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慷慨激昂奔荒湖
1957年12月，我被下放到湖北省当阳县国营草埠湖农场劳动。我至今仍保留有当时表决心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我站在华师一号教学楼前发言，胸前戴着大红花，桌前摆着一张大喜报。喜报是历史系送给我妻子怀玉的，上面写着：“章开沅同志光荣地被批准第一批下放到农业劳动中去锻炼，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章同志的光荣，也是您的光荣。特此喜报！”
照片中的我，双手撑在讲台上，张着嘴巴，目视前方，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如果有人问：“你当时一眼望去，看到了什么？”我会这样回答：“讲台面前听我表决心的人群，早已在我记忆中模糊。几十年来，唯一清晰的，是在我视线的远处，妻子怀玉腆着肚子蹒跚走过的身影。”
原来，那时怀玉已经怀有身孕。那天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情，在我表决心的时候，她没有在台下听，而是从我们的宿舍朝着食堂的方向走去。那时她的肚子已经有点大，走路显得有些艰难。她似乎不好意思朝我这边看，而我则将她看得清清楚楚。一时心头震动，五味杂陈。口里虽免不了要讲一些表决心的话，内心其实不是那么激昂。“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我当时心中有这样的想法。“惟愿我走之后，母子平安。”我心里这样想着，表面还得继续保持激昂的姿态，决心到农场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支援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喜报
虽然不是真正那么慷慨激昂，但当时内心还是有比较高的自觉性，愿意把自己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如果不是妻子怀孕在身，我的慷慨激昂肯定内外如一。这和文革期间下放时的心情有很大不同。到文革的时候，心里是有点不服气的：这么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锻炼，每次都和劳动相结合，自认早已锻炼好了，还要我从劳动中学什么？那些颐指气使的革命小将算得了什么，我在社会底层干苦活的时候，不晓得他们在哪里呢？1957年下放的时候，虽有些不舍，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牵挂，但并没有这种不满。
那一次，华师下放的老师颇不少。中文、历史、物理、教育等系都下放了很多，总共至少有两百ren吧，分派在两个分场里。我被分在第一分场，担任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下放的人员可以分为三类：下放干部，下放右派，下放员工。我属于下放干部，不但当了领队，还是历史与教育两系右派的联系人，按照规定，他们要定期向我做思想汇报。
下放的右派分子里，有干部，也有学生。我记得有一位原来是总支书记，解放前是地下党员。后来，因为批判系主任的婚外情，被公报私仇，打成右派，丈夫也与她离婚。学生右派中，也有一位是党员。在入学之前，已经参军参干，入学之后老气横秋，满不在乎，大鸣大放，结果被划成右派，而且还是极右。
右派中有很多党员，我不是党员，却成了他们的联系人，可见我当时还是党的依靠力量。其中的一些人不但向我做口头汇报，有时还写书面汇报，我则负责转交给党支部。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认真向我汇报，我也乐得少一点事。
农场的下放人员，除了我们，还有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分两种，一种是宜昌本地的，一种是来自上海的。当然，农场的主体，还是农场原本就有的职工。
2、开生荒，斗右派
草埠湖农场是1954年开始建立的，是一片生荒。所谓生荒，是指从来没有被开垦过的荒地。北大荒虽然也艰难，但有很多地方其实已经是熟荒，比开生荒要轻松一些。草埠湖农场原来是一个湖荡，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拖拉机很少，并且经常陷入湖荡，不能工作，因此基本靠人工，用锄头、十字镐、铁锹开荒。
不过，我们干劲很足。劳动起来，完全是一种嘉年华，气氛很活跃。为了助兴，互相充当拉拉队，赛歌，唱号子。唱号子的时候各个队之间互相喊，有时还编一些歌谣来唱。我的力量不是很大，劳动力不是很强，但劳动起来还蛮积极，很卖力。中文系的人就把我编进歌里面唱：“章开沅，像头牛……”我们有时候也回敬他们一下。虽然劳动强度大，一天下来累得全身都瘫软了，但于我而言，心情是愉悦的。
由于身份不同，心情各异。对于下放的右派而言，心情就很难愉快。白天劳动的时候，他们所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其辛劳可想而知。到了晚上，篝火一生，还要开展政治学习。虽以学习文件为主，但文件中也经常涉及到右派问题。尤其是一抓阶级斗争，右派就成了“活典型”，遭受冲击。
同是下放干部，对右派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通情达理一些，有些则拼命上纲。我作为下放干部，有些政治学习就是我组织的。为了工作的需要，我的表现肯定不是那么好，难免在会上说一些“你们这些右派要好好改造”之类的话，但在内心里，我从未将右派当作敌人看待。那些学生出身的右派，在我看来，还是学生；那些党员出身的右派，在我看来，还是党员。并且，在重要场合，右派还是我最重要的倚靠。开荒的劳动不用说了，就是在教育知青方面，他们也出力甚多。有些知青下放到农场之后，心定不下来。我请右派老师出面，组织夜校，在不需要政治学习的时候，给知青们传授一点知识，组织知青们开展一些诸如唱歌之类的活动，免得他们分心，甚至想开小差。至于1958年洪水泛滥之后，右派更是我抢险时的亲密战友。因此，对于右派，我的“斗争”很难“坚决”。
我虽然在政治学习中对右派说了一些“硬话”，但在劳动中，甚至在批判时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总能传达我的一些真实想法吧。因此，有几位右派，在多年之后，还对我表示感念。其中有一位，在学校被划为“极右”，落实政策后曾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歌来感念我，内有“行堪轨范言堪法”，“教学有方施化雨，育才无数沐春风”等语。另一位，在我离开农场后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弄得家破人亡，母亲得知消息之后，悲痛病死，妻子被迫离婚。1980年落实政策，他到学校来办手续，第一个就来看我。一清早就来了，门敲得咚咚响。打开门一看，他站在门口，一身崭新蓝色帆布服，就像战犯一样。他妻子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已经复婚了，两人一起来向我报喜。他后来在广西社联任副秘书长，总算有个好晚年。
3、洪水猛兽
在付出无数辛劳之后，到1958年5月，我们看到了丰收的希望。我们种植的棉花，经过“七锄七翻”与不断喷药，长势很好，有一些已经开始结棉桃了。就在这时，沮漳河泛滥了。
河水猛涨的时候，我率领一个小分队驻守在一处很要害的堤段抢险，不断加固堤防，以防决堤。有一天，河水突然下降了不少。我还以为河水要退了，心里一阵轻松。那天晚上，月亮显得特别大，呈暗黄色。有经验的老农见了，说：“糟糕，要破堤了，大家快走吧。”他们知道不可守了，先撤退了。撤退的时候，再三叮嘱我们赶紧走。我们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有经验的。
上游决堤以后，山上的野兔、麂子、蛇等动物一起冲下来，到处漂浮挣扎，浪头有一丈多高。有了那次经历，我才真切地理解了“洪水猛兽”的含义。
决堤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分队的人等于被遗忘了。没有参加抢险的人，大都从宿舍搬到台子上去了，台子相当于四川的坝子，即丘陵稍高的平地。等他们定下神来，发现我们不在，又无电话可以联系，只有干着急，而我们则正在努力地与洪水赛跑。
我们本来可以走得很快，但小分队中有一位姓王的老师，个子很大，体力很好，吃苦耐劳，平常是一个很强的劳动力。可惜，他是东北人，不会水。一看山洪滚滚，铺天盖地而来，他的腿软了，走不动了。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搀扶着他，到了后来甚至是架着他，竭尽全力地尽快撤退。一路上，有的堤段已经溃决，高低不平，有的地方要摸着水过去。撤退的时候，绝不敢回头，因为浪头很高很猛，若回头看，容易丧失斗志。我们仓皇撤退，非常狼狈，但总算毫发无损全员撤到高处。
二分场有一部分员工，没来得及撤退。洪水来时，他们爬到了茅草屋顶上。结果，屋顶也被洪水冲走，像筏子一样漂浮。他们随着屋顶顺流而下，同声高唱国际歌，准备牺牲，场面比我们还悲壮。不过，他们后来也有惊无险，都获救了。
撤到高处之后，喘息稍定，我一个人在水边坐下来，放眼半年多来辛勤劳作的原野，已经一片汪洋。一百多个日夜奋战的劳动成果，顷刻化为乌有，实在想不开。所幸人员无损，都安全逃了出来。
大家的情绪都很恶劣，可以说是人心惶惶，非常混乱。农工蔫了。他们本来很有干劲的，挣工分越多，工资收入越多，洪水吞噬了作物之后，这一切都落空了，因此情绪非常低落，连农工中的干部与党团员也不大管事了。知识青年，尤其是上海来的知识青年，情绪更加糟糕。他们中虽不乏自愿下放接受锻炼的党团员中学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社会青年，对于离开上海来到这么一个偏僻的荒野本来就有想法，被洪水一冲击，更加心灰意懒了。
很快传来一道死命令：下放干部中的骨干必须坚守岗位，稳定人心，生产自救，不许擅离职守。于是，我只好隐藏起痛失劳动成果的灰暗心情，领导大伙投入灾后自救中。哪怕是女儿出生，哪怕是父亲病危，也难以忠孝两全。
4、灾后自救
灾后自救，首先是要打捞水中的生活用品和粮食。开展这项工作，说来颇为荒唐，我最为可靠的战友，竟是下放的右派学生。这些人平常所做的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活，已经磨练出来了，体力很强。并且哪那么巧，其中有好几位水性很好。我自认水性一流，他们居然还能与我配合，那简直是天意。
安排右派打捞衣物，不需要作做任何动员。在那人心惶惶的时刻，右派也意识到自己水性既然很好，自当义不容辞，大家都挺身而出。
从水中取回日常用品是一项艰巨任务。农工有经验，走之前把物品都打包，捆在屋梁上，大水来时，不易冲跑，打捞也容易一些。有些下放人员学了农工的做法，有一些则没有，像我们那个最后撤退的小分队，则根本顾不上事先安置。打捞的时候，为了确保生命安全，我们先用镰刀把屋顶撬开一个洞，然后用一根长竹竿从洞口插下去，一人在屋顶扶住竹竿，一人顺着竹竿下去摸，摸到了东西，再顺着竹竿上到屋顶。打捞东西，我们确定的原则是先打捞别人的，后打捞自己的。在我们的努力下，我们队损失的财物很少，人心比较稳定。
为了确保最基本口粮，我们要用大车把粮食从水里运回来。在水中取粮食不容易，在水里推车也很费力。很多地方车子都推不了，我们就用肩膀把车子扛着，在水里游过来。
洪水渐渐退去之后，我们开展生产自救。
棉花基本无收，仅仅摘了一点残花。棉花杆都收回来了，可以做燃料。因为水多，湖边芦苇高产。把芦苇砍下来，晒干，一吨能卖两百块钱左右，运送天津造纸。收完芦苇，还种了一些蔬菜。土质不好，种蔬菜效果并不佳。冬天更闲不住，要修水利，特别修复已溃决的堤段，还有淤塞的水渠。
生产自救之外，我们还参加了当年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因此，我那时有两本日记，一部是“下乡日记”，一部是“上山日记”。“下乡日记”的主题是开荒、斗洪水，“上山日记”的主题是大炼钢铁。
所谓炼钢铁，是挖一个大坑，建一个土高炉，底下烧火，上面一层铁矿石一层树木地堆起来。为了炼钢铁，把一个山上的大树几乎砍完了，破坏生态，罪孽深重。在伐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工人被倒下的树压死了。
焖铁所用的铁矿石，在30里之外，要爬几座山，穿过浓密的森林。有一次挑矿石，我落单了，迷了路，时近黄昏。听人讲，那一带黄昏之后可能有老虎出没，我颇感紧张。后来总算碰到了当地的好心人，把我带了出来。
5、灾后吃与住
洪水之后，生活水平大为降低了。
本来农场办有食堂，凭饭票、菜票进餐，丰俭由人。虽然食堂是以农工的生活为标准，但国营农场比一般农户的生活水平高，大米饭，蔬菜不是很多，但一个星期总还有机会吃上一两次肉，多半是粉蒸肉，肥肥的。水灾之后就惨了，不要说开荤，就是吃饱也难。草埠湖的交通不好，洪水过后，外界的救济不容易进入。即使来点救济，也未必就是粮食。记得我们在水中打捞物品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有救济的飞机飞过，看到了我们，朝我们扔东西。我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希望能扔点吃的。结果，捞起来一个，是一个既可做救生圈又可做枕头的东西；再捞起来一个，还是这东西。我们捡了好多回去给大家做枕头，还算有点用处，但我们最缺的是食品。为了不至于断炊，我们把粮食从水里抢救出来之后，不敢吃干饭，改为吃稀饭；不敢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食不果腹。在那样的艰难日子里，我看到了人性最为善良的一面。有一次吃饭，全队农工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按人分完之后，还剩下一碗稀饭。叫谁吃谁都不吃，绕了一周，那碗稀饭还摆在那里。我从这点点滴滴中受到教育，一直相信群众。现在有人不相信群众，这是最愚蠢的事情。
与吃一样，住的方面，灾前灾后也大不一样。
灾前的住所说不上很好，但至少有基本的宿舍。宿舍的结构和我在四川上中学时的教室相似，墙是用竹子编的，上面糊了一层土。集体住宿，男宿舍、女宿舍是分开的，简易的厕所也是有的，而且分别男女，显得正规。洪水一来，宿舍都被淹到了水底，撤到高处的人们，只要有能防风雨的地方，都要住人，那就没有办法讲究。我那个队被安置在一间大屋子里，男女同室。农工不在那里睡，在那里睡的，是下放的华师教职工与知青。
男女混杂，如何安顿？我不由得想起，在那之前，分在别的队的个别品行不太好的上海社会青年，经常跑到我们队来，找一个小女孩的麻烦。那个小女孩是一个越剧演员，年龄还很小。为了对她负责，也对她的家人负责，我从一开始就坚决将她保护起来。现在男男女女同住一室，要是出点什么事情，那该如何是好？
情急之下，我模仿并改造了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的做法，男的睡一边，女的睡另一边，我在“男营”与“女营”中间“安营扎寨”，支个蚊帐睡在那里。为免悠悠之口，我找一个十六七岁的男知青和我同席而睡。没有床铺，大家都在地上搁点稻草，把席子一铺就睡。为了方便女孩子们洗漱，我还给他们规定好时间，每天晚上的某段时间屋子为妇女专用，男子免入。总的来讲，还算通情达理，宿舍里没有出什么乱子。
但在宿舍之外，还是出了一点情况。有一对宜昌知青，是姐弟恋，感情很好。水灾之后集中住，他们没有了私下约会的空间，就偷偷跑到外面幽会，发生了性关系。很不巧，被农民撞见，抓住了。女的因为面子问题，哭闹着要自杀，半夜跑到水边去。我只有赶去苦口婆心把她劝回来。
6、世界观问题
我在1959年初奉命离开草埠湖，回到华师，在下放人员中算是比较早被调回来的。之所以会如此，有两点原因。第一点，是华师教学上需要人。第二点，是宜昌市委有意挖人，华师怕夜长梦多，赶紧撤回一批。原来，我们下放的时候，人事关系已经转到宜昌地委。宜昌当时正在组建宜昌师专，需要大量人才。我们下去之后，都被当地政府摸了底，知道其中有很多理论骨干，非常高兴，有意留人。我也被看中，排名靠前。我对于留在宜昌工作，并非没有兴趣。宜昌离四川近，饮食接近四川口味，大米也要好一点。我在四川漂泊多年，早已将那里视为第二故乡。
我是奉命回了华师，一同下放的一些人，则真的留在了宜昌。留下之后，颇受重用，朱辕就直接被任命为教务长。但被留下的人中也有闹意见的，认为自己之所以被留下，乃是华师抛弃了他们。
由于在下放期间表现不错，我被农场评为一级劳动模范。很多人都认为我这回可以入党了，我也积极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还是没有成功。系主任田家农是学校党委委员，由他传达最后结果：“系里面是通过了的。最后党委研究了一下，但批准的名单上没有你。”他私下对我讲，不让我入党的理由，主要是我的世界观还有些问题。说白了，就是我在下放期间依靠右派的问题。我知道他是非常希望我入党的，但他也没有办法。多年之后，文革期间我被借调到北京，其时田家农在北京工作，我们见面，他还说起此事。种种因素之外，他觉得我个人也还是有点问题，那就是我不够积极。
我只有苦笑。我不是党员，党要我做右派联系人，我便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听取他们的心声。我不是党员，在生产过程中，在救灾过程中，都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并努力提振人心。这还不够积极么？是不是非要像有的人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写申请书，写汇报材料，不获批准之后，再写血书？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还有起码的自尊。别人不要你进入，你却还要用手扒着门，两眼泪汪汪地乞求：“让我入，让我入。”这种“积极争取”，有损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当时做不来，现在做不来，永远也做不来。
说到世界观，那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下放期间，我的很多工作，都是依靠右派开展的。但是，在我看来，右派确实是我可以信赖的力量。相反，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却没有为我提供什么臂助。下放期间，我身边的右派都没有做坏事，他们做的，都是好事。相反，有的共产党干部却表现不好。我总记得，二分场党委书记在下放期间把一个老师的妻子（也在下放）勾引上了，在野外发生关系，被别人抓住了，后来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还有一个书记，下放期间高高在上，基本上没有参加什么劳动。虽然是简陋的房子，但他单独享用了一套，还配有一个女秘书，连洗脚水都要秘书倒。洪水过后，我们在那里出生入死，生产自救，他跑回武汉做报告，绘声绘色，讲他们分场员工在洪水中站在屋顶唱国际歌等等故事，听得人们热泪盈眶。他俨然成了下放人员的杰出代表，荣耀由他来享受，好像能战胜洪水，乃是由于他领导有方。
我身边的党员干部如此，我在生产中，在救灾中，不依靠右派依靠谁呢？恰好是那些“左”派党员干部，在下放期间自己图享受，但对我依靠右派，对右派“斗争”不坚决的“劣迹”却记得很牢，到了学校党委讨论入党名单的关键时刻，能一举抓住我的要害。世界观有问题就有问题吧，问心无愧就行了。我如此安慰自己，我相信校、系党政主要领导毕竟是理解我的。
于是，我继续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好，那时还可以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再过一些年，到了文革的时候，连“党外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做，我正因一向有“党外布尔什维克思想”而增添了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