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知道宫崎滔天其人。小学时代课余爱看闲书，父亲书橱中的旧书，几乎都翻看过，当然大多读不懂。但其中有本《三十三年落花梦》倒是了解其大意，觉得作者（滔天）很像《隋唐演义》里的虬髯客，连外形都像。那时我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会研究历史，而这个东洋虬髯客竟会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世界上好些事都出于偶然。“文革”后黄兴的女儿（德华）、女婿（薛君度）回国探亲，约我到长沙叙谈。由于他们的介绍，我又见到黄兴的长子一欧。一欧老人虽然住在医院养病，但仍然兴致勃勃地为我追述当年寄养在宫崎家的许多往事。他与宫崎家的孩子们（龙芥、世民等）一起长大，槌子夫人（滔天妻子）为了优待这位小“外宾”，在粮食紧缺时让他吃米饭而要自己的孩子咽豆渣。谈起这件事，一欧不免热泪盈眶，但他后来还是笑眯眯地为我学唱滔天拿手的“浪花节”。那腔调很像湖南花鼓戏，但不知本来如此，还是一欧添加了“湘味”。1980年春我向来武汉访问的北山康夫转述了一欧的回忆，其结果是已如上述的《革命评论》的馈赠。
为了弄清《革命评论》的内容及其背景，不能不查阅点历史资料，这就是我研究宫崎滔天的发端。为了对北山康夫表示感谢，我又写了一篇题为《只教文章点点血，流作樱花一片红》的散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中对滔天及这个杂志略有介绍。坦率地说，由于滔天亦属大陆浪人，且与外务省有过若干联系，过去国内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尽管孙中山、黄兴对他历来都很推崇。我由于掌握第一手确凿资料渐多，经过深入探究，认为瑕不掩瑜，滔天毕竟是诚挚支持过辛亥革命的国际友人，在众多大陆浪人中属于凤毛麟角。由于此文发表于《人民日报》，所以引起日本史学界的注意，宫崎家的后裔对此更为重视。
1979年秋访问东京时未能探访宫崎家人，因为停留时间只有一周，无法列入活动日程。但1986年滔天会访华，作为团长的滔天孙女苳，却率领全团30余人来武汉与我会晤。1981年11月，我们随胡绳前往东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金冲及与我曾应邀前往西池袋二丁目宫崎家做客，是由日中友协的北冈丰治先生陪同前往的。这座普普通通日本风格的旧房，本身就是中日友好的纪念物。辛亥以前，宫崎滔天为中国革命倾家荡产，有时甚至靠卖唱（即所谓“浪花节”）维持家庭生计，包括抚养中国革命者的孩子。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他欢欣鼓舞地专程前来祝贺，但却毫无居功自傲之意，更无任何私人的干求。倒是黄兴着实过意不去，以后送去2000元资助其家用，西池袋私宅就是用这笔钱修建的。当时物价便宜，房子虽然不大，但砖瓦木材质量都较好，所以至今尚无明显破旧圮败的样子，客厅后面有一处小小的园林，绿树成荫，假山小池，颇有幽静的情趣。只有客厅墙上悬挂的孙文、黄兴等手书横幅，才保存着昔日革命狂飙的信息。
苳和她的丈夫智雄都是在东京出生与成长的城里人，早已疏离了遥远而偏僻的荒尾，因而显得沉静文弱，不再具有当年滔天那样伟岸坚实的躯干和九州武士的雄风。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宫崎家热诚质朴的传统风范，特别是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世代相传。我们到达时，苳率子、媳和小孙女跪在地下迎接，穿着业已西化的媳妇送茶点时仍循古老的礼仪，我们仿佛又回到明治或大正年间。苳还把她的传家宝，几大本业已裱装成册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戴季陶等给滔天的信函，一一向我们展示。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史料，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细看。
东京会后，我们代表团全体前往京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随即分做两路到外地参观访问，胡绳、陈锡祺、李宗一去唐风浓郁的文化古城奈良，我与冲及则由北冈陪同再次前往荒尾拜谒滔天家墓与旧居。1979年秋，狭间曾伴我来过荒尾，那是匆促的私人参观，这次却是荒尾市政府出面接待的正式访问，其隆重与热烈出乎意料。
我们刚一进入荒尾市境，便有该市议会、日中友协的一些负责人迎候。当我们长长的车队到达市政厅时，市长率市府全体职员列队站在门前鼓掌欢迎。在市府稍作寒暄并休息后，市长又亲自陪同我们前往宫崎家墓。我与冲及各捧一束鲜花，后面跟随着长长的人群，包括市府、议会官员与各界知名人士。我们默默地把鲜花供奉在墓前，并且鞠躬向这位中国的诚挚友人致敬。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社，都及时记录并报道了这样热烈的场面。
12年以后，1993年夏天，我应邀将到台湾讲学，从美国途经日本时曾在东京附近乡间小住。苳夫妇闻讯后又邀我与内人前往西池袋叙旧，会见时其家人有次子黄石、次媳、孙女资子以及尚在幼年的小孙女等。资子上次见面时还在幼稚园，现在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算起来她应列为宫崎家第五代中日友好接班人。陪客的还有原《朝日新闻》亚洲局局长吉田实，原中日友协事务局长、现为滔天会负责人川田先生，以及中国新闻社东京分社的杨社长。大家谈兴甚浓，从下午3时直至8时始兴辞。苳不断命媳妇送来家制点心和水果，晚餐则甚简单，每人鳗鱼便当一个而已，且由餐馆直接送来，主人尽可陪客人从容叙谈，这种接待方法颇有可取之处。吉田实曾长驻北京，普通话很流利，且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见多识广，谈锋甚健。最后他以“四愿”赠别：一愿世界和平，二愿中日友好世代相传，三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四愿中国现代化成功。大家都热烈鼓掌，认为此乃共同心愿。
宫崎家族大多是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最先倡议支持中国革命的是滔天的哥哥弥藏，可惜因病英年早逝，未能有所作为。另一个哥哥民藏亦为民权运动者，并主张土地均分，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亦表同情。参与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多的是滔天（寅藏），可谓有始有终，直至1922年先中山而去。但滔天在本土并没有多大成就，也没有多大影响，在日本历史书中备受冷落乃至遗忘，他只是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们的后裔颇能恪守遗训，大多是日中友好的活动分子。民藏之子世民与滔天之子龙芥是中日友好（正统）的领导人与骨干，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而且经常来华的日本老朋友，与我国政府与民间人士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苳夫妻全力经营滔天会的活动，每三个月开一次会，请知名人士演讲，其成员60％是学者、新闻记者，还有其他各界关心日中友好的人士。次子黄石大学毕业后下海，从事房地产经营，颇想为滔天会谋一相当稳定的经费基础。再往下的第五代虽尚未成年，但对中国客人已表现出亲如一家。这个家族的能力可能有限，但其心愿纯真、感情深挚，我们应该永远珍惜他们的友谊。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