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造土地，也改造学校
与华中大学合并之后不久，全校师生在1951年秋天被全部拉到下面去参加土改运动。这固然是农村变革的需要，但同时也还有另一用意：改造学校。才解放时，中共认为旧大学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比较“泛滥”，有必要在一些运动中加以改造。尤其是教会大学，更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顽固堡垒。
教会大学之所以会让中共觉得如此可怕，必须好好改造，原因其实很简单：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创办的，是“宗教侵略”、“文化侵略”的重镇。另外，斯大林的特使尤金1950年中国之行似乎也加深了中共对教会大学的看法。
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时候，向斯大林建议派一个特使来中国了解情况。当时哲学家尤金刚好在座，毛泽东说：“就派他吧。”斯大林果然派尤金于1950年来中国。到中国之后，尤金在很多城市发表演讲，举行座谈。在杭州组织的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出席的多是教授、学者，有教会大学背景的占有相当比重。尤金态度傲慢，杭州的学者们与他针锋相对地做了一些讨论。这件事情令尤金感到不满，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杭州这次座谈会，教授很反动，而且多半是从教会大学来的。这样，教会大学就倒霉了，要多接受一点改造。
华中大学虽然已经与教育学院合并，但大家认为还要从体制上、结构上尤其是思想上进行改造，才能完成向新型大学的转变。刚好，土改运动来了，那就将师生全部拉下去，在土改中接受一些锻炼，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做铺垫。1951年秋到1952年初，学校完全不上课，在外面参加“土改”。“思想改造”得怎么样不知道，但1952年和1953年毕业的学生，学业肯定因此大受影响。
每个土改队并不需要很多人，因此，教育学院的师生出去土改，分布地方相当广，武汉近郊、新洲、孝感都有。我被分到青山，大队部设在火官乡的一个地主家大院里。
土改，首先要扎根串联，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摸清情况，把农民发动起来，然后划分阶级，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地。很遗憾，这些具体的工作，我未能参加，错过了最宝贵的锻炼机会，原因就是我被任命为土改大队秘书。
青山当时是武昌县的一个区。一个区是一个土改大队，区委书记任大队长。大学下去参加土改的干部，不论以前级别多高，都只能担任副大队长等副职或秘书。大队部设三个秘书，一个管总务，一个负责安保，一个负责宣传教育，我就是负责宣教的秘书。教育系的朱辕亦为原中原大学南下干部，负责总务。武汉市委来的老喻负责安保。一个土改大队分成几个片，每个片有片长。片下分组，也有若干干部。
作为负责宣教的秘书，我花精力最多的事情，是编辑一份青山土改简报。我是主编，底下有两个记者，全大队跑，收集稿子，进行采访。这两位，一个来自物理系，一个来自教育系，都是年轻老师。我还有一个很得力的小助手，是刚入学不久的本科生，但却是老革命，广西人，很小就参加东江纵队，在部队里学会刻钢板。现在协助我，为土改报纸刻钢板，有时也能帮忙编排。
2、和平土改的失误
按照规定，本地干部为正职，学校下去的干部为副职，其用意十分明显，土改要以当地干部为主，外来干部为辅。但是，实践中，却存在“洋包子俘虏土包子”的现象。
我们的大队长是个河北人，年轻的老革命，十多岁就参军，打过仗，身体很棒，武艺高强，但行伍出身，级别不高。大学下去的干部，资历老，级别高，能说会道。要说土改，他们也有资格说话，因为有些人在老区的时候就参加过。因此，土改一开始，就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副职头头是道，正职沉默寡言。
大概大学的领导们受了邓子恢的影响。邓子恢强调政策的严肃性，主张稳当扎实，反对暴风骤雨。他是中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之一，具体负责抓土地改革。我们进行土改，每次开会，都以学校去的领导为主，开会程序大体与学校相同，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别人的工作如何开展，我不大清楚。作为负责宣传教育的秘书，我按照要求，除了在简报上做些宣传之外，还亲自对农民和地主双方都做了一点政策性的宣传教育。
对地主，我奉命主持过“地主学习班”，向他们训话，主要是讲解土改政策，介绍中共阶级路线，要他们认清前途，配合土改。不过，这种学习班也许太和风细雨，地主们似乎并不当回事。这也是人之常情，有谁愿意轻易把自己的土地财产交出来，分给大家呢？
对农民，更是教育为主。我应邀向他们宣讲过土改后的好处，告诉他们，土改后将会走苏联的道路，实行合作化，建设集体农庄，康拜因在大田野里开，物资丰富，生活幸福，云云。这种宣传能有多大效果，我心里也没有底。唯一能够证明我的宣传还有点影响的，是物理系一个学生，扎根在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姑娘，听了我的宣讲之后，特别激动，非要那个学生带着来见我，说她很崇拜我。我说：“崇拜我什么啊？”她说：“你讲的‘新农村的前途’和‘土改与合作化’，太美好了。”大概我的宣讲，还能燃起部分青年农民的激情？
我们那种土改方式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土地分不下去。扎根也扎了，串联也串了，宣传教育轰轰烈烈，但群众还是发动不起来，只有极少数积极分子围着我们转，其余多数人都在观望。相反，地主富农的态度还有点强硬。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法“斗地主”，分田地。
3、一次扭转偏向的会议
记得有一天，大队部的主要领导都出去开会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队部留守。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一接，是市里面打来的，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李书记今天要到你们大队来。”并告诉我，李书记会自己在外面吃饭，不需要为他准备晚饭；明天要在我们大队召开会议，今晚就在这里过夜，要给他准备一间房休息。
放下电话，我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属于武汉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书记是德高望重的李尔重。李尔重要来，是件大事。但领导们都不在，我该如何准备呢？一时又理不出头绪，只有把队部一间闲置房间稍微整理一下，并且烧一瓶开水。
傍晚时分，我看到远远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循着田埂朝大队部走来了。上前一问，果然是李尔重。我赶紧把他迎进来，在卧房安顿好。
他笑着说：“小章，你不用管我，也不要去通知别人。我要休息一下，准备一下明天的会议。”
为了便于他了解我们大队的土改情况，我清理了一套完整的青山土改简报送给他。进门时，看到他在卧室里踱来踱去，似乎正在认真思索着什么。卧室里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我瞌睡大，将尔重同志（当时都这样称呼）安顿完毕，自己就躺下睡着了。队里领导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之后是否和李尔重见过面，又是如何通知全大队干部来开会的等等，我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饭之后就开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小组长以上的干部，把很大一个会议室坐满了。我很惊奇，他们是怎么把分散在四方八面的大小干部这么快召集到一起的。
会议一宣布开始，就请尔重同志讲话。开头几句还比较客气，讲着讲着语气就严峻起来了。他对我们未能将群众发动起来很生气：“你们这哪是群众运动，你们这是运动群众！”他说我们的土改是“牵着牛鼻子演戏”，效果很差。他说：“你看，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地还分不下去，老百姓眼巴巴地等着，贫下中农过春节连饺子都吃不上！”他是北方人，强调春节吃饺子的重要性。
为什么会出现土地分不下去的情况？李尔重归结为没有好好清匪反霸，土匪恶霸势力未受沉重打击。因此，要重新发动群众，必须补上这一课，必须“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他的声音很轻柔，但语气却极为沉重，给我们这些基层土改队员造成很大震动。以前我们相信大队部一套土改方法是理所当然，现在被上级党委全盘否定了。
条分缕析，追根求源，严词纠偏以后，他又缓和了一下语气，安抚我们一下：“当然，不是说你们没有做工作。大家很辛苦，也做了很多基础工作，这是不能否定的。”
说完，他把手边的一摞土改简报拿起来晃了晃，说：“看，这个小报就编得很好啊。”我一听，心里还有点小小安慰。这是那次会上，唯一得到尔重同志表扬的工作。
不过，从整体而言，我们队的工作是被全面否定掉了。因此，在那之后，马上改变了工作方式，真正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让他们放手工作，大学下去的书生领导们真的成为副职了。
4、杀一儆百的效果
具体是如何“关一批，管一批”，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清晰记忆。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是“杀一批”的一点情况。至少有四个人被杀，其中有一个老年地主，显然是被错杀了（其他三人的情况我不清楚，据说有一个曾是土匪头目）。此事我一辈子记得，并且颇怀内疚。
这个地主，大概有六七十岁，瘦高身材，银须拂胸，骨相清奇，透出几分儒雅。他有一个儿子，早年离家参加革命，解放后留在东北工作。家里有很多书，都是他儿子留下来的进步书刊，他把它们当宝贝一样收存着，我还曾经到他家里翻阅过。据他自己讲，因为非常相信自己的儿子，他做过一些保护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家失火了。他从里往外跑，大声叫人救火。火被扑灭了，他不久也被逮捕了。理由是，起火的时候，他是由里往外跑。但据他自己讲，是自己老眼昏花，不小心把油灯泼了，首先把蚊帐烧着，他想扑灭，但年纪大了，水缸又正好缺水，只好往外跑，喊邻人帮助灭火。
他自己的陈述没起作用。我根据自己平时和他的接触，认为他不是纵火，曾向大队领导私下反映，但我人微言轻，未蒙采纳。连他自己的儿子为了与他“划清界限”，也不敢设法援救。结果，他被作为反面典型抓去受审。形式上虽是公开审判，但公检法和党政合为一体，区委的组织部长既是检察长，又是审判官。那种体制，当然难以体现法治精神。
同时受审的有四个人。大会宣布判决之后，很快就被拖到刑场枪毙。那个老地主，在被押送刑场时，还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大概他临死都觉得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底下这班人太胡来。押送军警连忙用毛巾塞住他的嘴，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我不知道同时被枪毙的另外三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恶行劣迹，但至少这一个老地主，我觉得是无辜的。
通过“杀一批”，同时还有“关一批，管一批”，地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真正的反动势力也立时收敛。这样一来，农民也就好发动了。分田地，分浮财，对贫下中农而言，土改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以前他们不是不想，只是不敢，现在地主蔫了，他们当然公开热烈拥护土改了。因此，很快，土地分下去了，浮财也及时分发，终于可以保证贫下中农过一个祥和春节了。
土改结束之后，土改工作队的人员，绝大部分都被撤回武汉市集训。集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土地虽然分下去了，但还需巩固提高，需要加强干部水平，在春节后展开一系列后续工作；一个是春节期间，分到了田地的农民可能会为了表示感激而请工作队人员吃喝，形成变相扰民。
因为集训，春节的时候，大队部与各片只剩下很少几个留守人员，我是其中之一。偶尔到外面走走，就能感受到分到了田地的农民们的喜气洋洋。很多人家临时在屋子外面搭个灶，摊豆皮、做糍粑、炸“翻散”（一种面食小吃），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我们才弄好的豆皮，你们尝一尝吧。”“请你们吃我们家的糍粑。”我们走在外面，总能受到热情款待。但土改纪律非常严格，我们也只能略作示意而已。
不过我们留守人员春节过得也很愉快，各片轮流做东，有酒有肉有不同流派的饺子，大家自得其乐。但外松内紧，唯恐春节期间敌人反扑酿成事端。特别是大队部只留下我一人（因我当时是单身），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领导，却要暂时负全面责任，除定期召集各片留守人员集中汇报外，还要不时深入各片了解基层情况。
5、人声灯影
就在春节期间，发生了“情况”，引起人心惶惶。
有一天，天兴洲片派人跑来告诉我：“最近每天晚上在天兴洲一带都有很多灯光闪烁，人声嘈杂，不知是什么情况？”
我一听，难免心中一惊。天兴洲在长江中间，地形比较复杂，向来是宵小藏身之地。土改还未最后结束，是不是被专政的地主阶级反攻倒算，与匪徒勾结，想要发动事变？不过，在来人面前，我还是镇定地说：“你先回去，我们设法具体了解一下。”
春节期间，大队部里也没有什么人可派，只有自己去了解情况。但我一直在学校工作，没有武器自卫。正好大队部临时来了一个人，以前是在市府做人事工作的，他倒有一支手枪。我去找他商量，希望借用一下。他知道我会使枪，很爽快地同意了，并给了我一匣子弹。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嘱咐，带枪便负有责任，不能随便使用；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我原来当过兵，这些道理都懂。装上子弹，把枪往裤腰一掖，步行往天兴洲方向去了。
天兴洲四面环水，必须乘小船进入。我到的时候已是午后，刚好那天很晴朗，视线不错。我沿着江边观察，别处都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唯独一处有一些木排。或许，灯光和人声都与此有关？
到了晚上，在木排那一片，果然出现了灯光和人声。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张起耳朵仔细听了又听，依稀听到有关木排行情的话。于是，我能够确认，那些闪烁的灯光和嘈杂的人声并非来自地富反坏分子，而只是一些放排的人，春节期间在天兴洲靠岸，就地休息饮酒嬉闹发出来的。
这样，令我高度紧张的“人声灯影”事件，最终只是一场虚惊。我如释重负，转身摸黑赶回大队部，随即将枪和子弹完璧归赵。这是土改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