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营生活掠影
青年远征军的总司令是罗卓英，政治部主任是蒋经国。入伍之后，我被编入二○一师六○三团二营五连二排，驻扎在铜梁县城一所小学里。二营共有四、五、六三个连。学校大门朝南，进去之后东、西、北三面都有房子。营部设在大门边，五连营房在北面，四连和六连分别在东西两面。我们的营长姓胡，行伍出身，是个中校，湖南人，个子不高，一脸络腮胡，给人很强悍的感觉。连长姓张，少校军衔，张治中的侄子，曾经在九中担任过军训教官。排长姓杨，才从军校毕业。一般部队，是少校当营长，上尉当连长，青年远征军的编制则不同，少校当连长，中校当营长，在编制上比别的部队高一级。因为曾经同在九中，张连长对我和五弟显得特别亲切：“你们两个九中的，都还是我的安徽老乡。”因有这层关系，我们受到他的不少关照。他本来可以有更好前程的，但形象上有点缺陷，兔唇，受限制了。
训练分学科和术科，但二者又不是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筑城，在课堂上学就是学科，到野外去做防御工事就是术科了。又比如射击，在课堂上学习射击学，那是学科，练习射击，就是术科了。训练抓得很紧，并且是完全围绕着军事的，党化教育的东西几乎没有，那些仪式化的货色甚至还没有中学多，军官们没有整天卖狗皮膏药似的灌输“蒋委员长伟大”之类的肉麻话。营部和连部没有政工人员，团部有政治部主任，还有些干事。政工人员没有威信，大家都瞧不起他们。我记得那时有一句话专门挖苦他们：“男干事，女干事，男女干事。”
一个星期训练六天，星期天休息。休息日要做勤务。勤务做完了，如果不要值班，可以上街，大家就各显神通，找点乐子。
有一位老兄，浙江人，入伍以前做过小公务员，很会交际。到部队没有多久，就和一个小酒店的老板娘混熟了。后来老板娘娶儿媳妇，居然把他和同一连的友人都请去了，用大笼粉蒸肉与大曲酒隆重款待。
休假的时候，也有到茶馆喝茶或玩桥牌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吴天牧，入伍前是邮局职员，自认风度翩翩，是个美男子。有一次在茶馆喝茶，看到一群年轻太太打牌，一个个都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有一个穿一身浅绿色旗袍，显得幽静娴雅。吴老兄见了，怦然心动。回去之后，向我们讲起这件事情。军营生活非常枯燥，难得他老兄有这么点新鲜事，我们便决定采取一点行动。
首先经过打听，弄清楚了是哪一家的姨太太。然后给他参谋，帮他写了一封信，表达爱慕之情。我突然产生恶作剧的冲动，于是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鄙人上唇左侧有黑痣一颗，即以此为相认标志。”写好了，由另一位老兄投入邮筒。结果是泥牛入海，消息全无。有人埋怨我：“就你那一句，把人家吓跑了。黑痣一颗，谁知道多大呢？”
当然，毕竟是知识分子从军，也不尽是胡闹。更多的时候还是有品位的文化休闲，有机会就到书店看书、买书。部队那时也容许闲暇阅读，我记得流行一时的“企鹅丛书”，里面有很多外国名著。这套丛书做成袖珍型，方便我们这些当兵的携带随时阅读。吴天牧读的书很多。他是一个托尔斯泰迷，是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讨论托尔斯泰，思考战争与和平。他的洁癖比我严重，每天都要洗澡。如果没有热水，就用冷水洗。他冬天总是贴身穿一件白色的卫生衫，有时还得意地把衣领翻出来给我看：“雪白的，多干净！”
我们还办了一个团刊。蒋介石侍从室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也在我们连，他们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文字功底很好。他们带头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因此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忠心耿耿。我曾听他们议论：“委座看着看着头发就白了。”团刊就是他们主办的，显得很活跃。我们入伍在1944年底，1945年元旦团刊就问世了。主编要求大家写稿子，我刚好有在吊脚楼改好的《春的礼赞》，交给了一个姓龚的负责人。他一看，大表欣赏：“哎呀！这个不是一般的稿子！”竟把它放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我也受到鼓舞，在那之后，一有时间就写点与军营生活有关的小散文。不过，团刊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侍从室的从军者，又被紧急调回原岗位，我的那些小散文，到退伍之后，才在《新民报》、《和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干戈”或“章戎”。
我们中有好些高中毕业的，还想将来有机会继续求学。我虽高中没有读完，但也希望退伍以后能够再考大学。因此，订了一种叫做《英语学习》的杂志，并买了一些书——我因为被算作那个仓库的正式职员来当兵，每月寄来的薪水还不算菲薄，买的书更多。这些人当中，我与董务民、陈翘邦、吴天牧等人交往相当密切，董务民痴迷于数学，我也常用休息时间做英语图解练习。后来我和陈翘邦进了金陵大学，董务民进入清华大学，解放后并入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成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并任《力学学报》编辑，亦曾在新疆多年研究并推广风力发电。吴天牧进了复旦大学，上学期间，还曾经将他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住在南京的表妹托我照顾。
1960年与董务民重晤，摄于武汉长江大桥
2、五弟“逃亡”
入伍的时候，五弟和我同被编入第五连，但不在同一个排。我在二排，他在一排。初入伍时，五弟的干劲也很足。他个子高，被排在前面。我个子矮，排在后面。排在前面的是一等兵，排在后面的是二等兵。没想到，排在前面反而出了问题。
原来，训练的时候，排在前面的一等兵要扛迫击炮。有的扛钢管，有的扛炮架。五弟虽然个子很高，但实际上不足入伍年龄，加上原先又很病弱，结果，训练的强度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他的身体吃不消，吐血了。
因为不在同一个排，平时大家训练都很紧张，兄弟两接触很少，我最初并不知情。幸亏一排的排长人不错，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一向爱兵如子，他向张连长反映了。张连长马上找我谈话：“章开沅，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弟弟吐了几次血了。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再拖下去要出大事的。”
我一听，心头一紧，但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说：“那该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啊，我们的家也不在这里。”
张连长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有条件，还是应该找个亲戚家借住一下，治病第一，生命是最重要的。”
我问：“那么，就让我弟弟请假吧。”
他说：“请假是不可能的。才入伍呢，怎么可能准假！”
那该怎么办呢？
他接着说：“干脆叫他离开部队算了。”
这不是叫我弟弟开小差，当逃兵吗？我越发疑惑了：“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他说：“放心吧，我负责任，并且营长已经同意。”
在那之后，张连长还为我弟弟准备了一套便服，并叮嘱：“出营的时候，一定要穿军服。”
按照张连长的指示，我们利用一个休息的日子，假装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让弟弟把衣服换过来。我当时手上只有一点钱，全部交都给他了，让他去找小叔祖，好好养病，以后生活费也由我负责，可以在仓库薪水中扣付。
那时候真是少不经事啊！怎么能让病中的弟弟一个人走远路呢？从驻地铜梁到重庆未通汽车，必须步行30里才能到达重庆市区，万一路上犯病怎么办呢？但我实在无可奈何。弟弟经过一段调养，体质有所提升，他倒显得信心十足，坚决不让我远送，唯恐引起别人怀疑。我独自站在田野上，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快步急行，连头都没有回，作为唯一见证此情此景的亲人，只有默默祷祝他一路平安。
目送弟弟远去之后，我回到驻地，把军装及所有被褥等物品一律上交。果然，五弟离队后风平浪静，没有引起任何事端。
弟弟到达重庆找到小爷爷（即小叔祖），受到热情照顾与及时治疗，病情迅速好转，真是老天保佑！死神夺去我的弟妹太多，我已经难以承受死别的惨痛。那时没有可能打长途电话，幸好军邮信件畅通快捷，我很快就接到小爷爷的及时平安家书，这才把一颗紧着的心放下。
但是，偏偏爱管闲事的我，自己却鲁莽闯下一场大祸。
3、“闹营”被“禁闭”
1945年夏天，临近我连的四连发生一次“闹营”。“闹营”分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士兵晚上做噩梦，或者梦魇，惊醒后大呼小叫，引发连锁反应，以致造成混乱，这种又叫做“惊营”，一般不会处分当事人。另一种则是人为操纵的，那就是大事，为首者可以枪毙掉。
四连那一次“闹营”的起因，好像是该连有一个军官，带兵的方法是老式的，动辄打人。那天白天，军官打了士兵，士兵不服，到了晚上，相互鼓动，闹事反抗。此事本来与我毫无关系，但一听说军官打了士兵，就非常激动。我连与四连宿舍相接，但五连全连的士兵都睡着不动，就我一个人起床，跑到四连那边，跟着吼叫抗议。
四连的连长经验不足，眼看就控制不住局势。这时，营长只有亲自出马，紧急命令全营集合，断然叫号兵吹集合号。这一招果然灵验，因为入伍已逾半年，大家已经习惯于一切听从号令行动。三个连迅速列队站好，队伍宛如一个“凹”字。
营长对四连闹营予以严厉训斥，这本来也不干我的事。但在末了，营长顺手指了我一下，吼着说：“章开沅，你这个小学生也跟着瞎闹！”
现今想起来，这句话其实是在为我开脱，因为很明显，他说我是“跟着”闹，最多是个从犯，不是主犯。“小学生”者年幼无知也，也属于宽恕之词。但我当时真正是年幼无知，而且太过自尊加自信，觉得“小学生”几个字深深刺痛了自己，竟然出列顶撞：“我是小学生？我还不止是高中生呢！我还读过大专……”
张连长和杨排长一看，赶忙制止：“章开沅，回列！”
我偏偏不肯回列。这一来，营长真的发火了，因为服从乃是军人天职，决不容许下级当面顶撞上级，何况又是正当严重事态之际。
“值班卫兵把章开沅押走，送到团部去，关重禁闭！”营长一声令下，我立即被两个卫兵押送到团部去了。
团部有一个单独的重禁闭室，我就被关到那里面，外面还有卫兵持枪监视。不过，对我也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因为我毕竟不是闹营的头头。后来才知道，四连那个带头闹营的被送到军法处审判，受到更重的处罚，终于病死。
我们团部的重禁闭室是一间很宽敞的房子，高高的，顶上有亮瓦，大概是仓库改的，没有窗子，也没有正式的门，入口处是一个铁栅栏。把你往里面一送，哨兵在外面一站，插翅难飞。
关重禁闭有两件事情不好受。一件是晚上总是点一盏很亮的电灯正照着头部，让人休息不好。不过我瞌睡大，不久之后，在强灯之下，照样睡得很香。从那以后就形成不良习惯，晚上可以开着灯睡觉（习惯于躺在床上看书）。一件是饮食，每餐都是一大碗白米饭，没有菜，连盐都没有。关禁闭久了的人会水肿，就是由于缺盐造成的。我在重禁闭室呆了有个把月，但却没有水肿，那是因为得到了战友的帮助。
我有两个战友，都是南京人，入伍前，一个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做王正炳，一个是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叫倪什么春，中间那个字忘记了。我被关进去不久，他们两个来看我。临走，交给我一个水壶，高声说：“这个水壶留给你，口渴的时候可以喝点水！”我打开一看，一滴水都没有，满水壶的辣椒炒豆豉！他们冲着我狡黠地一笑，走了。那成了我的宝贝！从此，饭也吃得下去了，人也有劲了，不要担心脸变肿了。但一个人坐禁闭，完全失去自由，不准看书阅报，也不许唱歌拉二胡，整日默默无语。房间不见天日，又无钟表，只有看着亮瓦射入的光影转移，才能大致判断时间。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度过，这才是最大的煎熬。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卫兵混熟了。其中有一位对我特别好。他知道我既不是什么政治犯，也不是什么要犯，没有犯什么罪。他居然放我出去走走：“你可以到附近转一转，但不要到大街上去，在偏僻一点的地方遛一遛是可以的。”
我真要出去的时候，他又有些不放心，反复叮嘱：“千万别招摇，小心被长官看见。要被发现，我就要倒霉了！在换岗前一定要回来！”能出去走走，晒晒太阳，真是莫大的幸福，对他的嘱咐我都答应，并且认真遵守承诺。
4、多余的报复
虽然我在重禁闭室的处境并非很坏，但对这种处罚，却有点耿耿于怀。张连长无心害我，我心中清楚。闹营那晚，当我顶撞营长时，杨排长对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是记得的。至于胡营长，就因为我顶撞两句，居然把我关那么久，我也有点难于释怀。
禁闭室的岁月似乎特别悠长，但不知不觉就到了中秋佳节，营里盛大聚餐，庆祝中秋与双十两个节日。官长们实在是非常宽厚，居然还想到我，并且命回营参加晚宴，这对于我真是莫大的喜讯。
聚餐在学校操场举行，每个班坐一桌，挺热闹的。可能是事先安排，杨排长独自端个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到了我们这一桌，别人都站起来与他碰杯。我也站起来了，但当他与我碰杯时，我却把自己的杯子放下来了。
我的战友后来埋怨我：“你这个人真不识抬举！他过来给你敬酒，就已经有示好的意思了。你与他碰一下杯，说一句话，不就从禁闭室回来了吗？！”
我知道经这么一闹，肯定一时半会是回不来了，聚餐之后，自己回到禁闭室报到。在里面又住了些时日，终于奉命离开。
很快，1946年元旦到了。部队不但加餐，而且还举办文艺活动。我们布置了一个游乐室，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我负责制作谜语。我专门为营长设计了一个：“‘胡营长训话’，打一字。”吃过年饭后官兵同乐，很多谜语都被猜中，只有这一条猜不出来。
后来有人问我：“你这个谜语很怪，究竟是什么字？”
我说：“这个都不知道啊，就是‘谢谢’的‘谢’字啊。”
“怎么会是‘谢’字呢？”
“寸身言。”我得意地道破玄机。
胡营长很矮，他来训话，不就是“寸身言”吗？我设计这个谜语，内心自以为得意。
他们听了，惊讶说：“你真是胆大包天啊！”
一个老兵皱起眉头，说道：“你以后可能要倒大霉，正式上战场前，你还是开小差走了算了。”
我不解：“为什么？”
老兵说：“你的谜语羞辱了胡营长。如果他记仇，上前线的时候，他可以从后面一枪把你崩了，还说你是逃兵。”战场验尸，要看子弹是从后面还是前面打的。前面打的就是烈士，后面打的就是逃兵。
我听了之后也有点后怕，不过口上却说：“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我们这支青年远征军，没有上过前线，因此那位老兵担心的事情，也无法验证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不过，我相信，即使上前线打仗，胡营长也不会从后面朝我开枪，他一定能够原谅年少无知的我的鲁莽。
现在回想，那时的我真是鲁莽。张连长不消说了，就是胡营长和杨排长，他们也都是不错的。胡营长并没有将我参加闹营一事上纲上线，杨排长对我严厉一点，其实是对我的变相保护。倒是我自己，自以为聪明，心胸狭窄，用小动作报复，想来都很惭愧。几十年过去了，今日之我早已不是昨日之我。但是，今天这个八十多岁的章开沅，还是想代表昨天那个二十岁的章开沅，真诚地向胡营长和杨排长行一个军礼，道一声：“对不起！我已知错，请原谅我吧！”
5、退伍记
1946年欢度元旦之后不久，全团大幅度改编，我们这些高中毕业以上的士兵，集中编入一营一连，我就这样离开了二营五连，告别了胡营长、张连长、杨排长。董务民、陈翘邦等好友也与我一起到了一营一连，接受预备军官教育，并且一律提升为中士待遇。如果不复员，可以在部队当个排长之类的低级军官。但我选择了复员，我所熟识的人也大多选择了复员，这与我们那个连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复员之后，有的就业，有的升学。
选择升学的，在办理退伍手续之后，先进“青年军大学进修班”学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分别在若干地区办有青年军大学进修班。重庆有一个，设在复兴关，叫做“重庆青年军大学进修班”。复兴关本名浮图关，抗战期间，蒋介石将其改为复兴关，寓含复兴中华之意。战时这里是中央训练团所在地，设备很好，房间很多很大，有一个很不错的游泳池。
进修班为期一个月，主题是恶补高中的一些课程，为进入大学学习做准备。所请都是优秀专家，如地理是张其昀教授。也不是系统讲，都是做报告的方式。由于学业荒废已久，加上归心似箭，接受能力很差，很难说那一个月的学习能带来多大进步。
进修期间，每天上午听报告，下午自习。但又没有什么书可读，也没有专门的自修室。于是，大家各自设法消磨时间。我是每天下午都去游泳，还去跳水。以前跳水只能在江边岩石上跳，现在有了正规的跳台，特别过瘾。有一回，玩得过头了，回去倒头就睡，晚饭也没有吃，等到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居然一口气睡了将近20小时。
有一次蒋经国来进修班看望我们。但他比较随便，开大会也没有讲多少大道理，末了还主动说：“我给大家表演节目吧。”大家一听很高兴，但结果只是儿童歌舞《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眼睛，真奇怪，真奇怪。”他一边唱，还一边比划。中年发福，动作笨拙，并不好看。但大家对他印象不错，觉得他没有什么架子，与他父亲形成鲜明对比。在青年军服役期间，蒋介石曾两次检阅我们那个师。第一次我参加了，远远地看着他训话，声音又尖又拖得很长，怪怪的，不好听。第二次是在我被关重禁闭之后，这回没让我参加，让我帮厨去了，大概对我有所防范，担心我报复，对领袖不利，我也乐得悠闲。
结束进修之后，完全处于休息状态，一心一意等交通工具。虽然抗战胜利已经一年，但尚有大量人员和物资滞留在重庆，依然是千军万马等着东归。等待的日子最难熬，因为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动身。担心走得太晚，影响升学报到。但最主要的是家里亲人已八九年没有见面，现在似乎马上就可以相见，却又偏偏不知道何时能成行，那真是京戏里那段唱腔：“过了一天有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好些人都信口这样反复唱着。闲得无聊的时候，大家就打桥牌。有的人做了很认真的研究，还买来专门的书籍钻研，打牌的水平很高。我也学会了，但牌技甚差，后来很快就丢光了。
有一天突然宣布能走了，得到消息，不知有多高兴。不过，我们走的不是杜甫当年那条路线，“便下襄阳向洛阳”，我们走的是西南公路，最艰苦的一条路，盘山环绕，险象丛生。我们乘的是一辆木炭车，敞篷，行李搁车厢里，人也站在车厢里。那时是八月，天气相当热，没有遮拦，太阳一晒，风一吹，身上都干透了，一身灰。每到一个站，第一件事情就是跳下车去，找水喝，沐浴更衣。我们都是白天走，晚上打尖。在贵州玉屏打尖的时候，我还买了一支箫带回家。
随后就到了湖南衡阳。没有进衡阳城，因为听说城里在闹瘟疫。不过我们还在湘江游了泳。游泳的时候，出了点小事。我从船头跳水，腿碰到了铁锚的尖子，划了好大一道口子，赶忙上岸包扎。包扎了出来，回头一看，诊所门上写的广告词是“专治梅毒”！这让我心里背了包袱，要是染上点什么细菌，那不完了吗？幸好伤口很快就好了，也没留下任何隐患。
从岳阳出发坐船到汉口，入住汉口青年会。由于沿途都有人分道扬镳，到汉口的时候，我的旅伴已经不多。我们的旅行条件较好，由于是军事系统，吃住不用操心。船票早就订好，回家有望，已经不再如同“滚油煎”。但处于“滚油煎”境地的还大有人在。一同住在青年会的，就有一大群影剧界人士，一个个都靓女帅哥，他们不仅苦苦等待，正“滚油煎”，而且连吃都吃不饱。在食物不够的情况下，有的人还要图个嘴上快活：“哎呀，要是在北平就好了！那个大白薯，又香又甜。”
在等船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到江边走走，看看江景。一天下午，临近黄昏，我们站在码头上眺望武昌，一艘载满了日本士兵的船正好到达。我们看到了他们，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我们穿着军便服，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军人，便主动向我们行军礼致敬，我们也依样回敬。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了和平的可贵。战争已经结束了，侵略国的士兵和战胜国的士兵居然擦肩而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回家。
亲人中，我最后一个回到家。复员的时候，我的退伍金很少。买了一口旧皮箱，一块二手表，一把蟒皮二胡，都花完了，却没有想到要买一点东西孝敬一下祖父母、父母。但是，家人相见，还是分外亲切。祖父把我拉到身边，看了又看，把我的胳膊捏了又捏，摸了又摸，简直都不知如何表达高兴之情了。不过，我的蟒皮二胡和玉屏竹箫，在家里的时候，一直都高高挂在墙上，未曾用过。因为姐姐告诉我：“由于长期收不到你的来信，母亲总以为你死在四川，日夜思念，眼泪都快流干了。”竹箫苍凉忧怨，二胡低沉凄切，我唯恐触动母亲的心弦，让她再度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