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告别老宅
作为一个企业主，祖父不太关心政治，但很关心市场。当然，从关心市场的角度，往往又不得不关心政治。他有一个书房，我们小孩子平常不允许进去。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他改变了态度，允许男孩子们到书房读报。
进去一看，大开眼界。祖父的书房，藏有各种书刊，还摆着一台很大的收音机。收音机当时是稀罕物件，在芜湖很少有人拥有。报纸有芜湖的《皖江日报》，有天津的《大公报》，有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从那以后，每天都有一次家庭时事讨论会。祖父和父亲根据报上所载，收音机所播，以及自己在军政两界听来的消息，展开认真讨论，以对时局做出判断，安排工厂的生产营销，并判断家中妇孺是否应该“跑反”。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形势日益紧张。11月底，芜湖开始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祖父和父亲必须做出重要决策。他们意识到，这次中日战争，肯定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上海已成交战区，不能像往常那样往上海“跑反”，只能随难民潮西行。父亲主张全家迁徙，但祖父却要求父亲带着妇孺西行，他自己留守芜湖。
一天晚上，父亲领上我们兄弟五人，来到祖父的卧房。祖父和祖母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父亲再次劝说祖父母一起西行，祖父依然拒绝。他还说：“我父亲创下的家业，因我能力有限，已有中落趋势。我已对不起祖宗，不能离开祖业，保全自己性命。”他决心和祖母，还有家族里其他愿意留在芜湖的人留守到最后。
父亲很着急，带着我们兄弟，一起跪在祖父母面前，恳请他们一起走。祖父态度坚决，不为所动。我们只好以跪拜大礼，向祖父母告别。
那时，在战火的驱迫下，华东一带西逃的民众越来越多，汇成一股巨大的苦难潮流。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决定分批出发。第一批是两个青年，一个是我曾祖父的小儿子（我们的小叔祖父，我们常叫他“小爷爷”）[1]，一个是我大哥。他们两个年龄相仿，从小一起长大，父亲决定让他们先走。由矿山的一个矿师带着他们，直接去了他的家乡贵州。父亲自己带第二批走，包括外祖母、母亲、我们姐弟五个，一共八人。
我们这一批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武汉。上船的时候很狼狈。难民很多，我们一行又有老有小，母亲还有身孕，行李又多。靠我们自己，行李是不可能搬上船的。多亏郑师傅，身上背满行李，一次又一次身手矫捷地翻越栏杆，从一楼一直攀到三楼，将全部行李安顿好。我们小孩没有订到房间，被安置在三楼的大餐间开地铺。那是头等舱吃饭的地方，倒也宽敞。
就这样，我们扶老携幼，离开了祖父母，离开了老宅，离开了芜湖，颠沛往西而去。
2、乱世生死
船到武汉，我们在位于花楼街的萃仁旅馆落脚。为了业务上的方便，我们家常年在萃仁旅馆包了房间，相当于益新公司的驻汉办事处。因为是老客户，萃仁旅馆对我们照顾得很好，但就是弄不到继续西行的船票，令人着急。
父亲想到了他的那位萌兄贾伯涛。贾伯涛很讲义气，很快到旅馆来看我们，还请我们吃西餐，一副很潇洒的派头。他运用自己的关系，帮我们买到民生公司的船票，可以直达重庆。我一直记得从武汉到重庆坐的轮船的名字：民贵。之所以记得准，是因为母亲在船上生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我的八弟。临产的时候，船长很热心，设法腾出来一个房间做产房。八弟出生之后，船长还提议：“这个孩子是在民贵号上出生的，就取名‘民贵’吧。他以后坐我们的船，永久免费！”
可惜，八弟未能再坐“民贵”号，到重庆后不久就夭折了。船抵重庆之后，我们在乡下租了一个地主家的房子住下来。八弟不幸患上肺炎，战乱之中，缺医少药，很快就离开人世。那天晚上，父亲出差在外，母亲紧紧地抱着八弟，悲恸万分，但没有流泪。我们围坐在母亲身边，也没有流泪。就那样静静地坐了一个晚上，为八弟守灵。
八弟已经不是第一个在乱世中去世的家人了。由于旅途劳顿，颠沛流离，到重庆之后不久，外祖母、六弟和我都生病了。外祖母是中风，六弟是伤寒，我是“走马牙疳”。外祖母和六弟很快就死了，只有我活了下来。就在我治好牙病回到家里不久，八弟去世了。
我们家在战时的“生死”故事，在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面前，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家而言，则刻骨铭心。
3、离别双亲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到重庆之后，发现重庆物价涨得很快。他不敢坐吃山空，决定出去工作。
先是，我的姨父是一个老国民党员，战时在蒋介石的委员长重庆行辕挂名当参议，平常靠行医补贴家用。父亲去找他，他把父亲介绍到一个补充团里当军需官。这一工作，工资不高，却非常忙碌，要不断随军送新兵上前线。父亲身体不是很好，工资又不够养家，只好另谋出路。
正好贾伯涛在赣南当上了师管区司令，有意请父亲去当军需主任。父亲心动了，把姐姐、三哥、五弟和我送入位于江津的国立九中及其附小之后，带着母亲去投奔了贾伯涛。
但是，虽然是师管区的军需主任，收入似乎也不够养家。父亲曾经托到重庆办事的同事看望我们，给我们带点东西。其中有一位，还让我看了父亲写给他的信。在信中，父亲说，他很感谢贾伯涛，让他“有一枝栖”，但待遇低了一点，流露出另谋职业之意。
果然，不久又来了一个好机会。资源委员会在江西大余设立了钨矿管理处，处长恰好是曾经在我们家矿山当过矿师的程义法。程义法将父亲调去，当秘书。父亲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因为他对矿山的工作比较熟悉，收入也高一点。
1944年，日军发动反扑。豫湘桂战役之后，日军在1945年初攻占大余。父母再次沦为难民，顺着山路，从江西走到安徽，回芜湖老家。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因有在资源委员会下属单位的工作经历，本有机会参与接收工作。他若参与接收，或可保住自家的矿产。但是，他看到接收过程中的种种乱象，加上30年代参加筹备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不愉快经历，拒绝了这一工作。
[1]章师所云“小叔祖”，当系章兆森。据《荻溪章氏家乘》，章维藩有三子：兆奎、兆彬、兆森。兆森生于1917年，章师长兄开平生于1919年，年龄相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