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访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
记者：和许多古老学科比较起来，中华民国史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学科，您能否谈谈这一学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吗？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不久，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同时重修清史）。1956年，国家首次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科学发展规划。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再次指示，要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1972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报请国务院批准，通过当时的“出版口”将此项任务下达给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当时的副所长李新接受了这一任务。李新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到过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当过吴玉章同志秘书。有眼光，有魄力，曾组织陈旭麓、孙思白、彭明等编写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获得好评。他接受任务后即在近代史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室），制订编纂计划，采取“来者欢迎”的办法，吸纳了不少所内的年轻学者参加工作，同时，又联合全国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开展协作。今天中华民国史这一学科能发展起来，不能不感念李新的开拓之功。
记者：为什么老一辈革命家在建国以后就提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在您看来，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这一学科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答：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从《尚书》、《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到《元史》、《明史》、《清史稿》，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大量的历史著作。它们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依靠这些著作，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历史斑斑可考。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始，到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间不过37年。但是，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段落——一个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段落。自然，这一段历史也不可以没有记载。缺了这一段的记载，我国历史的发展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倡编写《中华民国史》，其原因我想主要就在这里。
至于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的重要性，我想不外两方面。一个是学术，一个是现实。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外抗列强，内谋解放，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和现代化的斗争。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建立的中华民国实现了中国国家政体的变革，是这一斗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是一个更重要的历程碑。历史不能割断。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是昨日中国有关方面的发展。两者之间有着切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发展今天，预见明天。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了解此前的中国，认真清理民国历史，总结有关的经验与教训。随便举个例。我们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常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所说的“前事”就包括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在内。不了解民国时期中日关系中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如何能发展新时期的中日关系！最近中日两国外长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会晤，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共识，决定根据“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双方的共同历史研究。其内容包括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六十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史。这其中的“近代不幸历史”，就包括民国时期在内。中日关系如此，中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中国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如此。
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这就是实现民族和谐，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
民国史上，国民党曾经是革命的、爱国的政党，有过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护法、北伐、抗日等光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对于国民党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促进民族和谐，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去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胡锦涛同志在肯定共产党的抗日将领时，也肯定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民党将领；在肯定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的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人的“八百壮士”。胡锦涛同志的这篇讲话在海内外获得了广泛的良好的反映。当年我在台北参加有关方面举办的学术活动时，就曾亲耳听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欣喜地说：“胡锦涛主席也充分肯定我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了。”
无庸讳言，民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分裂，双方曾刀兵相见，不共戴天，因此彼此之间有许多隔阂、分歧、矛盾以至敌意。研究民国史，对相关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说明和阐释，揭示历史真相，剔除其中那些谬误的、不恰当的、被误解了的或被夸张了的成分，有助于消除隔阂，化解怨仇，减轻敌意。这一方面，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大有用武之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近年来，两岸研究民国史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共识，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一些原来坚持反共的人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记者：您从学术和现实需要两方面谈到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的重要性，很对。但是，从需要出发，人们就可能根据需要剪裁历史，解释历史，使历史成为任人梳妆的女孩子。怎样防止这种状况，保证民国史研究在最大程度上的科学性？
答：您的这种担心有道理。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因此，首先要遵循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之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的这段话指明了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而不是先前就存在于我们头脑中某种“原则”。自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也必须如此。
举例来说，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通常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密切，有着天然的妥协性，因此，从这一“原则”出发，人们很容易认为，孙中山让位一事是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和软弱性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就会发现，孙中山当时完全懂得，只有排除袁世凯，“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才能“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孙中山之所以让位，主要是因为革命党人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使得南京临时政府连维持自身运转的经费都难以筹措，一直到南北和议签字前夕，孙中山还在企图以“举借外债”的方式解决北伐所必需的巨大军费。只是在借债无望的情况下，孙中山才忍痛接受和议，让位于袁世凯。两相比较，显然后者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
人们当然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去选择自己的研究计划，但是，却不能根据现实需要去装扮、改造历史。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将科学性放在第一位，一切违背历史真实的成分都要赶出历史著作。
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而且也是检验历史判断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对于既往的民国史，人们有许多判断、观念和看法，它们大都形成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这就要根据客观存在的史实加以检验。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修正，不完整的要加以补充。，
记者：记得您在什么地方说过，历史如流水，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人们怎样以这种“消失了的过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答：不错。历史确实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看不见，也摸不着了，但是历史又常常有大量遗存。这就是历史资料，包括档案、文献、实物等。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历史资料去研究并确认历史事实，重建历史。
民国时期由于距离现在较近，因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大量历史资料。研究古代史，常苦于史料不足，文献无征。研究民国史，则常常苦于史料太多。据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档案能铺几十公里长。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所收藏的民国档案、文献加起来，其总件数也许要以亿万计。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有八十万件，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个人档案约三十万件，阎锡山档案有二十余万件。美国胡佛研究所近年来大力收集民国档案，除长达五十三年的蒋介石日记外，宋子文档案有六十余盒，孔祥熙档案，陈立夫档案最近也已成为该馆馆藏。要研究民国史，这些档案都必须利用。近年来，我曾五赴日本，六赴美国，七赴台北，目的大都在于收集和研读民国档案，但是所读仍然很有限，真可谓“渺沧海之一粟”。为了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和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我曾先后访问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以及台北“国史馆”等处，才收集到比较齐全的资料，从而得出孔祥熙是国民党内汪精卫之外的最大主和派的结论。胡乔木同志曾经提出，历史研究要掌握相关的全部资料。这一点对民国史研究者说来可能很难做到，但仍然要尽最大可能，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
记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掌握资料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很好理解，但是，资料有真有假，利用假资料，其结论不就大错特错了吗？
答：是的。充分掌握资料之后，必须以辩证的方法进行检验、鉴别、考证和分析。有些资料，看上去是铁证，其实靠不住。我举一例，许多资料都记载，武昌起义时，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一面表示拥护革命，出任湖北军政府总参议，但同时却秘密串连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布政使连甲、鸦片商李国镛、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弁目张振标等多人，密电清廷，要求出兵镇压。众口一词，言之凿凿，而且有柯的文案林某作证，因此历史学家们将汤化龙定为反革命两面派。然而，此说有一个明显的破绽，即汤化龙、连甲等有身份、有地位的官绅怎么会在向清廷上书时，邀请鸦片商、弁目等一类人物联名？循此考索，破绽愈多，并且最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找到了连甲以个人名义打给清政府的电报，终于证明，此事与汤化龙无涉，为汤摘掉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
民国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十分谨慎地使用资料。特别须要警惕的是，不对纷纭歧异的众多资料作全面的、辩证的考察，就轻率地取己所需，这种情况，常常会造成对历史的误判和误断。
记者：听说民国史学科刚刚建立时，由于“禁区”多，“雷区”多，因此许多学者不敢踏入这一领域，有“险学”之称。过了若干年，研究者愈来愈多，又成了“显学”了。是不是这样？
答：是这样。民国史学科初建时，反对的人、想不通的人颇多，还有人主张解散刚刚建立的民国史研究组。但是，当时李新顶住了。他说：我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的。你们要解散，拿批件来。反对的人拿不出批件，自然，民国史研究组照常工作。在逐渐做出了成绩以后，原来反对研究民国史的人也就不反对了。此后，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愈来愈多，原来害怕涉足这一领域的人逐渐解除顾虑，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开阔，民国史确实从“险学”变成了“显学”。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民国史的研究没有任何危险了。习惯成自然。有一些错误观念，是人们在多年中积淀下来的，不容易一下子改变；也有个别人还不习惯于通过“百家争鸣”的办法去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认识，因此，我觉得，要进一步发展民国史学科，还需要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建设宽松的有利于学术创新的环境，鼓励大家坐下来，深入地掌握资料，深入地进行研究，我想信，民国史学科必定有一个大的发展。
记者：您谈到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出版口”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交给了近代史研究所，现在这个任务完成得怎样了？
答：当时，我们计划写三部大书：1.《中华民国史》12卷，2.《民国人物传》12卷，3.《中华民国大事记》39卷，4.《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专题资料）600题。三十年来，我们在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至目前止，《中华民国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都已出齐。《中华民国史》已出版8卷，另4卷初稿亦已完成。已经出版的部分，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资料翔实、严谨求实、风格清新，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著作。但是，已往编纂工作也存在较多不足。其一，上述著作，成于三十多年中，出于多人之手，有加以修订、统编的必要。其二，近年来，大陆、台湾以及英、美、日本、俄罗斯所藏民国时期档案大量开放，有进一步加以利用的必要。其三，编纂计划制订于三十多年前，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我们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还存在较多缺陷，例如，原计划以反映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为主，以政治史为主，而未能充分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全貌；又如，缺少中国历代史书必不可少的“志”与“表”等重要体裁。其四，因人力、财力不足，《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专题资料）在出版近50种后即行夭折。上述不足，倘不加以克服和弥补，那末，它将很难成为代表国家和时代水平的学术巨著。借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