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代序）（《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序言）
从l988年初夏在纽约参与对日索赔会的筹建，我介入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论战已有1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然而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仍未终止。正如章太炎在20世纪初所曾预言：“善亦俱进，恶亦俱进。”
很多中外友人都知道，我虽然教中国近现代史，但并未着重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是侵华日军暴行史。自从1979年首次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来，我一直热心从事中日友好与学术交流工作。日本的山川秀丽与人民和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众多学界友人的深情厚谊更使我终生难忘。我像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样，不愿也不忍重新揭开历史的疮疤，惟恐因此而可能伤害这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新局面。然而严酷的现实终于使我们逐渐醒悟过来，因为在美丽的扶桑还存在着另一种日本人。他们始终不甘心于侵华战争失败的结局，并且念念不忘为这段残酷而又丑恶的历史翻案。他们的人数不多然而能量颇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地掀起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翻案的风波，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甚至幻想重温雄踞亚洲并且争霸世界的旧梦。作为受害最为深重的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我不得不挺身而出，回击这种嚣张的挑战，捍卫历史的真实与民族的尊严。
然而历史终究是有偶然性的，也可以说是某种历史机缘把我迅速推向这无止无休的论战的前沿，尽管我一向不喜欢也不善于辩论。
1988年5月，我应邀参加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民主运动史学术研讨会，记得是在一次会议休息的时间，唐德刚、邵子平等友人提出筹建对日索赔会问题，并且当场邀集发起人签名。当时从大陆到会的中国学者只我一人，因此便成为义不容辞的祖国大陆当然代表。他们似乎事先已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有所联络，所以他也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在我提笔签名之际，旅美华裔女作家丛甦还在一旁笑问：“你敢签吗？”我也笑着回答：“死且不惧，何况签名乎？”立即引起一片欢笑声。根据我的理解，丛甦以为大陆学人在国外一般是谨小慎微，惟恐触犯什么“外事纪律”。我则认为此乃民族大义，签名参与发起对日索赔会应属理直气壮，有何后顾之忧！从此我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维护历史真实的庄严斗争。
由于国家教委对我这个年迈的大学校长特别关照，会后有一个月的学术休假，可以在国外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坦率地说，当时我还顾不上查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献，而是专程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初步检索中国13所教会（新教）大学的档案全宗。但工作开始不久，我就发现馆内保存着贝德士博士（Dr．Minel Searle Bates）的个人专档。贝德士是我就读金陵大学期间的业师，对于他的相关文献我自然怀有浓厚兴趣，所以便集中好几天时间粗略检索这些卷宗的内容。没想到其中竟保留有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包括该会来往公文及其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但当时由于校务的牵挂，除稍做索引外没有可能认真阅读与研究这批文献。
直至1990年8月，我总算摆脱学校行政事务，应邀到美国正式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第一年（1990年8月至1991年6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仍然顾不上接触耶鲁神学院这批藏档。1991年7月，我得到耶鲁大学历史系邀请并获鲁斯基金（Luce Foundation）资助，专程前往该校神学院图书馆潜心系统阅读贝德士文献（Bates’Papers）全档。为了便于工作，我与妻子黄怀玉就住在靠近该馆的学生宿舍中，历经酷暑寒冬在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档案堆中整整泡了8个月，直至1992年3月应聘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经过逐卷检阅，我发现并复印了l000多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宝贵资料，并同时复印一套送给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Alliance in Mermory of Victims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其前身即对日索赔会），这是我旅美三年极大的收获之一。
但是，在美国大学教书非常花费时间与精力，所以执教加州期间也顾不上整理与研究这批复印资料。1993年夏天应邀访问日本，随后又在8月底应聘前往台北在政治大学讲授“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等课程。滞台期间虽然教学任务较轻，但有“会议、讲演、稿约、应酬”四多，所以也没有余暇研究这批资料。直到1994年春重返武汉，我才有可能把这批复印资料初步加以清理归类，为进一步研究做必要的准备。同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刘苏闻讯前来约稿，希望能在次年夏季出书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这正好符合我的心愿，于是便作为“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书稿，总算对间断已久的耶鲁期间的工作做出初步小结。
1995年元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请我去讲学与研究，我直到7月底才离港返汉。在此期间，由于《星岛日报》、《南华早报》（英文）等媒体的相继采访报道，贝德士文献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史料价值遂为海外许多学者所逐渐知晓。大约是在5月中旬，香港三联书店的年轻编辑李素娥突然来访，建议我与旅美华裔女导演汤美如合作编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以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此前汤美如为拍摄南京大屠杀电影也曾去过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并且还专程到日本、韩国各地访问过若干幸存的慰安妇，我感到盛情难却，而且手头积累资料又较充裕，便立即接手此项工作。香港三联出书甚快，7月初香港图书展览开幕式上即已陈列出这本图文并茂的新书——《南京：1937.11—1938.5》，这样就更提高了贝德士文献的知名度。
1995年8月中旬，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台北隆重举办了规模很大的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应邀赴会者有31人之多。我在开幕式上作主旨讲演（代表大陆，蒋永敬代表台湾），题为“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稍后又宣读了论文《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中央”日报》、《联合报》乃至“美国之音”都及时报道，《“中央”日报》且以“尊重历史，超越历史”一语作为通栏标题，而“美国之音”则误以为我是大陆代表团的团长（其实未设团长）。
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南京、香港、东京、大阪与北美各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与研讨会。8月中旬，我参加了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并且参加了中日学生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夏令营的开幕式。12月中旬又前往日本，在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的主旨演讲，随即在研讨会上又报告了论文《耶鲁神学院藏档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献评述》。这两个会议都开得非常之好，不仅准备周到、内容充实，而且形式多样、气氛热烈，是对日本右翼翻案逆流的有力回击。但正因如此，他们更加恼恨，不仅诬指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而且迁怒于贝德士，辱骂他是“伪证制造者”。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立即在《历史研究》发表《到底谁是伪证制造者？》，以确凿而且充分的史实予以严正驳斥。同时，又协助原金陵大学老学长吴天威、郭俊铄，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斯茉莉（Martha Smalley）合作，并由她出面编辑出版《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其用意即在于正式公布一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以充分显示历史真相并揭穿日本右翼的无耻谎言。由于全部刊印英文原档，没有经过任何他种文字翻译或加工，这就更增添了资料的权威性，并且使贝德士文献等珍贵史料直接为西方人士所逐渐了解。
但是，由于财力与篇幅的限制，斯茉莉主编的这本书所收文献数量较少，不足以反映耶鲁相关藏档的全貌。因此，经过与吴天威、郭俊铢两位学长反复磋商，由斯茉莉代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授权我再编辑一本文献数量较大也更为全面的资料汇编。于是，我与妻子在1998年5月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对有关南京大屠杀藏档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搜索。其结果便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9月出版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这是目前选辑最为详尽的耶鲁藏档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结集。与此同时，由于邵子平、吴章铨、斯茉莉诸友人的热心帮助，我们与美国M．E．Sharpe Inc．又签订了合同，由该公司于2001年出英文版，完全以档案原文结集出版，只是为了西方读者的方便，作少量必要的历史背景的说明和注释。这样便更加有利于世界各国更多人士了解耶鲁有关藏档的原貌。日本右翼分子总是诬蔑我们缺少南京大屠杀“同时期的第一手材料”，甚至对在西方流传甚广的张纯如（Iris Chang）的著作（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横加攻讦，仿佛她所叙述的大量史事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的书的英文版发行之后，正好可以使众多西方读者了解，她的叙事乃是依据耶鲁藏档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铁证。
这些年，我除做了上述大量文字工作，还曾多次应邀前往日本，与日本主持正义的各界人士一起，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驳斥右翼分子的种种谎言与谬论。我的用意非常明确，正如我在1995年所言：“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我在任何时候都牢记已故老师贝德士的恳挚语言：“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Good Will to Men．）”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深信，即令我们这一代人不复存在，我们正义的事业也会被一代又一代年轻学者承续下去。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