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放卫星
1959年下半年，我突发奇想，提出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我之发愿研究辛亥革命，是在1954年。那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我参与了接待工作。友邦学者亲临，湖北省当局很重视，把很多辛亥老人都动员起来。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和张难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辛亥老人建立起交往的。贝喜发来访一事对我颇有触动，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不大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于是，我决心要研究辛亥革命。
为此，我向辛亥老人请教过一些问题，大都得到认真答复，尤其是李春萱的回信，不但最多，而且最长。我也曾向武汉大学的汪诒荪先生请教，汪先生热情地鼓励我长期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并把自己历年抄录的珍贵史料全部借给我阅读抄写，他从三四十年代起就开始注意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中国近代史丛刊》的辛亥革命史部分出版后，我也认真研读了。这些工作可以说为开展辛亥革命研究准备了一些条件，但那时近代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是近代史分期与太平天国性质，受时风习染，我也热衷于此，加上政治运动也多，因此虽已发愿，但并未对辛亥革命展开实质性研究。
我于1959年提出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与当时的政治空气有关。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我想：“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是我要放的“大卫星”。
我之所以有“放卫星”的勇气，恐怕和那时年轻气盛，有“想干点事情”的冲动有关，也与我在那时的境遇有关。在“向科学进军”中，我已经崭露头角。下放草埠湖虽然辛苦，也有不甚如意之处，但整体上还不错，有些英雄气概。下放期间，我先前投寄的两篇文稿发表了。下放期间，我还到北京参加了全国青联会议，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
1959年国庆节前后，单位组织观看建国十周年献礼大片《林则徐》之后，我花了一个晚上写了一篇影评，不但被《人民日报》刊登，并且得到该片导演郑君里的高评，他甚至给我来信，说他下一步要拍摄《太平天国》，请我写剧本。种种虚荣，使我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事情，有点底气，于是放了这么一颗“卫星”。
我的“卫星”是这样“上天”的：先找系里领导谈；系领导认可后，他们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领导认为不错，马上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当时高校由省委宣传部管）；省委宣传部觉得不错，马上责成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此事。省社联主席是李达，具体负责者则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密加凡和理论处处长彭展。
2、下田野调查
省委态度明朗之后，武大、华师、武师（现湖北大学）等高校老师立即分头准备学术论文。为此，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还专门作了一些调查。
我们到上海、南京搜集过档案文献。在南京主要是去了史料整理处。史料整理处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后来独立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三所即今日的近代史研究所。史料整理处人员不够，对史料的最基本的整理尚未完成，连编目都未做好。我们去了，提出要看资料。工作人员问：“你们要看的材料大致属于什么时段？”我说：“清末民初，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到库房，用手一指，说：“大概就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吧。”我顺着他的手一看，一麻袋一麻袋的档案摆在桌上，连封都没有开过。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查到有价值的档案，我们只能尽量找一点。
除了查阅档案，我们还进行了田野调查。几个老师分头带学生到湖北一些地方调查辛亥革命前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情况，收获比较大的，是陈辉老师带的那个分队，在襄樊地区搜集到大量江湖会的文献，后来编了一本书，叫做《江湖会资料选辑》。我记忆最深的，是田野调查时的生活状况。
才南下武汉时，生活水平比较高。我记得和华大合并之后，一个星期至少打两次牙祭，都用脸盆去端肉。虽然没有桌子，只能蹲在地上吃，但吃得确实比较好。与在河南时的生活相比，那时过的，简直就是神仙日子。1957年的生活也还可以，1958年我在农场，遭遇水灾之后过了一段苦日子，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生活也还不错，那一年自认为丰收，“粮食吃不完”，大家都敞开肚皮吃。1959年以后开始有问题了，到1960年以后最明显。我们恰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去开展田野调查，经常忍饥挨饿。
有一回，我一个人走在乡野，由于饥饿过度，瘫了下去。那时候，在全国范围内，瘫下去之后再没有起来的恐怕不胜枚举。我很幸运，正昏昏然感到灵魂要出窍的时候，有一个挑萝卜的乡民路过。我掏点钱给他，买了一个萝卜，稍微擦一擦泥巴就吃下去了。待体力略略恢复了一点，继续赶路。
乡村的集镇上也有卖熟食的。在那年头，所谓熟食也很可怜。有一种是菜叶子里包点萝卜丝或别的什么东西，象征性地给一点点油，蒸熟了，就算是点心。也有萝卜汤，要一块钱一碗。若是藕汤，那就更贵一些。我们历史系有位老师，个子高大，食量也特别大。因为饿得难受，工资的结余，都喝萝卜汤喝掉了。这听起来像是笑话，但却真实不虚。
不过，就是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也可以感受到干部的“特殊化”。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事借住在一个大队的队部。没有正式客房，在地上铺稻草打地铺。我跑了一天，困乏极了，很快入睡。后来被队里干部叫醒：“宵夜，宵夜！”我眼睛还没有睁开，就闻到了白米稀饭的味道。在缺少食物的日子里，味蕾最为敏感。平常只是淡淡清香的稀饭，在那天晚上，简直芳香扑鼻，令人口颊澜翻。我们一骨碌爬起来，接过就喝了。原来，队干部把我们当干部，让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小秘密”。我们虽然觉得这是一种干部特殊化的表现，喝着有些别扭，但还是本能地服从了味蕾的指挥，一口气喝得精光。
讲到田野调查中的伙食，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虽发生在多年以后的文革后期，仍不妨在此一并记下。
那一天，我跟刘望龄一起在阳新县半壁山调查完毕，走几十里山地赶轮船。到码头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船要第二天才开。码头边冷冷清清，几家小店早已关门，船上也没有东西可买。我们吃了午饭，但赶了半天路，早已饥肠辘辘。
我们离开码头，信步走去。一路死寂。突然，不远处乡村小街的某一处，灯火通明，显得非常热闹。走近了一看，又是蒸东西，又是炸东西，还挂着红彩。原来，有人家在办喜事。我计上心头，高兴地对刘望龄说：“有了，今天晚餐有吃的了。你去找主事的要一张红纸，我来给他们写几个字，落上华中师范学院谁谁来贺，包你有得吃的。”
川江漂流的经历使我知道，中国农民好客，喜庆时尤其爱热闹，我们一脉斯文，前往道贺，东家肯定心生欢喜，必定邀请我们吃酒席。但刘望龄觉得这样做不好，他似乎觉得这么做是骗吃骗喝，因此不愿意过去，还一个劲地催我走。我还想动员他，他说：“要去你去，我先回船去了。”
刘望龄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是我的学生。我本以为凭着自己的“江湖经验”，能够解决那天的晚餐问题，没想到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只好跟他回船，饿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在码头边的小店进食。其实望龄有胃溃疡，饿得比我更难受。
3、上北京联络
1961年春，我奉派与省社联秘书长李德仁、学术秘书欧阳一道前往北京。她们负责与中央各有关部门沟通，我则专门与学术界联络。在此之前，我已经将自己执笔撰写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初稿寄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前辈。因此，到北京之后，我就直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
那时，近代史所的人都下放了，但因范老的托付，留下了刘桂五、王仲、赵金钰三位专门接待我。刘桂五是学术秘书，王、赵二位则奉派具体审阅我的文稿。浙江大学的杨树标正在近代史所进修，我就和他住在一间房。
在近代史所安顿下来之后，我认真听取了刘、王、赵三位的修改意见，其余时间就用来阅读该所收藏的重要书刊。
有一天，桂五对我讲：“你来了，刘大年你见不到了，他们都下去了。有一个人你非见不可。”
我问：“哪一个？”
他说：“黎澍。”
原来，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史所的领导，黎澍在前不久已被任命为该所的副所长。不过，办公地点暂时仍在中宣部。
一听说要到中宣部见黎澍，生平怕进衙门的我有点紧张，问桂五：“我能进去吗？”桂五说：“没问题。你有证件，你说明要找谁就行了。”
经桂五安排，我在约定的时间前去拜会。中宣部的门禁并不严，也没有人查我的证件，我径直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里。问了几个人也不得要领，都说：“他调走了吧。”
正在为难之际，一个中年妇女路过，主动问我：“你找谁？”我说：“找黎澍。”她笑着说：“跟我走吧。”
跟在这位女同志的后面，我进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前，一个谢顶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这不是列宁在十月吗？”我心里这样说道。
女同志上前，轻声说道：“有客人来了。”说完便进了内室。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同志乃是黎夫人。
黎澍让我坐下，不等我说明来意，便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看来经桂五安排，他已知道我的来意。他所讲主要围绕两点展开：双百方针，实事求是。
讲双百方针的时候，反复解释之外，还给我打比喻：“如果一百株花都是一样形状，一样颜色，好看吗？又好比一百只鸟，叫起来都是一种声音，好听吗？”看我点头，他才满意地笑了。
讲到实事求是，他说：“现在学风不好，尽讲空话，空头理论，范老要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反对放空炮》。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你们要开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正好可以借此改变学风。”
他还问我准备提交什么论文，我说是结合辛亥革命探讨资产阶级性格。他对此未置可否，只是强调一定要有大量史料，从历史实际出发，并劝我不要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争论，切切实实做自己的研究。
临别，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央已经正式同意在武昌举办这次会议，并且希望通过此会纠正当前学风。”他还叮嘱，因为尚未正式发文，暂时不要向湖北传达消息。但我实在大喜过望，没有想到我的一个临时动议，中央如此重视，将其放到纠正学风的高度，忍不住向李、欧两位大姐透露了这一信息。有了这一重要信息，我们就等于吃了定心丸，北京之行的目的达到了。
4、集中修改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61年10月在德明饭店举行。在那之前，湖北省社联曾经有一个非常之举：将本省的论文作者集中到洪山宾馆进行修改。这一举动，从生活与学术两个方面来看都非常必要。
在生活方面，经过“自然灾害”的严重摧残，高校教师的身体已经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长期吃不饱，营养不够，患浮肿与肝炎的已经非常多。此前我在家里撰写、修改论文，吃不饱不说，还没有暖气，很冷。有的时候，空气中飘飘荡荡传来评论中国乒乓球队和外国举行比赛的声音：“一板！”“又一板！”“真好看！”不知是谁家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我不敢去听，一听就无法写作。偶尔听到，还将其转化为激励自己的力量。乒乓球队员“一板”“又一板”，为国增光，我努力撰写好论文，也是为国增光吧。但仅仅靠精神力量还是不行，我那时已很削瘦，将近170公分的个头，体重不足50公斤。在家写作的时候，又冷又饿，经常头昏眼花。
在论文质量方面，武汉大学吴纪先和彭雨新两位教授的论文，都是出自学术老手的规范佳作。我的那一篇，因为已经听取了近代史研究所同仁的意见，作了几次重大修改，也还能勉强过关。其余的，多出自缺乏学术论文写作经验的高校青年教师，好些论文虽然资料详实，条理也清楚，但却很像一般的教材或讲义，没有侧重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读起来平淡无味。
在这种情况下，把作者们集中到洪山宾馆集中修改论文，那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
洪山宾馆的粮食定量，虽然和学校一样，每人每月27斤，但不再折扣。一般单位都要折扣，每月每人只能吃24斤。不是克扣，而是怕万一出什么问题，必须留一点作后备——也有特殊情况。1960年我曾短期率领学生到汉南县修铁路，大概因为劳动强度大，每天的配给是24两米，也就是一斤半，那时一斤是十六两。我们回来的时候，食堂将大家一天的米都煮成饭，每个人拿个袋子装着，结果，还没有到中午，大家就把饭吃完了。在没有什么菜和油水的情况下，人的饭量真大——洪山宾馆足额供饭，大家可以吃得稍微多点。另外，虽无大鱼大肉，但炒菜油水毕竟多一点。应该说，入住洪山宾馆之后，基本营养是足够的。社联的领导人中，彭展与我们“三同”，入驻宾馆，指挥调度一切。他看我任务重，饭量大，总是将自己定量的米饭拨一半给我。为了化解我的羞愧，他还找出借口：“我患有肝炎，没有食欲。”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鉴于作者多半缺乏论文写作经验，社联专门安排了两位《理论战线》（后更名为《江汉论坛》）的资深编辑参与论文修改的讨论，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建议。
武师的陈祚津等提交的《论武昌起义》一文，选题很好，但写得太平，纯粹是史事陈述，虽经反复讨论推敲，仍然难以突破。但是，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研讨会又在武汉举行，必须回答辛亥年何以会爆发武昌起义这一问题。刘桂五每次来武汉，也总是和我们讲：“会议在武昌召开，你们必须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武昌爆发？”经再三研究，最后决定，由我与陈辉、陈祚津将原稿推翻重写。陈辉认真负责，陈祚津朴实宽厚，我们很容易通力合作。经数度讨论商定新的思路和框架之后，由我执笔撰写。那时我刚三十出头，只要填饱了肚皮，倒也精力旺盛，只花了两三天时间就把文章改好了，题目改为：《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
5、天堂生活
在建国之初，学术界的交流是比较少的。不要说跨地区的，就是跨校的交流都不多。我只在“向科学进军”期间参加过两所高校的学术讨论。一次是武汉大学组织的，一次是河南大学组织的。河南大学之所以会邀请我参加，乃是因为我曾经在中原大学上学、工作，河大把我当做校友。因此，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秋天，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
辛亥革命时代即已投身革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可以说是对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充分肯定，这次会议正是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第一场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吴老还说，希望将来能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我们现在讲辛亥革命，就要求将来会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出现。这对于提高我国历史科学的学术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当出版界的朋友邀请我组织学者撰写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的时候，吴老的这句话很自然地又涌上心头，成为我义无返顾承担这一任务的重要因素。
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并展开了有益的争鸣。其中尤其是徐仑先生的论文《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引起学者们围绕对张謇的评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我虽未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去，但这场讨论于我深有影响。此前，就如何开展学术研究一事，我曾向唐长孺先生请教。唐先生告诉我：“从人物入手，知人论世，是不错的方法。”我自己研究资产阶级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个人没有研究清楚，对阶级的研究很难深入，应该从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入手才好。从学者们的讨论中，我突然意识到，张謇就是我治学的入手之处！张謇从状元变为实业家，又投身政治与教育，时间跨度长，经历复杂，实在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于是，在那之后，我投入到了对张謇的研究之中。
这次学术研讨会开得很成功，除了学者们的真诚交流之外，湖北当局的重视也是重要因素。省长张体学亲自做后勤。他对学者们说的话很实在：“你们都是学者，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要尽最大努力保证你们吃得好、睡得好，有充足的精力来讨论。”他所做的工作也实在：亲自指示商业局，在粮食、油、肉、鱼各方面尽量保证供应，保证每餐都有鱼有肉，素菜也炒得油润润的，还有一条，会议期间，代表们吃饭不限量！
吃饱吃好，这在今日，实在不值一提，在1961年的大饥荒年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做到这一点，湖北省委是很花了一些心思。对此，与会的代表深有感触，有好几位和我讲，会议期间所过的，实在是天堂般的好日子。我也深有同感。
当然，更为令我兴奋的，还是当年《新华月报》全文刊登了我执笔撰写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这是作为庆祝此次盛会圆满结束而刊发的仅有的一篇代表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