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
十年潜影
我发愿想请章开沅先生写一部口述自传，其实是受胡适的启发。
2001年冬天的一个午后，作为大一新生，我在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读胡适《四十自述》时就留意到，1933年6月底，胡适在太平洋上，为该书作序：“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
其中让胡适最为后悔的是，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就因横死于兵变，满肚子曲折摇曳的故事随风而逝。
我当时就想，桂子山的两位杰出历史大家，张舜徽先生无缘得见，可惜除了片段日记与少许回忆，未留下翔实的自述；而章开沅先生经历的事情更多，或许值得予以发掘。
这一潜影，时时记挂心头，直至北上游学，随后投身出版，未敢或忘。后来因策划出版章先生的著作，得到他的鼓励，这一念头更加浓烈。
查2011年10月9日日记，记有：
昨天宫崎寅藏家藏革命文物首发式在宋庆龄故居举行，师爷章开沅先生出席。
昨晚，前往沅公下榻处拜谒，告别桂子山，后来常邮件往复，已经八年未曾谋面，尽管先生的影像一直在心目中存留。承蒙谬奖，提到我与杨公编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又再三谈及他在我老家读中学时的情形，以及老一代出版人的风范与操守。因为怕他激动，只好适可而止，计划请他做一本口述自传。后与彭兄剧谈，几近失眠。
早晨起床，6：30去请起时他如约开门，提着电脑包，轻便下楼，只是比原来更多了些许笑容。言及自传，先生认为明年或许有时间来操作。
这就是《章开沅口述自传》的缘起。
当时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元老，章先生正忙得不可开交，但精神依然矍铄，时不时还有论著发表。
当时我正计划约请冯其庸、戴逸、章开沅、龚书铎、汤志钧诸位先生的亲近者整理其口述自传。这一计划，后来时断时续，因为要找到合适的整理者与时机颇不容易。龚书铎先生的自传就是一个极为令人遗憾的插曲。当意识到该开始进行时，龚先生不久即因病去世。龚先生交游极广，学术兴趣浓厚，从当年从台湾冒险奔赴北京求学的传奇经历，到身处各种重大事变当头的应对，件件皆值得浓墨重彩。
不过，章先生的自传由于他本人的密切配合，以及彭剑兄的积极推动，如约完成。其间，我与彭兄时常沟通，从章节布局到图片选择，皆甚为融洽，现在想来，真是流连忘返，值得浮一大白。
史家本色
此书成稿后，我拜读过数次，觉得其中写法很值得一说。
口述采访结束之后，整理者先将口述录音原原本本地转换成文字，即口述史学界所称“制作抄本”。
接下来，彭兄用了近一年时间进行梳理。抄本的文字超过60万字，而自传的文字却不足30万字，即此一端，便可看出二者差别之大。而且，自传文稿的文字，也不是将抄本做简单的减法而来。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当然来自抄本，但除此之外，尚有如下几种来源：一种是别人所做的口述采访；一种是听章先生或别人口述，但未记录者；第三种是章先生的笔述；第四种是章先生的日记。
当整理稿送呈章先生审读时，老先生花了很多心思进行润色。先生对此书极为看重，其中修改不下百数十处，补充了大量口述时没有谈及的信息。
当然，这些修改仅仅是将内容变得更加完善，也体现了章先生对此书的高度重视。
对于很多重要事件，我跟整理者达成共识：只要先生愿意讲，就秉笔直书，暂时或许不方便发表，也为今后保存史料，从更加原生态的角度为历史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能。
我相信，今后如果读者看到最完整的版本时，或许会对章先生与整理者的良苦用心感佩不已的。
这一做法，或许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史家本色。
多重记忆
记得当时听章先生演讲，他曾多次提到海外戏称他为“非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读了这本自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所“非著名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世今生，更可以直溯民国时代，将章先生家世源流与早年经历，得着一个细密而生动的了解。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章开沅先生先后应邀访问了东西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受聘担任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许多著名学术机构的研究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召集人；在辛亥革命史、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章先生生于北洋时代，成长于抗战之期，曾浪迹江湖，亦投笔从戎，再就读于享誉国际的金陵大学，最后投身解放区，参与革命。1949年之后，由中国革命史教员，经过借调北京，亲历“文革”，艰难困苦之中，笔耕不辍，继而创建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
当初设计这一套丛书时，我构想不是干瘪瘪地进行大事记的笔录，而是以日常生活视角，更加多元地呈现传主的经历，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现在看来这一构想的确比较成功，呈现了晚近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不少生动历史细节，娓娓道来，趣味盎然，于不经意间，让读者领略近百年历史剧变。
正是基于更加立体的角度，不仅仅关注传主成功的一面，也关注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追寻当时那些共同相依相随的师友故旧，在不断的角色转换中，留下那些动人的足迹。
真相何为
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传主耄耋之年对自己的过往有极为真切的认识。个中叙述，往往可以澄清很多我们对于既往历史的迷思，让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更接近真相。
作者参加青年军退伍之后，进入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就读，其中对学生考核之严格，严进严出的遴选与淘汰机制，使得其学生素养得到了很大保证。当下不少文化人称其为“民国范儿”，以至于有些历史学者也望风而靡，透过传主的亲身故事，或许不无以正视听之益。
八十年代也是近些年被神圣化的年景，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与研究机构领导者，章先生对此有细腻的描述。他本着学术本位，在看似不疾不徐的谋划中，将所服务的机构托到一个海内外知名的地步，其中很多点滴，在书中细致入微。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成绩，完全不是所谓的行政支持与干预，更多是源于章先生身上的使命感与感召力，无论是主攻方向的定位，学术梯队的凝聚，还是学术交流的密切，都处处体现出匠心独具的努力。
他对学术立校的坚守，无疑值得当下纷纷扰扰的高校借鉴与反思，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付出，反而可以给大学奠定坚实的根基，进而挥发出绵长而浓厚的文化芬芳。
通过这部自传，或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一个民国与八十年代的真相，以及这个国家近六十年的风雨兼程。
作为过来人，章先生举重若轻的点评，或许可以给有心人不少启迪。
历久弥新
不过，此书给人最大的感受，反而不是那些让人眼忙的生动细节，最重要的是章先生身上那种纯真。
作为学术前辈，他对当下浮躁的学风深感忧虑，认为盲目追逐项目将是对学者学术生命的最大戕害，召唤涌现更多纯正的学者，以便振兴中国学术：
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他曾经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度过了风雨如晦的“文化大革命”，在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引领一个大学与研究所，与海外学界互动频繁，俨然中国学术界学识渊博、谈吐幽默的文化使节，名扬海内外，为有些寂寞的中国历史学界增添了几抹亮色。
难能可贵的是，章先生至今依然笔耕不辍，时不时发表论著，对历史研究与社会风气提出独到的观察，这一老而弥坚的学术品格，值得后辈效法。
我曾经提过建议，请章先生修书一封，向海内外亲朋故旧征集自己的书信，再加上自己所收书信，编成一部来往书信集，如果辅以亲友故旧的回忆，加上章先生保存较为完整的珍贵照片，或许会大大充实本书的内容。
二十世纪是中国从困境走向振兴的大时代，诸多层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许在承平岁月哪怕是三四百年也很难遭逢。用章先生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话说，这段岁月，“百年锐于千载”。
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我们不妨试着既关注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又记录那些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江山有待存信史，更望你我有心人。这一突破宏大叙事的努力，随着更多人的参与，无疑将蔚为壮观。
如何记录这些历史，留下手稿，留下照片，留下回忆，留下自传，就不失为极好的方式，无论是各位正在颐养天年的长辈，抑或正当壮年的中坚力量，还是青春勃发的同龄人，请关注你们亲历与身边的活历史，用心刻写刚刚过去的大时代吧！
（作者为本书策划编辑，历史学者）
本文原刊：《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16日 10版）十年潜影
我发愿想请章开沅先生写一部口述自传，其实是受胡适的启发。
2001年冬天的一个午后，作为大一新生，我在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读胡适《四十自述》时就留意到，1933年6月底，胡适在太平洋上，为该书作序：“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
其中让胡适最为后悔的是，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就因横死于兵变，满肚子曲折摇曳的故事随风而逝。
我当时就想，桂子山的两位杰出历史大家，张舜徽先生无缘得见，可惜除了片段日记与少许回忆，未留下翔实的自述；而章开沅先生经历的事情更多，或许值得予以发掘。
这一潜影，时时记挂心头，直至北上游学，随后投身出版，未敢或忘。后来因策划出版章先生的著作，得到他的鼓励，这一念头更加浓烈。
查2011年10月9日日记，记有：
昨天宫崎寅藏家藏革命文物首发式在宋庆龄故居举行，师爷章开沅先生出席。
昨晚，前往沅公下榻处拜谒，告别桂子山，后来常邮件往复，已经八年未曾谋面，尽管先生的影像一直在心目中存留。承蒙谬奖，提到我与杨公编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又再三谈及他在我老家读中学时的情形，以及老一代出版人的风范与操守。因为怕他激动，只好适可而止，计划请他做一本口述自传。后与彭兄剧谈，几近失眠。
早晨起床，6：30去请起时他如约开门，提着电脑包，轻便下楼，只是比原来更多了些许笑容。言及自传，先生认为明年或许有时间来操作。
这就是《章开沅口述自传》的缘起。
当时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元老，章先生正忙得不可开交，但精神依然矍铄，时不时还有论著发表。
当时我正计划约请冯其庸、戴逸、章开沅、龚书铎、汤志钧诸位先生的亲近者整理其口述自传。这一计划，后来时断时续，因为要找到合适的整理者与时机颇不容易。龚书铎先生的自传就是一个极为令人遗憾的插曲。当意识到该开始进行时，龚先生不久即因病去世。龚先生交游极广，学术兴趣浓厚，从当年从台湾冒险奔赴北京求学的传奇经历，到身处各种重大事变当头的应对，件件皆值得浓墨重彩。
不过，章先生的自传由于他本人的密切配合，以及彭剑兄的积极推动，如约完成。其间，我与彭兄时常沟通，从章节布局到图片选择，皆甚为融洽，现在想来，真是流连忘返，值得浮一大白。
史家本色
此书成稿后，我拜读过数次，觉得其中写法很值得一说。
口述采访结束之后，整理者先将口述录音原原本本地转换成文字，即口述史学界所称“制作抄本”。
接下来，彭兄用了近一年时间进行梳理。抄本的文字超过60万字，而自传的文字却不足30万字，即此一端，便可看出二者差别之大。而且，自传文稿的文字，也不是将抄本做简单的减法而来。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当然来自抄本，但除此之外，尚有如下几种来源：一种是别人所做的口述采访；一种是听章先生或别人口述，但未记录者；第三种是章先生的笔述；第四种是章先生的日记。
当整理稿送呈章先生审读时，老先生花了很多心思进行润色。先生对此书极为看重，其中修改不下百数十处，补充了大量口述时没有谈及的信息。
当然，这些修改仅仅是将内容变得更加完善，也体现了章先生对此书的高度重视。
对于很多重要事件，我跟整理者达成共识：只要先生愿意讲，就秉笔直书，暂时或许不方便发表，也为今后保存史料，从更加原生态的角度为历史研究提供另一种可能。
我相信，今后如果读者看到最完整的版本时，或许会对章先生与整理者的良苦用心感佩不已的。
这一做法，或许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史家本色。
多重记忆
记得当时听章先生演讲，他曾多次提到海外戏称他为“非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读了这本自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所“非著名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世今生，更可以直溯民国时代，将章先生家世源流与早年经历，得着一个细密而生动的了解。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章开沅先生先后应邀访问了东西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先后受聘担任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许多著名学术机构的研究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召集人；在辛亥革命史、中国商会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章先生生于北洋时代，成长于抗战之期，曾浪迹江湖，亦投笔从戎，再就读于享誉国际的金陵大学，最后投身解放区，参与革命。1949年之后，由中国革命史教员，经过借调北京，亲历“文革”，艰难困苦之中，笔耕不辍，继而创建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
当初设计这一套丛书时，我构想不是干瘪瘪地进行大事记的笔录，而是以日常生活视角，更加多元地呈现传主的经历，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现在看来这一构想的确比较成功，呈现了晚近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不少生动历史细节，娓娓道来，趣味盎然，于不经意间，让读者领略近百年历史剧变。
正是基于更加立体的角度，不仅仅关注传主成功的一面，也关注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追寻当时那些共同相依相随的师友故旧，在不断的角色转换中，留下那些动人的足迹。
真相何为
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传主耄耋之年对自己的过往有极为真切的认识。个中叙述，往往可以澄清很多我们对于既往历史的迷思，让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更接近真相。
作者参加青年军退伍之后，进入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就读，其中对学生考核之严格，严进严出的遴选与淘汰机制，使得其学生素养得到了很大保证。当下不少文化人称其为“民国范儿”，以至于有些历史学者也望风而靡，透过传主的亲身故事，或许不无以正视听之益。
八十年代也是近些年被神圣化的年景，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与研究机构领导者，章先生对此有细腻的描述。他本着学术本位，在看似不疾不徐的谋划中，将所服务的机构托到一个海内外知名的地步，其中很多点滴，在书中细致入微。尤其难得的是，这些成绩，完全不是所谓的行政支持与干预，更多是源于章先生身上的使命感与感召力，无论是主攻方向的定位，学术梯队的凝聚，还是学术交流的密切，都处处体现出匠心独具的努力。
他对学术立校的坚守，无疑值得当下纷纷扰扰的高校借鉴与反思，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付出，反而可以给大学奠定坚实的根基，进而挥发出绵长而浓厚的文化芬芳。
通过这部自传，或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一个民国与八十年代的真相，以及这个国家近六十年的风雨兼程。
作为过来人，章先生举重若轻的点评，或许可以给有心人不少启迪。
历久弥新
不过，此书给人最大的感受，反而不是那些让人眼忙的生动细节，最重要的是章先生身上那种纯真。
作为学术前辈，他对当下浮躁的学风深感忧虑，认为盲目追逐项目将是对学者学术生命的最大戕害，召唤涌现更多纯正的学者，以便振兴中国学术：
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作为一位九十高龄的长者，他曾经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度过了风雨如晦的“文化大革命”，在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引领一个大学与研究所，与海外学界互动频繁，俨然中国学术界学识渊博、谈吐幽默的文化使节，名扬海内外，为有些寂寞的中国历史学界增添了几抹亮色。
难能可贵的是，章先生至今依然笔耕不辍，时不时发表论著，对历史研究与社会风气提出独到的观察，这一老而弥坚的学术品格，值得后辈效法。
我曾经提过建议，请章先生修书一封，向海内外亲朋故旧征集自己的书信，再加上自己所收书信，编成一部来往书信集，如果辅以亲友故旧的回忆，加上章先生保存较为完整的珍贵照片，或许会大大充实本书的内容。
二十世纪是中国从困境走向振兴的大时代，诸多层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许在承平岁月哪怕是三四百年也很难遭逢。用章先生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话说，这段岁月，“百年锐于千载”。
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我们不妨试着既关注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又记录那些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江山有待存信史，更望你我有心人。这一突破宏大叙事的努力，随着更多人的参与，无疑将蔚为壮观。
如何记录这些历史，留下手稿，留下照片，留下回忆，留下自传，就不失为极好的方式，无论是各位正在颐养天年的长辈，抑或正当壮年的中坚力量，还是青春勃发的同龄人，请关注你们亲历与身边的活历史，用心刻写刚刚过去的大时代吧！
（作者为本书策划编辑，历史学者）
本文原刊：《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16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