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爝火团契
上大学期间，我被吸收参加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我有青年军背景，经常穿一身美军军服，应该给人很正统的感觉，为什么会被吸收到进步学生团体中呢？
这恐怕与我中学的经历有关。邓季宣离开九中之后，去白沙女中当了校长。其后，朱金声老师也去了白沙女中。由于我在九中被开除后漂泊流浪，入伍当兵，耽搁了不少时间。因此，上大学的时候，刚好和朱老师在白沙女中带过的学生同年入学。大概朱老师在课上或课下介绍过我的情况，她们在金大入学以后，主动来找我，一起谈论朱老师，一起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她们逐步了解我，知道我有进步倾向。因此，她们加入爝火团契之后，就把我也介绍进去了。
爝火团契是金大、金女大众多团契中的一个。“团契”本是一个基督教术语，英文名fellowship，多指基督徒和慕道友所举办的聚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教会大学，很多学生团体都打“团契”名号，因此团契不再限于宗教生活。大致而言，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团契，由纯正的基督徒组成，以增进宗教信仰为目的；一种是有政治倾向的，但偏向保守，这种类型的团契不多；第三种是有进步政治倾向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有进步倾向的学生组织打上“团契”的牌子，是一个不错的掩护。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也不太好干预。
在众多有进步倾向的团契中，“爝火”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爝”就是火把。爝火团契的成员，有金大的，也有金女大的，有历史系的，也有别的系的，总共只有十几个成员。爝火团契的活动方式，主要有办墙报和举行读书会，偶尔也有一点增进内部友谊的活动，如1948年秋曾经一起去过栖霞山一次。另外，为配合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我们在1948年春举办了一次“红五月学运历史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当然，当大型学生运动来临，我们团契必定积极参加。这种时候，会有地下党的人员通知团契的负责人，团契负责人再组织本团契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无法知道谁是地下党员。在运动中表面上最活跃的分子大多不是地下党员，地下党员藏得很深，从不暴露。活跃分子在运动中如果被捕，因确实查不出中共痕迹，也就相对安全。
中共地下组织如何联络团契，发动学生，不得而知。我想，肯定有一个指挥机关，有很多联络员，暗中操作。至于在一线的，则多是中共的同情分子，非常活跃，也很有才干。1947年“五·二〇”游行的时候，在第一线组织工作的是金大自治会的头，叫宁培涛。他是历史系大四的学生，颇有大将风范，组织游行队伍井井有条，精明干练，沉着稳重，我崇拜极了。和军警发生冲突之后，他还指挥队伍基本有序地撤退。撤退之后，马上组织反击，撰写文章，抗议军警特务的暴行。还在当晚举行各种文艺演出，用多种方式表达对国民党的不满，士气很旺盛。
“五·二〇”游行中，除了军警特以外，另一敌视进步运动的群体就是那些来自青年军的学生。这些学生多半来自西北农村贫苦农家，但对蒋介石父子忠心耿耿。他们说：“你们这些公子哥儿，白天游行，晚上跳舞，你们反什么饥饿？要反饥饿，也应该是老子们反！”他们没法认识历史的潮流，也无法认识到民运学子们虽然多出生于富庶之家，但却代表了贫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和游行队伍也发生冲突。学年结束不久，这些人因成绩不过关被学校清退，我们感觉阻力小多了。
爝火团契的负责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曾宪洛。他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玄孙，进入金陵大学比我晚，才华横溢。平常一副名士派头，有时穿着睡衣、拖鞋在校园漫步。在1948年5月22日举行的纪念“五·二〇”一周年晚会上，他表演朗诵艾青的《火把》，很有感染力，很好地掌控观众情绪，最后全体参加者都跟着朗诵，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点燃，大放光明，欢声沸腾。团契的那次栖霞山之行，也是他组织的。从栖霞山回来，他在他叔父曾昭抡家招待我们。曾昭抡是中央大学化学系的名教授，在栖霞山附近租住一座独立的小洋楼，当时恰好去了外地，于是我们有机会见识名教授的优裕生活。在那里，我们品尝了阳澄湖的螃蟹，还第一次从家用冰箱里享用了冰淇淋。
2、墙报诗文
我们的墙报名为“天南星”，我是主要撰稿人。稿子写好之后，一般都是在夜半，与团契里的伙伴一道，抹上浆糊，悄悄贴上学校指定的宣传栏。曾宪洛头脑灵活，为我取了一个笔名：文封湘。“文”对“章”，“封”对“开”，“湘”对“沅”。我现在还能够记得的，是自己在墙报上发表的两篇有点影响的作品。一篇是时评，叫《漫话金圆券》，一篇是诗歌，叫《火车抛锚》。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其目的本是抑制通货膨胀，但事与愿违，发行之后，商品流通瘫痪，社会陷入混乱之中。此事不但关乎国民党政权的前途，也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连我们在校学生也感到受了影响。因此，爝火团契的内部读书会就此作了一次专题讨论。由于我们团契中没有经济学系的同学，而我则在计政班多少学了一点，因此大家觉得我的发言比较好，提议由我撰写一篇时评。
接受任务之后，我运用货币学原理，从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物价趋势等等，分析金圆券应该有的储备，并推论说金圆券的实际储备不足。又结合金圆券发行之后以金圆券换取银元，人民不信任纸币，开始囤积粮食等问题，暗示金圆券必然无法长久。通篇都是学理分析，并无一句“国民党腐败”、“朝不保夕”、“立即垮台”之类的话，这样就不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没有想到，贴出去之后，第二天就有很多人去看，甚至还有一些经济系的老师也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还到处打听“文封湘”是何许人，居然能够运用货币学原理分析金圆券，并且说理还比较中肯。
《火车抛锚》是一首很长的政治讽刺诗，有模仿，有创造。我当时学马凡陀（袁水拍）的通俗风格，但又没有机械地模仿他。我在课余读了一些英文版的印第安文学作品，其中有一首古老的歌谣名字叫做《大白翅》，其格律被我借用了。火车没有锚，怎么会有抛锚之事？这也是模仿童谣里面的表达：“往年怪事少，今年怪事多，板凳爬上了墙，稻草打破了锅。”板凳自己爬不上墙，稻草更加打不破锅，都是怪事。火车没有锚，却抛锚了，这也是怪事。这首诗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能记得的，是中间很多行都是“火车抛锚，我们前进”，全诗以“我们前进，我们前进”结尾。
这首诗歌贴出去之后也受到欢迎，甚至还被流传到校外，大概与它的旋律和文字都比较清新有关。据曾宪洛说，有音乐系的同学曾经准备为它谱曲，但后来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似乎没有谱成。
3、一箱子书
爝火团契的读书会所读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为了安全起见，在一起讨论的次数并不多，而以自学为主。有一箱公用的书，还有一个公用的笔记本。书箱经常变换收藏地点，由团契的同学轮流保管。团契中人需要看什么书，在上课的时候打个招呼，下一次上课时由保管者带来。读完书有什么心得，就在公用的本子上写几笔，供他人分享。
书箱里的书有三种。一种是莫斯科出的中文书籍，如《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等，印制精美。第二种是中共的文献，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第三种则是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类通俗性、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1948年，我住进了丙字楼。丙字楼是比较好的宿舍，木地板，有专职工人提供服务。衣服不用自己洗，早上还会有人送上热腾腾腾的豆浆。更为重要的是，丙字楼一个宿舍只住三个人。其中王元圣学长早已参加进步学运，虽然和我不是一个团契。另一个室友虽然说不上反动，但思想比较顽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政治上趋近国民党。他在我们宿舍势单力孤，大概也意识到被我们怀疑，不久就搬到别处去住了。这样一来，我们宿舍就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所在。曾宪洛当时是一年级新生，住在旁边一栋宿舍的一楼。他看到我房间条件这么好，提出来此后把书箱交给我保管。我也没有多想，把书箱往床底下一搁，就算是保管了。
据我观察，书箱中的书，流通并不频繁。不过，由我保管之后，我自己读起来倒是很方便。晚上无事的时候，我就把书箱拉出来，一本一本地读。读完了，还在公用笔记本上涂鸦几笔。记得有一回突发奇想，写了一段心得，阐释自己的“唯情论”。大意是说，人生的动力，其实来源于情感的羁绊。凡人都有感情的牵挂，对父母，对兄弟，对姊妹，对爱人，对朋友，为了彼此的感情而活着。这种“唯情论”，显然是违背唯物论的，甚至可以说是唯心论的。好在那个时候，在进入解放区之前，这样说说还无妨。更妙的是，爝火团契中有的同学读了，居然大表赞赏，以为是我学了什么新的马列原理。可见在那个时候，有些参加进步学运的青年知识分子，马列水平并非都有多高。
4、“中国往何处去”
1948年秋，国内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这时，“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也越来越响亮，鼓吹既不走共产党的道路，也不走国民党的道路，而要走一条新的民主之路。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对中国革命而言，是一种阻力。于是，爝火团契联合其他社团，在金大举办了一场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往何处去”。当时，“第三条道路”的一员干将刘不同先生在南京担任大学教授，我们还特意邀请他来参加讨论。
这次组织似乎有点问题。海报贴了，敌对方的老师也请了，但自己这一方如何发言，则缺乏严密安排，而只是口头说一声：“讨论的时候，发个言吧。”至少我收到的，只是这么一个通知。因此，我一直以为另外安排有主讲人，没有认真准备。
讨论原定在北大楼的一个大教室，能坐百把人，因到会者越来越多，竟达到三四bai人之多，只有临时改在楼前左边草坪上。大家围成一个大圈，有的坐着，有的站着。
讨论开始，由刘不同先生先发言。刘先生有“刘大炮”之称，很能讲。他的发言，虽滔滔不绝，但语言简洁，洪亮而又雄辩。刘先生讲完之后，有点冷场。因为他侃侃而谈，我们又缺乏精心准备，难免有点紧张。
这个时候，有人用手戳了我一下，说：“章开沅，你先讲。”
这次活动是我们团契领衔组织的，我们有责任讲一讲。我看大家都有点紧张，只好故作镇静，开口讲了起来。“学生挑战教授”，好像很有英雄气概，其实不是这样。我本来站在别人后面，被怂恿出来讲的时候，也没好意思站出来，还是站在别人背后讲的。讲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创造，无非是将《新民主主义论》上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一下罢了。
不过，因为我对《新民主主义论》非常熟悉，因此贩卖起来也可以滔滔不绝。在我长篇大论之后，气氛就缓和多了。别的同学看我如此勇敢，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意见，从国际国内各个方面论证“第三条道路”何以走不通。由于我们人多，倒也显得有气场。
不过，辩难之中，刘不同先生始终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很有风度。并且，他也不是完全孤军作战。曾经与我同室的那个基督徒，就和刘先生同一战线，在我发言之后，瓮声瓮气地反复问我一个问题：“章开沅，你说第三条道路走不通，那你说，中国该走什么道路？”看那架势，他就是想逼我明明白白说出“中国应该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也不含糊，你逼我说，我就是不说。在那种场合，如果公开说出“新民主主义道路”，那就会给人留下把柄，遭到迫害。我这点警惕还是有的。因此，话只说到一定的程度，虽不明白说出，但听者脑中自然明白中国该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总之，那次辩论，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这群民运学生，至少在客观上帮了共产党的忙，宣传了新民主主义的正确与美好前景。也正因为这样，我和其他一些同学，虽然在辩论中有意保护自己，但还是被当局盯上了。于是，我们只好离开金大，逃离南京，投奔解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