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下
1949年6月，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当时武汉才解放，南下途中有些地方还不太平，因此，有时坐车，有时行军。整体而言，步行比较少。记得过大别山的时候，是乘的卡车，人都站在车上。大别山是老区，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拥护随处可见。我们经过的时候，两面敲锣打鼓，有人拿着鸡蛋、花生来表示慰问。那种场景，在“新区”开封是看不到的。“新区”的人们虽然也拥护共产党，但毕竟是刚刚解放，感情要淡薄一些。
白天行进，到点吃饭。先行的人已经把饭菜做好，我们不用操心。到了晚上，先行的人已经为我们“号房子”，住也不用担心。“号房子”就是和有关单位或老百姓家打好招呼，什么时候会有部队来借住，并在相关房子上做一个记号。相关部队行军到此“打尖”，根据房子上的记号，就可以安排住宿。
住宿的时候，不能睡百姓家的床铺，只能借门板、凉床，或者借点稻草，在地上铺一下。第二天离开时，必须把门板装回去，把稻草捆好。用了老百姓水缸的水，走之前要把水缸装满。虽是学校迁移，但也和部队一样，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到武汉之后，大家传看一本大部头的“武汉介绍”，是内部参考书。原来，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早就将武汉摸得非常清楚，汇集成书，便于解放时顺利接收各单位。武昌千家街有一个很大的汽车修理厂，中原大学被安置在此。但中原大学是个大单位，师生有几千ren，修理厂虽大，但宿舍很少，远远安置不下，因此还借用了旁边的很多中学校舍。记得初到武汉的时候，我就住在善导女中。这是一所天主教的女子学校，当时已经是暑假。善导女中条件还算不错，树木繁密，环境很好，只是蚊子多。没有正式的蚊帐，只有一个象征性的纱罩，能把头保护一下。结果，我被蚊子咬得很厉害，还染上了疟疾，享受了住院的待遇，在同济医院住了一阵。老领导们很关心，孟夫唐比我们后到武汉，来了之后还到医院去慰问我们病员。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招生工作非常紧张，我却在医院里享福。
初到武汉时与叔父学澄一家摄于汉口福新面粉厂
南迁武汉之后，中原大学的四个部先后改建成文艺学院、财经学院、教育学院、政法学院。这些学院不久都改建成独立的大学，从中原大学分离出去。到1953年之后，就再没有“中原大学”了。政法学院与经济学院都是由中原大学的一部发展而来，我虽属于一部，但大概因为在金大的专业是历史，被分到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初建时只有政治和历史两个系，后来又增加教育系和外语系（主要是俄语）。那时候的历史系，教学以通史为主，通史又以近代史为主，实际上是以党史为主。没有通史教授，只有请武大唐长孺、吴于厪作为兼任教授，分别主讲中外两门通史。
2、教育调查
1949年底1950年初，新生入校之后，教育学院奉命进行中南地区教育调研工作，将师生分成五个大队，分赴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五省开展调研。我被分派到河南，负责信阳专区和淮阳专区。信阳靠近湖北，比较富庶，淮阳则比较落后一些，生活最为艰苦。
我那个队有二三十个学员，大多受过高中教育，有些还已经读过一两年大学。他们把革命大学看得很神圣，兴高采烈地报了中大教育学院，也算是参加革命了。没想到，一入学就先从事社会实践，并且还被分到瘠苦地区。
对我而言，那点苦算不了什么。加上革命热情高，因此工作中出现了一点左的倾向。我想着自己能跑，大家都是来革命的，应该也能跑，因此从一开始就强调向红军长征学习，一个月内跑了11个县。若在铁路沿线，当然可以坐火车，有的地方则可以坐汽车，但大多数地方只能靠双腿。
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见教育局长，或者主管教育的第一线领导，然后再深入到当地的学校开展调查。由于我们是中南局派来的，又曾经是从河南南下的，因此大家相见，都非常亲切，愿意尽力协助，并提供关照。
但是，毕竟还是辛苦的。对于有些从武汉市来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而言，就更加苦不堪言了。每天要走很多路，吃得也不好，经常要吃粗粮、杂粮，油水也比较少，更不要奢望零食和水果了。白天忙于调查，晚上有时还要加班，整理文献，做小结。他们满怀浪漫地来上革命大学，没想到革命这么辛苦。
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们发难了。发难的方式是“清君侧”。大概因为我总是带头工作，吃得苦，又是个“老干部”，因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我，而是指向了我依靠的副队长。副队长也是一名大学生，善于口头表达，会应酬，而我对于应酬还很不习惯，因此在与地方干部交往、开座谈会等时，我都让他来代表发言，为我分劳甚多。发难的时候，大家就重点批评他，指责他脱离群众，爱表现，只做一些门面工作，无视群众疾苦，不能将大家的心声向队长反映等等。
一看这架势，我知道是自己的工作有问题，主要是没有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未能及时了解长途行军造成的若干客观困难。我这才意识到，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学生也不同于军人，不能因为自己能日行百里，就把大家累坏。在那以后，我对工作方法做了一些调整，把劳动强度减轻一点，把伙食尽量弄好一点。到结束的时候，大家感觉还挺有收获。领导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个队跑的地方最多，生活最为艰苦，但收集的材料最多。大概我是学历史出身，收集材料方面比较擅长吧。
别的队的队长，在调查结束之后，从当地带回一些土特产，送给院长王自申等人，显得很亲切，很有革命感情。买土特产的钱，应该是调查经费的结余吧。我那个队却没有一点结余，我把所有的钱都用到改善学员的生活上去了。不过即使有结余，我恐怕也想不到要带点特产，加深点革命感情。也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却总觉得有点巴结的味道。好在院领导看到我的调查成绩，也都非常高兴，甚至还要发展我入党。
不过，稍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入党一事成为泡影。
3、办学方针之争
教育调查结束之后不久，教育学院举行办学方针大讨论。在南下之前，相关领导就有创办新型大学的设想，现在讨论办学方针，当然也是围绕如何理解新型大学展开。但听领导们做的报告，全都是围绕着“延安精神”展开的。在延安办学方针的指引下，培训了多少干部，培养了多少学生，表现良好，一片光明云云。在这种基调下制定的办学方针，恐怕还是延安式的照搬吧。这引起学校一些中下层干部的担忧。我们认为，延安精神当然是万古不朽的，但延安的那一套办学方式，则基本上是一种党校或干部培训性质，作为正规的新型大学，不当如此。
不久，学校召开办学方针的民主大会。我作为研究室的代表和院学委会的成员出席大会，坐在主席台上。学委会的全称是学习指导委员会，是为了指导全校干部学习马列理论而设立的一个机构。中原大学有学委会，四个学院各有一个学委分会，我就是教育学院学委分会的。那时把政治学习的时间改在早饭之前，六点起床，七点多吃饭，中间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学习。学委会的人要提供必要的指导，并有权检查大家学习的作业、心得。应该说，能够进入学委会，说明院长王自申对我很重视。不过，在教育方针民主大会上，我以代表广大中下层干部的心声自居，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正在受到重视的学院“红人”，发言应该注意分寸，不宜有损领导尊严。我大谈现在已经是和平时期，在办学上，要尽早从党校模式转变到正规大学模式。首要的，就是要减少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的时间，要鼓励学生在专业上有所增长。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经济建设，高校没有必要整天进行政治学习，好像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压倒一切。我还强调，正规大学之“正规”，就在于教育计划要相对稳定，不可时常变动。还有课程比重要合理，应以专业课程为主体。
如此这般，我自认为是代表了学校相当一部分老师心声，贡献了我们在办学方针上的恳挚建议。没想到，我的发言竟被认为是挑战了党的教育方针。会后，王老亲自布署，安排陶军第二天代表学院党总支发言，题目是《为捍卫党的教育方针而斗争》。陶军发言我未做记录，现已记不清了，但这个题目就够吓人，我一下就变成中共教育方针路线的反对派。我当时很恼火。因为陶军事先在私下交流的时候，我们意见并无二致，他现在怎么这么发言？后来总算明白，陶军也是身不由己。他的发言，发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党的声音。领导要他代表支部发言，他不敢不言。原来党的纪律这么厉害，但党的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就一定能代表党的方针吗？
不过，我的发言也不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在一线工作的四个系的基层干部一起讨论过的。因此，虽然批的是我一个，我们几个同伙也很生气。不过，对我的批判没有持久，很快就由办学方针之争转移到对我实行政治审查。
当时，对我的处境最同情的是高原夫妇。其实，王老对高原也不是非常满意，因为他也比较爱提不同意见。王老向人说过：“教育学院有两个人个人主义强烈，一个是高原，一个是章开沅。”
高原自己不便出面，便经由他的夫人、教工党支部委员杨健，代表支部找我个别谈话。杨健根本不提教育方针问题，坦率地告诉我，现在已在对我进行政治审查。
她对我说：“你要多想一想，不一定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你想起来自己有其他的问题，如社会关系、个人历史等，一定要赶紧向组织说清楚。”
我说：“我的情况在许昌市委都写清楚了，组织上觉得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预备军官管理局是属于国防部的，你和国防部二厅有没有关系？”
我说：“我们不属于二厅。”
她说：“不属于二厅就好。凡带‘二’字的，都是情报单位。”
有人在怀疑我是国民党特务！我感到非常委屈。我想，难道这些人要在我身上再制造一个“野百合花事件”吗？王实味本是一个老革命，就因为在《野百合花》中揭露中共的等级主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硬是被扣上“托派”、“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等帽子，后在行军中遭秘密处死。
反思这一往事，我在进城之后不久，对一个草创阶段的教育学院，提出那么高的要求，显然过于苛求。但是，王老不能容纳批评，也有度量问题。对不同意见的人，在猛批之后继以政治审查，这虽是历史上的一贯做法，但现在历史条件已根本改变，而王老又是一个比较宽厚的长者，我猜想从开封到武汉，总有些人比较“左”倾，学习使不上劲，但开批判会都是上纲上线能手。但这些人是谁呢？
4、与华中大学合并
1951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做出决定，撤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名称，将教育学院并入武昌华中大学。两校合并后，改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更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成立之初，有所谓“三元”比较受重视，指高原，常春元，章开沅，意思是说这三个人还有点理论水平。不过，在“办学方针大讨论”之后，我就被边缘化了，和王老疏远了。因此，与华中大学合并的部署、交接，我完全不知道。现在能够忆及的，只是一点表面的情况。
正式合并之前，已经派人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派陶军通过“新教协”与华中大学取得联系，经常到华中大学做政治报告，增进理解，物色骨干，团结朋友。陶军毕业于燕京大学，口才极好，他的大报告在武汉风靡一时。通过陶军的工作，为合并做了一些必要的铺垫。因为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我们把它所在的昙华林、粮道街一带看得很可怕，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认为间谍、特务有一大堆，说不定还会打黑枪。因此，对于进入华大的陶军，有必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小汽车，步行又太危险，于是每次都用一辆马车接送。认为马车多少有点防护。遇到危险的时候，车夫也是个帮手。这位车夫后来成为华师的第一名司机。当然，他本来是会开车的，不过解放前是开消防车。
陶军的演讲对华大的学生影响最大的，大概是“建立思想上的万里长城”一句。因为合并之后，大家经常把这一句挂在嘴上。国歌号召大家“建立血肉的长城”，陶军则号召华大师生“建立思想的长城”，反对、批判，进而清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构筑思想上的万里长城。由于有这种出色的前期工作，加上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受影响，因此，合并之后，学生们基本上都是欢天喜地的。做保卫工作、开批判会的时候，学生和原中大教育学院的青年教师，还有原华大地下党团的教师，都被作为依靠对象，是一个阵营的。
教师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一般的中青年教师，好像也能和我们打成一片，似乎没有什么隔阂。中间有一些还是地下党员，那就更不存在隔阂。但教师中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其内心世界如何，就不得而知。
至于以韦卓民先生为代表的领导层，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相互之间还是各有防范。有些领导人工作作风比较简单粗暴，使这种疏隔感进一步加深。那时整个高校只有一个党委，设在武汉大学，书记是徐懋庸。徐懋庸才华横溢，但讲话语言尖刻、刁酸刻薄。有一回他来我们学校讲话，批判韦卓民和那些老华大的人，说：“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投鼠忌器。如果器里面真的有老鼠的话，那就把器砸碎嘛，不然怎么抓得住老鼠呢？”如此简单比喻，实在令人不舒服。
华中大学本来是一所非常有内在凝聚力的学校，韦卓民先生一直致力于把学校办成家庭一样。中共如何将其拆散，将其改造，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惜，我当时完全没有怀着研究的态度来观察。
5、解放时我家人的心态
对于我的家人在解放前后的心态，我倒是可以简单说上两句。当然，当时我与家里完全失去联系，只能是多年以后的间接听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祖父的心态和我母亲以及我兄弟的心态，有明显不同。
祖父继承曾祖的家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他的心境。我们家的铁矿公司在抗战胜利之后遭遇“劫收”，已经不归我家所有。面粉厂则在解放后因无力继续经营，被芜湖市中粮公司收购，改为“国营芜湖面粉厂”。
面粉厂被收购时，章家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祖父那一代人的生活依然相当优裕。但是，他的心情还是比较郁闷，毕竟祖上的家业，是在自己手上弄没了。芜湖已成伤心之地，他去了南京，和他的大女儿一起生活。
他们的住地在一条小巷内，小巷外面是一条大马路，巷子和马路之间有一堵围墙。有一天，祖父在小巷散步的时候，巷子外面正好经过一辆飞奔的马车。马惊失控，马车居然把墙撞倒了，祖父恰好被埋在废墟下面。人们把他救起，送到医院抢救，幸好尚无大碍。在那之后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曰“恨再甦老人”。他常给我父亲写信，最后就是这样署名。
同样处于这样大变局，母亲的心情就大不一样。
我投奔革命之前，在家里留下一本高尔基的《母亲》。母亲看了这本书，很受感动，学伯威尔母亲，想为她自己的儿子所投身的革命事业做点什么。渡江战役前夕，我家工厂成为国军江防军营。有一天，有个国民党士兵居然逃到了我家住宅。母亲知道了，赶紧拿出我们兄弟穿过的衣服，让他换上，并且打开住宅后门，让其逃走。
另外，她娘家有个姓芮的侄子正好在安徽学院（现安徽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她也常把我书橱中的进步书籍借给他看，此人以后也参加学运，参加革命，并曾在北京担任机要工作。他多年以后还记得我在书上角下的签名式样。
解放以后，芜湖老家的房子没了，父母先是到重庆北碚姐姐家住，因她在军区图书馆工作，居住条件较好。1954年，母亲和父亲一道来武汉，与我同住，帮我照顾生活。当时学校家属宿舍很少，只有在街道上租住私人住宅。母亲一贯急公好义，讲究清洁卫生，来武汉不久，便当上了我们那个街区居委会的卫生委员。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她恢复了文化学习，经常用小学生的格子本练字，以便填写相关报表，对新社会抱有乐观期望。
我的三哥开诚加入了解放军，随二野到四川的时候，得胃溃疡去世。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可惜那么早就病死在医院。
我的五弟一直与我关系最为亲密。我在重庆当兵，他随我一道当兵。我退伍后办同仁杂志《洪流》，他就为杂志跑“发行”。我投奔共产党，他也相信我，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1947年暑假他和我一道采访过芜湖河南地区一个共产党烈士的家庭，看过一些那个烈士留下的书籍。面对解放，他也欢欣鼓舞。但是，他肺病已重，在战争期间，加上住宅淹水，无法出外就医，一病不起，未能分享到全国解放的喜悦。
五弟病中曾有日记，内有一篇模仿普希金的自撰墓碑文字，临终态度极为安详，最后一句遗言是“好了，我可以走了”。他对自己的健康已经绝望，自觉无从为新社会添砖加瓦，只有尽早离去，免得成为社会负担。当时只有父母在他身边，两老伤心之至，将他埋葬在芜湖名胜赭山，并且在墓碑刻下他自撰的悼词。
我大哥解放前已在上海市卫生局从事医药管理工作。朝鲜战争爆发，他不愿落在弟妹之后，率先参加抗美援朝，在上海奔走呼号，组织医疗队并亲赴前线组织野战医院，曾荣获三等功奖状，使我非常羡慕。据说他从军期间，蓄须明志，可见态度之坚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