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密谋史实考
作者：赵立人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欲扫除变法障碍，曾策划捕杀慈禧。慈禧先发制人，囚光绪帝，杀六君子，并宣告维新派为“逆谋”。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免授人以柄，始终矢口否认，讳莫如深。近年来，随着一些重要史料的面世，密谋真相已渐露端倪。但论者一般仍认为康有为原主张和平变革，策划密谋是在慈禧将要发动政变的紧急关头不得已之举。事实是否如此，有必要就现有资料深入分析。
一 密谋的目标和酝酿过程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避居日本，而备受日本舆论指责，有谓其“阴险”者。康有为遂作《覆依田百川君书》以自辩。内称：“四月二十三日，定国是之诏才下，四月二十七日，西后逐翁常熟（同龢），召见二品以上大臣，命荣禄出督直隶，统率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三军，定九月阅兵于天津，以为废立之计，盖八月六日废立之变，已于四月二十七日定之矣。仆于四月二十八日，乃蒙召见，过承知遇，不图皇上毗倚之如斯。……更思我皇之圣明，陷非常之祸变，故誓舍身图报，以救我圣主于万一。故凡所以策全局而变法者，皆待九月阅兵后，乃拟行之，是时稍变其一二端而已。……故思居间画策，以救圣主，渐为皇上收揽大权，渐选将材以得兵权，若使事集，则皇上既有兵力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既猜忌甚至，故布置甚难，至于阅兵期迫，忍无可忍，甫欲征将召兵，而警变即起，固无可如何者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03—5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康有为的自白表明，从四月二十八日被光绪召见以后，他就“思居间画策”，“渐选将材以得兵权”，使“皇上既有兵力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亦即开始酝酿以武力制服或慑服慈禧的计划。他坚定地认为，这才是变法成功的关键。
但是，怎样运用兵力才能使“西后无能为”呢？康有为是否打算在九月阅兵前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以保证九月阅兵后可策全局而变法？他有意含糊其词，而与他过从甚密、深知底蕴的李提摩太和王照就直言不讳了。
李提摩太说：“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禁起来，因为她是主要的障碍者。”（《戊戌变法》（三），第562—564页。）
王照说：“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及叩尊君权之道，则曰非去太后不可，并言太后与皇上种种为难之状，其实皇上决不言此，皆户部侍郎张荫桓对康所言也。”（《戊戌变法》（四），第331页。）又谓：“南海（康有为）袒张，谓撤帘已久之太后，不容再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3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不可造就之物。”（《戊戌变法》（四），第359页。）
综合康、李、王三人所述，可以肯定，百日维新伊始，康有为就已认为必须掌握兵权，调集军队，发动一场“尊君权”、“去太后”的军事政变。
其实，还有资料显示，康有为的这个构想在更早之前就产生了。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文悌上《严参康有为折》，谓“康有为又曾在奴才处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奴才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奴才于其开单之时，即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不可为。乃杨深秀旋即便服至奴才处，仍申康有为之议。且奴才与杨深秀初次一照，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则是杨深秀为康有为浮词所动，概可知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4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康南海自编年谱》亦记此事，谓：“时御史文悌素托大言，……劝共联入乾清门，伏阙痛哭，请拒俄变法，文悌许之，杨漪川（深秀）亦许之。吾爱漪川，欲留为他日，乃为文悌草折。及彼上时，自改请令使俄辨之，若不许，则自刎俄人前。”（《戊戌变法》（四），第141—142页。）文悌的《请拒俄联英折》系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递上的（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7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故知杨深秀告文悌以“万不敢出口之言”，事在三月初五日之前，下距百日维新开始，还有一个多月以上的时间。
然此“万不敢出口之言”内容为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谓：“御史文悌满洲人也，……经胶旅后（按：光绪二十四年二月，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三月初六，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虑国危，……适同侍祠，竟夕语君（杨深秀）宫中隐事，……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皆欲裂。君关其忠诚，乃告君曰：‘……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告先生（康有为）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虑君之泄漏而败事也，……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政变后之伪谕，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戊戌变法》（四），第56—60页。）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亦记：“深秀尝与文悌值宿斋宫，尽闻宫中隐事，夜半奋髯起曰：‘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宾王）矣。’（《戊戌变法》（四），第61页。）梁启超与胡思敬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而所述大体相同，可证确有其事。所不同的，是梁启超指首先倡言“围颐和园”、“一举成大业”者是文悌，而胡思敬则指为杨深秀。而另据其他记载，杨深秀当时还对文悌说：“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转引自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又有记载谓：“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戊戌变法》（四），第208页。）足证当晚倡此议者，确为杨深秀。梁启超谓杨深秀与康有为商议时“恐事难成”，自然是掩饰之词。而康有为当时的态度，虽无记载，但从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倡言“去太后”这一事实看来，当时很可能亦表示同意。
二 所谓“天津废立之计”
康有为一再申明，他之所以策划密谋是为了防范慈禧的“天津废立之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更是言之凿凿：“荣禄讽御史李盛铎奏请阅兵，因与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议，盖欲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而莫敢进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唯叩头谏止天津之行，而荣禄等即借势以去之。皇上之危险，至此已极矣。”（《戊戌变法》（一）第261页。）
按康、梁的说法，当时“天津废立之计”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在同时代的大量有关文献著述中，除了出自康、梁和靠他们提供这方面情报的李提摩太者以外，此“计”就仅见于毕永年《诡谋直纪》和作者不详、由苏继祖编入《清廷戊戌朝变记》中的《戊戌朝变纪闻》。前者只是照录康有为对毕永年说的话：“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按：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与张柬之合谋，率羽林军入宫诛张易之、张昌宗等，挟制武后，拥唐中宗复辟）。”（《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1—2页。）未加评论。后者同情光绪，憎恶后党，然亦以此为无稽之谈：“或谓荣相（禄）请训时，太后两次密诏者，即天津阅兵将行废立也。窃谓不然，……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所以蓄意五年不敢递〔遽〕行者，恐天下不服，外人外预也。……故知断非来天津行废立也。”（《戊戌变法》（一）第336页。）维新派中坚人物王照也说：“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戊戌变法》（四），第332页。）由是观之，所谓“天津废立之计”不惟不合情理，且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偶有知者，亦不予置信，仅仅是“新党”圈子内某几个人耸人听闻的危言而已。所谓“翁同龢因谏止天津之行而获罪”，更是梁启超向壁虚造的独家报道。以康、梁的才智，不可能幼稚到连《戊戌朝变纪闻》所讲的显著道理都不懂。与其说“天津废立之计”是康有为策划密谋的原因，毋宁说更象是他为动员力量而编造的借口。康有为、杨深秀之开始讨论“围园”，远早于宣布将往天津阅兵的上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三 密谋的布置
密谋的第一步是“渐选将材以得兵权”、康有为的首选是袁世凯：“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戊戌变法》（四），第159—161页。）
实际情况并不象康有为说得那样简单。王照说：“在袁氏奉诏来京（按：事在七月二十九日）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静及谭复生（嗣同）、徐莹甫（原注：子静名致靖，莹甫，子静次子仁镜也）分两次劝余往聂功亭（士成）处，先征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且许聂以总督直隶，余始终坚辞，曾有‘王小航（照）不作范雎’语（按：范雎说秦王除太后党）。……世人或议世凯负心，殊不知即召聂召董，亦无不败。”“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之侄义甫（原注：义甫名仁录。按：即前引《康南海自编年谱》之“徐仁禄毅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原注：某太史今之大伟人。按：指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夫以死生成败关头，而敢应以模棱语，是操纵之术，已蓄于心矣。”（《戊戌变法》（四），第359—360页。）
王照提及的“招董”之议，另有更详记载。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谓，谭嗣同“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袁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召董福祥，嗣同不可。”（《戊戌变法》（一）第377页。）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谓：“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林旭）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按：袁诏字本初）健者莫轻言。’”（《戊戌变法》（四），第57页。）此诗在《晚翠轩集》及《闽侯县志》中均作：“青蒲饮泣知补何，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戊戌变法》（四），第350页。）《闽侯县志》并指出“千里草指董福祥也。”（《戊戌变法》（四），第58页。）又魏元旷《坚冰志》亦记：“谭嗣同以袁世凯可属大事，谋使以兵劫颐和园，先行废弑，乃临朝堂大诛拒命者。林旭以诗止之曰：本初健者莫轻言’。”（《戊戌变法》（四），第313页。）
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康有为从六月开始，已派人游说袁世凯。但袁的真实态度绝非如康所说的“为我所动”，而只是虚与委蛇，“应以模棱语。”康有为碰了软钉子，只好另想办法。七月十九日前后，曾企图转而拉拢聂士成，因王照不愿前往而作罢（可能康亦感到召聂比召袁更无把握）。林旭也认为袁不可靠，主张召董福祥，但未被采纳。
召袁世凯围颐和园之计，一般局外人的记载均谓由谭嗣同提议，但毕永年所记则恰好相反：“八月初一，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八月初四日，毕又问谭：“袁究可用乎？”谭答：“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近代史资料》总63号，第2—4页。）据此，召袁之计出于康而非出于谭，这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大致相符（但康未提及谭曾表反对）。康、毕都是当事人，所述又可相印证，应属可信。
由于聂、董难以利用，尽管袁世凯态度暧昧，康有为最终还是一厢情愿的把希望寄托在袁身上，而有召袁入京，夜告密谋之举。这种毫无把握的冒险自然非失败不可。具体经过，近年发表的资料、论著述之甚详，兹不复赘。
四 余论
以往的研究者曾普遍认为，康有为主张缓和的手段，在旧的封建基础上加以改革，而反对用暴力改变封建统治的基础，是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帝师自居，几乎在一切场合，都絮絮叨叨地表达自己对光绪皇帝的忠贞不二和无限感激之情。他自我塑造的忠君形象一直为史学界所认可。
然而戊戌密谋的史实告诉我们：康有为其实并不满足于和平的改良，而更醉心于发动军事政变以铺平改革道路；并非愚忠于光绪皇帝，而是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达到变法维新的目的，不惜“拉皇上去冒险”（《戊戌变法》（四），第359—360页。），把光绪皇帝视为政治赌博中的一个筹码，而不考虑他的安危；在策划围颐和园捕杀慈禧时，丝毫不曾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制约；在流亡海外为取得宣传效果而令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慈禧）之言”时也不曾顾及此举几乎给囚禁中的光绪皇帝带来“不测之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总之，康有为努力为自己塑造的形象与思想实质之间有颇大的差距。
戊戌密谋还说明，按照维新派领导人本来构想，“策全局而变法”，必须以“征将召兵”、“去太后”、“尊君权”为前提。虽由于缺乏实力，终未能成为事实，但他们确实从一开始就制订了以暴力推翻慈禧集团的计划，并努力求其实现，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等均为此而捐躯。因此，把维新运动简单地定性为改良运动或和平的改革运动，是不够全面的。
戊戌密谋虽然失败了，但它大大加剧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严复说：“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6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虽语涉夸张，实不为无理。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作出更公正的评价。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