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与筹建史调会
1963年国庆节，受内蒙古大学戴学稷等邀请，我和祁龙威一起到内蒙古大学讲学，顺便领略塞上风光。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还没有离开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就收到了东老发来的电报，叫我立即返回北京。
摄于内蒙古大学，右侧是祁龙威
回去之后，立即找东老。东老说：“现在有一件重要工作，是胡乔木同志委托的。”原来，前不久，住院疗养的胡乔木把他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找去谈话，认为对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展开调查很重要，希望能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一下。但该如何开展？当时并没有任何计划。大概东老在接到任务之后，一时也不知如何筹办，急切之中，便把我叫回来了。
不过，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筹建调查机构一事并无任何进展。我还照常在文史委审读稿件、陪伴北洋老人、研究张謇。不过，东老和大年没有放松。据赵庆云的《一次流产的近代社会历史调查》一文披露的材料显示，东老和大年“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前后谈过几次”。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并提携一下华中师范学院，东老还把刘望龄也借调到北京。1964年2月7日，东老和大年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中宣部、统战部写信，建议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
在信中，他们建议，该委员会由学术界的代表和政协文史委的代表组成，业务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来讲就是近代史研究所）指导，动员政协系统人力的组织工作由全国政协领导。
他们提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有如下一些：1、制定工作规划，草拟调查项目；2、和有关单位联系，了解调查对象和资料积累情况；3、组织人力和推动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工作，交流工作经验；4、初步审查稿件，有计划地安排出版工作。
他们还提出，这个委员会要设立一个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进行典型事件的调查。这个办事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具体工作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
2月29日，中宣部、统战部复函，同意设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在那之后，筹建工作才有了正式依据。
首先建立起来的是办公室（这就是东老和大年在信件中提到的“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中华书局，工作人员由我、刘望龄和近代史研究所的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组成。办公室不设主任，但有一个秘书，由王来棣兼任，负责内外联络。办公室成立之后，还专门刻制了一枚公章，上刻“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数字。
史调会办公室成立之后，我就搬到中华书局去住，此后与文史委北洋史组的工作就疏远了。多年以后，近代史所的朋友对我讲，在成立史调会办公室的时候，近代史所有一个小算盘：将来把这个办公室连人带文献“一锅端”，都收归近代史所。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一次，近代史所开例会，刘大年把我和刘望龄也叫去了，可见他们确实把我们当自己人看。
史调会虽有办公室，但并不是大家天天都要去坐班。近代史研究所的三位，平常还是在近代史所工作，并不常去史调会办公室。有事的时候，东老才会召集他们来开一下会。
我常驻办公室，工作也不多，有比较多的时间做自己的研究。我在史调会有一个权力：购买资料。这是我很乐意干的事情，经常往琉璃厂等处跑一跑。最得意的，是把满铁株式会社那套资料买齐了。这些资料，后来都“一锅端”到近代史研究所了。
2、东老谈社会历史调查
1964年4月3日，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东老做了一次关于社会历史调查的长篇发言。为了这次发言，他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工作，把马恩列斯的著作都翻了一遍，插满了签条。写作过程中，还征求了我和刘望龄的意见。可惜，当时没有印论文集。他做报告时，我只就要点做了一点笔记。
从我所记要点来看，东老的报告引用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调查重要性的言论，也举出了摩尔根为写《古代社会》、达尔文为写《物种起源》而作大量调查研究等事例，以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最感兴味的，是他在发言开头所讲的话。东老指出，当时史学界存在几种偏向：1、抄旧材料，贴新标签；2、有框框，无材料；3、找孤证，以说明自己观点；4、随意引用解释经典著作。仔细想来，东老所指出的那时史学界存在的这些偏向，在今天似乎大都也还存在，某些偏向恐怕比那时还要严重。
据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在同一年6月2日召开的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上，东老的发言也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问题的。
关于如何在各地建立史调会的分支机构，他说：“前些日子，开委员会时（提出），各地也要成立小组，就地调查。”可见此前已有人提出要在各地建立史调会的分支机构，东老对此是表示赞成的。
关于在开展调查中如何协调北京与各地的关系，他说：“各地与北京，第一是联系，第二是出人力，地方搞什么，告诉我们一下，好配合，第三是到各地游说一下，先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四个地方，在学部领导下，方向明确。”
关于如何调查北洋时期的材料，他说：“北洋军阀还有人在，不外是上台在北京下台在天津，所以天津的不少，老人去世，还有其后人。我们设想，北洋材料，由政协与天津挂钩，落实在天津。”“开会后，我们就去天津。”
从这次发言来看，东老此时对于如何完善史调会的机构，如何开展具体调查，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考。
3、史调会的工作规划
在东老和大年的指导下，我们制定了工作计划。制定计划时是如何分工合作的，计划书是什么样子，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唯独能记得的，是在庞大的调查计划书中，大年提出先抓两个“千人传”，一个是“知识分子千人传”，一个是“资产阶级千人传”。为了列出这两个“千人传”的名单，我们还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记得我们把陈毅也列在知识分子千人传的名单中了。
关于史调会的工作规划，我的记忆已经非常残缺。所幸赵庆云先生的文章披露了计划书的概貌，这里即据以简单介绍。
有一份《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几点意见》，为如何开展调查工作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划。
该“意见”首先强调，“社会历史调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开展调查的目的，在于“逐步克服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
“意见”指出，必须迅速把调查工作开展起来，原因就是：“熟悉历史故实的老人正在逐渐减少，某些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可能有所缺失，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刻不容缓地把握有利时机，迅速把历史调查工作开展起来。”
开展调查的时候，需要坚持“三结合”原则：“调查与研究结合，访问与文献（以文献为主）结合，专业队伍与群众力量（以专业队伍为主）结合。”从调查要坚持访问与文献结合，并且要以文献为主来看，史调会的工作，有口述的成分，但口述并非主体，文献才是主体。我曾经在《实斋笔记》中将史调会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项目相比，认为如果我们的工作能持续下去并正常运转，就不会使哥大的口述史计划“独占鳌头”。于此可见，我在很多年以前就对史调会的性质有些模糊了。
调研得来的资料如何处理？“意见”提出，要经过严格鉴别、核实，“编成资料汇编，然后加以综合分析的研究，写出内容丰富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调查报告和学术专著，交请中华书局以《中国近代历史调查丛书》形式出版。”
关于史调会的工作进程，“意见”有如下安排：“1、1964年6月以前，由各个项目的总负责人邀请各有关单位同志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调查计划，然后分头开展调查工作。2、1965年8月以前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经验交流会，着重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并初步汇集一批经过整理核实的调查资料，委托专人撰写若干专题调查报告。3、以后每年在广州、武汉等地召开全国调查工作会议一次，检查工作，交流经验，并讨论或委托专人写调查报告。4、在资料汇编和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委托专人写成专著。”
总起来看，“意见书”从调研工作的意义、迫切性、工作原则、开展工作的方式、最终成果形式等方面，对史调会的工作做了通盘规划，虽然还有点粗疏，但已有相当可行性。
除“意见书”之外，我们还拟定了十个调查项目，也都以“意见书”的形式出现。我这里据赵庆云先生的文章列出这十个项目的名称，以便感兴趣的读者了解我们那时候关注的“热点”：
1、《北洋军阀调查意见书》
2、《民族资产阶级调查意见书》
3、《买办阶级调查意见书》
4、《江浙财阀调查意见书》
5、《商会调查意见书》
6、《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意见书》
7、《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意见书》
8、《农村调查意见书》
9、《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意见书》
10、《租界调查意见书》
每一份“意见书”都对该项目的内容和进度等有详细说明。如《商会调查意见书》要求在1964-1966年间编写各省市县的商会史资料或商会史，在1964-1967年间出版商会史资料汇编。《农村调查意见书》要求在调查、征集、整理有关账本、文契和其他文字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典型，进行补充调查，并撰写“家史”、“村史”。
从我们所拟定的调查规划来看，那时确实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
4、流产的调查
东老在6月2日的发言中说：“开会后，我们就去天津。”果然，会后不久，他就带领邵循正、何重仁、郝斌和我等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政协文史委等处开展调查研究。正是这次天津之行，我看到了天津商会档案和黎元洪个人档案。对商会档案的价值，我有了初步认识。那时候档案资料不受重视，黎元洪的档案成堆地搁在墙边。
在制定工作计划前后，东老还带领我和刘望龄拜访过全国工商管理局理论处长吴承明和中央统战部工商处长万景光，请他们从全局介绍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状。我和吴承明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他后来介绍我去经济研究所查阅刑部档案，又与汪敬虞、彭泽益、张国辉等经济史专家结识，以后经常切磋交流，对我的张謇与资产阶级研究颇有助益。
借调期间，与刘望龄合影
计划制定之后，在东老和刘大年的推动下，调查工作有逐步上路之势。我们已经开始分工开展工作，有的人则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某一方面的调查，如李侃对民国时期的土匪问题感兴趣，他就决定负责这一问题的调查。
但尚未来得及深入开展工作，就受政治运动冲击。随着“四清”运动的大规模展开，近代史所的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等人都被抽回去参加这一运动。不久，刘望龄也被抽回参加“四清”。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不久，我也因评论李秀成而被中宣部内定为重点批判对象，撤回华师接受批判。因此，到1964年秋，办公室的工作就陷于瘫痪境地，史调会名存实亡。
1966年初，东老再次把我借调到北京。多次见面，他都谈起如何恢复和拓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且很想设法让我长期留在北京参与此事。但这时我已处于经常挨批的困窘境地，有点心灰意懒。不久，文革发生，史调会的工作，更是无从恢复了。
5、公余研究
不论是在文史委的时候，还是在史调会的时候，我的工作都比较清闲，有比较多的时间做自己的研究，这是东老关照的结果。
全国政协文史委有两个公用的红色借书证，主要是方便东老等高层领导人借书用的。我经常借用这种借书证，到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借书、查档案。我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文献，总能给人留下好印象，原因很简单：我“坐功”一流，一坐下去就不站起来，闷着个头在那里看。当然，也还是有起身的时候，比如遇到不认识或者看不清的字，需要向别人请教。另外，为了提高效率，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的负责人还替我物色“抄手”帮我抄原始文献。那些“抄手”非同平凡，多半都是过去的大知识分子，但被戴上了“反动分子”、“右派”等罪名，赋闲在家，以抄字为生。一千字八毛钱，都用铅笔抄，非常工整准确，有些本身就可以作为文物保存。
除了查阅文献，我也经常与北京的学者交流，切磋学问。我研究张謇，对我有较大帮助的，一个是陈庆华，一个是祁龙威。陈庆华不是专门研究张謇的，但他为专门研究张謇的法国学者巴斯蒂提供过许多有益的指导，对张謇相关文献特别是其相关师友的文集了如指掌，给我指点不少。祁龙威正在为《张謇日记》做签注工作，和我交集最多，因此常能深谈。
更妙的是，当我还在社会主义学院住的时候，祁龙威就住在中华书局了。待史调会办公室成立，我搬到中华书局，刚好和他住在一个套间里。两室一厅，客厅大，卧室小。他签注张謇日记，我则为张謇写传记。由于有一段时间朝夕相处，我的生活方式都有点被他同化。祁龙威是名士派，我也跟着他过了一阵子有点名士派头的生活。
祁龙威是常熟人，长期住在扬州，他最喜欢的生活也是扬州式的：“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白天在茶馆喝茶，是“皮包水”；晚上到澡堂泡澡，是“水包皮”。他要签注张謇日记，白天不可能到茶馆喝茶，但也可以在屋里品茗，茶韵同样悠长。晚上是必然要到外面的澡堂子里泡澡的，一边泡着，一边聊天。
龙威不抽烟，但离不开酒。每天下午到了四点多钟，他就开始坐不住了。他家庭负担比较重，酒资不是很充足，朋友们经常接济一下。1962年，李侃约我为“学点历史丛书”写一本《武昌起义》小册子，预支了很大一笔稿费——我记得有500元，花100多元做了一件很厚的呢子大衣，以免在北京挨冻，其余的，我都带在身边——因此，可以时不时做东，和龙威一起出去喝点小酒。他喝白酒，我喝啤酒。吃点小菜，喝点小酒，聊一聊学问，那真是一段惬意的生活。
每逢周末，李侃又常约同龚书铎来看我们。最欢喜的地方是玉渊潭活鱼饭店，抽烟、喝酒、神聊，许多学术观点就是这样交集、碰撞、萌发的。
在这么一种没有任何压力的宽松环境里，我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写完之后，稿子被上海人民出版社拿去。没多久，稿子被寄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我对张謇的评价太高，需要加强批判。我一看，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我感觉没法改，于是就把稿子收起来了。
文革期间，为了远祸，我曾烧掉不少东西，惟独这部书稿，我没舍得烧。那时住在昙华林校区的宿舍，木地板，可以撬开。我用油布把书稿包起来，放进去，再盖上地板。还好，没有谁来掘地三尺。到1986年，这部书稿才最终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文原刊：《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