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博览会的雏形是交易会。中世纪时期，西方国家的交易会“通常会出现在因其他目的而出现的聚集地”，如宗教活动、节日庆典等，使得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交活动“都会成为市场日”，这些商品交易会首先须获得国王或领主颁布的商业特许状。久而久之，交易手段与贸易方式逐渐由货物交易自然演进为货币与信贷交易，商贸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愈加重要与便捷，原本狭小的商业贸易范围渐渐扩展。换言之，交易会促进了远方市场的形成、延伸与扩大。不仅如此，因穿插其间的各种艺术表演争奇斗艳，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逐渐成为交易会的内容之一，交易会因此又成为一种民众参与度颇高的地区性盛会。
随着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兴起，交易会的举办趋于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大，逐渐出现了一些颇有规模的大型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由此演进而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德国莱比锡博览会。它的出现可循迹至1165年，即在弥撒结束后，人们在教堂附近进行贸易，后来逐渐演变为定期举行，且内容与规模有增无减，进而形成现在的规模。几百年来，这一盛会的举办延续至今，少有中断。它每年举办两次，每次为期8天，分别为从3月与9月中的第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时至18世纪，它已是欧洲范围内最大的博览会。如今，它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博览会，也是最著名的博览会之一。
到中世纪后期，尤其受“地理大发现”的影响，诸如此类的交易会或博览会已在西欧星罗棋布，并出现向东拓展的趋势。继沟通尼德兰与意大利两大经济带的香巴尼交易会兴盛之后，日内瓦交易会在15世纪逐渐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又一道连接欧洲南北经济贸易的纽带。16世纪，里昂交易会以经营香料和丝绸而享誉欧洲商界，里昂因此一度成为欧洲商贸交易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发端，博览会的国际性色彩越来越浓厚。
进入18世纪，在英国，工业革命从呼之欲出到方兴未艾，交易会或博览会的内容与格调深受影响。一些新成立的艺术组织秉持鼓励艺术、制造业及商业发展的宗旨，举办了一系列以手工艺术品、机器产品及新技术发明为内容的展览会。虽然这些展览会的规模不大，但其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人们关于社会产品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寓意创新的“发明”赫然醒目，工业文明的艺术特征初见端倪。从此，工业产品逐步成为各种交易会或博览会中的主要商品或展品。1811年，在普鲁士的杜塞尔多夫，工厂主们首次举办“工业和手工业博览会”。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为了刺激经济生产，法国政府举办了一系列工商业展览会。1798年，为期4天的手工业品博览会在巴黎卢浮宫举行，效果显著，不仅推销出去许多长期销售不畅的商品，而且还激发起民众的“经济爱国主义”精神。此后，举办大型博览会成为政府屡试不爽的一种手段。到1849年时，法国政府已主办了10次规模递增的大型博览会。以1849年举办的那场博览会为例，参展单位有4532家，会期长达6个月，引起欧洲诸多国家对博览会的效益与形式的关注。
1851年5月1日至10月11日，旨在全景式彰显“人类智慧征服自然的所有进步”，英国在伦敦举办了“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盛况空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感慨道：“我不是说没什么可看的，而是说有太多可看的了。”虽然它的举行仅是一位英国贵族的建议，有着明显的偶然性，但其显示出的确如普鲁士君主所言：“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在博览会的历史上，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理念与模式展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和世界一流水准，在世界范围被不断效仿和重复使用。因展会建筑为“仿制”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1853年纽约世博会被称为“纽约水晶宫世博会”。
伦敦世博会的成功随即在欧美引起“博览会热”，法国、德国、美国等国争先恐后举办冠名“世博会”的大型博览会。在这个充满变革与竞争的时代里，博览会既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舞台，又是它们展示国家实力的平台。这些大型博览会大多由东道国政府或由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运作程序与办会模式是一系列由模仿到创新，由简单到复杂以及由单元到多元的演化与推进过程。博览会的举办时间经常被确定在东道国的某特定节日或纪念日，博览会因而成为后者的庆典活动之一。例如，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巴黎于1889年再度举办了世博会，其间，埃菲尔塔令世人惊叹。凡此种种，不胜列举。
规模不断扩大是这些大型博览会最为显著的表象，即会场面积越来越大，参观人数越来越多。据“国际展览局”的资料显示，1851年伦敦世博会占地面积为10.4公顷，参观人数为600万人次。而在其后的世博会上，相关数据显示呈逐渐攀升状态。1913年比利时根特世博会占地面积为130公顷，参观人数为950多万人次；即使是在欧战犹酣的1915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也如期举行，虽然参观人数较战前有所下降，但占地面积达254公顷。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各国政府与社会对大型博览会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博览会的国际性属性愈加明显，社会参与度日益增长；会展内容的综合化发展趋势使得博览会的体量趋于扩大；主办者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既促进了办会水准的提高，又使得展会规模不断增长。
19世纪后期的世博会既是当时人类最先进文明成果的展示场所，又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渠道。在这期间，升降机、电灯、电话等无数改变人类生活与社会进程的发明通过世博会为世人所知，惠及世界；诸如圆舞曲《蓝色多瑙河》、雕塑《思想者》、形态迥异的建筑设计等大量艺术作品的展示；冰激凌蛋筒、贝斯特啤酒、箭牌口香糖、热狗等不计其数的美味食品更是由此走向世界，走进大众日常生活……因此，内容愈加丰富多样成为这一时期各种大型博览会的特征，并塑造了日后博览会的定式，进而验证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一切始于世博会！”
为构建一个管理大型博览会的国际机构，在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由英国代表倡议，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俄国和美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内容为：控制世博会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建立国家间的轮换制度，明确不同类型的世博会，保证展览内容的质量等，这也是1928年成立的“国际展览局”的雏形。
1912年，德国政府提议签署一份进一步加强国际博览会规范性的国际公约，多国响应。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致使这项工作停顿，直到20年代后期才重新启动。
（作者：王宇博，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1月05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