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汪朝光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近代史卷》一书的第44—60页。
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相合而构成”事” （Event） 。事和事是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所以无论什么事都有历史。事之中以人事最为复杂，最为灵动，最有趣味，而且关系人类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历史的需要也最切。至于史书不过是这种人事历史研究过后，史学家认为值得记载的记载。
因为事与事间的推动和影响，常有交互联系的轴纽（Axis） ，一切事物如此，人事更是如此，——所以历史有各种的组合，各种的集团。如人事历史的研究，就其所处地域划分，便有所谓国别史等等；就其所发生的时间次序来分，便有所谓通史、断代史等等；就其某项事的组合的重要性来分，便有研究专题的史，如文化史、经济史、某次战史等等。这都是就研究的便利，和谋研究对象易于专精而划分的。
人事间相互的推动和影响，也和自然界受动力的支配一样，愈近的力量愈大。用一个粗率的比方来说，好像水中抛了一个石子，最近的圈子所受的推动最大，愈远愈淡下去了。（这还是从内心看到外边去，其实应当反过来看）。所以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於人类，或是人类的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
说到时间空间的本质，原来是不可以割裂的。所以历史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连续性，一个是交互性。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论，不是说近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不问过去一切的，如西洋近代史，有许多西洋史家，只从法兰西大革命讲起。这不是说法兰西大革命以前，西洋就没有文物制度。也不是说法兰西大革命一起，西洋的文物制度，一齐变了。巴斯梯陷落的日子，不能把全法国的公鸡变成母鸡。文物制度的变更，虽不能拿这话来做极端的形容，但是要把他一旦变了，其困难和不可能，也差不多是和公鸡变母鸡同样罢。须知巴斯梯陷落以后，法国人还是照样的生活照样的起居，不过史学家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某方面的重要性起见，姑且把他做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若是把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也不是说近代的中国，就始於鸦片战争。别的不说，即就中国对於西洋交通一事而论，也不是从这个战争开始的。近之如16世纪中西海路交通，如方济各、利玛窦的东来，和西洋文化与商品的输入；远之如中西当汉唐时代在中央亚细亚的交通，和中国由西北所受希腊与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哪一件不应当提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不能真正闭关；海禁大开，也只能注重这个大字便了。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他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原不是认为这个时代，可以和以前的一切历史分开的。
就历史的交互性而论，则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个最趣味的对象。我方才说过，中国和西洋的接触，并不从最近开始；但是在近一段里，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要研究中国政治的改革和变动，非打通国际的情形来看不可；要研究社会的改变和生活，非综合他国的现象来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进，非考察世界的学术思想不可。【从具体的一件军事来讲，譬如英法联军战争一役，英军因亚罗号事已于1856年10月23日起，开始军事行动，攻下炮台，炮击两广总督衙门了，到1857年全年几乎战争中止，大家都很莫名其妙的；——叶名琛则相信扶乩，扶乩说过了阴历8月15日英军不来，则不再来！——哪知中止的原因是因为1857年5月13日的印度叛变，英国大使额尔金（Elgin）把英国调来的兵，在中途——新加坡——转调到印度平乱去了。到该年年底，印乱已平，英兵来华，于12月19日与法国合兵攻下广州；于1858 年1月4日叶名琛被俘。设如不打通世界大势来讲，则战事中断一事，如何可以讲得通？设如印乱不平，英兵始终不来，则叶名琛的扶乩岂不真是千灵万灵，有退兵之术吗？】 若是从大家可以看见的方面来讲，则在这个时期之内，发生了五个重大的对外战争：鸦片战争（公元1839 至1842年），英法联军战争（1856至1860年），中法战争（1884至1885年），中日战争（1894至1895年），八国联军战争（1900年）——哪一个不是和外国直接的冲突，哪一次冲突不在国外国内发生重大的影响？还有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太平天国革命，一次是辛亥革命——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何况产业革命、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正是继续进行，没有停止呢？所以这个时期，实在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大变。我们无论是对于历史的真象负责，无论是对于民族生存的适应负责，能够不研究吗？
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实际的需要，也是知识的要求；但是中国现在看重这种研究的很少，——当然，带营业性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也很多，学术界却不能认真研究——这也有些缘故。第一是因为学者的好古心，觉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不可一概而论，有许多真正的古史学家，并不忽视近代史的重要。）第二是因为恐怕时代愈近，个人的好恶愈难避免，深怕不能成为信史。第三是因为恐怕有许多材料不能公开，将来发现，以后他人再来重写，自己的著作不能成为定史。其实这三点都不能成为研究近代史的理由。第一，从学术的眼光看去，什么材料，都应当平等看待。古代的残砖断碣，对于历史的重要，不见得就高于近代的告示公文。我们不能因为他难得而重视，更不能因为他常见而鄙弃。须知今日的告示公文，若是保留到几千年后，将来史学家何曾不是把它当作巴比伦的残砖、埃及的古碣或是“流沙坠简”一样的重视，加以冥思暗索呢？同是史料，与其等将来的稀少的时候，再来视如拱璧，何如当现在多的时候，还有较大比较研究的机会呢？史迹重在亲见。从前司马迁研究孔子，自己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司马迁这种实地考察的精神，非常可佩。但是可惜他所看见的，只不过是汉朝孔子庙堂里的车服礼器，设如他能看见孔子时代的车服礼器，岂不更好吗？还有许多实际的情形，是要靠当代人口述的。章实斋说：“余修永清县志，亲询乡妇委屈。”设如时代湮远，生活态度改变，章实斋又何从得乡妇而亲询？第二，因时代太近，恐怕牵涉自己的好恶，的确是一件可顾上的事。史学家重在客观，不能以主见来影响事实的真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史学家一个重要的信条。（但是史学家对于史料的选择，和史事的了解，自有标准。史事被史学家了解的时候，已自成一轴纽。这个道理，和我在本文头几段所说的道理，当另有一文讨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话是近代史学家应该刻记在心中的，但是却不能因噎废食食。孔子是最明白这道理的人，所以他作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其中有七十三年，便是他自己经历的时代。司马迁做史记，不在汉武帝以前停止。再举西洋的史学家来说吧。西洋史学界的父亲Herodotus所记，便是他从埃及等处亲自见闻得来的。希腊大史家Thucydides 是亲自参加Peloponnesian战役的人，但是他写的Peloponnesian战史，是一部很可靠而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著作。就我国人的经验而论，关于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克服泰安的战役，据总司令致《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说是四月二十日克服的。（见报告第57页。）但是我于五月一日过泰安，看见泰安城上，还是褚玉璞的兵。设如后来发现任何人在泰安围城中的日记，便要起争论了。因为负责的机关长官，向负责的会议的报告，一定是很可靠的了，而且就情理而论，那次战事早经结束，对于一个城克服的迟早，断无早报以夸张武功之可言。但是围城中被难人的日记，也是很可靠的。这个官司，也许后人引经据典，争个不了。哪知事实是那次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役，往往把敌人包围在城里，不等城池攻破、即已前进，泰安也是如此。而执笔写报告的人，以为军队已过泰安，即算克服泰安。这个疑团，是我亲到泰安城下，目击情形，才能解决的。又如报纸或定期刊物，也是一种重要的史料。研究鸦片战争的人，不能不参考当时广州英国人出版定期刊物，共二百四十号，名叫“Chinese Repository”。这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是这只是英人的记载。
当时中文还没有报纸，可以供我们比较。现在上海《字林西报》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中外关系问题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注意纠正了。就以中国现在的报纸而论，言论记载，各有不同；我们天天看各种重要报纸，而且知道各种报纸的背景，所以能够知道各报所载事实的真相。若是等到千百年后，各报之中，只有一种是保存全部的，而且他的背景，——甚至于某年某月一段时期的背景，——后来的史学家无从知道，只根据他的记载来做史料，来下判断，岂不是大大的上当吗？第三，说到许多文件不能公开，的确是史学家一件憾事。
写史书的人，谁不愿意把所有在他研究范围以内的材料，统统看见，成一种名山不朽的著作。但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搜集可能范围以内的材料未始不可供史学家毕身精细的工作之用；而且不能公开的材料，除了一小部分外交政治的秘密而外，其他的还是汗牛充栋。况且历史的著作，并不眼于外交政治秘密的方面。即就外交政治秘密的材料而论，也不是绝对不公开的，——虽然常有年度的限制。（但是我承友人的介绍，到法国外交部去看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也开放到一八六〇年为止。至于他们本国人和政府有接拾的，当然看到的期间更迟。如G. P. Gooch 写《大英外交史》，便参考过英国外交部最近的材料；而H. B. Morse写《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也看过英国外交部关于鸦片战争的档案。）并且谢谢俄国的革命，把以前帝国的秘密文件，一齐发表，或是公开出来。他们的红档里面，不但有许多是关于西洋外交史的材料，而且有许多是关于中国内政外交极重要的材料。（现在外交档案全部不公开的，恐怕只有日本，这件事很受西洋学者的非难。）大战以后有许多条约，也只是公开的秘密。如威尔逊文件的发表，Col. House文件的发表，还有许多自传，回想录的发表，都是留心的史学家最好取材的宝藏。就以中国近代史而论，除了民间社会的材料而外，就是政府的文件，最大部分也是公开的。如《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等等，都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处，可以自由参考。从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部一贯下来的档案，都有钞档可以调阅。况且中国的外交内政，简直没有多少的秘密可言。史书的定本一层，却是更难说了。老实说，史书就永久不能有最后的定本的。古代史的标准著作，常常因新的发现，新的采掘，而有变更。如殷墟的发掘，便变更了许多我们对于殷代文化制度和世系的观念，值得我们重写一部殷代史。就是没有新的发现，则因后来的生活愈益演进，对于前代的了解，愈益增加，并且愈有不同的观点。（这个道理，我也在另文研究。）
知识的探讨如果一日不停止，则谁敢说他的著作，是最后的一部呢？
比较起来，“文献足徵”而且“所见异词”优于“所闻异词”，是研究近代史所占最重要的优势。在目前的不研究，难道等到将来湮没以后，对荒邱而太息吗？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受过近代史学训练的人，应当积极研究本国史，或是本国近代史。我不是说中国人聪明才力，尽心去研究外国史，不能和外国史学界权威抗衡，乃是说除非他能终老于外国，不然即以材料的不方便而论，要与外国对于史料予取予求，终日摩挲的学者去争一日之短长，或是百年之大业，是很难的。况且学术的眼光，是把一切材料都作平等待遇的，不见得远方来的药材，便要灵些。又何必舍近就远，舍己耘人呢？
近代史的文献虽然多，——不只是文献，就是实际的物件等等也是多，——但是丧失的快，也是可以惊人的，鸦片战争时所用的喷筒，——当时重要的火器，——至今我不过在南京第一公园里，看见一个。庚子战役时的武器、旗帜、告示，以及民间所贴的“花纸”，只有外国的博物院和图书馆里，还可以看见。就是辛亥时候的报纸杂志，现在中国党史编纂委员会四处登报招求，已经有许多是不可再得的了。建筑雕刻最近被毁于水火兵灾的，更是不可胜数。这种文物的沦亡，是极可伤心的事。如果实际的物件等等之保存，只有靠国家或是大规模团体的力量，和一般人民的历史兴趣。如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亟亟于要建筑的。至于档案一层，更非靠国家的力量不可。如巩固的Public Record Office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但是中国还没有谈到。十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北平的时候，我眼见各部档案散失，并且想了许多法子去挽救；虽然不无效果，但是终因范围太大，机关太多，致告束手。曾经建议设立档案保管局，也因为财政困难，不能实现。从研究史学的人看去，是多么痛心的事！有如太平天国的文件，当时因触犯禁忌，几乎全部销毁掉了。在国内除故宫博物院里略有发现而外，我想太平天国灭亡以后，两江总督衙门和布政司衙门里，一定还有存着的。但是我访求了两三年，知道经过迭次的兵灾，完全丧失。英法联军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中心是两广总督。但是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在1858 年广州失守的时候，大部分丧失，一小部分被掳到欧洲去了。只落得我在欧洲的时候，还在旧书摊上，买回一百多件。（其中有一件是葡萄牙驻澳门理事官诿黎哆，关于禁烟问题，向林则徐具的甘结，有亲笔签字和火漆印章。）国内总理衙门及以后外交机关的档案，却有二万多本的钞档；虽经拆订了一部分，弄得很凌乱，已经是最难能可贵了。（至于原档，已经凌乱损坏散失不堪。譬如（民国）十八和十九两年，我去研究中日战争档案的时候，想调阅李鸿章和俄国所订《中俄密约》的原文；登记簿子上说是存在一小白皮箱里；据一个在外务部和外交部服务将三十年的职员说，此项密约原文和这个箱子，早已不见。当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与会的国家，要求中国发表原约；但是遍寻不得，后来一个不重要的职员，在地下的乱纸堆中发现出来，现在不知去向。华盛顿会议的记录上所载的，是否即系原文，抑系译本，中文原文如何，均不得知，真是可惜。）如袁世凯时代国务院的公文信件，我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论斤地买了许多，燕京大学也买了不少。可见其余机关档案散失的情形，真是一幕惨剧！若不积极保存，将来更不知道散失到了若何地步。
国家的档案，当然主要的还只有靠国家保存；但是在国家的力量和当局的认识，还没有到这问题来的时候，各处图书馆应当尽他充分的力量；而史学家的寻访搜集，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虽然不能和国家去令部保存的那样痛快，却也是一个不小的力量。“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千仞之冈，始于培塿；九达之衢，肇于跬步”恐怕要成寻访搜集史料者的格言。寻访搜集以后，还要继之以整理，考订，发表。其实什么是历史研究法？严格的讲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德文所谓“阿瑞斯踢克”（Heuristik） 的学问，正是搜集史料的学问。发表一层，也很重要。虽然不能全部发表，不能不有精密的选择（选择标准一层，自不能不起争论），但是为自己和后人的运用，以及将来的流传起见，这种困难，是不能免的。在写史书以前，史料丛书的编订，是必经的阶段。如德国的“Monumenta Germania Historica”、英国的“Rolls Series”和法国的“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lnedits sur 1， Histoire de France”正是这一类的重要贡献。最近德国的“Die Grosse politik”，也是一个史料的宝藏。中国以前的“长编”也仿佛有同样的性质。所以章实斋关于史料整理的意见，说是理宜先作长编。长编既定，及至纂辑之时，删繁就简，考订易于为功。（参见《章氏遗书》卷十三）章氏论史，以“记住”与“撰述”并重，因为名词的用法不同，他所谓史学，只限于史书。他说“整辑排比谓史纂，参互搜讨为史考”；但是史纂史考仍是达到精确的史学所必经的阶梯，所以他说“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簿谱，皆不可用，然舍此二者，无所以为史也”（参见章氏《文史通义》此处所谓“史”系指史书本身而言）。可见这种认识，是中国从前的学者有过的。为求中国有科学的史学和精确的史书起见，史料丛书的编订，实在是基本的工作，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将所有的史料一齐发表，因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将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辑排比”，或是“参互搜讨”的功夫，实在是新史学的基本建设。若是真有重要的史料，能得其完整的更好，万一不是完整的，也不当遗而不收。“吾犹及史之阙文”，岂不也是一件可幸的事吗？
近年来中国很有人注重历史研究法。这虽然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但是高谈方法而不去做实际应用方法的工作是不成的。读一百部科学方法论，决不能产生一个大科学家，或是一个重要的科学贡献；读一百部历史研究法，决不能产生一个大史学家，或是一部重要历史的著作。大科学家和重要的科学贡献，是从实验室里，繁琐而极费耐心的工作里，产生出来的；大史学是从史料的灰堆和凌乱的文件里产生出来的。“大匠能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巧是一切发明贡献的基本条件。巧是从运用一部分确定范围以内的材料到精熟的程度，才能产生的。现在西洋大部分的史学家，真所谓“席丰履厚”，有人已经替他们做过了搜寻整理的工作（但是研究西洋中古史的人，便不见得有这种福气；还有许多“银拉丁”的材料，非自己整理不可）。在中国的史学家便不能袖手旁观，要有自己的工作，非自己下手不可了。
再限定范围来讲，我觉得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世史方面要做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这件事我不问自己的力量薄弱如何，确有具体的计划。材料的搜集，自当随地留心。材料的编寨，也有确定的分类方法。因为材料不是全部可以收齐，所以只能随得随编，不能问年代的顺序，或是事件的先后。不望在短期有大批的发表，只望能够持之以恒做一种日积月累的工作。因为公家的机关常有变动，往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持久计，所以不能不借重商业机关。这件事当然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以更渴望国内有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随时予以帮助。我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
要整理浩瀚而且零乱的中国近代史料，来编成丛书，我以为应当分成三大部分，可以称为“类”，以下再分为“编”。
第一类便是中国的史料。研究中国史，当然中国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史不能及中国学者的地方，就是中国学者运用中国材料，比较便利比较丰富。如H. B. Morsc 虽然参考了许多西洋的材料，但是对于中国材料，便无法用以佐证。无论他如何精细，但是他运用的材料，只是使他看见一件事的半边。而中国人则除看中国的材料而外，还能通外国文字的也很多，本来大可有为，只是弃而不用罢了。中国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档案。除了散失的而外，所存档案，还是浩如烟海。即就当年中央政府的档案而论，则军机处和内阁大库的档案，存在故宫博物院所属的大高殿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的博物馆或图书馆里，已经充栋，运起来一定可以汗牛；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发表过的。近年如故宫博物院刊印《夷务始末》和各种定期刊物，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明清史料》等书，都是很有价值的工作。留中的密折，故宫博物院也有过刊印的提议，希望能够早日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刊印，当然只有希望这几个主管机关办理；但是散失在外的档案，如我在欧洲所得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未始不可印行。最近，林璧予先生刊印林则徐《信及录》，也是禁烟的重要档案。许地山先生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抄回刊印的《达衷录》，乃是一种公私混合的档案。（当许先生在牛津读书时候，我到牛津去搜集史料和他在图书馆同发现这部书，因为他也是很有历史兴趣的人，所以我极力劝他抄园，他抄写的方法和他嘱咐排印的款式都极好，若是可能的话，其他史抖的印行可以取法。）研究档案，自然也还要批评的眼光。蒙混圣上“睿鉴”的奏折，亦属不免；但是关于年代时期等项，档案比较可靠。
（二）官书。从前中国每个朝代，都有钦定的官书，如《平定粤匪方略》等等都是的。其中粉饰的地方很多，但是苟能辨别，也有许多可用的史料。如许多清代的《实录》，都存在故宫博物院里，没有刊行。名为《实录》，其实有许多“不实不尽”的地方。不实的地方，不能尽举了。即如不尽的地方，显然可以露出来的很多。我在故宫博物院里调阅光绪一朝的《实录》，翻到庚子拳乱的几个月，关于拳乱的上谕，几乎完全没有；只存了一个上谕，就是说董福祥把在北京应办之事办完，可以分兵到天津去。这分明是指打公使馆了。自拳臣在北京猖獗，以至于议和开始一段时间的上谕，本来在事后有上谕取消，要重付审查的。所以《实录》自然不录，要查这个时代的上谕，还得找当年的《京报》和天主教的中法文汇刊的拳时上谕，但是这些《实录》，也应由主管机关刊印为是。《东华录》可以说是一部“半官书”并且介于档案和编年著作之间，里面的材料实在很多。但是我发现几个上谕和奏折，有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原稿不同的。若是有人考订出来，或是将散漫无系统的记录按题分类的辑录，和蒋廷黻先生编的《中国外交史资料》一样，自然也有相当的用处。
（三）禁书。消灭犯当代忌讳的文件书籍，在中国是很平常的事。如太平天国一代的文献，便消灭殆尽，在中国是很难找到的了。太平天国所刊布的书籍，有目录可查的计二十一种。我在伦敦大英博物图书馆、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和东方学院所看过的有十九种；而且把最大多数的手抄了带回来。如《天命诏旨书》、《太平军目》、《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天父下凡诏书》（不同的两种）、《太平劝世歌》、《十全大吉诗》等等，都很可以研究太平天国的组织和思想。如牛津所藏洪仁玕上洪秀全的《资政新篇》一书，可以代表太平天国里面的开明思想，简直把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提早了四五十年。（在东方学院的部分，程演生先生曾经抄了回来，刊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辑》；但是很不完全，有重刊较为完全本之必要。）至于曾国藩教他的属员张德坚等编纂的《贼情汇纂》一书，其中关于太平天国可靠的文件甚多；虽是官令编纂的书籍，供他研究太平天国内情之用的，然其终未刊行，恐怕也有当心触犯禁忌的关系。像这类的史料，也应当刊行。这不过是举太平天国一件事做例，其余的禁书一定很多，不过有时要“礼失而求诸野”罢了！
（四）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档案虽有不公开的，但是在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里面，公开的实在不少。如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等等，都是关于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史料。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人尤其是少不了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这都是指主要人物的而言，至于次要人物的，更举不胜举。其中未刻的还是很多，就是已刻的，也有许多难于收集。如《景善日记》的原稿，一部分则藏在大英博物图书馆，一部分还在J. O. P. Bland家里。E. Backhouse 和J. O. P. Bland合著的“China under the Empross Dowager”中曾发表一部分，是Backhouse译的，而Bland嫌他的英文不好，自己不按原本，以意修改，所以发表以后，许多汉学家以为是Bland伪造的。Bland为自己洗刷起见，将一部分存在大英博物图书馆里，我亲自看过抄过，真实无疑。但是还有一部分至今未曾发表。近来国内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日记，如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等日记，都是几十年连贯下去的。这是史学家最可欢喜的事。如郭嵩焘的日记，至今未印。最近如谭组庵先生的日记，不知何时可以发表。这都是应该即速印行，或是妥为保存的。至于这些日记之中，有许多顾忌太周，或是有重写嫌疑的，如翁同龢关于戊戌政变的日记，从史学家的眼光看来，都应当细细侦察。这些全书和日记，卷帙浩繁，而且有许多不关史料的地方，似应按照问题，分别节刊，这也可以使将来的史学家，省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五）专家著述。关于中国近世史的专家著述，本不算多；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如魏源的《圣武记》、王定安的《湘军记》、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易孔昭等的《平定关陇纪略》等书，也未始不是费了许多精力的著作。这都是已经刻过的。没有刻过的如梁廷枏的《夷氛闻纪》（记鸦片战争）、琴阁主人的《触藩始末》都是应当刊印的史料。
不过许多错误疏略的地方，最好能有相当的考订。
（六）定期刊物。这差不多是研究近代史独有的材料，虽然在中国发表较迟，却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如北京的《京报》，虽是公报性质，也有不少材料。鸦片战争时代澳门的报纸，以及后来上海、香港等处的报纸，都是很好搜集史料的地方。不只是新闻可用，就是广告也可看得出当代社会制度和生活的情形。（如J. M. Vineent在“Historical Research”一书上说看1770 年1月29日美国“Boston Evening Post”一个卖黑奴的广告，可以看出当年美国奴隶制度的情形，和当年社会对于黑奴问题的心理。）不过这种繁重的材料，应当按照问题去选择和录取，并且要明白各种刊物的背景，运用敏锐抉择的眼光，不然是要误事的。至于不定期刊物，虽是间断的连接下去的，也应当注意。
（七）图画。中国史学家最不注重图画。要使史书有生气，图画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如1859 年大沽口之战，中国炮台打沉了四个英法的兵船，重伤了六个，可以说是近代对抗外国海军唯一的胜利。而大沽口炮台的建筑，和竹签泥港的排列法，只是外国还有图画。就是什么“刘大将军大败法兵图”，“李中丞联团杀败洋兵图”这类的花纸，也可表现当时中国的武器，中国的群众心理，中国人对外的知识等等，正不必以其愚昧为可耻。当民国十六年清共的时候，日本人将上海的各种标语，照下像来，印成二册。这是何等留心。何等利害！从史学的立场上来看，搜集，甚至于选择，这种材料中有价值的来复印以备将来的史学家应用，也不是枉费精力的事。
第二类便是外国文字的材料。因为这类的材料，中国史学家还少有利用，所以我愿意特别说明他的重要性。（元史方面，近来已经有好几位学者注意西文的材料；但是他们还大都免不了间接取得的障碍，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若是把法官断狱来比方史学家著史，则一件案子的两造、三造，甚至若干造必须一齐问到才是。还有人证物证，也应当通通调齐。断没有仅看一造的口供，就成立定谳之理。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何况知用，能用，而不用呢？近代的中国，不但在国际战争或外交方面，受外国的影响，就是内政的变动，也何尝不受外国的影响。或是直接的公文报告，或是间接的观察调查，在外国文字里都有重要的史料；而且他们的观察调查，有时比我们自己的还清楚。他们的文书之中，当然有许多为自己回护的地方；遇着这样的情形，史学家正应当运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方法去识别，决不能掉首不顾。就是发现中国方面的错误，史学家为对于真理负责起见，也尽可明白承认，做后来的借鉴；不应当讳疾而忌医。并且因为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国际间利害的冲突，往往有许多第三国的记载，是很确实很公允的——第三者有时常能站在公正人的地位。如关于中英的冲突，美国法国方面，或有持平的论调，可以供采取的，这也是近代史学家一种特殊的便利。还有一层，中国官书的陈述，往往有粉饰夸大，虚报的地方。私家著述有时也脱不了华夷——或是种族——的成见，二者所应当纠正的地方，正是很多。西洋的官书和私人著作，有时也不能免。如大战期间各国发表的蓝皮、黄皮、黑皮、白皮等书，往往于选择材料之间，有意为自己辩护。但是在事实方面，他们大致都比我们谨慎。（如英国发表关于达达纳尔海峡战败责任的官书，就是很坦白的。）讲到中国近代史方面，则鸦片战争的各个战役，中国哪次不战败。败到可掩饰的地步，当然文书上是转败为胜，败到不可掩饰的地步，——如炮台或城池失守，——也是我兵虽败，但夷船被炮打沉了几只，夷兵溺死无算，甚至于海上漂流了夷帽甚多。好多事在海上，“朝廷”是无法追究的。如1841年虎门之战，中国方面的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炮台失守，这是瞒不了的事；但是官报和私家著述，都说是夷兵死伤亦四五百人。英方的负责报告，则虎门攻陷，得炮三百八十门，中国官兵伤亡约五百人，英兵无一人阵亡。（在其他战役，英兵伤亡者都有名册可查，因此我认为这种报告真确。）所以中国方面所谓四五百人，恐怕只是“夫子自道”罢！又如三元里民团抵抗英兵这件事，是中国人最引以自豪，而史学家如魏源，也深为太息痛恨，以为可以挽回败局的。以后这件事辗转传说，几乎成为神话。中国在鸦片战争受了这种的巨伤深痛，事后还是不知发奋图强，三元里这件事的抵消力，自不在小。（因为大家都相信官弱民强，汉奸急于求和；我却不相信到了19世纪的世界，还可以执梃以挞坚甲利兵。）据中国方面的记载，则三元里九十余村的义民数万，合围英军，声震天地；当时英军四面突围，均不得出，结果英军死了数百，其统军大帅和军官霞毕，死在里面；不是汉奸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前去解散民众，则英军可以一鼓就歼。但是据英国统帅H. Gough于1841年6月3日致印度总督Earl of Auckland的正式报告此事的详形，是5 月30日广州竖了白旗以后，英军驻在广州城的东北村中；他们发现大群民众，鸣锣击鼓，执刀持矛，由前面距离约三英里的高地而来；他们立刻派第三十七和第二十六两队迎敌（两队合计只二百八十人）；后来第二十七队前进过远，失了联络，他们又派了印度骑兵第三队去救；因为天热，Major Beecher中暑死了（这想必是霞毕颠倒的译音）；而继之以大雨，他们的子弹受潮，不好使用；以后接济又到，终能支持；不过因在稻田中遇大雨，所以窘迫的情形，是可想而见的。英兵以毁广州城相恐吓，所以第二天广州府知府来劝散了。这天英军死了五个人伤了二十三个，都是注明阶级的，所以很实在。三元里事件的真象，不过如此而已！又如1884 年中法海军在马尾的战争，据张佩纶的奏折和他《涧于集》里的文件，“酣战”了多少时候，抵抗是何等英勇；但是据外国文的记载，则中国方面十一只船，法国方面十只船（连两只鱼雷），于8月23日下午一点五十六分开炮，到两点零二分战事即已终了，中国的船统统毁了。这个七分钟的战事，也是一个破天荒的纪录！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也可以看见参考外国文史料的重要了。
外国文的史料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档案。各国的档案，开放给学者参考的，各有年限的不同。欧美重要的国家，在1860年以前，大致都可开放。所以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两个重要问题的文件，大致都可以看见。其余的只要有相当的介绍，也可以有限度的公开。他们还有许多公使馆和领事馆的调查报告，关于中国各种问题，都有重要的材料在内。有心研究的人，应当细心去研究，抄录，翻译，分类汇合起来发表。还有许多档案附录，或是夹杂在当事人的记载，或是在学者的著述里发表过的，如D. 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后面所附的军事报告， H. B.. Morse “The l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后面所附英国外交部的文件，H. Cordier：“1′ Expédition de Chinede 1857-58，用1860”和Baron Gros：“Negociation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s en 1860”等等，都是应当随时综辑，翻译成书，以备学者应用的。
（二）官书。外国文中，很少有钦定的书籍，和中国钦定方略一类的。有许多官书，实际上还是公开档案的性质，但是内容却很重要。如英国的“Parliamentary Debate”和“Blue Books”里面，都有很重要的东西。如关于鸦片战争的问题，Macaulay和Gladstone两派的辩论，可以使人明了英国作战的目的、藉口和战争责任问题。关于鸦片问题，如“A Copy of all Papers and Despatches at the lndian House on the Subject of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Subjects engaged in the opium Trade from 1830 to 1836”等等，都是研究鸦片战争必看的材料。看英国国会里的委员会召集广州英籍的鸦片商的问答，可以明白林则徐缴烟时候的情形，可以解决一般英国书籍所说林则徐想饿死英商，是否事实问题。
如关于太平天国的外交及其内部情形，英国蓝皮书“Taiping Rebellion：Papers Respecting the Civil War in China”从1853到1863年出版的各册，是供中国人研究太平天国问题必须翻译的史料。其余各国这种出版的文件尚多，举一反三，大家也就可以跟着这个线索去搜集。
（三）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这种史料的重要，不必再说了。研究鸦片战争的人，总得参看W. D. 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from 1840 to 1843”（“Nemesis”是英国第一个铁甲船，开来远东作战的。这是根据舰长W. H. Hall的记载），或是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等书。研究英法联军战争的人，总得参看L. Oliphant：“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i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他是英国大使额尔金的个人秘书），或是H. B. Loch：“Personal Narrative of occurrences during Lord Elig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 in 1860”（他是机要秘书），或是R. Swinhol：“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或是De Keroulee：“Souvenirs del’ Expédition de Chine”（他是法国大使格罗的参赞）等书。如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人都说法国海军提督孤拔被中国方面打死了，孤拔是否被打死，可以看孤拔的信札（“Lettres de L’ Admiral Courbet”）或是Pierre Loti在法国“Revue des Deux Mondes”上发表描写孤拔临死时候光景的文章。还有A. Gervais：“L’ Admiral Courbet”也可参看。看完以后，才知道孤拔被打死的这件事，只是中国人的一场春梦！如中法谅山之战，也是中国人铺张得有声有色的；但是谅山之战的实情如何，就不能不看Commandent Le Comte：“Lang Son：Combats ， Retraite et Négociations”的上下两册，因为他是当时法国军部的参赞。关于中日战争，不但有外国文的记载，并且有好几个外国军官，是参与战役的。如曾任中国海军要职的汉纳根（Von Hanneken），便是在高升船上被日本军舰击沉后泅水得活的；后来他回到德国，在“Die Rundschau”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文字，记载中日战事甚详。第一篇就是“高升的沉没”，讲高升如何先遇中国兵船，如何遇敌，如何交涉，如何击沉，真是详详细细。请问从高升船上事后逃出的人，有几个呢？关于庚子战役，几乎各国文字里都有史料。讲到使馆被围和防御的情形，可以看Allen：“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他是英使馆的牧师），和E. Darcy：“La Défens ede la Legation de France à Pekin”（二书均系日记体裁）等书。而联军统帅，鼎鼎大名的德国瓦德西死后，他人为他编订了发表了三本回想录（“Die Denkssivurdigkeiten des Grafenvon Waldersee”），在第三本上，几乎全是关于拳乱的事情。外国人私人的记载，也有许多没有发表过的。赫德（Robert Hart） 虽然是一个总税务司，但是李鸿章对外国接头的事情，常是找他；差不多有三十年间，他是中外交涉的枢纽。他有七十四本日记，当然是极可宝贵的史料。H. B. Morse曾经提到过。他说赫德允许他用，但是他始终没有机会用过。
这部日记，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曾经打听过赫德的儿子，连他也不知道。（真是不肖之子！）若是真不见了，岂不是中国近代史料——特别是外交史料——上的一件大损失。总之这类的史料，是有翻译，或是节译和考订出版之必要的。
（四）专家著述。我常说外国汉学家关于什么老子庄子的著作，最容易骗人，最没有价值；但是如研究中央亚细亚东西文化关系的著作，研究雕刻瓷器的著作，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著作，（如最近瑞典学者格兰的著作）和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著作，的确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即就外交史而论，他们对于外国文的材料，真正下过一番工夫。如H. B.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H. Cordierl：“l’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和T. 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一类的书，都值得翻译。（不过他们立论有他们的眼光，翻译的时候，最好加以考订。）其余如各国教士和学者研究中国风土、人情及迷信和秘密结社的书，因为他们深人内地，而且研究的期间很长，也是值得注意的。
（五）定期刊物。外国人所出关于中国的定期刊物，很有许多重要的。如“The Chinese Repository”，“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The Chinese Recorder”，专门性质较重的如《通报》（le T’oung Pao），“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Revue de l’ Extreme——orient”等等，都有许多可以参考的史料。如法国的“Revue Maritime et Coloniale”一类的东西里面，颇有在中国军事行动的记载。我在法国的时候，并且时常去买19世纪的旧杂志的零本，如“Revue des deux Mondes”之类，寻找里面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颇有所获。在中国出版的日报，如《字林西报》等等，不问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如何，却是许多可用材料的渊薮。就是在外国出版的日报，也有用得着的地方。譬如李鸿章使俄和欧美各国一事，他行动的详形，甚至于来往的文电，《李文忠公全书》里面几乎全部删去。虽然有一部《傅相壮游日录》但是无关重要，而李鸿章在外国的行动言论，各国报纸都天天替他做起居注；因为各国间互相猜忌的关系，而且特别侦察得非常留心。若是搜集起来，不但有意思，而且有趣。
（六）图画。外国人写史书的时候，对于地图画片（在近代是照片），常是采取很多。如Lavisse 所写的“I Histoire de la France”这部大著里，不知包含了精印的像片多少。因为这不但使史书有“活气”，而且使读者脑筋里有一个深刻的影子。关于中国的事物，中国人不曾注意到的，外国人却已为我们制成了多少画片。如鸦片战争时候中国兵船的样式和英国兵船的样式，正是两方武器和实力最好的比较研究。如大沽炮台的形式，只有英国画册里面，才有遗容，我以前已经说过了。
外国材料固须充分参考，但是他们的态度、立场、背景，是时时应当放在心上的。而且真伪问题，也须注意。不是外国人都是诚实的。如一个名叫W. F. Mannix 做了一部《李鸿章回想录》（“Memoirs of the Viceroy Li Hung Chang”并且有美国外交家J. W. Foster替他做了篇序；当时许多所谓汉学家，被他骗过了。（并且我不久前看见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还当他真的材料引用。）其实李鸿章并没有写这件东西，已由李经迈否认。后来西洋镜拆穿，哪知是这位Mannix关在檀香山监狱里，没有事做，扯了一个大谎！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看见火车站上有种警告牌子，写着“妇女们当心，处处都有拐子”。我们也可以换一套字句，在史料架子上钉一块牌子，写着“史学家当心，处处都有骗子”）！
第三类就是专题研究的结果，也就是分题研究的结果。在西洋这种工作的成绩，就是“摩洛格拉夫”（Monograph）。没有一种史学要成为科学的史学，不经过“摩洛格拉夫”这个阶段的。不要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就是历史上一个较大的问题，也从何处说起，若是不经过分题研究的话。因为一个大问题里面，往往包括许多小问题；非先将他打散来，分别研究清楚不可。譬如鸦片战争问题里面，便包含了道光时代银贵铜贱问题、禁烟问题、通商及关税问题、沿海军备问题、英国向远东商业发展需要问题、具结问题、林维喜案及治外法权问题等等。英法联军战争问题里面，便包含了中国履行南京条约问题（其中包括广州入城问题）、法国保护天主教问题、护海问题、卖旗问题、英国企图开发扬子江问题、叶名琛个性及其外交方式问题等等，都是一时不能尽数，愈研究发现愈多的。必须把这些单独的问题，研究得有眉目了，综合起来研究大问题，则对于这种大问题的著作，方才可靠，方才不致图托空想。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还有许多工具的著作，要先准备的，如中西历的对照，幸而已有陈垣先生的《中西回日历》（徐家汇天主教士P. Hosng：“Concordance des Chronologes Némeniques Chinoise et Européenne”实在是精心创始之作。这个人的苦工，是值得表彰的。他是中国人，可惜他的中国名字，我至今还不知道）。但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历本和其他历法的对照，至今还难推算准确。再如这个时代大事年表，也是应当先有的。郭廷以先生从事于此，关于太平天国一代，已经大致完成，我希望他能仔细修正，从速完工，以后再及其他时代。又如外国人的中西名字对照表，也不可少。往往同一个人，而中西名字，绝不相同，可以使人看了甲而不知其为乙的。如南怀仁的原名是Ferdinand Verbiest，汤若望的原名是Adam Schall，张诚的原名是Gerbillion ，这是极端的例子。其他如Gutzlaff 的译名是郭宝猪，Henri Cosdier是高亨利，这还勉强易于想像。
外国人译中国，或是中国人译外国的地名，也有许多难猜的地方。如St. Johns Island就是上川岛，而葡萄牙就是大西洋，都是显著的例子。像这类情形，都应当有对照表，或是词典。我曾经随手记录，摘了千条左右，想形成一部字典，但是不知何年何月，有积成的希望。我是极希望有人先我而做的。总之这种专题研究的工作，非积极着手不可。外国大学里面的博士论文，教授也大都是指导学生做这种工作。因为这不但是一种极基本的工作，而且是一种极好的训练。我希望除专家从事以外，国内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院，赶快着手。
综括起来，我们大致可以认识历史的性质、意义——尤其是研究中国史中近代史一部分的意义。我们不能不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除本国的而外，向外国文字里去找材料，以资参证，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必需的。我此地所举的，不过是找材料的路径的大概，当然不能包括无遗。我所提出的例子，多在军事、政治、外交方面，不是说史书所顾到的只是这几方面，乃是其他的方面，不及例举。材料得到以后，还有整理、翻译、考订的苦工。而分题研究，所谓“摩洛格拉夫”的工作，尤其是科学的史学的阶梯。必须有这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百种以后，才可以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做学问应当有不计近功的精神。所以就是有人笑我们“只见锣鼓响，不见人出来”也是不要紧的。建筑华厦于流沙之上，或是用纸壳子来糊成房子，风雨一来，全部崩溃，是最值不得的。只要我们有决心，肯耐苦，把这基础，或是基础的材料，准备好来，也无须一定要自己来写成全著。所谓“勤成删定，归之于后来之笔”，正不必自我成功！
1931年7月16日，南京。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