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至27日，“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多元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和中山大学主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协办，来自海内外近8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左玉河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报告，着重介绍了口述史的本土经验；温州大学杨祥银副教授则以《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与诞生》为题，讲述了口述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现将这两篇报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左玉河：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
左玉河认为，“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态势。但是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有着一定区别，他引用荣维木先生的观点：“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左玉河认为口述历史和口述史料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对口述的内容进行加工润色、是否与文献史料比较后对受访者的口述内容进行筛选。现在人们谈论的“口述历史”多局限于“口述史料”，并未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多是“口述史料”作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
接着，左玉河谈到了口述访谈与新闻采访以及田野调查的不同。口述历史包括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取得的成果、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创制的口述历史作品、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出来的口述史著作等。前两类不追求历史真实，而是更多关注叙述背后的文化意义。与之相比，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给研究者使用、能重新对历史加以阐释、经过鉴定能确认其真实性。将口述历史等同于新闻记者的工作，是在降低口述历史的难度、严肃性和规范性，是值得警惕的。
左玉河认为，精英和民众的访谈内容存在差异。如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计划是“请决策者系统地讲大事”，采集像《共和国要事口述史》这种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口述访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口述史计划趋向于采集普通民众的口述史料，撰写像《中国知青史》《回望一甲子》这样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面对同一事件，精英和民众之间在回忆和评价中出现明显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研究者应该注意：一、要认真分析二者口述内容的矛盾点；二、要弄清二者当时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三、研究者应该像判案的法官一样，去查找相关文献对双方记忆进行验证和核对。
关于访谈者的主观参与限度和底线问题，左玉河介绍说，这个问题曾在西方引起激烈辩论，多数人类学家严守中立立场，要求“言必有录”、“原汁原味”，访谈者不应该介入；而历史学家则认为口述历史乃是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不过过于介入也会产生危险，虽然读者普遍反映口述历史著作中口述者的“主观表达”要比“客观叙述”更好看，但其可信度也相应降低。唐德刚先生在做胡适口述历史的时候，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各占百分之五十；做李宗仁口述历史的时候，因为其军人身份特殊性，对考证的要求更高。过于的迁就“可读性”可能会牺牲“真实性”，口述历史采访者介入的最后底限应该是史家特有的“秉笔直书”，而不是文学家“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表达技巧。
关于历史记忆、历史叙述和口述历史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左玉河从明晰概念入手，他认为历史真实是指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客观历史实践，历史记忆是指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而从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到口述文本的真实，中间经过历史记忆加工、历史叙述呈现、学术文本整理及形成口述文本等多个复杂环节。他认为，口述历史范畴中的“真实”，可以包括四个层面：历史之真（客观的历史真实）、记忆之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叙述之真（音像文本真实）、口述文本之真（根据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真实），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从叙述之真到文本之真，其中经历了多重阻隔。
谈到制约历史叙述的多重因素，左玉河认为主要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智能素养和社会环境等多重维度。生理因素包括个人年龄、体质、记忆力等，其中记忆失真的情况主要有前后矛盾和情节前后叠加两种类型。心理层面包括个人情绪、感情、动机、心境、认知能力等，其中最典型的是1982年出版的《撕裂的国家：以色列独立战争口述史》中以色列和阿拉伯战争双方对历史记忆的不同叙述。从本质上说历史记忆是史实和想象的混合体，既包含着史实，也包含着想象，口述访谈的过程，是重新唤醒历史记忆、呈现历史记忆的过程。但是这种呈现不是自然的客观呈现，而是被重构的与过去相关的事实，典型的有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蒋介石、胡适在其晚年叙述或自己中对早年经历的历史叙述，“过去的声音”有时候也变成了“现在的声音”。现在也会对过去历史记忆的叙述产生影响，如邓小平时代人们叙述毛泽东时代的故事，故事虽然是毛时代的，但叙述方式却是邓时代的，带有明显“后见之明”的色彩，这种记忆叙述呈现的多样性，被称为“罗生门”现象。历史记忆的“多声部”呈现，才是历史记忆的真实呈现方式。个人的趋利避害和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对口述者呈现历史记忆同样产生重大影响，集体记忆可能压制个体记忆，比如澳新军团参加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对澳大利亚国家意识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被官方着重宣传，但对于个体来说战争的创伤和无能为力感才是历史本相。
关于访谈者、口述者及口述历史双重主体问题，左玉河认为，这是“导演和主演”的关系。口述者是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的主体，因而也是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访谈者主体，没有访谈者的引导，口述者可能脱离主题，其口述内容仅仅成为零碎的片段。因此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口述者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是双重主体选择后形成的成果。访谈者处于“导演”地位，负责口述历史的整体策划、具体问题设计、访谈问题的提问、辅助资料的查找、录音本文的整理，以及口述内容的取舍、诠释、口述文本的定稿工作。访谈者掌握着音像文本向口述本文的转换，口述者则主导着历史叙述，并对口述文本进行筛选和过滤。
杨祥银：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与诞生
为了了解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杨祥银首先追溯了“口述历史”这个术语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他利用“Google图书”查询关键词“Oral history”，发现最早的记录是英国著名作家、小说家丹尼尔·笛福于1725年出版的《英伦全岛之旅》（第II卷）。此外，“Oral history”还在1763年出版的英国作家约翰·夏比尔的《吕底亚或孝心：一部小说》，1776年出版的英国博物学者、作家托马斯·彭南特的《苏格兰之旅与赫布里底群岛之行》等作品中出现过，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口述历史”，类似于今天的“口头传统”。
至于“口述历史”这个术语在美国何时最早出现，莫里斯认为是历史学家温斯洛·沃森于1863年10月20日在佛蒙特州历史学会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的，这次演讲题为《理查德·斯金纳的生活与性格》。而杨祥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早在1818年出版的《美国杂志月刊和评论》有关纽约州古迹的文章中曾明确提到“口述历史”这个术语，这才是“Oral history”首次在美国出现。
美国口述史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口述历史最早的实践者可以追溯到夏威夷传教士谢尔登·笛布尔，他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当地社区酋长和老人关于夏威夷历史中重要事件的记忆。在19世纪60-7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践者是莱曼·德拉佩和休伯特·班克罗夫特，前者被称之为“不知疲倦的威斯康星收藏者”；后者则创办了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有学者认为班克罗夫特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上口述历史项目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将口述内容尽可能整理成逐字抄本；口述内容涉及广泛的主题；为未来历史学家保存史料；同时也收集诸如私人文件、法庭记录和新闻报纸等补充材料。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最后在不变更姓名的条件下被出售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他早期的口述历史实践者包括教会历史学家安德鲁·詹森、铁路专家沃尔特·坎普、有技术天赋的农场主乔纳斯·伯格雷恩等。
真正推动美国公众乃至学术界认识“口述历史”这个术语与概念的传奇人物是美国著名流浪汉约瑟夫·古尔德。他在1917年声称自己正在创作一部鸿篇巨著《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最初他的口述历史短文主要是通过报刊杂志发表，比如1929年发表于《刻度盘》的《来自约瑟夫·古尔德的口述历史》（关于婚姻和文明两篇文章），1931年发表于《异教》的《我的执行：约瑟夫·古尔德口述历史选集》（关于精神病和自由的两篇文章）。1934年3月2日与1937年4月10日，《纽约论坛先驱报》专题报道了古尔德的口述历史工作，声称当时其所收集的口述历史资料已经达到730万字和800万字，而P.M于1941年8月24日报道指出他的口述历史手稿堆起来已经超过7英尺。真正让古尔德及其口述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2年米切尔为他撰写的《海鸥教授》一文，发表在《纽约客》上，这令古尔德一夜成名，很多人开始为其提供资助，但直到1957年去世古尔德也未完成其巨著。尽管古尔德宣称的《我们时代的口述历史》最终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但是经由《纽约论坛先驱报》《纽约客》《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与《纽约时报》等报道，“口述历史”这个术语开始受到美国学界与公众广泛重视。
杰罗尔德·赫希说：“联邦作家计划和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项目的开端，在美国口述历史研究史上都是重要的事件。”杨祥银认为，启动于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作家计划”对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该计划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主要包括美国人生活史访谈和奴隶叙述计划，访谈主题主要包括：美国拓荒者所经历的戏剧性的艰难故事；移民美国故事；冒险故事；战争故事；美国内战前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故事与她们面对困难的毅力；工业条件与工业化对美国人的影响；大萧条时期的艰难经历等。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政民粹主义试图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努力以及新社会史兴起之后，“联邦作家计划”的意义和价值才逐渐得到重视。
杨祥银接着介绍道，二战中美国战地史学家的战地访谈是美国现代口述历史兴起的关键。该系列访谈肇始于1942年罗斯福总统通过预算局要求政府所有民事与军事部门保存相关战时经历的历史记录，不仅为战后撰写战史做准备，也为鼓舞士气的《美军在行动》系列提供素材。在战地访谈中，萨缪尔·马歇尔和福雷斯特·波格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马歇尔，他开启了美国陆军的口述历史事业。马歇尔先后采访了吉尔伯特群岛马金环礁的一次激战、夸贾林环礁战役、诺曼底登陆、突出部战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参战人员，以此为基础出版《岛屿的胜利》《巴斯托涅》等著作，巩固了军事史在美国陆军中的地位，他的口述历史资料保存在德克萨斯大学厄尔巴索分校口述历史研究所。波格曾是马歇尔的下属，他先后采访过许特根森林战役、突出部战役、易北河会师等参战人员，还先后采访了伯纳德·蒙哥马利和夏尔·戴高乐在内的许多指挥官，还曾被指派到位于德国海德堡的总部担任作战研究分析师。他们的“前线访谈”为战后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在军事史研究当中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提升口述史在美国的学术声誉和认可度。
阿兰·内文斯于1948年创建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而被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之父”。他曾于1959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著名通俗杂志《美国遗产》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两本传记《克利夫兰传》《菲什传》都曾获得普利策奖。杨祥银认为，内文斯提倡口述历史首先可能受到古尔德报道的影响；其次是因为他在撰写美国总统罗弗·克利兰夫的传记时为没有采访到总统本人和其同僚表示遗憾；再次是他担心随着电话、汽车和飞机等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技术的变迁会导致历史记录的重大缺漏。虽然内文斯先后得到班克罗夫特基金会、卢修斯·李奈特基金会、奥多明、威廉·惠特尼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但经费仍旧是他面临的巨大问题，哥大对口述历史研究的认可度不高对他来说是另一大困难。除了以个别人物访谈为基础的口述自传模式之外，口述历史研究室还进行了一系列主体性的特别口述历史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启动的“广播先驱者计划”和1951年发起的“福特汽车公司档案馆口述历史计划”。此外，他们还先后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收藏》《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收藏（补编）》等目录，到60年代中期，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创的口述史学实验已经成为一场席卷美国各地不同领域的口述史学运动，这恐怕是当初试图解散研究室的行政主管始料未及的。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