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虞和平从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发轫于商会与早期现代化研究，继而致力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探讨。进入21世纪后，其研究主题更为丰富，包括商人外交研究、张謇研究及近代经济史的重新梳理等，成果丰硕。虞和平选取的研究对象，往往与时代主题的变迁密切相关，在研究方法上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同时注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他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与国情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改造，重视实证的同时讲求理论，循序渐进的同时追求创新，较为成功地构建了中国现代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对中国现代化史的系统分析与总结，饱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深切关怀，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键词：虞和平 商会 商人外交 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最为绚丽之笔。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的世界现代化浪潮，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形态和生活方式。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始于鸦片战争后西方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化走过的道路，既有与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共通性，又有自身特点与抉择过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真实历程，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与鞭辟入里的总结，是一项深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思想学术界也空前活跃，现代化研究应势而生、蓬勃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现代化研究，至今已有近三十年。虞和平熟稔现代化理论与社会科学理论，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发轫：商会与早期现代化研究
虞和平从事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切入点是商会。1993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他将博士论文《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修改扩大成专著出版[1]。这是将商会放在现代化视野中考察的筚路蓝缕之作，清晰阐明了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商会在早期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资产阶级本身的现代化——从分化到整合；二是促进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民主化。[2]专著出版前后，虞和平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几乎都围绕商会与早期现代化展开，与专著呼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这一时期虞和平的学术创见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商会总体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会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1986年，虞和平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即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选定“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学术志向。当时的商会研究多限于个案研究，虞和平的研究不仅开创了对于全国商会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而且回应当时学术界对于商会性质、商会与政府关系等诸多问题的关注，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引发广泛关注。
商会究竟是官方机构、半官方机构、官督商办机构，还是民间机构？学者之间分歧很大，未能达成共识。虞和平根据社会学原理与法学原理，大胆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商会具有法人社团性质。他通过详细考察，认为商会依照政府的法定程序经由政府的批准而设立，有自己固定的组织机构和职能部门，有广大的会员，有自己能独立支配的经费和财产，有法定的权利、义务和活动范围，又由自己自愿发起、自定章程、自选领袖、自筹经费，既具有社团性，又具有法人性。商会基本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3]虞和平的这一见解，跳出了官方-民间的既定思路，强调从商会的自身特性来观察商会，引起研究同行的共鸣与重视。确实，尽管中国近代商会是在清政府新政旗号下倡导设立的，但是只有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商人互相之间有了认同感后，才会积极组织商会与申请入会。以往有关商会是官方、半官方机构或是官督商办社团的认识，则将商会法人特征中的官方关系简单地看成官方特征。[4]事实上，商会属于较为独立的社会团体，研究者应不断解放思想、放宽视域，如引入社会学和法学理论予以更符合历史实际情形的、别开生面的研究。
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是研究商会的学者着力探讨的话题。虞和平承接对于商会法人社团性质的判断，认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法律关系，即依据法律规定而发生的管理、被管理关系。当然，从清末到民国的具体史实看，这种法律关系未能较好地维持。一方面，政府超越法律对商会的活动进行干预，甚至是控制；另一方面，商会也相应地突破法律规定进行一些超法活动。所以，中国近代商会与政府的实际关系，是一种“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5]这为全面观察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历史事实看，在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商会之间均有“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出现。以清末时期为例，政府为“广开利源”而“振兴工商”，随之而来的是苛捐杂税，侵夺商利。作为回应，商会也突破法律范围，进行反政府的活动，如领导参与了一系列商人抗捐抗税斗争、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还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表达参政要求。总的来说，商会作为一种社团法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完善，双方又不能随时势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导致彼此之间激烈而持久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这种斗争的变化过程与复杂性，成为探讨近代商会与政府关系的挑战与魅力所在。
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有利于早期现代化的推进。讨论现代化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密不可分。虞和平受马克思研究无产阶级时运用“自在”与“自为”概念的启发，认为这两个概念具有普遍性，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资产阶级所经历的状态。他指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提升了资产阶级的组织形式，使他们逐渐由省区性的整合向全国性整合迈进。在政治斗争中，资产阶级已有较多与较大规模的参与，从“自在”状态慢慢过渡到“自为”状态。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6]当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资产阶级“自为”的程度不是很高，但这也无法抹煞它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而存在的形态和形成过程。商会组织从行业性整合到区域性整合再到全国性阶级整合的过程，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组织现代化的过程。可见，商会的发展在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也正是《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所反映的主旨之一——商会促进了资产阶级本身的现代化，而资产阶级本身的现代化，即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表现。
虞和平有关商会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十分重视商会参与制定经济法规的史实与过程，指出它具有促进经济法制建设、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积极作用。清末，全国各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两次商法讨论会，制订《公司法》和《商法总则》草案，产生了引进西方商法与中国商事习惯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民国时期，商会不仅在舆论上敦促政府加速制定经济法规，而且对政府所拟定和颁行的各种经济法规详加讨论，提出不少修改和补充、实施意见，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初成体系，且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7]这与后来虞和平从事的商会商事仲裁制度等研究[8]，实际上也属于法制史范畴，反映了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在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变革。虞和平在从事商会研究时，将现代化史、经济史、社会史与法制史视角融为一体，是其一大特色。以上论及有关商会研究的问题在商会史领域引起很大反响。可以说，虞和平是商会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显学的主要促成者之一。
第二，“早期现代化”概念的提出。1986年，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项目“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同时，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发起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项目“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9]1987年，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启动了国内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此时，虞和平正跟随章开沅攻读博士学位。华中师大章开沅与北京大学罗荣渠，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前者“由中国看世界”，后者“由世界看中国”，相得益彰。虞和平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聆听罗荣渠所授课程，随其下工厂锻炼，在北大期间受其教益甚多。[10]可以说，虞和平在章开沅与罗荣渠两位史学大家影响下从事现代化研究，承继了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与宽广的学术视野，水到而渠成。
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现代化和近代化两个概念混用的问题。这一问题情有可原，因为近代和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学术界一般将1840-1949年的中国现代化称之为近代化，也有人称之为现代化。虞和平主张将1949年之前的现代化运动称为早期现代化。这样既使现代化的概念保持统一，还可以展现现代化的阶段性，以区别1949年前后现代化的不同发展状况和不同发展道路。这一概念提出后，获得日益增多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学者的认同和采用。
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阐释中，虞和平特别提出民族化，将其作为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之一。他指出，“所谓中国早期现代化，就是中国自1840年至1949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一般涵义讲，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涵义。但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社会状况下展开的，因此它的核心涵义还应增加一个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这不仅仅是由理论逻辑所得出的推论，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所证实的结论。”[11]在早期现代化研究中，有一种把反帝反封建与现代化相对立的倾向，或者强调现代化，故意回避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中，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分野与对立。虞和平将反帝与争取民族独立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实际上是吸收了革命范式中的合理部分，克服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用此关照历史，灵活运用与全面理解现代化范式，无疑将得出更为客观与科学的结论。
按照现代化理论，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和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阶段。虞和平提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历程，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辛亥革命之后进入第二阶段，即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阶段。他还概括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被动性、复合性、非自主性、非统一性。[12]这些研究，体现了虞和平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整体状况的深入思考、宏观把握与创新见解，为读者了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状况提供了认知基础。
第三，创见性地指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联。在现代化过程中，探讨新、旧质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彼此冲突、消长、沟通、融合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极富挑战性。针对人们往往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观点，虞和平认为，传统与现代并不对立，传统内部存在着某些适应于早期现代化的潜在因素。他进而提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和成败，并不决定于是否与传统彻底决裂。[13]在中国这样一个后进国家中，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更为明显。因为后进国家是在原有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而被迫开始现代化的，也就是说是在传统社会模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学习西方模式的。因此，探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微妙关系，是推进历史认知、深入历史肌理的一个绝佳机会。
虞和平以现代性的商会与传统性的行会为案例，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相通性。学术界以往的观点，较为强调行会的封建性，及商会与行会之间的对立和排斥。他提出，事实上，近代的行会具有对现代社会的潜在适应性。鸦片战争后，传统行会的组织性质和功能作用逐渐朝着现代性组织和资本主义化的方向转变，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行业所建立的行会组织，更具有这种现代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商会成立后，行会能作为商会的主要成员存在。行会与商会的结合，是以他们两者的某些同质因素为基础的，它们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互依赖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当然，商会的功能范围比行会大，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而且还存在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14]这些对行会与商会的认识，从大量具体详实的史实出发，分析深入，令人信服。
除行会外，虞和平还考察了城市同乡组织。他认为从清末民初开始，会馆、公所等传统同乡组织日益增多地采用现代的同乡会组织形式，其功能作用也从传统的“救死”和联谊为主，改变为以“救生”和扶持同乡经济利益为主。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反映出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有益于旅外同乡的利益自维，而且有利于旅居地及故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15]
虞和平在商会与行会关系、同乡会转型等方面的细致研究，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继承发展关系，也反驳了将中国传统简单、一概地视为现代化前行道路之障碍的观点。传统与现代化并非格格不入，更不是互相对立的。事实上，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传统另外搞一套，现代对传统的关系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引发人们对东亚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的儒家文化经过调试和改造，是可以适应与促进现代化的。
第四，宽广的学术视野。虞和平不仅全方位研究了商会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政治参与等，还从商会看社会，运用现代化理论全面阐发了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构建了现代化视角在商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虞和平的商会研究，一开始就采用了一种世界性的眼光。
虞和平关注中外商会交往与中国商会诞生后登上国际舞台的风采。他的研究涉及中外商会的经济合作、商人外交等。早在1988年，他就在《近代史研究》发表《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一文，考察了1910年美国商会访华的动机、主要活动和影响，及1915年中国商会代表团回访的情况。他指出：“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活动，从主观上来说是一种推进两国经济交往、互谋利益的活动，而且有某种在法律条例上寻求平等互利的意向。”但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商人缺少足够的经济力量和相应的经营能力，在合作中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16]应当说，这是一种较为客观中肯、实事求是的评价，基本摆脱了单纯政治因素的影响，纠正了一味谴责美国对中国推行“门户开放、经济扩张”政策的认识，走在了时代前列，难能可贵。
同时，虞和平还关注西方因素对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后，一方面使中国陷入民族危机，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中国的传统商人为应对外资的侵略和挑战，维持自身的经济地位与利益，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使自身及所在的组织日益现代化。[17]这就是传统行会日益现代化、商会产生并联合成全国性组织的过程，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仿效与学习西方、同时与西方进行商战的过程。只有注意外来因素对中国商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多重影响，才能更好地揭示近代中国的特征。
总之，虞和平在现代化研究发轫期从事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研究对象富有时代价值，研究方法极具创新意义，成功开创了现代化理论在商会研究领域中的典范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1999年，中宣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评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时，他的著作与章开沅、罗荣渠的著作同时获奖，成为迄今为止获得国家级奖项的最早的现代化史著作与唯一的商会史研究著作。
改革开放后在近代史研究的很多领域，国内学者都是在学习与追随西方。但在商会史领域，中国学者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国大陆学者诸多专著问世后，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的学者才开始投入商会史研究。这其中便有虞和平长期从事商会研究的一份贡献。他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近代史所工作，即以民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史和商会史为研究方向，广泛收集资料。近代史所具有非常优良的学风，注重史料的全面占有、精心研读与恰当运用。在樊百川、王庆成等前辈学者的指点下，虞和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便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的正轨并崭露头角。可以说，出版于1993年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实际上是他17年辛勤研究成果的积累，扎实的史料与宏大的理论构建相映成辉。这一研究所展现的重视实证、讲究理论，追求创新的学术性格，是他在北京大学、近代史所和华中师大学习与工作经历中博采众长的结果。
贯通：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性研究
随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崛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史整体性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现，如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18]，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9]等。2001年，虞和平主编的共计120余万字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在现代化理论视角下，全面梳理与阐发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到2000年改革开放进入新纪元共160年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成为中国现代化史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
《中国现代化历程》出版后，获得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联合评定的“江苏省迎接党的十六大优秀出版物”一等奖、国家出版总署组织评定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此书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学术评价，不仅在于它是近现代史领域学有所成的专家们辛勤耕耘、通力合作之成果，还在于主编虞和平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合理的解释体系与完整的内容架构，较好地处理了现代化与反帝反封建、传统与现代、外因与内因、现代化解释体系与现代化道路选择等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
（一）现代化与反帝反封建
在大多数人看来，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处于两极对立状态，若使用了现代化理论，一般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回避、甚至批评态度。虞和平在本书的绪论部分介绍了国外的现代化理论后，专辟一节分析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他创见性地提出：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有的与现代化理论词异意合，有的为现代化理论所吸收，有的为现代化理论所不及”。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时，既要采用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如重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同时也要以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特别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扩散、殖民主义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关系、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20]虞和平积极运用西方现代化理论，同时十分重视吸收马克思现代化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显示了其宽广的学术胸襟。
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早期现代化，具有特定含义，除了公认的工业化、民主化外，还有民族化，即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这一点虞和平在《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中即已阐明，在本书中继续予以深化。实际上，争取民族独立是任何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国家取得独立后，才能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近代历史史实表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展开，阻力很大。实现民族独立、改变社会制度，可以为实现现代化开辟出一条平坦的道路。虞和平将反帝反封建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反帝反封建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又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和道路问题扫清障碍。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晚年也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21]也就是说，民族独立与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
可见，虞和平倡导的现代化研究，并非直接搬用西方现代化理论，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合理成分、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自身特点相融合。从国内现代化研究的实际情形看，虽然包括虞和平在内的众多学者首先受到国外现代化研究理论的启发，但在运用时一般都会进行“本土”改造，或糅合国外各种现代化理论中的适用部分，或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现代化思想相结合，或将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或同时做到以上几点。正因为他们运用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研究方法，才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这也正是现代化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原因所在。
（二）传统与现代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长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传统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与前提，中国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迎接现代化。虞和平对各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一般来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传统因素对民主化有较多的阻碍作用，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如君主专制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意识方面，传统因素对社会整合和国家独立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可资借鉴的一面。如传统的“德政”和“仁、义、礼、智、信”观念，既是一种封建礼教，也对改善政治制度、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传统的“天下”意识，虽然是一种君临天下、夜郎自大的封建帝国观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观念和凝聚力，成为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振兴中华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在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方面，则存在着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如重农抑商意识和政策的缓慢变化、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存在和逐渐扩大、商人和商人组织的发展和变异、手工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等，成为近代与破门而入的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文明对接和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22]
可见，中国的传统资源非常深厚，传统因素对现代化有制约的一面，也有潜在适应的一面，必须用全面、辩证、动态的眼光予以审视。虞和平提出的对各种传统因素，特别是与现代化有关的因素或扬弃、或借鉴、或发扬的态度及其缘由，值得深入探究。如人力资源方面，中国劳动人口基数大，劳动者多具备吃苦耐劳的品格，是当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安土重迁与对更高经济生活的追求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农村劳动力走向城市的浪潮是怎样形成的等等，均具有探索意义。
（三）内因与外因
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基本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刺激下，被迫开始现代化历程。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便是学习与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压迫，这也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显然，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并不是内部自发酝酿产生的，故被视为一种“外源性”现代化，罗荣渠称之为“传导性”现代化。[23]这与费正清在研究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时，概括出“冲击-反应”论相契合。
虞和平修正了罗荣渠等人的观点，提出了“传动性”现代化的概念。他认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来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另外，“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当中国自己产生了现代化的意识和行动之后，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促动作用就逐渐减少，日益转变为可资中国利用的外国资源，两者的关系也相应地从注入与学习、压迫与应对的不正常关系，逐渐朝着引进与应用、互动与互利的正常关系转变。[24]因此，“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
实际上，外因与内因，又和传统与现代相联系。在外来刺激和内在机制的合力作用下，中国原有的经济、文化、社会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过程？这就需要将传统与现代、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观察。传统过渡到现代化，或由外因单独引发，或由外因和内因共同促动，而过渡得是否顺利，又与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力量变化、角力博弈等有关。
（四）现代化的解释体系
现代化研究贯通了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并把各个阶段中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以现代化的主线融为一体，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就突破了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线，辅之以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等的研究方式，淡化处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中国近代通史中原来重点描述的重大历史事件。现代化史研究，探索的是现代化内在与外在机制的运行，如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队伍结构，现代化的动力和阻力，现代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的道路选择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领域、新问题、新挑战。用现代化视角呈现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无论从纵向上还是横向上，都展现了与以往革命史叙事的不同风格和特点。
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标准上，现代化研究也有了很大突破。以往突出人民性、革命性、爱国性和阶级性，现在兼顾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和世界性。如关于资本家改进企业管理制度和方式，以往的评判只是批评其加大了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从而否定其应有的进步作用；现代化研究则从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的角度，肯定其先进性和合理性的一面。再如关于经营地主的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只注意经营地主的增加意味着土地集中的加剧和贫雇农的增加，因而是地主阶级加大对农民阶级压迫剥削的表现；现代化研究则认为经营地主的雇工生产，不仅在生产方式上是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一种表现，而且在生产力上它采用了较多的先进技术，提高了产量；同时，由于雇农有固定的生活和收入，其经济状况也不一定比佃农差。又如关于中国农副产品的出口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只强调列强对中国的原料掠夺，使中国日益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给地，是中国经济殖民地化的表现；现代化研究则同时看到中国农副产品出口所引起的农业生产商品化与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外部条件，它刺激了农业生产的改良和发展。[25]可见，现代化研究带来的分析角度的转变和视野的更新，促成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新进展，有利于更为全面地看待与评价近代史上的各种事物。
（五）现代化道路选择
虞和平将中国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归纳为三种道路：1949年前的早期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现代化）、1949年到1978年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以缓慢而多曲折的原因，学界曾有多种分析，如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人口过多。虞和平认为，这些原因都是次生和次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制度和道路的问题。由于制度和道路问题长期未能全面而正确地解决，从而不能合理、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国外和国内的现代化资源。1949年之前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带有很大的被迫性，国家未曾独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制度和道路问题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也使中国的现代化从资本主义道路转入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体制内的问题；加之国际冷战和国内政策失误的影响，使国外现代化资源的利用严重受阻，国内现代化资源的利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及其道路的不断开拓，中国的现代化才得以充分利用国外和国内的现代化资源，进入快速而健康的发展阶段。[26]可见，只有拥有合理的制度和道路，现代化的进程才会顺利推进。
（六）现代化史的研究对象
在虞和平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出版后不久，国内外的有些学者提出了现代化研究范式“过时”论，其主要理由是认为现代化研究对象的非普遍性和不确定性。所谓非普遍性，即批评现代化研究范式中的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指标，但是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可以不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因此其研究对象没有普遍意义。所谓不确定性，即批评现代化研究范式中的“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不仅存在于当下，而且将永远存在于未来，这种与与时俱进的“现代化”也将永远持续下去，而现在所谓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显然不能适用于未来无止境的现代化，因此现在的现代化研究的时代性和现代性是无法界定的，进而言之现代化研究的对象也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对此，虞和平于2004年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一文[27]，认为这些质疑都有一定的道理，是今后现代化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是不足以否定现代化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作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解释。
对于第一个质疑，虞和平用现代化的全人类性予以解释。他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全人类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虽然有些国家和地区主要不是通过工业化而是通过资源输出，或发展旅游和第三产业使其人民生活实现现代化，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的小国家，而且归根结底也是依赖于工业化的。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这些所谓非工业化国家自身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那么有谁去购买它的资源，又有谁去它那里旅游、购物？它又将如何开发大量而优质的资源，又将如何提供可供人们享受的高档旅游设施和可供人们采购的丰富物品？因此，从现代化的大概念来说，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无可置疑的。
对于第二个质疑，虞和平提出现代化史研究的具体对象是工业社会。他认为，现代化研究范式中的“现代”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时间概念上的现代，而是一个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代概念，即工业社会时代。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历史时代，可以分为采猎社会、农牧社会、工业社会三个时代，至于工业社会以后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则尚不可知。现代化研究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包含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迁，也就是整个工业社会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现代化概念中的“现代性”就是工业社会的各种特性，其“时代性”也就是整个工业社会的时代，只要工业社会存在，现代化的概念也就有存在的价值。如此，则现代化史的研究对象就清晰可见了。
此外，虞和平还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学科建设。他以自己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为基础，整合近代史研究所的现代化史研究力量，于200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受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中，将中国现代化史增设为二级学科硕士点，2007年又被升级为二级学科博士点。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史已从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个正式学科，并第一次成为一个博士点，虞和平则成为该博士点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现在，虞和平因为年龄原因，已停止了这一博士点的招生，这一博士点也自行撤销。但是这一学科仍存在于在近代史研究所，并于最近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的一个创新学科。
总之，《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出版与获得的肯定，及其所带动中国现代化史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立，标志着从现代化的角度撰写与认知中国近现代史的尝试获得了成功。对虞和平而言，此书是继《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后，经过8年沉淀积累而成的融会贯通之作。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把握，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认识，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学方法的结合运用等，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超越：跳出现代化研究现代化
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往往希望能达到进得去、出得来的境界。起初进入一个选题时，下足功夫，锲而不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纵观虞和平在2000年之后的现代化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在多个领域开花结果，包括商人外交，张謇、严复等精英人物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经济史的总体认识与创新研究等诸方面。他不断更新研究视角与方法，参与现代化研究之中，又超乎现代化研究之外。
商人外交，是虞和平在从事商会与早期现代化研究时就已经涉及的主题，当时重在探讨中美商会之间的交往与经济合作。此后，虞和平对这一问题不断进行深入探索，近代商人究竟是如何参与政治的，特别是商人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状况的发展变化中，发挥了怎样的历史性作用？从商人外交的角度切入，不失为一个操作性强的理想选择。2000年，虞和平在《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一文中，明确提出商人外交的概念及涵义。他认为，五四运动爆发时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商人的外交活动从萌芽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此后，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增强，从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逐步发展为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28]
2002年，虞和平开始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商人外交与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与反殖民地化”，通过考察近代中国与日本、美国、英国等国之间商人自己组织的外交活动，分析在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外资产阶级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以往的外交史研究，重在政府层面的外交，忽视民间外交，重视外交中的政治主题，忽视经济主题。研究商人外交，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外交史、经济史领域原本被遮蔽的问题，考察中国商人的外交观念、外交活动和外交能力，展现中国商人在争取民族经济发展、寻求自身发展机遇和提高国际经济地位中发挥的作用。目前，这一研究成果虽尚未出版专著，但从虞和平及其团队成员近年来发表的论著中，可见其研究的新进展。
其一是关于商会和其它商人团体外交活动的新研究。承继前期的商会与商人外交研究，虞和平与贾中福于2004年发表《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一文[29]，考察分析了中国商会代表团通过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而开展的商人外交的新发展。虞和平又于2010年发表《吴锦堂与民国初年的中日商人外交》一文[30]，考察了日本华侨领袖吴锦堂组织日支实业协会及其开展中日外交活动的状况，并分析其力图促进日中两国工商界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的商人外交意义。
其二是关于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与商人外交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研究，自上海世博会筹办之时开始兴起，大多以考察和研究近代中国对世博会的认识和参与状况及其经济影响为主。虞和平则独辟蹊径，从商人外交的角度进行研究，于2010年发表《早期世界博览会与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兴起》一文[31]，提出世博会不仅具有一般的外交功能，而且具有民间经济外交功能。近代中国在参加世博会的过程中，不仅逐渐认知了世博会的这一功能，而且逐渐付诸实践，并由民间经济外交而引发出商人外交，使世博会日益成为近代中国商人外交进步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助力。
此外，虞和平指导的博士生贾中福，于2008年出版由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32]。2013年，于文浩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中日民间外交（1919-1928）：以商人团体为主体的历史考察》完稿，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虞和平及其团队对于近代商人外交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创新价值，而且富有时代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现在的中国商人已经走向世界各国，大量从事经贸活动。在更为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状态下，如何发挥工商界的民间经济外交作用，如何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摩擦，获得双赢，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鉴往知来，读史明理，可以说近代商人外交研究正当其时。
张謇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非凡人物，虞和平有关张謇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也颇有心得，他将张謇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为什么是“前驱”呢？因为张謇的思想与行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开始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质。他的身上，既有现代社会的因素，又有传统社会的烙印；从他的言行中，既可以看到许多发前人所未发、做人所未做的革新开拓之处，也可以看到一些改末保本、循序渐进的因循守旧之处；在他的社会实践中，既取得过成功的业绩，也免不了失败的悲剧。张謇的一生，经历过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政府官员等职业生涯，把各种角色及其资源融为一体，把一些传统思想运用于自己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创办的各种企业虽然离不开盈利，但其最终目的并不在盈利，而是为了利国福民。他把经营企业的盈利所得大量投资于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充分发扬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他在创办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时，即名之为大生，取儒家所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义。[33]由此可见，张謇的经历与言行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巨变，还表现了其个人的现代化素质和贡献。
以往对张謇的研究，多采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肯定其在经济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进步意义，批判其在经营管理中的封建主义、家族主义，政治活动中的改良主义等。随着时事变迁，对其的肯定有所扩大、深入。但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事实上并不应纠缠于确定其究竟有“几分功绩几分过错”，而在于运用历史的尺度，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把握他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并以此界定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虞和平将张謇放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予以关照，是一种值得关注与肯定的研究视角。正如胡适所说，张謇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造福于一方。所谓开路先锋，所谓独辟新路，即是指其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领袖作用。唯有如此，才能超越原先对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认识，探究他整个的社会革新努力，评价他所创造的“南通模式”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示范意义。近一个世纪过去，南通模式所展现的首先奠定区域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然后以教育提升区域民众的整体素质，进而发展交通、促进福利公益事业来改善生态与人文环境，体现出循序渐进和全面发展的特点，对当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仍有启发性。
虞和平在新世纪的另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撰写了70万字的专著《20世纪的中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上册1900-1949）》[34]，对20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史进行重新梳理与整体阐释。虞和平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国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虞和平多年承担近代史学科研究综述的撰写，对于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整个学科的研究动态、方法变迁了然于胸。他高屋建瓴地构建了1900-1949年的经济史，在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开拓。
具体而言，此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重视整体研究。纵向上注意各个时段新生经济因素的产生、发展，揭示每个时段的特征所在；横向上注意各种经济部门和经济成分的构成变动，择要分析企业构成、资本构成、产值构成、地区构成，并阐释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主要体现在农业、工业与外贸之间，工业、商业与金融业之间，工业、商业、交通与外贸之间。
第二，体现早期现代化线索。虞和平根据长期从事现代化研究的经验，概括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五个方面的动力因素和制约因素：一是政治因素，如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经济现代化进展及其模式变化的推动作用；二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如清末时期、民国初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时期、战后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调整，及其对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正反双向作用；三是技术因素，除了在农业和手工业的有关章节中，陈述其生产中采用现代技术的情况外，还有专章论述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经济理论的引进与应用及其局限性；四是社会因素，如实业救国思潮、收回利权运动、资产阶级队伍构成、社会各界的经济社团活动，都从经济现代化启动中社会动员的角度加以考察；五是外部因素，主要考察了外资在华投资开设企业和中外贸易变动的状态，并分析其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主观上抑制和客观上促进的双重影响。[35]其中如制度和政策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发展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等，以往的经济史研究较少关注。这些视角的引入，丰富了经济史研究的内涵，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与政治变迁、技术革新，以及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再如，针对以往的乡村建设运动多从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虞和平在此书中从社会经济史和现代化史的角度，考察乡村建设运动对乡村政治进行的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了一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36]
第三，采用量化分析，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差与错误。经济史研究既应有定性描述，也应有定量分析。虞和平一直重视经济数据的运用与分析，在《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就曾专辟一节，具体评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程度。在本书中，他对抗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及垄断再研究，最为精彩，创见性地指出国家资本的垄断是相对的和畸形的，垄断的强化也是不平衡的。
可见，虞和平的这一专著，较之以往的近代经济史著作，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点。既从现代化的视角，注意新经济因素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原因，细致展现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的具体演变过程，还在吸收和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与之积极对话，重视数据辨析、更新研究视角，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结论。商人外交与20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史研究，都表明虞和平一方面仍在运用现代化范式认识历史，另一方面又以超越现代化范式的眼光关照自己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影响日益增大，也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有关。对中国来说，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及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目标。历史学者有责任去研究和总结中国与世界现代化曾经经历的风霜雪雨，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纵观虞和平近30年的现代化研究，可发现他的研究扎根于中国近现代史实和国情，与时代主题的变迁密切相关，同时注意和借鉴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思想和中国国情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改造，构建中国现代化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力图将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有机结合，对中国现代化史做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从商会专题研究到以现代化视角撰写近160年来的通史，再到商人外交、张謇研究与近代经济史体系的重新构建，无不体现出上述追求与努力，展现出他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深入解读史料的能力与较强的理论思辨力。正因为如此，虞和平在现代化领域中取得的丰硕成果，饱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深切关怀，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作者简介：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页。
[3]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第46页；《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83-84页。
[4]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第45页。
[5]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第46页；《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84页。
[6]虞和平：《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自为”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34、35页。
[7]《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05-220页。
[8]虞和平：《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
[9]1993年，前者成果以《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为题，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成果以《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0]虞和平、谢宝耿：《努力创建中国现代化史学科——虞和平访谈录》，《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第97页。
[11]《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4、7页。
[12]《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8-18页。
[13]《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145页。
[14]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第134-135页；《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160-162页。
[15]虞和平：《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84页。
[16]虞和平：《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11、118页。
[17]虞和平：《西方影响与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近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110页。
[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20]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6页。
[21]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年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22]《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第18页。
[2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240页。
[24]《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第19页。
[25]虞和平：《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解释体系和内容结构》，《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64页。
[26]《中国现代化历程·绪论》，第21页。
[27]《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28]虞和平：《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81页。
[29]《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30]《宁波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1]《史林》2010年第4期。
[3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3]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序”，第3、6页。
[34]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5]虞和平：《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00-1949）》，“前言”，第50-51页。
[36]虞和平：《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卷1900-1949）》，第370-371页。
本文原刊：《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