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69页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 心理史学 年鉴学派 心态史 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Ｃｈａｒｉｓｍａ）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ＮａｔａｌｉｅＺＤａｖｉｓ）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Ｈ·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Ｋ·洛伦茨的《论侵略》、Ｎ·Ｗ·阿克曼和Ｍ·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Ｅ·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Ｍ·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Ａ·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ｂａｓｅｌｉｎｅ’（基线）是ｍｏｎｉｓｍ（一元论）及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ｃｌｉｎｅｄ（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Ｉｃｏｎｏｃｌａｓｍ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ｃｕｌｔｉｓｍ（崇拜）之一大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反动）。而在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人格）方面则为出于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文革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Ｑ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ｐｓｙｃｈｏｈｉｓｔｏｒｙ）”[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注释：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Ｓｍｉｔｈ）和兰格（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Ｌａｎｇｅｒ）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1]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42]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第95、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