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儿时琐忆
由于母亲缺乏奶水，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专门的奶妈。奶妈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一般都非常好。像大哥的奶妈，即使在结束哺乳工作，离开章家之后，也会经常来看他。我大哥结婚之后，又将他奶妈请回家帮忙带孩子。奶妈年老之后，大哥将她送进敬老院，就像孝敬自家老人一样赡养她。
由于我自小体弱，父母为我先后请过两个奶妈，到四岁多才断奶。按理，我和奶妈的感情应该更深一些才对。其实不然。第一任奶妈，大概因为有后任的关系，不便常来看我，时间久了，也就彼此疏远了。第二任是一个皖北人，与她丈夫感情似乎不是很好。在哺乳我期间，她与厂内一个人力车夫好上了，私奔了。在那之后，我们家就没有了她的消息。打我能记事起，我就特别羡慕哥哥、弟弟和姐姐，他们的奶妈都会经常来看他们，我的奶妈却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
大哥由于是由祖父亲手抚养，令我羡慕的地方还真不少。比如说，祖父有一个书房，只有大哥有特权可以进入。祖父甚至为大哥置有专属的书橱。大哥想学画画，祖父就请来画师教他画。大哥想学武术，祖父就请来拳师教他打。他的拳师姓郑，我们都叫他“郑师傅”。郑师傅本是个孤儿，流浪要饭，无家可归。我曾祖父去山东办事的路上见到他，把他带回来，与我父亲做伴，让他学武术，并派他到上海的机器厂当学徒，学技术。他技术学得不错，成为面粉厂的重要技术骨干。他的武功也足以保家护院，满足一个孩子的武术梦绰绰有余。
我没有机会享受到大哥那种特殊待遇，但由于我身体弱，得到母亲的疼爱反而多些。
我们家的早餐，是一成不变的稀饭。小孩子长身体，又好动，我经常挨不到午饭的时间就饿得不行，家里又不准吃零食，所以往往直吐酸水。面粉厂的食堂是大锅饭，饭锅里的锅巴金黄，香喷。母亲经常去把锅巴大块大块地拿来，放在一个铁皮箱子里。箱子还用石灰做了简单的防潮处理。孩子们饿了的时候，母亲就取一点锅巴放在碗里，用开水冲一冲，加点酱油，加点芝麻油。真香！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无上的美味！
有一回，城里人家来为大哥说亲，母亲开玩笑地问我：“四宝，你长大了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
我说：“两个条件。”
“哪两个？”
“第一个，要喜欢吃锅巴。第二个，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
我后来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会说每天要能走一百里路呢？至于要喜欢吃锅巴，肯定是由于我经常吃母亲调制的美味锅巴的缘故。
儿时活动的空间，主要是我家西院的天井。天井中间铺着砖，但靠近屋檐的两侧有点泥地，因此偶尔会冒出来一点小草，小动物也有一些。小蚂蚁、小蚯蚓，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我都喜欢，可以一个人静静地看上很长时间。春天，母亲还会买点小鸡来，教我们养小鸡。或买些蚕来，教我们养蚕。我们曾经把小鸡养大，收获了鸡蛋。把蚕养到“上山”，看着蚕吐丝、作茧、化蛹；或者不让蚕上山作茧，而是把它放到一张纸上，让它用丝为我们“织”一件小小的工艺品。
我们有时也会在天井里踢毽子，滚铁环，但要尽可能不影响母亲。母亲在生育过程中有过血崩的经历，在那之后严重贫血，容易心悸，怕吵。我们还算懂事，尽可能玩一些安静的游戏。
我们家外面就是青弋江，但我们很少到江里玩水。原因很简单：母亲不允许。夏天我们偶尔离开天井到外面玩，母亲总是反复叮嘱不要玩水。回来之后，要接受母亲的检验。她会用指甲在我们的手臂上轻轻一划。如果现出来一道白痕，那就是下水玩过的铁证。我们尽量不下水，免得母亲生气伤心。
遇到战乱或者天灾，我们全家就会到上海租界躲避。儿时在上海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唯一记得的，是有一回，一个法国小女孩到我们家玩，把豆腐脑当奶酪吃了。她的父母大概初到中国，很紧张，担心把小女孩吃坏了。
我们也曾经在矿山住过。矿山的房子在山腰，西式建筑。有办公室，有医务室，也有私人住宅。有一个外科医生，是留日的。有一个矿师，也是留日的。人们住在山上，生活物品主要借助矿车运输，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母亲在院子里种了很多玫瑰花，欣赏之余，还采集了晒干，据说泡茶喝可以补血。天热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叔叔和亲友多会到矿山来避暑，那就比较热闹了。我们的铁矿石主要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因此，经常会有日本人来洽谈业务。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很友善，经常会给我们小孩子带来一些小礼物。
我的父母从不打骂孩子。他们给我们立下的规矩只有两条：不可以在外面乱跑；不可以说谎。做错了事没有关系，但不可以说谎。父母的言教不多，主要是身教，无形中的熏陶。母亲会在空闲时带我读一点唐诗，但我似乎没有记住什么。倒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如“天无绝人之路”、“笑破不笑补”等等，对我产生了不小影响。父亲在外工作忙，对我们的言教更少。他有一个书橱，里面摆满了各种书刊，有一些大概就是专门为孩子们买的。我在识字之后，经常到他的书橱中找书读，颇受教益。他的书橱中甚至有鲁迅、茅盾的作品，我小时候也来者不拒，似懂非懂地读一读。
2、私塾启蒙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塾里接受的。我们大家族的教育，新旧杂陈。父亲那一辈已经有很多进新式大学了，但父亲却只受私塾教育。我出生的时候已是20年代后期，理应接受新式教育了，但家里却还有一个私塾。接受祖父亲自培养的大哥，就长期在私塾读书，没有上过新式小学。直到30年代初到武汉时，在武汉大学上学的舅舅实在看不下去，说：“你这么大了还读私塾，不像话，今后跟我补习。”经过舅舅的努力，大哥终于在武汉上了中学。
我大约在三四岁的时候开始混在年轻的父辈和同辈孩子中间，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正中有一个很大的牌位，上面写的，还是“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叔叔们、哥哥们每天对着牌位磕头，我也一起磕头。我现在完全记不清楚在家塾学到了什么，唯一有一点印象的是跟着老师描红。
我发蒙的时候，家塾的先生也处在更新换代的关口。原先的先生姓王，有科举功名，学问不错，孩子们都称他为“老王先生”。但老王先生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久就告老还乡了。接老王先生教席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称他“小王先生”。小王先生大概旧学不行，新学也不行，因此孩子们有点瞧不起他。叔叔们、哥哥们在背地里都有一些抱怨，但大家都很克制，无人公开发难。
我年纪最小，啥都不懂，却别出心裁地来了个恶作剧。我找来一张纸，准备写一张讥讽小王老师的标语。我想写“小王老师是乌龟”，但“乌龟”的“龟”字实在太难写，我就画了一只小乌龟代替“乌龟”二字。弄好了，偷偷地将它摆在先生的桌上。小王先生看到了，非常生气，愤而辞职。我们家的私塾，就这样垮掉了。大一点的孩子去离家较近的襄垣小学上学，我则退回天井，继续过观察小动物的幸福生活。
3、小学生活
因父亲追求独立的关系，我在1932年随母亲、大哥、姐姐到了武汉。父母把我和姐姐送到胭脂山小学读书，我读一年级，姐姐读二年级。我年龄偏小，个子也偏小，在课余和孩子打架的时候，总是处于下风。我那时觉得自己整天受人欺负，连同桌的女同学都欺负我。两人共一个课桌，她总是“侵占”我的空间，我只有忍让。
武汉的老师很威严，都带着教鞭。教鞭是竹子做的，前端还用铁皮包裹起来。在讲台上一打，“啪啪”直响，敲山震虎，令人生畏。不但敲桌子，还经常接触肢体。如果是冬天，冷手挨了重鞭，疼痛就要翻倍了。孩子们也有对付的办法，在挨鞭之前，双手用力搓一搓，使手心发热，以降低痛感。我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招，但挨鞭子的记忆仍然深刻。经常打我的老师，是教语文的凤老师。我写大字的时候，总是写出格，并且经常会不小心把墨汁溅在本子上。凤老师恨铁不成钢，我便常常领略了“竹笋炒肉”的滋味。
不久，父亲因涉讼入狱，澄清后便带领我们回了芜湖，我转入襄垣小学读书。
襄垣小学是利用孔庙办起来的。明伦堂已不供孔子，成为学校大礼堂，墙上有大幅孙中山画像，不过每逢孔子生日，还是要开展一些祭祀活动。
襄垣小学的艺术氛围比较浓厚，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教导主任程先生则是学音乐出身，这对陶冶儿童的性灵很有好处。我们学校的总理遗像是张校长亲自画的。程主任很有创造性，曾经将京剧《失空斩》、《借东风》、《蒋干盗书》改编成一个现代音乐剧，让学生演出。不但在校内演，还对外公演，在芜湖轰动一时。我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演出，个子小，胆子也小。后来也偶尔登过舞台，要么演一个小护士，要么演《河伯娶妇》中的巫婆。之所以会让我演巫婆，还是看中了我的个子小。《河伯娶妇》的最后，巫婆被丢进河里，同学们把我一抬，轻轻松松就扔出去了。因为有各种文艺活动，在襄垣小学上学感觉很愉快，不用整天担心手心被打肿。
每天上学下学的路上也很愉快。我们家离学校比较远，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家里孩子多，大家一起走，说说笑笑，很热闹。如果遇到大雾天气，祖父会让每个孩子都喝一口酒水，听说可以驱散雾气。那真的是酒水，在开水里加一点点酒而已。学校不供午餐，但我们也不用回家吃午饭，而是有专人送来。给我们送饭的是家里的一个工人。他有点像《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走路飞快，平常家里送急信也靠他。他能做饭，也能烧菜。到了中午，他就挑个担子，一头装着饭，一头装着菜，还有汤。我们家和学校说好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家的孩子可以在一个教室里吃饭。我们吃完了，“神行太保”就把碗筷带回去。
大概一年之后，张校长因为人事纠纷去职。我父亲很敬重他，请他到家中教我们兄弟姐妹，还有小姑、小叔等一大帮孩子。这样，我们有一段时间又离开了学校，就在自家的洋房子里跟着张先生学习。
我们家的洋房子是一栋单独的两层楼房，有地下室。当年曾祖父办面粉厂的时候，为排除地方守旧势力干扰，加强自我保护，特意在英国注册。这个洋房子，名义上就是为英国工程师而建。它曾经是公司的管理中心，后来废弃了。父亲把张先生请来之后，就让张先生在此居住、教学，安排专人为他做饭，我和三哥开诚奉命每天陪先生进午餐。
张先生在我们家的教学，已经与私塾有很大差别。他用的是新式教材，不再用传统启蒙读物，这是其一。他的教法新颖，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开展复式教学，这是其二。他虽然住在我们家，但周末会回家，和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这是其三。
张先生最欣赏的是开诚，很想让他成为女婿。开诚一表人才，又有活动能力，曾经组织读书会，芜湖城里的很多孩子都参加，活动地点就是我们家的洋房子。我也曾参加他们的读书会，不过只是旁听而已。
开诚很有文思，有次作文，他突有神来之笔，说：“时间比欧文斯跑得还快。”欧文斯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短跑名将，声誉遍及全球。张先生对开诚的作文非常欣赏，说他摆脱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套语。我刻意模仿，此后作文，每逢有时间描写，都沿用“比欧文斯跑得还快”的比喻。张先生批评道：“外国有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我那时还不满10岁，跟着哥哥姐姐勉强读五年级课程，对这个批评感受颇深，开始知道模仿和抄袭都没出息，应该努力自己创造发明。
不久之后，张先生另有高就，被他的大学母校招去教美术。于是我又和家里别的孩子一道，每天沿着漫长的石板路进城，在襄垣小学读六年级。
这时，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在南方转学就业，我们小学至少有三位这样的新老师。其中有位冉先生，北师大毕业，教我们语文课，很有水平。我曾经模仿梁实秋的《猫的故事》，写了一篇《马的故事》，冉老师大为欣赏，认为虽为模仿，但并非亦步亦趋，有所创造。他将这篇文章投到《皖江日报》，居然发表了。家里长辈们得知，非常高兴，好像章家出了个小作家似的。
冉老师关心现实，也善于引导孩子们关注现实问题，常以《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等为题，让我们写作文。在老师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很关注现实问题，爱国救亡的热浪澎湃于课堂内外。
大概是受了母亲和叔祖母“家庭革命”的影响，我曾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实关怀”，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祖父》的作文。大意是说，我们家本来很和谐，但自从祖父娶了个姨太太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东院西院，显分彼此。冉先生对我的这篇作文也很欣赏，又准备拿到《皖江日报》上发表。大概是我回家向父母夸耀了自己的本事吧，父亲知道了此事。但他这回没有表现出高兴，而是非常紧张，唯恐见报之后，引起祖父震怒，家庭纠纷，赶忙跑到《皖江日报》馆，要求撤稿了。
说来有趣，等我年老的时候，我的外孙女上小学时也写了一篇深得老师欣赏的作文《我的爷爷》，其中有一段描写我晚上在家里看电视：“每天晚上，我的爷爷都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台都下班了，屏幕上已经只剩下雪花点点了，我的爷爷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啊，原来我的爷爷他已经睡着了。”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开玩笑说：“这是我得到报应了吧。”
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我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上，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大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仿佛我们稚嫩的肩膀果真已担负起国家安危的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