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渐多，我有幸成为较早走出国门的人文学者之一，但初访也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
1978年，北美亚洲学会即曾来函邀请我参加次年年会，据说还预定由陈志让（加拿大）、高慕轲（美国，Michael Gasster）、张朋园（中国台湾）负责接待。学校为我申报以后，手续相当复杂，通过好几层审查，还得由教育部与外交部会签，送请主管副总理批准。批文下来时，第二天就要开会，使我们哭笑不得，只有赶快发电报表示歉意并祝会议成功。
但经手其事的美国学者却颇有韧性，他们随即联络了十所著名大学的中国（或东亚）研究中心，再次邀请我与武汉大学的萧致治作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由于有前次的申报基础，这次手续倒是办得较快。1979年9月底即从北京乘民航到东京转西北航飞美国。
第一站是号称“美国最美的城市”的西雅图，既濒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又有萝丝山常年积雪的冰峰，风景确实旖旎非凡。我们的东道主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具体负责接待的是兼任《亚洲研究》杂志主编的柯白（Robert Kapp）教授与该校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部主任杜敬轲（Jack Dull）教授。
接着我们乘机南下至所谓湾区，即旧金山、奥克兰一带海湾地区，位于北加州。在这里访问了两所美国西部名校——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校的中国史研究都很强，与西雅图华大鼎足而三且密切协作，其资源与水平堪与东部之耶鲁、哈佛匹敌。斯坦福的接待人是中共党史专家范斯立（Van Slyke，以研究统一战线著名）与清史专家康哈诺（Harold Kahn，以《乾隆传》享誉）。如果说西雅图华大以古代史见长，斯坦福则侧重于近现代，其胡佛图书馆收藏现代书刊、档案尤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史研究亦侧重于近现代，接待人是我国史学界早已熟知的魏斐德（Fredrick Wakman）与杜维明。魏请我为他主持研究生的讨论课，杜维明则为我详细介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情况，帮助极大。
接着我们前往美国中西部，首先访问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该校为当时美国接受中国学者、学生最早亦最多的高校，校长对中国极为友好，接待人为研究中华革命党的弗里曼（Edward Friedman），以研究五四运动而声名大噪的周策纵和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有深入探讨的林毓生。为表示亲切，弗、林分别邀请我与萧致治在他们家中住宿，周策纵则以浓重湘音为我们介绍情况并以旧体诗赠别。随即飞芝加哥转赴汽车城底特律附近的密歇根大学，由有“小费”之称的费惟凯（Albert Feurwerker，“老费”为费正清）负责接待。费氏之成名作为盛宣怀研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造诣颇深。该校东亚图书馆成立较迟，但收藏缩微胶卷两万多卷，足以弥补旧书文献收藏之不足。该校参加接待的还有秦汉史专家张春树与对袁世凯有深入研究的杨（Enerst Young），张氏夫妇在整个访问期间使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我们的访问路线是自西徂东，美东第一站是哥伦比亚大学。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的元老韦慕庭（Martin Welber）业已退休，接班者为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的黎安友（Adrew Nathan），其夫人是曾为江青写传而得名的维托克。具体接待我们的则是历史系的清史教授曾小萍（Madeline Zelin），她刚从伯克利拿到博士学位，导师就是魏斐德。纽约为美国的国际大都会，人才众多，信息密集，在哥伦比亚最大的收获就是与海外学术界初步建立了广泛联系，并参观了许多重要单位，如联合国、自然博物馆等。
美东第二站是普林斯顿，一所规模不大（学生仅6000人）而水平极高的名校。该校负责接待者为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毕业于燕大历史系，对我们特别热情，以后遂成为挚友。在普大停留短暂，但参观了世界闻名的爱因斯坦实验室，和胡适曾任馆长的葛斯德（Gest）东方图书馆，该馆收藏珍本甚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美东第三站是邻近华盛顿的马里兰大学，由政治系教授薛君度负责接待，薛妻黄德华为黄兴之女，此前他们曾在长沙与我会晤，因此接待更为殷勤。访问期间邀请新英格兰地区政治学者关心中国研究会成员举行座谈会，听取我们的学术报告。此外还参观了全美藏书最多的国会图书馆，并结识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主任余秉权，所获资讯甚多。
从华盛顿乘火车到纽黑文，即古老的耶鲁大学所在地。耶鲁的接待主要由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负责，该会系20世纪初由少数耶鲁学生在长沙建立，以后长期在两湖地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与我校前身华中大学有密切关系，因此接待更为热情。主任石达（John Start）是颇有成就的中国现代史学者，代表作有《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并曾参与编辑《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可见其对毛泽东思想的兴趣之浓。耶鲁藏书有500万册之多，其新建善本图书馆全部密封，窗户半透明；不让阳光直射，保持恒温恒湿，各方面条件均较优越。在耶鲁还初识历史系教授余英时、经济系教授费景汉，两人均系台湾“中研院”院士，与我一见如故，此后每次访问耶鲁都要邀同餐叙，作较深入的学术交流。1992年，耶鲁中国学者、学生成立耶鲁两岸学会，旨在促进两岸文化学术交流与相互交流。费、余和我都被聘为顾问，另一顾问则为现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沈君山。
美东之旅以哈佛为终点，接待单位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已退休，由其得意弟子孔飞力（Philip Kuhn）主持工作。哈佛的东亚研究气象尤胜于耶鲁，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费正清的长期苦心经营。该校中国史力量甚强，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兹（Benjamin Schwarz）俨然成为中心的龙头，时任北美亚洲协会主席，声誉正隆。还有思想活跃的柯文（Paul Cohn）、研究雍正的吴秀良等。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60余万册，其中中文占一半，为中心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为他校所远远不及。访问期间，中心曾为我们举行新英格兰地区中国问题研讨会，有来自新英格兰六个州的30多位学者参加。我演讲后即聚餐，餐间和餐后都持续进行热烈讨论。从下午5时直到9时半结束，比原定计划延长一小时，据说前所少有。
按照美方邀请信的约定，哈佛应是我访美最后一个学校。但由于芝加哥大学不甘被遗漏，由何炳棣、邹谠出面，盛情邀请我访问该校，并代办签证延长手续。芝大为中西部著名高校中之重镇，其中国史研究有何、邹两位大老带头，成果累累，人才济济，水平并不次于哈佛、耶鲁。芝大对我这次访美之行来说，已是强弩之末，一个月的时间从西到东连续访问十所大学，活动又极频繁，怎能不感到疲惫。但东道主接待之殷勤可谓后来居上。仅何炳棣的家宴，便从11月3日晚7时持续叙谈到11月4日凌晨4时，堪称通宵达旦。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回旅馆后沉睡不醒，耽误了原已约定的与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在4日中午的餐叙。听说吴为此颇为不悦，我亦深感内疚，直至199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欢晤，才了却这一长期未遂之心愿。
此次访美，我的讲演题目是《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向》和《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现状与趋向》，讲稿已由《亚洲研究》杂志译载。萧致治的讲题为《孙中山与群众》，并负责对我的讲演作即席补充。但美国的学术活动更重视演讲后的讨论，实际是以讨论为主，学生思想又极活跃，所以交流并不限于某一专题，而涉及中外史学研究异同的各个方面。通过这一次穿梭式的急速访问，虽然很难对某一领域作较深入的共同探讨，但交接面甚宽，相互交流信息密集，颇能增进彼此理解。台湾学术界对我们此次出访相当重视，《中国时报》派两位专业记者追踪采访，并在该报作长篇报道，认为大陆极为重视社会科学，“文革”后发展势头甚好，台湾当局不应继续忽视文科云云。
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学术交流的初始情况，我把当年的出访日记发表于后。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