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史学研究需要秉持什么样的态度？在搜集史料更加容易的情况下，如何提升研究质量？怎样开拓史学研究新领域？诸如此类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便利：数字化文献检索使史料的搜集极其快捷而且相对完备，可以快速检索到大量资料；珍本图籍的数字化，对学者穷尽资料意义重大；研究中从抄写卡片变为下载资料，省时、省事；等等。但是，搜集史料方便了，并不意味着写论文、出专著就容易了。如果没有严肃的治史态度，而是“玩”史学，就不可能有传世之作。
对于数字化史料，我们应有正确的态度，这样才能提高研究质量。首先，注意史料的准确性。对数字化史料需要辨别讹误，在引用时核对原书文字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功夫不可省。对史料原作者、图书版本亦需有必要的了解。其次，增强理解史料的能力。信息时代史料搜集容易了，但往往不如阅读纸质书籍来得细致，不如抄卡片时那样动脑筋。如果对数字化史料未加细致思索，就难以理解史料所反映的史实并把握其实质，更谈不上厚积薄发。最后，致力于田野调查。史学研究者不宜忽视田野调查，即使研究古代史也同样需要。比如，中国历史上北方、东北少数民族屡次入主中原。研究者如果不去蒙古草原、大小兴安岭实地考察那里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光靠文献资料很难准确理解那些部落、王朝的兴起。由此可见，在信息时代，传统优良学风需要继续发扬，史学研究需要在传承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创新。
信息时代，史学研究仅仅着力于史料搜集的改进和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它还要求研究者有新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向。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人类未来将是什么样的？这类宏观问题时刻萦绕脑际，会让我们不断拓展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从社会史的角度看，当前可以关注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关注以人为本的历史。尊重社会个体“人”的历史，研究人的生命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生存环境史与生态环境史，包括政治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经济生产、社会风俗；研究医疗卫生史，包括身体史、卫生史、医疗史、生育史、死亡史等。
关注家庭演变史。已有学者指出，西方社会现在正面临“去家庭化”的挑战，非婚同居、同性婚姻现象已司空见惯。中国情况不同，在“家庭化”趋势下，家族会、宗亲会、修谱活动频频出现，修谱在纸质本之外还创造了网上修谱。在现代化进程中宗亲活动并没有消失或沉寂，这些活动在信息时代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对宗族史、家庭史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
关注第三产业大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信息时代，人类体能消耗减少，某些身体机能甚至出现衰退趋向，于是体能锻炼、刺激性娱乐和探险活动应运而生。同时，网络文化开始盛行，通俗文艺大行其道。诸如此类现象，都是人的活动史研究者需要留意的问题。
关注科技发展与人类现实、未来的关系。比如，机器人的智能超过人脑，个人隐私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受到侵犯等问题。还有，在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生产进一步自动化，机器人代替人工，基础性工作岗位大量减少，新生代如何就业成为社会性问题。
上述种种社会新现象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未来社会发展演变的依据。对于信息时代的这些新现象，史学研究者都应保持高度关注，从当下回观历史，从历史下观当下，纵通地观察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现实和未来。
（作者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
本文原刊：《人民日报》2017年0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