之房，全眷回津”（注：《严修日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条。关于徐世昌与严修这一天的交往，笔者承马忠文先生提示资料，并交换意见，特此致谢。）。这件看似同政治无关的琐碎家事，连同袁世凯让徐世昌按原计划于初四日返天津之事，一起从侧面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初四日寂世凯不在京寻求告密途径，是袁徐二人之间议定的，否则袁不会不留徐在京担任臂助，徐世昌也不会坐视严夫人走进政争风暴中心之地，而不露口风劝止严氏的决定。因为倘若袁的告密内容一旦传到宫中，谁都很难预知这场政治变动将以什么形式发生。封城、大规模的株连抓捕和屠戮，历史上的宫廷政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血腥记忆。
徐世昌先于袁世凯回到天津一天一夜，他在天津还有什么活动，没有史料依据。徐本人也未说。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做一个如下的推想：他可能在初四日谒见了荣禄，首先向荣禄说明，袁世凯没有依召即日回津，是由于光绪帝定下初五日请训；然后，按照在京同袁世凯商定的内容，报告了他在京的见闻，避开不说袁世凯遭遇谭嗣同夜访，游说围园劫后之要害，而只说维新党人首领康有为仍旧在京活动，以及跪读光绪帝密诏之事。这可算是告发维新党人，而不是告密围园劫后之谋，那是留给袁世凯自己说的事。康有为滞留在京，知者甚众，而跪读密诏，维新党人圈外，只徐世昌一人与闻了。且先把自己洗刷出来，以免事后追究起来，把他划到谋逆一党。荣禄得此消息，立即电告慈禧太后，甚或有微服进京晋见太后之事，从而成为初六日政变的导火线。
这样，可与政变上谕所说的“莠言乱政”对景；也可以应合政变初期只逮捕康氏兄弟，而不逮捕谭嗣同的行动；也可以与茅海建先生所说：“初五日光绪帝接见伊藤之后，到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的“大胆想像”（注：参见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二），《近代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5期第176页。）相衔接。又可以为日本使节林权助所说9月19日（初二日），海关官员H.B.Morse所说初五日、黄彰建先生所说初四日荣禄来京会晤慈禧太后诸说，提供某些参照系。但这只是悬揣，没有事实根据，亦不知可否证实或证伪。
三、荣禄是最佳告密人选
众所周知，荣禄是慈禧太后最得力的心腹。光绪二十四年初夏，她特地让荣禄卸去兵部尚书、步军统领，以文渊阁大学士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拱卫京畿，为她看守京师大门。
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非同寻常。他投奔荣禄门下的时间并不太久，自结识之后，迅速从知遇而腹心亲信，而政治伙伴。
两人直接交往的开始，是光绪二十一年六月，袁世凯奉旨到督办军务处差委，荣禄交待他“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注：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菴弟子记》卷二，第6页上，民国二年刊本。）。袁即写了《上督办军务处禀》（注：参见袁世凯编纂：《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刊本。），甚得督办军务处的各位督办、会办赏识，于是联名保奏袁世凯督办新建陆军（即小站练兵）。
还有以下几件事颇具说明意义。
光绪二十一年夏，袁到军务处不久，即请荣禄代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
光绪二十二年春，袁到小站练兵三个多月后，上书李鸿藻，指名请求朝廷简派荣禄专司练兵，做自己上司（注：袁世凯：《上李宫保太夫子中堂书》，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402页。）。袁在小站练兵四个月后，御史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的事件发生，奉旨前去天津查办的荣禄，对袁世凯赏识有加，全力为其迴护开脱。随行办事的兵部官员陈夔龙在其所著《梦蕉亭杂记》中有详细记述（注：参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第483——484页。）。
光绪二十四年春，荣禄任直督，督办军务处裁撤，袁世凯归荣禄节制。五月，荣禄奉旨保举人才。上谕说：“用人一道，最为当务之急，尤须举贤任能。其闒茸不职务员弁，严行甄劾，毋稍瞻顾”（注：《军机大臣字寄荣禄》，《光绪朝上谕档》，出版社不详，1996年出版，网上超星数字图书馆（http://www.ssreader.com/）图象数据，第二十四册，第209页。）。荣禄上奏了两个保单，袁世凯名列布按以下职十八人名单之第二（注：《大学士直隶总督荣禄保》，《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296页。所保十八员为：凤林、袁世凯、岑春煊、李盛铎、裕庚、蔡钧、黄遵宪、樊增祥、陈夔龙、黄宗炎、陈泽霖、寿山、王凤鸣、田玉广、恩祥、荣和、寿长。另外还有保荐督抚提镇一单十四员，从略。）。
七月，袁赴天津晋见荣禄后，写信给徐世昌，盛称“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见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1），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96——298页。）。
戊戌政变以后，面对社会舆论说袁世凯首鼠两端的纷传，荣禄则直认袁世凯是他的人，这是有来由的。在袁世凯发迹的途程中，荣禄是继李鸿章之后，又一位深有“知己之感”的靠山。庚子年，慈禧、光绪“西狩”，荣禄南逃到定州，在进退维谷之际，李鸿章、盛宣怀等有策划推举荣禄赴西安行在，参与机要，执掌枢府，配合策应李鸿章等在北京同八国联军的谈判之事。而与荣禄的联系沟通，就是李鸿章、盛宣怀分别致电袁世凯，让其出面的（注：参见《覆东抚袁慰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二十六卷第2页下；《盛宣怀致袁世凯电》，陈旭麓、顾廷龙等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277页。）。亦可见荣、袁交深是当时的共识。
荣禄是接受袁世凯告密的最佳人选。以荣袁之关系，袁可以托庇自保，摆脱乃至洗刷同维新党人的干系与牵连。以荣禄在慈禧太后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来调和慈禧太后与光绪之间的僵局，缓解太后可能对光绪帝施出激烈措施，为光绪帝争取一个自存的环境。后来，光绪二十五年，荣禄果然劝说慈禧太后改变了废光绪帝的主意（注：《清史稿·荣禄传》（列传二百二十四）：“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按制度，以及荣、袁二人的统属关系，袁世凯亦应向荣禄报告，而不是他人。
四、袁世凯与光绪帝和维新党人
告密是袁世凯两难处境的唯一选择。熟知袁世凯历史与家事的张伯驹（张镇芳之子）说，在帝后之间，告密与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都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大祸。他作为被游说拉拢的对象，出面告密虽不光彩，但也殊难不做（注：参阅张伯驹：《洪宪纪事诗补注》第二首诗。见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294页。）。这是明白袁世凯处境之言。
论者往往指责袁世凯在得知围园劫后的密谋后，不去设法营救慈禧太后，而是在《戊戌纪略》中喋喋不休地大谈保护光绪帝之办法的虚伪。其实，当时的慈禧太后的处境并无太大危险，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围园劫后的盖子揭开，如何善处光绪帝之事。
保全光绪帝应是他的最佳选择。在封建伦理道德强势的社会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若袁的告密引起帝位变动，就算袁保住了性命，也难保自己以后的前程。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袁也要将光绪帝从这场“谋逆”的罪案中洗刷出来。袁在得悉维新党人劫后密谋之后，不急于初四日告密，确有保全光绪帝之隐衷。袁在《戊戌纪略》中信誓旦旦，在荣禄面前以保全光绪帝为言，近于实情。
袁保全光绪帝的用心，也出于报光绪帝的知遇之恩。
袁世凯曾以他在朝鲜的政绩，赢得了光绪帝的好感与重视。早在光绪帝亲政的第二年，光绪十六年，就面谕李鸿章：袁世凯“甚有才识，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办，不可令其回来”（注：袁世凯：《致二姊函》，见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Ⅰ）》，第226——229页。）。光绪十八年，以海关道记名简放。十九年补授袁世凯浙江温处道。
甲午战争后，在举国上下要求变法练兵的浪潮中，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颁旨交督办军务处差委，并命他奏陈挽救时局之策。七月初一日，未有奏事之权的袁世凯请督办军务处代上了《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这是袁氏的变法维新主张万言书，其见识之广阔，虑事之深远，变法主张之实际，并不在康有为数次上皇帝书之下。笔者和学术界多有论及，不赘。
年底，光绪帝钦派袁世凯督率创办天津新建陆军。上谕说：“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注：《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丑谕军机大臣等》，见《清德宗实录》卷378，第946页。）这是甲午战败后光绪皇帝力图振兴的最重要举措之一。袁世凯可谓身系着光绪帝振兴国运的重寄。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期间，袁又奉上谕将小站练兵的文书编为《新建兵略录存》，成为维新变法的一项实际政绩。
戊戌八月，光绪帝对袁氏的诏见乃至擢升候补侍郎，虽出于维新党人的举荐，但说到受知于光绪帝的资格与历史，袁世凯早在康梁师徒和军机四卿之上之前。
至于袁世凯同维新党人的交往，戴逸先生《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一文（注：见《清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1期。）中，已经做了全面的归纳和叙述，那都是史实，不再赘述。我要做的补充是：
其一，青年时期的袁世凯其人，功利而实际，权变而有度。他在奉旨督练新军之后，全力以赴，几近于封闭。在他的家书中，多次提到“日来早晚在操场，人情世故直置诸忘域”（注：袁世凯：《致袁世承函》，《袁世凯家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0年编印出版，第192页。）。光绪二十三年，升任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并不实任。二十四年，百日维新开始后，袁世凯却在专心编修兵书《新建兵略录存》，六月做序，七月成书四卷，九月完成付梓。并没有太多时间过问其他事情。虽然关心新政，但知之不多，只能在致从弟的家书中问一句“津上有新政否”（注：袁世凯：《致袁世承函》，《袁世凯家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第169页。）。
其二，袁世凯有变法思想，曾向强学会捐银，曾请荣禄代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也曾与维新派人士有所交往。这成了维新派在危难之际孤注一掷地求救于他的思想基础。但袁世凯有变法思想，并不等于他参与了或愿意参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阴谋活动。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中旬，维新派人士徐仁录到小站游说袁世凯。事后，康有为说：“袁倾向我甚至……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59——160页。）。这只是维新派的一厢判断。一个月后，七月中旬，袁世凯到天津晋见上司荣禄，在天津写信给留守小站的徐世昌：“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商农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注：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见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Ⅰ）》，第296——298页。）。以袁、徐二人之间的关系，袁说的应该是心里话。明白无误地说明，袁世凯对康有为导演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并不完全赞成。
其三，即使如毕水年的《诡谋直记》中所说，八月初一日，他在康有为处看到了袁世凯致康有为信表示感谢康的荐引拔擢，并说“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从而康有为和毕永年都认为“袁可用矣”（注：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档案号：REEL No.1——0584，0343——0344，网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东京，http://www.jacar.go.jp/）图象数据。）。但也并不能表明袁世凯就承诺同他们一起，参与实行宫廷政变的政治阴谋。再从康有为等设谋用群相拥哭，跪读密诏来感动徐世昌，又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以衔光绪帝诏谕，游说袁世凯入伙，执行围园劫后之谋，等一系列活动，都清楚表明袁世凯、徐世昌只是维新党人拉拢、利用的对象，而并非同他们一党。尽管袁世凯有维新思想、对光绪帝怀有浓厚的知遇之感，他也并无义务和责任必须参与维新党人毫无成功可能的政治冒险。
据说，光绪帝弥留之际，慈禧太后征询重臣们立君嗣位的意见，袁世凯表示：“我辈汉臣，惟知国赖长君，其他非所敢言。”（注：刘体智撰：《异辞录》，中华书局（北京）1988年10月版，第216页。）彼时权倾朝野的袁世凯，出言尚如此谨慎，更遑论此时，维新党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将自己和光绪皇帝的命运系在袁世凯一身，一厢情愿地拉他做“谋逆”之事。袁世凯小小一介按察使，避之唯恐不速，是理所当然之事。幻想是不切实际的人的特点。维新党人利用袁世凯的幻想一旦破灭，产生某种怨怼也是自然的事。事后，维新党人不仅不坦承有“围园劫后”之谋，反说是袁世凯的宿意制造的谎言，借以“卖友”，“卖主求荣”，则完全属于又一种政治了。
人们或问，何以索解后来光绪帝对袁的那种死难瞑目的深仇大恨。我想，可以这样解释：维新党人策划的“围园劫后”，光绪帝的确不知情（围园劫后之谋倘能成为既成事实，又当别论），而维新党人却声称受光绪帝指使。袁世凯告密后，慈禧必然以此穷追严诘光绪帝。推理起来，不知情的光绪帝自然以为是袁世凯宿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了奇祸的密谋。谭嗣同被不审而诛，没有留下口供。此后十年，直到辞世，光绪帝与社会实际是天人之隔，没有条件与可能了解真相，哪怕是其中一部分。误解与误会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历史疙瘩。
五、余论
光绪三十四年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中国政坛发生大变动。杨锐之子交出光绪帝密诏。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斥，进一步的处罚不明。配合着这个浪头，康有为一改仇视慈禧太后的常态，推波助澜，上书载沣，长达三千余言，备说是袁世凯蓄意制造“围园劫后”谬论，陷慈禧太后于不慈、光绪帝于不孝、不明。就在这种杀头之灾随时袭来的背景下，袁向他的亲信幕僚张一麐拿出了《戊戌纪略》。选择这个时候发表，实际上即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公开的自我辩白。袁世凯本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虽有的资料集将《戊戌纪略》改名为《戊戌日记》，亦大可不必按“日记”的要求去逐日索解。
还有，郭卫东先生所说关于袁世凯在告密“事后所受的非常礼遇”问题。其一，袁世凯初五日下午返抵天津，在车站受到大张旗鼓的欢迎，这是官场惯例，决不是因为告密引发政变立功之故。无论如何，即使是初四日袁世凯在北京告了密，初五日还正在政变运作的紧张关键时刻，此时，荣禄还不至于就发动属下专门欢迎袁世凯，因为远不到庆功的时候。
其二，政变发生后，荣禄奉慈禧太后之命晋京，由袁世凯以前直隶按察使、现候补侍郎的身份，在布政使裕长不在天津的情况下，短时期护理直督，这是符合当时的制度规定的。虽反映了慈禧太后和荣禄对告密后的袁世凯的信任，但确没有额外奖赏之意。
其三，在封建君主制专制制度下，发生皇帝谋划联系外臣禁锢大权在握的太后这样惊天的大事，而最终没有引起社稷变动，没有引起大的流血纷争，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袁世凯作为知情人，所表现的输诚和政治才具，都得到了后党的赏识。这为以后袁的步步高升垫下了基础。但以后袁每步晋升（如擢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等），都另有其背景和原因。决不是靠一次告密之功，就可终生平步青云的。慈禧太后决不会以封疆大吏、首辅重臣之位来奖赏一次告密。按慈禧太后的驭人术，没有因邀宠而获致高位和重用者。前有奏请垂帘听政的董元醇，后有奏请重新训政的杨崇伊为例。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