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以来，托改革开放之福，我曾应邀访问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只是尚未去过非洲）。频繁的海外旅行，一般都比较顺利，有时甚至比在国内出差还要简便。但1986年的马尼拉之行，却使我碰到很大麻烦。
1986年是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国内外史学界纷纷举办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仅10月份一个月，我就先后应邀参加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三处学术活动，真是日夜兼程，风尘仆仆。
首先是去澳洲参加悉尼大学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同行者为戴逸、金冲及、林家有。会议主题是孙中山与国际关系，我提交的论文是《孙中山与宫崎兄弟》。此次会议礼仪甚于实质，但毕竟体现了澳大利亚学者和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会后，我们又应邀先后访问了堪培拉国立大学和墨尔本大学，与澳洲学者继续进行学术交流。
澳洲的旅行是轻松愉快的，我们以与温驯的袋鼠、孔雀合影结束了这次访问。随后我就单独前往菲律宾国立大学作短期讲学与访问。
菲律宾国立大学的正式邀请函，由于邮程的意外阻隔，很迟才寄到武汉。所以东道主建议我到澳洲办理签证，而他们事先已向该国外交部打过招呼。我到堪培拉以后，立即到菲律宾总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值班领事热情友好，说是三天以后即可拿到签证。可是当我即将离开堪培拉并前往取签证时，总领馆工作人员却苦笑说：“本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我们总领馆就可以自行决定，可是国内突然发生变故，临时取消我们自行发放签证的权力，非常抱歉。”作为外交人员，他不能进一步透露菲律宾内部情况。幸亏与我相识已久的美国学者傅因彻（John Fincher），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他曾在美国国务院任外事官员多年，与亚洲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比较熟悉。经由他不断以电话联系，才知道菲律宾出现政变迹象，当时的国防部长利用阿基诺总统访日之机，召集10万人群众大会，猛烈抨击政府，并且派出军事人员控制外交部，未经他们同意外交部不得发出任何指示。像我的签证这样区区小事，自然是搁置一边无人过问了。不过菲律宾驻堪培拉总领事馆经办人员倒很热心，他们答应继续与该国外交部联络，并建议我回北京后立即前往菲律宾驻华大使馆打听消息。
我乘澳航班机回国，半夜才到北京机场，及至办完入境手续并过关，到达预订的旅馆房间已是凌晨3点钟。实际上，我能用于办理签证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根据菲律宾国立大学预先安排的日程，两天之后我就要开始演讲，而且他们业已通知各有关高校与研究机构。所以，我起床以后立即赶到距旅馆较近的近代史研究所，借了一部小车前往国家教委。我向外事局汇报了有关情况，他们都认为比较难办，但仍然热心地为我开介绍信，并交代若干应注意的事项。由于我是菲律宾正式邀请的第一个中国资深历史学者，所以外事局较为重视，但并不抱有很大希望。
菲律宾驻华使馆人员相当热情地接待我，他们说早已获悉此项邀请，但碍于现时规定，未经该国外交部回复则无法给以签证。他们答应立即与该国外交部电传联络，并约定下午5时下班前再去等待回音。离开使馆以后，我立即驱车前往民航公司购买两张机票，一张从北京到马尼拉，一张从马尼拉到新加坡，出发时间在同一天，但其间有一小时的间隔。我的计划是：如果能拿到菲律宾签证，可以在马尼拉机场将去新加坡时间推迟一周；如果拿不到菲律宾签证，则提前去新加坡，以免逾越在马尼拉机场的法定停留时限。时间已不允许作更为周详的考虑，也无法再与相关部门从容磋商，只有自己当机立断。接着，我又发电传告知菲律宾国立大学飞机班次和到达时间。
下午5时再次进入菲律宾使馆，经办人员说：“已经发过几次电传，仍未收到该国外交部回复。”这天正巧是周末，他们本已下班，但仍留下一人陪我等待马尼拉的信息。直到6点多钟，估计菲律宾外交部早已下班，再等已无任何意义，我便告辞回到旅馆打点行装。
第二天乘民航班机从北京起飞，在广州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边防工作人员发现我护照上没有菲律宾签证，当即提出质疑。经出示从马尼拉到新加坡的当天机票，被认为是在马尼拉机场转机，而且都是中国民航售出的机票，便放行了。重新登机后，我密切注意有无到马尼拉的中国人，正好前排座位有个菲籍华裔商人。略事寒暄以后，我向他打听菲律宾国立大学离机场有多远，机场入境处有无电话。他说大学离机场很远，入境处没有公用电话，必须过关后才可打电话。我连忙给他写下国立大学历史系的联络电话，并请他回家后转告：“章先生已经由马尼拉机场前往新加坡。”直到这时，我仍做两手准备。
到达马尼拉机场后，我无法办理入境手续，只有坐在转机休息室等候。等了半个小时未见任何人前来寻找，感到情况不妙，便到新航窗口办理登机手续并托运了行李，然后便又坐下休息，认为入境已无任何希望。但就在这时却见有两位菲律宾女士从远处跑来，并用英语高呼：“章教授来了没有？”我连忙迎上前去，原来正是菲律宾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丘吉尔（Bernardita Reyes Churchill）和卡玛佳（Mafia Luisa T. Camagay）教授，她们在入境处关口等了半个小时未见我的踪影，所以才急忙赶来转机处寻找。她们问清情况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为我向新航取回行李，并且把去新加坡机票行期推迟一周。然后也顾不上向我多作解释，便一起直接进入入境处的办公室，交给值班官员一张字条。这官员仔细看了一遍，点点头便让我入境了，既未过关检查，也未在护照上盖签证印章或作任何注明。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国防部支持阿基诺的一位副部长亲自批示的信笺，而此人便是现今的总统拉莫斯。
车行中途，丘吉尔说：“应该到中国使馆报个到。”但使馆大门紧闭，冷冷清清。经通报后，文化处官员把我们从侧门引入，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先生怎么这个时候来马尼拉，我们连大门都不敢出了。”我说本人历来是“言必信，行必果”，已经答应的事一定努力办到。大家都笑起来，空气顿时变得轻松。两位菲律宾女士似乎是使馆的常客，随手拿了几本画报之类宣传品便与我一起告辞了。其实马尼拉的局势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紧张，但也许是最紧张的危急时刻已经过去了。大街上仍旧熙熙攘攘，汽车经常堵成长龙，花花绿绿的“吉普妮”（利用二战期间美军遗留的废旧吉普车改装的简易交通工具）屁股后面冒出滚滚黑烟，卖烟、卖糖的大群小贩穿梭奔跑在各种车辆之间，不时把手伸进车窗大声叫卖……好像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
国立大学在远离市区的山间，显得分外幽静雅洁，大学宾馆就建在学校附近一座山脚下，设备简易而尚称舒适。两位女士就在宾馆陪我共进晚餐。她们告诉我，有人打电话说章先生已经到新加坡了，并以葡萄酒为我压惊。我说：“有惊无险，太缺乏刺激，不过我倒是想写一篇小说。”她们连忙问是什么小说？我笑着回答：“题目叫做‘两个女人援救一个男人’。”距离顿时缩短，大家像老朋友一样打开了话匣子。我觉得菲律宾人很像广东人那么热情活泼，虽然他们讲的他加禄（Tagalog）语我一句也听不懂。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开门便看见有佩枪警卫坐在正对面，据说昨晚马尼拉市区仍时有枪声。早餐后按老习惯到附近山间小路散步，感到后面一直有人跟随，回头一看原来是位服装整洁的青年，互道早安之后便结伴而行。分明也是大学保安人员，但又不便捅穿，只有天南海北闲聊起来，语言倒也不俗，显得较有教养。这两件事是马尼拉政局波动给我带来的仅有信息。此时，阿基诺总统已经回国，军队多数和广大民众都支持她的政府，国际舆论也同情这个善良而又正直的女元首，反对势力知难而退，一场可能发生的政变悄悄结束，马尼拉的生活又恢复如常。
我的讲演（《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如期举行，听讲者不如预期的那么多，尽管国立大学事先已广泛发出通知。也许偶发的事件多少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菲律宾没有多少人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一般人（包括许多中青年学者、教授）根本不知道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何物，更不知道宫崎兄弟是什么角色。我很后悔带来这篇讲演稿，而且又早已公布了讲题，如果改成《1898年菲律宾革命与辛亥革命》或《孙中山与彭西》（彭西是菲律宾革命志士），也许会引起较多人的兴趣。菲律宾的历史学科不大景气，几乎是靠女学者支撑，据说“男人都做生意赚钱去了”。由于国策的需要，比较受重视的是东南亚研究（包括其历史），有较好的队伍与资料中心，出版相关书刊也较多。因此，我讲演以后无从展开讨论，倒是很多人要求我介绍他们比较生疏的当代中国大陆，这样可谈的话题也就多了起来。丘吉尔等东道主始终热情洋溢，因为我是她们请来的第一位中国内地资深历史学者。她们利用各种方式把我介绍给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士，并且设法让我到比较安全的一些名胜古迹参观访问。
菲律宾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西班牙早在16世纪20年代即已侵入，并于1571年在马尼拉建成西班牙人的城市。1896年至1898年的革命虽然结束了西班牙人长达300余年的统治，但美国又迅速取代了西班牙的宗主国地位，奴役菲律宾40多年。1941年日军占领了菲律宾，两年以后美军又卷土重来，菲律宾依然处于隶属地位，直至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这样的历史背景造成菲律宾文化畸形的多元化，马尼拉市区古代的大型建筑（如奥古斯坦那大教堂）是清一色西班牙式的，进入20世纪后的建筑则愈来愈趋向于美式，而日本的短暂占领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英语早已取代西班牙语成为官方语言，他加禄语虽然也具有官方语言地位，但似乎还不如英语使用得更为普遍。也许马尼拉以外的农村地区保持较多本土文化，但我因为当时的特殊局势而未能前往，唯有偶尔从斗鸡和民族歌舞表演中捕捉菲律宾本土传统文化的踪迹，但那感觉颇近于在美国俄克拉荷马或明尼苏达参观印第安人的所谓原始部落。
菲律宾之行结束之后，即应邀前往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亚洲历史学者协会第10届年会。会议组织者为表示对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纪念，特别安排了一场讨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分组会。我提交的论文是《孙中山与中国国情》，预定的三个报告人，除我以外还有美国的薛君度与我国台湾的马起华。这次旅行倒是非常轻松愉快，因为菲律宾国立大学各系、所有一批教授（20余人）与我同行。在机场候机时，我才发现自己如同厕身于女儿国，因为这些教授除三四位男性外，都是清一色的女教授。她们意气风发，谈笑风生，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反而显得势单力薄。
在马尼拉的逗留虽然短促，但毕竟为中菲两国史学界的交流做了一点促进工作。就在这年11月，丘吉尔和卡玛佳代表菲律宾首次参加我国举办的孙中山国际研讨会。此后，菲律宾国立大学与中山大学、云南省社科院在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取得新的进展。从私人交往而言，丘吉尔也不断与我通信，经常告知菲律宾史学信息和她本人的行踪，我很高兴在东南亚又增加了一位同行好友。
人们常说：“患难见真情。”此次菲律宾之行虽然谈不上什么艰险，但毕竟是在他们比较困难的时候信守了原来的承诺。也许正是由于如此，一些菲律宾友人把我融入他们的记忆。去年，为庆祝菲律宾1896年革命100周年，在拉莫斯总统亲自倡议与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包括在马尼拉举行国际学术会议。这次规模较小而规格甚高的会议，又热情邀请我作为中国内地唯一的代表，并且希望能偕夫人一同前往。以后虽然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行，但我仍然认真撰写了《菲律宾革命与辛亥革命》作为回应。
学者之间，相见以诚。这是我近20年来对外学术交往信守的准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行之略有成效的经验吧！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