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相比，当今历史学似乎面临着话语权削弱的尴尬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历史学论著写作而言，选题重复，观点雷同，文字艰涩，表述方式单一，缺乏思辨色彩，尤其是缺乏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历史学的应有功能，也影响了历史学的认知效果。事实上，历史学论著写作的要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鲁迅先生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古人要求文章的考据、辞章、义理三者不可缺一，这都说明历史学论著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史实陈述的层面上，还应该讲究文采和思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代历史学的写作状况，又应该如何提高历史学研究者的写作能力呢？带着对这些相关问题的思考，笔者于2002年10月初借参加上海大学举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与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下面是根据录音和有关印象而整理的文稿。
李平生：中国史学“文革”以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言，这种繁荣景象的出现，和当初你们那一代正当盛年的学者奉献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是分不开的。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曾经私下讨论说，撇开学术观点不论，单就论文写作而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有三个写作大师，或曰写作高手，这就是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章开沅先生。如今，20年过去了，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都不幸作古，而您作为我们当年崇拜的三个写作大师之一，唯一的健在者，能否单从历史论著的写作角度，对当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以及当前的写作状况，发表一些评论？
章开沅：大师或高手之类的称呼我都不敢当。应该说，史学界不少人写过才华横溢、文采飞扬的好文章，你所提到的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的文章的确很精彩，可以说是流畅自如，引人入胜，我也非常爱读。前辈学者如翦伯赞先生关于内蒙访古的文章，应该属于散文精品；吴于廑先生晚年有关世界史的宏观论述，博大而又精深，至今仍为海内外学者所赞赏。我自己的文章毛病甚多，无非稍为注意语法修辞而已。其实，我在1949年以前的学生时代很爱文学，也很爱写作（包括写过一些诗），当年的文章比现在活泼，略有文采而无矫揉造作痕迹。新中国成立以后，片面学习苏联，联共党史教科书也成了写作的经典，危害甚大。我们这代人不仅思想上受教条主义束缚，文风上也受那种不太高明的译文的影响，呆板平滞，逐渐丢失了自己本身的特色。“文革”以后，不仅思想得到解放，文风也得到解放，我这才写出几篇还使人看得下去的史学文章。记得80年代初我陪胡绳先生访美时，他很夸奖唐德刚教授的文章，主要是由于唐文挥洒自如，活泼而有趣。其实我们大陆学者的文学功底并不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文章高手差，但起先学苏联而受洋八股影响太深，后来又由于“左”倾思潮泛滥，大批判之风盛行，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无所不在，思想驰骋的空间愈益逼仄，文章也就越写越呆板。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也是我国学术界的很大损失。
现今很多中青年学者，由于学术环境的变化，思想上的束缚较少，创新的勇气也更大，所以比较容易写出一些活泼流畅的精彩论著。但是，也有不少年轻学者，或由于缺少足够的文学修养与文字修炼，或由于学风浮躁、贪多图快而不注意文字的推敲润饰，所以写的文章缺乏文采，读之枯燥无味。当然，学术论文的内容是根本，但如果词不达意或条理不清，再好的内容也很难充分表达出来并为读者所理解。现在的学术环境比我们中青年时代好很多，希望中青年学者珍惜大好时机，不断充实与改进自己，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
李平生：我在《文史哲》编辑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接触到大量的来稿，其中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教授、副教授的，也有博士生、硕士生的。坦率地说，这些来稿当中能够符合《文史哲》刊用标准者所占比例并不高。我仔细阅读来稿，发现他们并非用功不够，而是选题大都缺乏新意，以致花了很大的工夫却是重复了他人的劳动。依我偏见，论文写作的成功与否，与选题有很大的关系。找到一个好的选题或者是切入点，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或者说会带来某一课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下面，能否请您就论文的选题问题谈一些看法？
章开沅：选题当然很重要，读者看文章首先就是看题目。但就学术论著而言，选题似乎有两种：一是研究课题的选择，一是文章题目的选择。你说的大概是前一种选择，这也是学术论著成败的关键。焦裕禄有句名言：“别人嚼过的馍不香。”他讲的是亲自做调查研究的必要，学术研究也是一样，最忌讳的就是“炒现饭”。现今的研究生都懂得，在正式写论文之前必须做开题报告，其用意首先就在于通过集体讨论力求避免重复劳动。这并不是说别人做过的课题你就不能做，而是你必须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有所前进，或者说有所创新。就像陈寅恪先生强调的那样：“发掘新材料，开辟新领域。”史学研究必须掌握原始资料，包括认真阅读重要史籍的文本，这样才有可能写出确有原创意义的精彩论著。辗转引用“二手货”，甚至人云亦云、鹦鹉学舌，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应该属于打假扫劣的文字垃圾。
学术创新并非轻而易举的游戏。过去顾亭林写《日知录》，有时一年之间，“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所追求的是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是任何世俗的虚名。他把严肃的治学比作亲自“采铜于山”，而把时人草率“纂辑之书”比作“买旧钱以充铸”，既破坏了古人传世之宝，新铸之钱又极粗劣，此之谓“两失”。这层道理讲得深刻而又管用，所以我经常向学生转述。
现在人们都在大谈创新，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一定要对创新做深层的理解。创新不仅是个人的追求，而且往往产生于社会需要的驱动。不过从务实的观点来看，创新总要花费精力，讲究实效，不能玩花架子。所以，这种创新不能过多地从时间上来考虑，可以长，可以短。既然强调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可持续发展，就应该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追求其价值，不能急功近利。比如，当年在寻找改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时，因为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强调社会环境研究，结果就出现了商会研究。而商会研究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有一大批商会档案被发现。没有这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来作为支撑，就无法开辟商会研究这个新领域和一系列新课题。
所谓的新课题不一定仅仅出现在新的研究领域，在旧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发现新课题。比如商会研究现在不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里面的新课题可多着呢！其中的非政府组织（NGO）的研究目前正时兴着，正在成为一个新课题。虽然它的名称是古老的，但研究的角度和内容却是新颖的。它不但在近代历史的国计民生中产生过作用，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也将产生作用。从这样的角度研究商会，就不是进行一种简单的重复。研究新课题不一定要依赖新史料，即使根据旧史料或是一般史料，也可以写出有新意的好文章。过去李时岳在这方面是很见长的，他并没有刻意去使用新史料。当然，他也做过《龙华会章程》方面的考证，但他的特色不在于考证。过去陈旭麓也是这样，没有做过多的史料考证。倒是我在史料方面下的笨功夫更多一点，以前写《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在北京图书馆泡了很长时间，又到张謇创业的南通实地考察，其中的艰辛且不细言。总之，研究进展取决于个人的悟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能力，就像同一首歌，一首老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唱法，有不同的风格，其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选题要求不能一概而论，但创新要求则是必然的，否则就没有价值。
关于你刚才提到的重复劳动问题，现在国外学者对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批评，尤其是对民国史某些论著的批评，主要也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产生也可能由于条件的限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阻隔，再加上不擅长外语，因而对国外学术进展的情况不了解，以致做了不少重复劳动。事实上，有些博士论文也存在重复劳动，个别新兴学科在这方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导师本身也不太了解国外的学术进展情况，无法指导博士生的选题进入研究的世界前沿。而老学科的情况则不一样，对老学科的带头人的要求毕竟是很高的，因为老学科原来的起点就很高。别的学科我不讲，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对我们的民国史研究的批评就比较多，因为他们对这一领域的了解相对于其他领域要多一些，而我们的研究队伍在数量上很庞大，但真正高质量、有建树的学术论著并不多。
李平生：谈到选题的问题，我注意到有的学者的选题变换跨度较大。事实上，选题的变换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转移，而研究领域的转移有的时候是出于学术理路的自身发展要求，有的时候则可能另有原因。美国学者周锡瑞起初研究辛亥革命在两湖，后来研究直鲁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最近又在研究陕甘宁边区，其选题跨度变换较大。我也注意到，您早年研究辛亥革命，成果斐然；后来您研究张謇，研究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并推动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最近，按您自己的说法，您又“半路出家”去研究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其间您还研究过南京大屠杀。此外，我还拜读过您最近写的《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一类的文章，注意到您正在思考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问题。出于好奇，我想知道您选题变换且跨度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章开沅：我尊重创新，但我绝不追逐时尚。我的研究领域转换，跨度并不很大，正如周锡瑞一样，我们仍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同一领域中变换研究课题。有些课题的更新，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如从现代化或商会史的角度重新解读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等。有些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如研究南京大屠杀，完全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历史学者，有责任挺身而出，驳斥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真相的各种谎言。至于近些年来参与讨论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仍是出于对人类文明当前面临严重危机的担忧，对人类文明今后走向的关怀，如果不嫌夸张的话，也是受一种潜在的责任感的驱使。至于研究教会大学史，那多少有些出于偶然，因为是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的建议与策划，并非是我自己原有的计划。但这毕竟还是我自己的选择与决定，一是因为这个课题确实具有值得研究的意义（包括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二是因为我还多少具备若干研究这个课题的条件。当代科技迅速发展，诚然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但相形之下精神生活却日趋庸俗乃至贫乏，表面的喧闹繁华掩盖不了许多人（包括某些达官富豪）内心的苍白空虚。而由于物质利益的强大驱动，人类不仅严重糟蹋环境（包括太空），而且严重糟蹋自己，乃至年复一年地利用高科技手段自相残杀。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此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缄默无语。对于全球性重大问题的关注乃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应该在世界论坛上听见历史学家的声音。我们无需妄自菲薄，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李平生：除了选题的问题之外，历史论文写作还涉及史料的运用。目前的历史论文写作，还存在着种种不良的现象：其一，有些论文缺乏过硬的史料来支撑其论点，全凭自己的想象而大胆地假设；其二，有些论文几乎全靠史料的堆积来说话，对史料没有透彻的消化，缺乏自己的分析、判断和提炼。还有一些论著在史料运用时出现了学术违规的现象，如转引他人材料，有时是第二手的，甚至是第三手的材料，但不注明出处。据我所知，您的著作《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的材料被他人的论著转引，但转引者并未注明出处，这显然没有尊重您曾经付出的艰辛劳动。这种学术违规现象，不仅可能造成部分材料以讹传讹，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学术风气。您能否就史料使用问题及涉及的相关学术规范问题发表意见？
章开沅：如果对史学理论进行探讨，或进行史学评论，可以不需要征引太多的史料，可以将已经发表的论著作为评判的对象；但如果是一种专题研究，或是对历史本身进行研究，即对史事进行研究，则必须运用史料，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本身所具备的一个特点，即需要史识的阐述和史实的实证来支撑。缺乏史实的实证，历史就变成一个空架子。黎澍在世的时候，对于那些空架子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反感的。过去史学界有许多抽象的、空洞的讨论，比如不管掌握多少史实，大家都可以谈社会性质问题、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阶级基础问题。这种情况过去是很多的，现在看起来，写这些文章没什么意思。
关于史料的堆砌，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造成史料的堆砌，最主要的问题是写作者对史料没有真正的掌握。占有史料和拥有史料不是一回事。拥有是说手头有多少东西，而占有是指真正地把它消化了，或者是融会贯通了，这样史料才真正属于你。占有史料其实学问是很大的，现在有的人已经习惯于用电脑储存，或者是电脑检索，或者是缩微胶卷以及复印。这样方便是方便，但不一定容易消化。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史料的发掘如同开矿一样。地质大学曾经请我去做报告，我说历史学与地质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们就相当于你们勘探队。不是你知道这个地方有铁矿就行了，对于铁矿的位置，处于哪个地层，矿脉怎么样，前后左右都要弄清楚，这样的勘探才有用。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根本就不注意收集原始材料，往往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找材料印证，有的甚至不是自己掌握一本书或一套完整的材料，而是从别人那里将材料转引过来。现在的检索条件为这种剪贴的工作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这种情况很多，但不可取。我们提倡对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要读原文，读原本。文本是不可少的，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背景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跟日本一些右翼的所谓史学家进行斗争的时候，经常碰到这些问题。我们找到好多材料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则从某个材料中找到某一句话，结论正好相反，他们就没注意到这话的前言后语怎么样，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在后面是不是又被否定掉了。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不好的学风跟日本右翼分子不是一回事情，但在这一点上有相近的地方。比如说随心所欲地运用史料，没有认真地做史料工作。事实上，史料工作不是一项机械的工作，而是一项高层次的智力劳动。并不是认得字（认字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现在有一些古文字，也不是很容易读懂的）就能够做好史料工作，而是要理解史料，驾驭史料。
李平生：有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的确面临着史料的限制，比如图书馆保存材料不是那么完备，或者有些档案材料由于档案馆的封锁，可能导致有些学者在从事某一个领域研究时，对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可能读到原文，只能通过别人的文章才知道，然后他就注明出处，转引这些材料，展开自己的相关论述。这种情况不应该属于学术违规吧？
章开沅：对，这不属于学术违规。转引材料是必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全部的资料，不可能完全不转引材料。转引材料，其要求就是不要失掉原意。有的人转引别人的东西，还故意贬低别人，这种现象也有。总的来讲，转引材料应该注明出处，应该尊重别人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写的著作，很多材料也是转引别人的，如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有关材料，但他们对任何一条很小的材料都注明出处，这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
李平生：我在编辑稿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作者并没有真正地阅读原文材料，很多都是转引别人的材料，而又没有注明出处。对于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您有什么批评或者是忠告？
章开沅：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讲得很多了，外界对学风浮躁问题的批评，涉及的面很广，涉及的人也很多。造成这种学风浮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责任也不完全在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还有一种政策的导向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的学术管理、科研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是量化标准的问题，它违背了学术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要求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必须完成什么东西。而且这种量化标准现在又和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包括待遇、工资、补贴等问题。这种量化标准要求人人都能做得那么好，的确是很难。所以从上级领导来讲，相关的部门还应该做自我反省，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这种自我批评。
对于不良的学风，对于违规者的责任，应该过问。这是一个治学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品德的问题。章学诚特别强调史德，他把德解释成为心术，这个解释很好。如果研究者本人看不到相关的材料或者只是参考别人的材料，他可以不写，或者在文章中完全注明出来，明明白白地表示自己是转引别人的材料。
我们还是回到量化标准的问题。现在这种量化标准在时间上要求过紧，客观上也造成了研究者的急功近利。任何一个有突破性课题的完成，都需要有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有些管理者，他自己不从事学术工作，又不虚心听取学者的意见，热衷于量化标准，从而导致了许多弊端。现在每年都搞重大课题的招标，一般期限都是三年，既然这种招标的重大课题三年就能完成，那还叫什么重大课题？现在有一些中标的年轻人很神气，因为他们手头都有一大笔课题经费。但是我心里好笑，你拿了一大笔经费，到了三年你怎么交账？现在大家实际上也是互相糊弄，随便找几个亲朋好友在一起，验收一下，然后就写个互相吹捧的验收报告，应付一下。上面管理者一看，高兴了，认为成果出来了。但这骗不过客观的学术价值检验。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导致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在瓦釜很多，即粗劣的赝品很多，而真正的黄钟即学术精品被闲置在一边，连人才都给毁了。这对人才的成长和学术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我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矛头向上，因为我做过学校的管理者，知道其中的一些弊病。我这些意见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
李平生：一篇堪称精品的好文章，需要有文学家的文采，史学家的功底，还需要有哲学家的思辨。能不能借这个机会请您再谈一谈关于文采和思辨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篇历史论文如何体现文采，又如何体现思辨？讲到思辨的问题，这使我想到早在1987年我曾经采访过李时岳先生，当时他谈到历史研究，当然也包括历史论文的写作，他提出做历史研究有时候是需要灵感的。而这种灵感，根据我当时的理解，它应该体现在或者可以表现出通贯全文的一种思想境界，或者也可以表现出文章的某些细微之处闪现一些思想的火花。这种充满着灵感的文章，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时候陷入沉思，有时候则会心地一笑，有时候虽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也承认对方言之有理，自成一说，这是文章的灵感或者文章的思辨所能体现的魅力。同时，这种思想、这种灵感、这种魅力的体现有时候是和他的文采相联系的。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作为一个史学论著的写作者，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之外，在哲学上的思辨以及在文学上的修养方面应该如何再进一步提高？
章开沅：思辨，如果用史学的语言来表达，应该属于史识的范畴。按照史学家的区分，它应该是最高的一种层次，即进入一种智慧融通的境界。这是一个应有的追求。史识比史学更重要，此处史学系刘知几、章学诚所言“三长”之一，章学诚首重史识，而学、才次之。没有史识就等于没有思想，就是对历史本身的理解没有深度，就是一般的陈述，而不能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史学在陈述方面也是能够见功夫的，史实陈述本身也体现着一种对史学的理解，但是应该有更进一步的、更高的理解，甚至进入一种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解，或是一种对宇宙生命终极诉求的理解，这是比较高的理解，但真正的史学家一定要有这种头脑。比如，陈旭麓先生用新陈代谢来解释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方面的例子，他是在试探用一种哲学的规律来解析更深层的历史运动，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史。但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新陈代谢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应该考虑。应该说，思辨对于史学家来讲，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一种很残酷的要求。因为它要求付出很大的代价，一种很艰苦的思索，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现在有些人在某一个专业、某一个领域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了不起了。而我们现在提倡的是走出这个领域，比如《近代史学刊》卷首语，我写的就是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现在不仅是应该走出中国近代史，还应该走出中国史；不仅应该走出中国史，还应该走出亚洲史；不仅应该走出亚洲史，还应该进一步超越，要把研究整个人类纳入视野。因为现今世界正在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也都属于一部世界史，任何一部世界史也都包含着各个国家的历史。历史研究要有这样的追求，不能讲空话，要朝这个方向扎扎实实来做。首先是要求自我充实，自我扩张，这不是一种个人野心的扩张，而是一种知识追求的扩张。另外就是要求中外学者的合作。现在有一个小趋向值得注意，就是中、日、韩的合作，即东北亚的合作，因为这些地方相距很近，而且在学风上很相近，在历史研究方面都重视以实证为基础，跟欧美学者的学风不完全一样。就亚洲来讲，东北亚学者的研究水平是最高的，而在东北亚地区又以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为代表。其中韩国学者占很大的便宜，因为他们很多人既懂中文又懂日文，但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大多都不懂韩文。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过去不太了解。只有在交往的时候，通过翻译，才知道他们的分量。他们很多工作做得不比日本学者差。我们的研究视野要走出东北亚，走出亚洲，走向世界。
另外，现在的史学家，要想提高史识，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一定要关心当前人类一些重大的问题，关心当前人类文明的深层危机问题，不能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初对历史学的定位就定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个没有宏观思考的、缺乏思辨能力的史学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司马迁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尽管他究天人之际而得出的结论还有许多神秘的东西。他在当时已属不易，他真正是个人修史，跟司马光不一样，司马光的著作还有那么多人帮他整理史料。现在有很多问题，比如人类文明缺失的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都需要予以关注。现在一些老一辈学者，甚至一些中年人已经在研究环境问题了。因为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学术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上级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下级就跟着研究什么东西，而是自己应该密切地关注整个历史的走向，以及当前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的问题，甚至包括太空问题、宇宙问题，都应该考虑，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环境污染不仅是已经污染地球了，而且已经污染到太空了，已经影响到宇宙了，这是生命与自然的终极问题。现在还有人类共同的、新的价值体系的营造问题，这也是历史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我认为都应该听见历史学家的声音。现在历史学家的声音太少而不是太多，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这类文章，因为我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人写这类文章，但可惜太少。我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你的思想境界，你的事业，你的关注，特别是一种终极关怀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才决定了你作为史学家的价值的大小。当然，作为个体的史学家，有若干学术精品，有一个专业的深度，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史学从整个学科来讲，应该在当前很多重大的问题上，在全球的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一贯主张参与史学。我主张的参与史学不是离开历史研究的参与，去把自己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离开历史研究，就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活动家。但是历史学家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被冷落的角落里，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我主张“参与的史学，史学的参与”，现在台湾的一些同行，已经把这个口号接过去了，而且讲得更明确，变成“我们研究历史，我们创造历史”。我们现在某些研究成果已经影响到政府的若干决策，比如宗教研究，而过去是不被认可的。历史学家现在一定要自强。
李平生：刚才谈到了史学的参与问题，这事实上涉及史学有没有主流领域的问题，更涉及史学是不是进入主流学科的问题。如果从现象或者某种角度来看，当前的史学应该说是正在被边缘化，比起80年代初的繁荣时期，目前史学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这种萎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现在我想讨论的问题是，这种萎缩的本身是不是与目前史学论著缺乏可读性，在写作手法、谋篇布局，尤其是语言表达方面缺乏一双灵巧的手有关系？顺便插一句，有人把一篇完美的文章比作一条精美的珠串，其中思想是线，材料是珍珠，而语言表达则是一双巧手。如果说，目前史学所处的边缘化的地位和史学文章本身缺乏可读性有关的话，那么怎样改变这种现状？或者说我们怎样去有意识地提高史学论文在写作中应有的一种文采？如何去培养史学论文写作者练出一双巧手？
章开沅：这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了。我觉得对于文字技巧，在一定时期予以强调是可以的，但这毕竟是第二位的。因为史学家的文章写得再好，不一定会赶得上文学家、作家，但历史学家不应该原谅自己在文采方面的缺失，在这个问题上应有改进，而且应有相当程度的、大的改进。现在应该是大张旗鼓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文学通过电视、网络已经大举向历史领域“入侵”，而且很多是粗俗恶劣的“入侵”，史学家应该给以有效的回应。
李平生：现在的史学论著有一种趋向，即过于程式化、概念化、学理化，缺乏人文关怀，缺乏相应的文采，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满足于在狭小的圈子里传阅甚至于自闭自恋，从而导致读者队伍的流失。
章开沅：关键是历史学家自身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因素，而历史学本身就是人文学科，文、史、哲就是人文学科的主干。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但作为一种形式的追求，形式的改进又是非常重要的。形式不是一个简单的包装，应该跟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产生一种内在的美，产生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来自其内心。这种内心就是一种本身的人文关怀，是一种营造的、文章本身的人文氛围，这是最重要的。没有这种内在美，即使文字写得再精美，那也是虚有其表的。但是如果没有刻苦的追求、刻苦的磨炼，就不可能运用自如地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文字表达是一件很重要而又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我几天写不出东西。李时岳用“灵感”二字来表述其中的奥妙，有他的道理。在文学创作上有类似的情况，这就是作者苦苦思索，好像是有很充分的思想内容，但就是没有适当的文字来表述，然后突然有一天想通了，于是就下笔千言，才思泉涌。但这种灵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种偶然的机遇，而是靠长期积累的，属于厚积薄发。长期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然后遇到某一个契机，找到某一个突破口，产生了灵感，这就是论著写作最顺手的时候。这种顺手跟你文字的训练有一定关系，不然到时候你还是会感到很痛苦，因为你有思想而却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平时要多注意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古文，也包括外国的文学作品，最好是多掌握几种外语，至少要掌握一种外语。我不仅阅读中国的作品，也阅读西方的作品。英文作品里面有很多杰作，有很多语法修辞跟中国不一样。我除了阅读一些历史著作之外，还阅读了很多其他的文学作品。我一个人在国外（主要是美国）住了几年，晚上看电视也是看美国的节目。专门有一个类似美国纪事的节目，把美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做成专题，不仅画面像诗，解说词也像诗。再就是看英文小说。我不一定都看得懂，也不愿一个词一个词地查词典，要的是一种美的感受。我觉得我的文字表达也得益于西方文学的熏陶。现在有些历史学家不屑于去下这方面的工夫，认为这是雕虫小技或者是一心不能旁骛，舍不得花这些时间。我觉得花这些时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些中外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对于一些人生、社会的观察和理解很有深度，对史学家有启迪。现在文学在很多方面都走在我们史学的前面。比如解释学，在历史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文学界早已有之。《文心雕龙》、经传、注疏，都有解释学。现在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开始引入西方的解释学，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固有的这类东西。我主张应该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跟西方引进来的东西融会贯通。
为什么有些史学文章使人觉得很优美，这是因为它们除了史识以外还有一种史感。史感，陈寅恪原来也讲过，但是我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情境里面。在斯大林那里有些认识就成了教条，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实际上他把时间、地点、条件变成抽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问题。史感，从史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历史情境的体察。用动作的语言来讲，就是设身处地，只有如此你才能与古人对话。怎样与古人对话，也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发挥得很精彩。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一定的水平，也就不能或不配与古人对话。所以史学是很残酷的，这种残酷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史料的精确方面非常残酷。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讲过一句话：历史是史学的暴君。即不能写历史上没有出现的事情，不能编造，不能歪曲，不能掩盖。其次，这种残酷指的就是对史感与史识的追求非常艰苦，这不是喝着咖啡敲击键盘一按就能出来的。这是那些高层领导、管理者所不能理解的学术甘苦。另外，很多人为眼前利益所驱动，急功近利，这样写出的好文章就少了。要知道，营造一篇好文章是很艰难的。
李平生：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哲学著作是不分家的，有相通之处。就历史写作而言，作者除了应有历史学家的功底之外，还需要有文学家的文采，哲学家的思辨，使三者达到完美的统一。
章开沅：对，是这样。且不说过去是这样，现当代的史学精品论著也应该是这样。现当代一些史学理论大师包括英国的史学大师汤因比，他的作品是非常美的，而且有一种境界。我之所以强调史感，就是因为有些史学家成就很高，史识不缺乏，但史感丢掉了，或者说他们不是没有史感，而是没有把史感充分地显示出来。适当地强调史感，对年轻学人是有点启发的。你所提到的《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我当初写这篇论文时，要求自己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感受历史的氛围，通过对当年的文件、报纸、画报、历史遗址等这些内容的观看，使自己有所感悟。我看到那里照片上商会的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云蒸霞蔚”，四个字就把当时的气氛给点出来了。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氛，仿佛已经进入到晚清社会，否则很难能理解或感受当时的语境。感受语境就是要把自己设身处地地放在这个地方，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要不断地跟你写的这些当时的历史人物、相关人物，进行无声的对话、交流、沟通，然后才能写出好文章来。当然，这对于现在很多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来说很困难，但作为一种学术境界的追求来讲还是应该的。
（原载于《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