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对民众运动作用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北伐之前即开始大力从事民众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一时期，国民党开展的民众运动已具有一定声势，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可说成效最为显著，青年运动也不乏影响，其缺陷主要是呈现出分裂现象，妇女运动则处于萌芽时期，商民运动的发展最为薄弱，主要仅限于广东一地。尽管如此，国民党致力于开展民众运动的举措，对于促进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 国民党 民众运动
多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所致，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论著，大都认为国民党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并不反映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也较少论述国民党从事民众运动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作用与影响已有新的认识，并且在北伐之前即开始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商民运动，对于促进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即对北伐之前国民党对民众运动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国民党开展民众运动的具体情况，作一简略论述。
一、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新认识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前，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从清季开始致力于中国革命已经多年，但在革命的实践中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即使是自清末到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革命事业虽屡屡遭受挫折，革命党内除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仍一直未充分认识到没有发动民众的缺陷。有学者认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显示出中国广大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乃至工人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仍然“坚持革命领导阶层的精英主义，并不认为有动员年轻知识分子的必要，动员群众更是不用谈了。这在他于1919年10月组织中国国民党来取代自1916年即已无作用的中华革命党时至为明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中山“失去了一次令他的党派重新获得人民支持的机会，因此，到1923年，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中国国民党还未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1）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山先生之奔走革命，所到之处，无不以宣传主义，组织团体，为其唤起民众之方法。故民众运动实与中山先生之革命运动以俱来。尤其自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后，国民革命与民众运动，显已进入一个紧密结合之新时代。”（2）另有学者也曾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已曾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过反思，并体认到政治需要民众共同参与之重要。如戴季陶提出“改革政治之成功与否，则诉诸多数人之自觉而已”；朱执信指出“今日吾人所当致力者，在促进人民之觉醒”。（3）1919年10月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而成立中国国民党之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进一步意识到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性。特别是五四运动对国民党改变以往不重视学生和群众的传统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运动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对学运情势和群众力量的体认，更是国民党改组后走向群众路线的重要因素。”（4）
应该承认在前此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革命党内部确曾有少数人认识到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认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革命党人认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似乎太过于绝对。但是，如果强调此时的大多数国民党人均已认识到发动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因此而改变了以往不重视发动民众的缺陷，恐怕也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论证。另外，即使承认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国民党人对民众的重要作用已有体认，但似乎也还只是停留在主观认识阶段，并没有马上使其真正成为国民党在革命实践中的行动方针。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过去的方法，主要依靠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给予的有限支持，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政府，并准备北伐。但不久之后陈炯明即公开反叛，1922年孙中山又被迫逃离广东，革命事业再次遭遇挫折。在面临一连串的严重挫折之后，痛定思痛的孙中山不得不探索新的革命路径，同时与刚刚发生“十月革命”不久的苏俄派来的代表进一步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在此之前，苏俄和共产国际已开始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使者来华与各方人士联络，包括与孙中山见面。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当面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例如1921年底马林在广东与孙中山多次交谈，反复强调必须运动学生、农民、工人。他还指出国民党在宣传及组织上太弱，缺乏基本武力，并向孙中山建议：联合各阶级，尤其是农、工及无产阶级，形成完善政党；建立革命武力，创设军校作为革命武力的基础；国共合作。但当时的孙中山尚未确定联俄政策，也没有接受马林的建议，只是对“十月革命”和建立军校表示了浓厚兴趣。（5）
1922年在广东的又一次受挫，使孙中山颇受刺激。此时，苏俄又进一步采取了各种方式劝导国民党注重工农民众运动，希望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不要只是单纯地开展军事斗争。后来担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更是多次直接向孙中山阐明民众运动的重要意义。经过一番深刻的反省，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将难以取得成功；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民众也积极主动地向孙中山表达了愿作革命之后援的态度。例如孙中山在广州受挫后抵上海，商学各界民众团体举行欢迎会并致词表示：“先生之战也，为民众而战，无论成功或失败，胥与民众共之，民众苟不甘于失败，先生岂无成功之时。愿先生从此以主义作地盘，以精神作炮台，其牢将不可破；以文化作先锋，以民众作后援，其勇将不可敌。以国民的心理为地盘，以群众的舆论为枪弹，正义终胜强权，水到自然成渠。”（6）这对面临挫折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随后，孙中山即越来越重视民众与革命的紧密联系。他在1923年元旦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中阐明：“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瘏口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7）类似这样特别强调民众对革命的影响与作用，在孙中山以往的论述中并不多见。
此外，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孙中山认识民众运动之重要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大钊较早即与孙中山有过接触，1919年他曾通过林柏渠向孙中山介绍十月革命和俄共情况，1921年底又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见面。1922年8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避居上海，李大钊专程前往见面畅谈，相互之间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交往也更加频繁。在此过程中李大钊多次提及应重视民众运动，并曾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全面论述国民革命的成功需依赖于民众的力量，国民党在这方面应改变策略，大力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在该文中赞扬了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一面，但同时也指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李大钊还诚恳地说明：“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8）
与此同时，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经过多次讨论协商，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与苏俄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毅然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重新改组国民党。这一重大举措，对国民党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也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开始致力于动员民众从事国民革命的重要转变。正如有学者所曾指出的那样：“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以少数知识精英为集合体，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生关系。……孙中山周旋于南北各派军阀之间，致力于合纵连横之谋略，迷恋于单纯军事斗争，忽视群众革命力量。直到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才由一个被视为隐秘的、封闭的、个人领导的‘暴民’党，发展为一个开放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政治动员能力的现代型政党。”（9）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有台湾学者虽然说孙中山先前即重视民众运动，但同样也承认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推动影响，认为孙中山“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更将此关切民众利害为本之革命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而把革命事业之成败，直接寄托于民众力量之上”（10）。1923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也曾专门对此进行说明：“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11）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已更甚于军阀武装。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宣言及其他重要议案，正式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而国民党改组之后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一个很大变化，就是正式确认将动员民众作为今后的革命方针。国民党“一大”宣言即明确指出：“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持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智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12）不难看出，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已将广泛动员民众的积极参与，作为决定国民革命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大陆学者一般都认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制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这是他晚年思想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反映。台湾学者则坚决否认有所谓三大政策存在，其主要理由是孙中山始终并未亲自提及过“三大政策”，而是北伐期间共产党人出于某种目的杜撰的一种说法，后来则在大陆一直沿用至今（13）。针对这种观点，一部分大陆学者则回应说在当时孙中山的著作和国民党“一大”文献中，确实没有直接提到过“三大政策”，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又确实都来源于孙中山，是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对于孙中山晚年思想和主张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概括（14）。即使有此争议，但应该并不影响海峡两岸的学者肯定“一大”之后国民党确定民众运动方略及其对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连当时的国民党人，特别是一部分对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的国民党人，大都承认“一大”之后国民党的重新改组并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国民党基层组织在全国范围的迅速发展，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和声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在此之后，国民革命运动也确实明显出现了新的局面。胡汉民作为参与国民党改组的负责人之一，即曾指出这次改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国民党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开始实施注重民众运动的新方针（15）。连初始维护、继而又反对容共的戴季陶，也曾强调“中国民众运动的大发展，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后”。而国民党改组之后民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政治的保障力的伟大”、“组织能力和范围的扩张”、“舆论支配力的形成”等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致（16）。
有些台湾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对国民党改组后实施容共政策的评价一直感到比较困惑，因为这一政策由孙中山亲自提出，不便加以直接批评和否定，但却对当时反对这一政策的国民党人的言论和行动给予肯定性的论述，而且在肯定国民党改组的积极影响时，又认为共产党得以利用这一政策加入国民党，通过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已有政治影响，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操纵控制民众运动，制造许多混乱和动荡，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实际上，这也是“清党”之后国民党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上述肯定国民党改组的观点不无矛盾，似乎国民党的改组只是为共产党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遇，而对国民党的发展并无什么积极作用。应该承认，无论是台湾学者还是大陆学者，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时都非常明显地受到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学者则一般不会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谈及容共问题时，有的曾阐明“虽然部分史家不断贬低孙中山决定容许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思党的重要，实际上所谓的‘容共’对孙中山的重振声威大有帮助……这个政策亦可以统一所有的革命力量在他的领导之下”（17）。不过，近年来也有台湾学者比较客观地指出：“此次国民党改组，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发展都有帮助”，国民党随后即创设了黄埔军校，各地执行部和省党部相继建立，民众运动特别是农工运动也不断升高发展（18）。
从实际情况看，1924年的改组确实使国民党所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重要阶段。国民党重视并开展民众运动，也是在改组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此时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尤其是孙中山及其忠实的追随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以民众为后盾，而不是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也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19）这种新的认识，与以往国民党的传统思想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也仍然坚持重视民众运动。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再次强调：“凡民族革命运动欲求成功，必须有广大的民众参加，而农工民众尤为必须。过去民族革命运动之失败，由于参加者限于知识阶级，故不能得广大之基础与广大之势力。于现在及将来，为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以其意义普及于田间与工厂，且必须使之组织于反抗帝国主义的奋斗中。”（20）另外，此次大会通过的“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也特别说明：“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于过去两年事实中完全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势力。”（21）更重要的是，在本次会议上还专门就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商民运动分别通过了决议案，使国民党开展的民众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二、国民党与民众运动的初步开展
民众运动的开展，很快就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与影响，使国民革命得以迅速发展并走向高潮，为北代的酝酿与进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日趋高涨，各界民众反帝爱国的积极行动越来越踊跃，进而又促使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更加意识到民众运动的重要作用。费正清曾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是：革命在公众中渗透到什么程度？这时，中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人数较以前都多了，许多人都变成政治组织者。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干。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加入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这些充分发动起来的公众，给现代军队、行政和收税官衙以及政治组织提供了大量后备军。千千万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20年代中期，充满着兴奋、骚乱、创造和破坏。”（22）
国民党改组之后致力于民众运动的首要举措，是在党中央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
“一大”闭幕的次日，国民党又召开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八个部。其中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等部，即是领导相关社会群体进行民众运动的具体机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部组织问题案》说明：“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应设一秘书处及八部。上海、北京、汉口三处执行部不设军事部，关于军人、军事事项，应由调查部秘密处理之。其余四川、哈尔滨两地，应分设各部，俟中央执行委员到该地体察情形后，报告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23）工人部由廖仲恺担任部长，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冯菊坡出任秘书。由于廖仲恺当时兼职甚多，所以工人部的日常工作大多数实际上是由冯菊坡具体负责。农民部设立时，更直接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林祖涵担任部长，担任秘书的彭湃也是共产党员。到1927年7月，曾先后担任农民部部长或代理部长的有彭素民、李章达、黄居素、廖仲恺、陈公博、甘乃光、邓演达等人。农民部下设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部、省农民部等机构。青年部由邹鲁担任部长，孙甄陶任秘书。出任妇女部部长的是曾醒、秘书唐允恭。
在此之后，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专门领导青年、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的机构，国民党也随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众运动的新时期。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改组以后，“吸收苏俄的革命经验与组织系统，设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妇女部、农民部等，将各种工作以专职机构负责，以强化工作效果。尤其工人部、农民部的成立，代表国民党将工农阶级正式纳入编制之中，此种措施与邀劳工入党、支持工运、加强劳工立法相互为用，故能掌握广大的劳工阶级”（24）。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民运动的开展较有成效。农民部成立后，确立了八项主要职责：1.详细调查农民善、各省田地面积及其分配方法；2.调查农民组织之目的及其形式；3.调查各省通行之税法；4.制定农民运动计划；5.出版、印刷关于农民状况之小册子及传单；6.计划召集农民会议，设立本党土地政纲，并建立本部之基础，使之能代表农民利益；7.与农民发生关系时，应出版一种农民报，与宣传部联合进行；8.农民报未出版以前，至少每两星期将调查结果及农民现况，如组织斗争等类，报告于宣传部一次。此种报告在党报上及其他宣传机关上发表（25）。从1924年7月到1927年6月，农民部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开办了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了1600余名农运干部。另还颁布《农民协会章程》，建立农民运动团体，由农民部派遣众多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地农村进行宣传和动员，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建立农民协会的“目的在谋农民之自卫，并实行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26）。同时，国民党广泛加强开展农民运动的舆论宣传，廖仲恺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多次到各处对农民运动进行考察，并做《农民解放之方法》、《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等演讲。农民部还先后创办《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农民周刊》等刊物，出版“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包括《孙总理对农民党员训词》、《农民问题须知》、《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等。一时间，许多农民协会相继建立，至1924年7月广东地区即有3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很快得以开展起来，尤其是广东、湖南等地区的农民运动颇有声势和影响（27）。
同年7月，报载文章称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自成立以来，对于组织计划，均积极进行，其成绩早为各界所称许。”（28）尤其是1924年4月接替林祖涵担任农民部部长的彭素民，以极高的热情废寝忘食地投入农民运动之组织工作，“手划口讲，日不足，则继之以夜”（29）。他当时虽年仅4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但不久之后却因过于疲敝而积劳成疾，即使如此也仍抱病工作，8月初竟不治身亡，甚为可惜。彭素民不幸逝世后，舆论称赞他：“任农民部长时，手定各种关于农民运动之计划，尤著劳绩。”（30）
与此同时，工人运动的开展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国民党之政纲”，其中对内政策第11条即明确说明：“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31）这既可以说是当时国民党为维护工人合法权益而拟订的新劳工政策，也可以看作是国民党改善工人生存状态，开展工人运动的一项重要步骤，其目的当然是为动员广大工人积极参与国民革命。
关于国民党在初期开展工人运动的主要方法与特点，以国民党自身之总结大体可概括如下：“中国国民党既有工人部之组织，又有周密之工运政策与纲领，因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即加紧推展其工人运动之计划方案。当时中国工人当中，势力最大的是铁路工人、海员和矿工，海员及矿工已有很坚固的组织，而全国十三条铁路也皆有工会组织，并有一铁路总工会负责联络。上海十余个纱厂也有总工会之存在，……中国国民党在组织工人的策略上，自始即是采取工会与党组织混合制，机工会、海员工会、同德工会、粵汉、广三、广九铁路工会、集贤工会、兵工厂、自来水厂等一切工会，均有党部组织。透过这些党团作用，来指导全国工运。”（32）工人运动的初步开展在当时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25年6月滇军、桂军发动叛乱，广州铁路工人和兵工厂工人均举行罢工，使叛军的调动和枪械弹药供给都颇受掣肘，对革命政府的戡乱行动则提供了有力支持。紧随其后，轰动一时的省港大罢工使香港变成“臭港”，更集中显示了工人运动的极大威力，给予英帝国主义十分沉重的打击。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发布通告，大力呼吁支持北伐军统一全国的正义行动。该通告指出：“在此种危急的局势之下，全国民众应急起认清自己奋斗的方向，准备实力，……同时并应唤起一般民众，组织团体，建立一致的联合战线，向敌人进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末日已经到了，政权终归是人民的，……全国的人民团体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召集国民会议，一切政权归于人民，国民革命成功万岁。”（33）这显然是对国民政府北伐行动最有力的支持。
国民党开展青年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相对而言，孙中山较早对青年学生的作用与影响有所认识。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爱国学生体现了高度的政治热情与巨大政治能量，更使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给予了高度重视。1923年8月1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五届评议会，孙中山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将革命之能否成功寄希望于广大青年学生，阐明“从今以后之革命，干与不干，全在诸君，若继续干去，则全国学生共负革命责任，举国学生努力前途，何患革命不成功耶？”（34）可见，孙中山对青年学生寄予了厚望（35）。
上文已曾提及，“一大”之后国民党即成立青年部专门领导青年运动。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3次会议，重点讨论开展青年运动的诸项事宜，通过了青年部提出的有关从事青年运动的五项提案，分别是青年运动政策案、广州市学生统一运动案、青年党团组织案、学生运动计划案、学生运动委员会及学生会党团图案。本次会议的相关决议案还充分肯定“学生是最富于民主思想与富于热情的青年，……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分子，而且已在国民革命进行中占得位置”；同时也指出，爱国学生虽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救国运动，但他们不承认这是政治问题。因此，他们对于我们做国民革命的政党，也就未能十分了解。我们要使他们知道，干预政治不是做官僚政客的意思。再使他们明了政党的作用，更使他们明白认识我们的党。”要推动青年运动获得迅速发展，既应“尽力拥护学生的利益”又要“尽力去组织学生团体”（36）。
在此之后，国民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确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国民党党团组织逐渐在学生中建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24年6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前一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怆在上海学生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即揭示了这一重要变化。其意为：在国民党大会以前，各学校有党员而无组织，今则组织既已就绪，而尤可视为重要之成绩者，即将向来包围学生之不问政治、不入党之空气，已渐打破。于是，“学生政治”的新局面得以出现，更多学生投身于支持国民革命的行动也日趋积极，在孙中山倡导收回关余交涉和召开国民会议的过程中，许多学生团体都给予了有力支持，并且欢迎孙中山北上，这些显然都是对国民党着力开展青年运动的一种回报。特别是国民党确定北伐统一大业的方针之后，青年学生积极予以响应。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广州召开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并赞助北伐决议案”呼吁各地广大学生以各种行动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本次大会的宣言还指出“此次北伐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之前途，具有至大的意义，一方面是阻遏反对势力破坏革命的阴谋，一方面是从军事上向北方挺进革命势力，而促成北洋军阀的消灭。无论是站在本身利益，抑或站在民族利益上讲，革命的中国学生，对于此次国民政府之北伐，应该处于积极参加之地位，而不应作壁上观。换言之，即是不专恃北伐的革命将士在军事上的努力，同时要号召广大的群众，以巩固国民政府及参加北伐，以完成中国学生目前在政治斗争上之至大的责任。”（37）
相对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而言，国民党在开展民众运动初期所进行的妇女运动，声势和影响都显得弱一些，这不仅仅是缘于国民党对妇女运动的重视程度与其他民众运动有别，同时也与妇女运动本身的作用和影响不及其他民众运动这一客观因素不无关联。
尽管国民党当时对妇女运动的重视程度不及其他民众运动，但也并未完全忽略妇女运动。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对内政策中提到，在法律、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保护妇女的权益。随后，又相继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和上海执行部，以及广东、直隶、江苏、湖北、湖南、山东等省党部设立了妇女部。国民党开展妇女运动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是积极倡导保护妇女权益。针对不同层次的妇女，提出打破奴隶女性的礼教、一夫一妻制，以保护家庭妇女；强调男女职业平等、同工同酬，努力维护职业女性的合法权利；主张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劳工保险等，保障女工的应有权益；倡导男女教育平等、反对“贤妻良母的教育”，则是针对女学生而提出的重要举措（38）。
其次是宣传妇女与国民革命的密切关系，一方面阐明“国民革命没有妇女参加，是得不到最后成功的”；另一方面也揭示“妇女不参加国民革命，是得到真正解放的”（39）。其目的在于，使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紧密相联，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再次是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在妇女中积极发展党员，培养妇女干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广州市妇女部曾先后举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妇女运动人员养成所，参与者系统学习妇女党务、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其他相关知识，成为妇女运动的重要骨干。另外，妇女中党员人数也逐渐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底广州已经有女党员近40人，1926年底增加到近1700人（40）。
最后是协助各地成立妇女团体。较早成立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不仅在妇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起到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此后其他许多地区也都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或妇女协会。在妇女运动的促进下，女权运动同盟会建立后，也带动了其他地区相似团体的纷纷成立。为了协助这些妇女团体发挥作用，国民党还酌情予以经费支持。
相对而言，商民运动的开展较为迟缓。“一大”之后，国民党设立了领导各民众运动的机构，但却并未设立商民部，也没有具体开展商民运动。到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提议下设立了实业部。同年11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6次会议通过，才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一般认为，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始于商民部的建立，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这一时期是商民运动的初期阶段。但初期阶段的商民运动仅限于在广东一地开展，在其他地区并无多少成效和影响。因为当时的国民党虽在孙中山的反思与引导下，“秉承总理指示的方针，知道此后党的基本，必要放在民众上面，始足以扩大党的势力”（41），然而重点仍主要是着眼于从事农工运动，而不在于商民运动。时在国民党内部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的汪精卫曾说明：“农工就是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以更特别注意于农工运动。”（42）
“二大”之后，国民党开始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开展商民运动，使商民运动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当时曾在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参与其事的黄诏年认为，“严格些说，商民运动到这时才算正式的决定和进行”（43）。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首先，是设立专门机构和培养商运人才。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虽成立了商民部，但由于各级党部大多未设立这一机构，所以难以在基层开展商民运动。鉴于这种情况，国民党中央要求各级党部均设立商民部。同时，派遣商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学员到各地“以指导商民，内则改造其组织，外则导之以抵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期明了本党之主张，共趋国民革命之正轨”（44）。其后，中央商民部还曾酌量各省情形派遣商民运动特派员。
其次，是加大宣传和动员商人参加革命的力度，这实际上也是商民运动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国民党虽然仍认为“农工运动尤为重要”，但同时强调“商人亦不可忽略”并编印许多商民运动宣传品。国民党中央商民部为促使商民运动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更具成效，还创办了《商民运动》周刊。
再次，是倡导建立新的商人团体——商民协会。这可以说是国民党开展商民运动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商民部曾专门向各省党部商民部发布训令：“际此国民革命进程中，各级民众运动均应有相当之进展，落后之商民运动尤不容或缓。现查各省商运异常延缓，殊与本部促进商运之主旨有违。为此，合亟仰令各该省党部商民部，遵照迅即先行组织各县商民协会，一俟该省内有三县以上之商民协会成立时，即照章成立省商民协会筹备处，着手组织商民协会。”（45）随后，商民协会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有的省份还成立了全省商民协会，成为商民运动不断发展的另一具体反映。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商民运动与以前相比较也获得了新发展。
结语
自1924年1月国民党实现改组之后的两年中，国民党在一部分地区从事的民众运动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各省区党务报告决议案》，对两年来民众运动的成效与不足进行了如下的总结：关于农民运动的进行，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广东“并规定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农民运动的纲领”，而在福建、安徽等地，农民运动尚未开展；关于工人运动，“各地党部以前无一定计划指导此项工作，坐视工人团体受帝国主义、军阀的摧残，不加过问”。现在，经由国民党指导的工人运动“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地方已经起来”；关于青年运动，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均呈现出分裂现象，其原因一是“由于本党农工运动与学生运动相互之关系不良”，二是“本党未能特别注意为青年利益奋斗之故”，因此今后需要促进青年运动之统一，引导学生信仰“本党确系为他们利益奋斗，使他们觉悟为自己利益，与农工群众联合起来”；关于妇女运动，上海、广州、北京、湖北等地均仍属萌芽时期，“尚有多处未能与以相当之注意”；关于商人运动，仅在广东的一些地区组织了商民协会，“此外各地多未注意”今后在北京、上海、汉口及其他重要都市，“均须极力注意商人运动，使商人群众接受本党主义，参加国民革命”（46）。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总报告还曾具体说明：“当第一次大会时（指国民党“一大”——引者），同志对于商人的观念，多以为凡属商人多属不革命、反革命的。后来细心考察，才知中国的商人，实在也分两种。第一种是买办阶级，他们受帝国主义的豢养，诚然是反革命的；但有一种是小商人，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之痛苦，对革命的需要与农工实在一样。因此认识从前革命运动，全不注意到商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商人如果不加入革命，将来成功也不易保证。”（47）
另外，各阶层民众踊跃加入国民党者也不多，“各地多未注意本党在各种群众中的平均发展，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除广东、上海、湖南三特别区以外，农民、工人中本党未有相当之发展；商人中之发展则尤不注意。以后本党须特别注意在地域方面、职业方面的平均发展……在农民、工人、商人中，均须确立本党势力的根基，以求能副国民革命的使命”（48）。
由此可知，1924至北伐期间国民党开展的民众运动，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虽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可说成效最为显著，青年运动的缺陷主要是呈现出分裂现象，妇女运动则处于萌芽时期。商民运动的发展最为薄弱，除国民政府所在的广东有一些地区成立了商民协会之外，在其他地区“多未注意”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真正开始进行。
商民运动的发展为何出现迟缓落后的态势？当时的国民党虽在孙中山的反思与引导下，“秉承总理指示的方针，知道此后党的基本，必要放在民众上面，始足以扩大党的势力（49），然而重点仍主要是着眼于从事农工运动，而不在于商民运动。时在国民党内部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的汪精卫曾说明：“农工就是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以更特别注意于农工运动”（50）。在农工运动中，国民党又是首重农民运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农民运动政策，并相继发表对于农民运动第一、第二次宣言。国民党还宣称“本党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而且是主张农民利益的政党。”（51）其次是工人运动，国民党“自改组后即已注意于工人运动”，在“一大”宣言中“也曾反复说明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如与农工运动比较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除国民政府所在的广东刚开始起步之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真正实际开展商民运动。时人也意识到“我国向来有轻商的气习，对于商民，差不多很少注意，就是现在，也免不掉这种现象，所以研究工人和农民的书籍及杂志，尽管一天多似一天，而研究商民的文字，却很不多见”，“这实在是一种错误”（52）。不过，随着北伐的进行，商民运动也逐渐在广东以外的其他地区开展起来，国民党从事的整个民众运动也随之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注释：
（1）（17）陈福霖：Sun Yat-sen and Origin sof the Kuomintang Reorganization，原文收入陈福霖编China in the1920s，中译文（甘德星译《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起源》，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61页，第83页。
（2）胡春惠：《北伐期间之民众运动》，《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统一与建设（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第711页。
（3）季陶：《中国革命论》，《民国杂志》，第1年，第3号；前进（朱执信）：《革命与心理》，《民国杂志》，第1年，第4号。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392页。
（4）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64页。早期曰本学者波多野乾一在《中国国民党通史》（东京，东京大东出版1943年版）一书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见该书第227页。
（5）参见上引陈福霖文，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第73页。
（6）《四马路商界联合会及留曰学生救国团欢迎词》，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5）》，第393页。
（7）《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8）李大钊：《普遍全中国的国民党》，朱文通等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1页。
（9）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3页。
（10）胡春惠：《北伐期间之民众运动》，《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统一与建设（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第712页。
（11）《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山大学历史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
（12）《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13）台湾学者有关的论述甚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可参阅蒋永敬的《孙中山先生与“三大政策”》，载香港珠海书院编《珠海学报》第15期，1986年；《论北伐时期的一个口号——“三大政策”》，提交1988年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后收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三大政策”探源》，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3号，1989年3月；《国民党的三大政策问题》，见氏著《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陈锡褀《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载《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鲁振祥《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堤出》，〔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5）胡汉民：《清党之意义》，1927年5月，见《革命文献》第9辑，第105-106页。
（16）戴季陶：《过去的回顾》，见《戴季陶集》，〔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版，第146页。
（18）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略》，〔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58-159页。
（19）（23）（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第102页，第90页。
（20）（21）（46）（48）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曰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第115页，第118页，第117页。
（2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251页。
（24）尚世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劳工运动——以建党至清党为主要范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版，第178页；另还可参阅：Chesneaux，Jean，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45.
（25）《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铅印本），第14页。转引自梁尚贤：《“彭湃把持农民部”说辨析》，《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80页。
（26）《农民协会章程》，《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7期。
（27）参见康满堂《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韶关学院学报》，第27卷，第11期，2006年11月；续总成：《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农工政策和实践述评》，〔北京〕《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
（28）《组织香山模范农会》，〔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31日，第3版。
（29）徐苏中：《彭君素民事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39期，1924年9月21日。
（30）《彭素民死后之哀荣》，〔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2日，第6版。
（32）《本党工人运动之经过》，1926年出版，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藏档。转引自胡春惠：《北伐期间之民众运动》，《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统一与建设（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第727页。
（33）《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1926年3月3日，转引自胡春惠：《北伐期间之民众运动》，《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统一与建设（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第728页。
（34）《全国学生总会开幕纪盛》，〔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7日。
（35）有关北伐之前学生运动发展动向的详细情况，可参阅吕芳上：《北代前学运的动向（1920-1927）》，《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8年版。
（36）《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录》，《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5期，1924年4月6日。
（37）《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3日。
（38）（40）梁惠锦：《北伐期间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1926-1928）》，《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8年版，第497—498页，第498页。
（39）《中央党务月刊》，第3期，“工作报告”，1928年10月。
（41）（47）（49）（51）《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印行，第27页，第29—30页，第27页，第148页。
（42）《国民政府欢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宴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4日。
（43）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编：《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1927年6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部10690。
（44）《筹办商民运动讲习所意见书》，〔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汉1542。
（4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商民部训令》，〔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部0819。
（50）《国民政府欢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宴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4日。
（52）文圣举：《商民运动的方案》，《新生命》第1卷，1928年第6期；引自乔兆红：《论国共领导人对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地位的认识》，〔上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17页。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