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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没有毕业，上五年级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革爆发，因为当时还太小，因此并没有正经参加过红卫兵，只是戴着红袖箍跟着六年级同学在小学里闹，主要也是看热闹。后来也没有真正参加过什么“组织”，更没去串连，充其量也就是跟着大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到处跑。
要说记忆深刻的事，当然就是死人了。
我当时所在的小学叫中古友谊小学，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被什么人安排在学校值班，晚上就睡在教室里拼起来的课桌上。那天一早起来，就听到外面有人在吵闹，结果发现是我们学校教体育的一位男老师爬到了校园里高高的烟筒上面，好像还在喊什么。因为太高，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他要自杀。当时眼看着他跳下来，“嘭”的一声，连血都没见到人就死了。这是发生在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的事情。当时可能因为岁数半大不大，再加上和他不是很熟，这件事情倒没有给我太大的刺激。只是平时接触中一直觉得这个老师人其实不错，他为什么会去自杀，完全搞不懂。
实际上，当年学校里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事情很多。后来我曾和朋友跑到其他学校去看地过，剃半边头的、挨打的、甚至被打死的，那些穿着父母留下来的发黄的卡叽布军装的中学生，系着腰带，戴着红袖箍，成帮结伙地骑着自行车，在那个时候别提多威风了。不少老师就是被他们斗，被他们打的。记得在南池子那边的一个中学里，就发生了打死老师的情况，当时我们听说后就骑车赶了过去，到的时候。记得那个老师已经死了，被人拖到了屋子里面，很多人都挤到窗户跟前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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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烧“四旧”。不知道到院里来发号施令的是什么人了，好像就是那些中学红卫兵。记得当时家家都把字画和各种带有所谓迷信色彩的东西拿出来烧，在院子里堆了好大一片，里面自然有不少可能是古籍的东西。其实，家长们未必真的想烧，但是在那种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不拿东西出来烧。因为孩子们都比较积极，万一孩子知道，而家长藏着不烧，将来一旦被说出去，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幸好我们家没有什么古籍或字画，否则的话，那次一定会被我和我妹妹也都拿出去烧了。说实话，看到人家把那么多的字画拿出去烧，当时还真有些羡慕人家呢。
我想我是那种成熟得相当晚的孩子。再加上当时读的书也少，至少在今天看来是不太懂事。整个那段时间里唯一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觉得很难受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婆婆（外婆）在那年夏天因为地主成份，被赶走了。当时大概所有北京城里地主成分的人，都被赶回乡下去了。
记得那天是我妈妈亲自去把婆婆送回到四川省三台县的老家去。我和妹妹就是婆婆带大的，婆婆又一向痛孙子，从小就比较偏爱我。可是当时我和妹妹，甚至连送一下婆婆都没送，只是站在家门口眼看着裹着小脚的婆婆在妈妈地陪护下，颤巍巍地走下楼梯，永远离开了我们。不过两三年之后，她就因为癌症去世了。如果不是因为被赶走，不是回到那样一种她从未经历过的既穷困又孤独的环境中去，相信她一定还能活好多年。而关于这一点，差不多是到了后来我意识到的。现在想起来，在那样一种时代的影响下，就连孩子都会变得极其冷漠和残忍。不仅对周围不熟悉的人自杀或被杀，我们几乎无动于衷，就是对自己最亲近的婆婆，也不会表现出一个小孩子所应有的感情了。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所以没有去送婆婆，甚至没有掉一滴眼泪，仅仅就是因为知道了她是所谓的地主。其实，不要说她本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就算是地主，也不应该受到自己所痛爱的外孙的那样一种对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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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上中学的了。但不论上学与否，那几年的生活如今的孩子恐怕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果你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会知道，当年所谓大院里的孩子们主要的事情就是成群结伙地到处玩，并且成群结伙地打群架。上了中学也没什么分别，开始的时候天天学毛主席语录，以后上了一点文化课，程度也不高。况且那时候学生的出路不是上山下乡，就是留城进工厂，也没有几个学生会太认真地学习。而我上了一年多学之后，就赶上父亲下放，跟着父亲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我那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被编为青年班，开始是下农田干活，后来我和一个叫申英力的朋友被抽来，去离连队很远的一个丘陵上做小放羊倌。
记得当时在那里负责看管羊群的是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国家计委综合局的朱镕基和基建局一位姓陈的干部。三个都是老先生了。我和申英力给他们打下手。我负责和廖季立去放羊。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把羊群赶到很远的靠近山区的一个水库坝区里去吃草。中午就啃冷馒头，晚上天黑才能回来。这个活儿虽然比下田劳动要轻松许多，但孤寂得很，整天整天没有人说话，有时候就会拿羊逗闷子。记不得是因为什么事情了，肯定是因为对羊不好吧，曾经被朱镕基吼过。因为直到他做了总理之后，还曾跟我父亲提到过曾经对羊态度不好的事情。你想那时候他们负责放羊，羊要是有个闪失肯定要他们承担责任。但是我们哪时哪想得到这个，羊不听话，拿着小鞭子“啪”就抽下去了。
当年上学的事情基本上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去农村的经历却总是历历在目。
上学期间当时流行到农村去劳动，记得初夏的时候去过顺义县一个靠山的好像叫孙各庄的村子帮助收麦子。麦收回来之后，很快就放暑假了。我们几个同学还专门骑车从城里跑到那个村子又去了一两个礼拜。在那里是用镰刀割麦子，但是到了湖北襄樊“五七”干校那个地方，却是用手来拔麦子。最奇怪的是，两边的土质也不同，顺义这边土地的含沙量要高些，而襄樊这边却是粘土，而且一到收麦子的时候常常会下雨。因此，碰到收麦子时，必须集中一切人力下田去乘着雨还没有下来之际进行抢收。记得那一年我们也被调回连队抢收，麦子虽然抢下来了，却因为下雨都搁在地里搬不出来。最后不得不冒雨到田里去把麦子抱出来，因为土太粘，人一踩到田里，往往会把小腿都陷进去。一天干下来，真是累得骨头都散了。只是到了干校以后，我才开始觉得家里有多好。开始想北京，想北京的江米条、桃酥、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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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0年12月一个人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为我们那一届中学毕业分配了。我们那一届和之后的七一届是当时北京唯一两届留城，而没有下乡的。连续几年把学生都弄到乡下去，城里工人店员都不够了，需要增加新的人，我们这两届正好赶上了。我回到北京后马上就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我学的钳工，一直干到1978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差不多做了8年。头三年做学徒，一个月好像是十多块钱。之后转成正式工人，后来自己也成了师傅，带上了徒弟。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四五事件，不是因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大概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工厂了。“四五事件”前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进到厂里办的“七二一”大学去学习一下。在文革那样一种环境下，能够留在城里，并且能做工人“老大哥”，已经很不错了，当然真的没有什么更长远的想法。我这个人好像总是比较容易满足，不管做什么，从来是干一行爱一行，没有什么宏图大志。
1976年的“四五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当然，这事说来就话长了。简而言之，我虽然过去读书不多，中学也没有学过什么，但是到干校以后，特别是在放羊的时候，因为闲极无聊，就自己看了一些书。说起来那时候在干校这种地方也没有什么书可看，于是就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之类的东西。结果慢慢地对理论的东西有了一些兴趣。到了工厂之后，因为车间里经常开会学习，读书念报，其他小年青儿大部分都没有学过这些东西，报都念不利索，更别说懂得那些名词了。而我多多少少还能说上一些，结果就慢慢地显出来了。车间的支部书记那时候觉得我这个小伙子还算不错，也慢慢地让我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最后我甚至还参加过一段厂里的什么理论小组，见识过知识分子和工人理论小组怎么共同写理论文章。当然，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工人，我们那个工种每天的体力消耗相当大，很多小伙子不安心。我因为比较踏实，也比较上心，技术上学得较快，再加上我有点墨水，车间里就让我来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因此，那个时候我用休息的时间，拉了一帮年轻工人一起玩，一起看书，北京市机械局还曾经因此表彰过我们这个学习小组。
因为那个时候学的都是些理论的东西，自然也就对时事政治非常关心。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一些平时读书读得多的人慢慢地感觉到了一些问题。当时恰好开始在内部翻译出版一些西方的理论书，包括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著作。把这些西方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对照起来之后，思想上想的问题自然也就更复杂了一些，对于文革、专政以及社会主义等很多问题，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们在工厂外面有不少读书的朋友，不仅相互交流读书笔记，而且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观点。由于当时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对一些传统观点的怀疑了，因此不能不悄悄地进行，不敢让人知道。我现在还留得有当年为了这种讨论而写的关于何谓社会主义之类的理论方面的文章。正是从怀疑文革开始，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开始深入地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讲的、列宁是怎么讲的，从老祖宗那里一点一点地去探讨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然后比较毛泽东的说法，指出他们之间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
正是因为接触这种人多了，怀疑多了，因此对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自然也就变得很敏感。周恩来一去世，我们就感到要出事了，我们马上就投身到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中间去了。记得那时几乎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去。过去我在厂里一直是典型的好工人，并且当过先进生产者，这时候却一连多天请假不上班。我后来事发主要出在写诗上。当时我写了好几首诗，其中四首诗是由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用毛笔抄出来张贴到广场上去的。诗的内容记不大清楚了，后来出的《天安门诗钞》上都有，其中有一句记得比较清楚，叫“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
4月4号那天，我一天都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的那种阵势已经能够感觉到出事了。我那天因为白天呆了一天，始终没有吃饭，本来晚上还想守在广场上，想看看他们怎么清场：有那么多的花圈，有那么多的人在守花圈。好像是晚上6点左右，北京市长吴德通过扩音器在广场发表了讲话，意思说要清场，要大家离开广场。讲话播了一遍又一遍，我当时一直在那里等，一直没有动静，因为太饿了，最后还是骑车回家去吃饭去了，等到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再去时，广场就进不去了。因为被拦在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后来只好骑车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早就又赶到广场，当时花圈已经被搬空了，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种种蛛丝马迹，试图了解头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久就又有群众送花圈到广场来了，一拨又拨，扛着花圈就往纪念碑上放，群众大声欢呼、鼓掌。然后就是大批青年人在广场上手挽手游行、唱歌、喊口号。不知道是谁高声喊道，说是天安门东南角小楼里还有被收缴的花圈，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把小楼团团围住，并试图冲破警察设置的防线。由于那里是官方的一个什么指挥部，最终人群冲了进去，并且好像有人放了火。我在这一天依旧一直看到晚上五六点钟才回家去。因为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上班了。没想到，刚一进厂门，正好赶上厂组织的工人民兵集合，每人发一根镐把，去广场旁边的中山公园集结。我当即被拉了进去，然后被从后门拉到中山公园藏起来躲在里面，准备参加镇压行动。后来才知道劳动宫也有大批工人民兵。原因是上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说是外地有大批不满的民众得知广场花圈被缴，要来声援北京市民，正大批往北京赶来。公安系统从天津就开始堵，一直堵到北京站。因为害怕万一堵不住，于是就把北京各厂的工人民兵调出来做预备队，准备在广场一拼。殊不知，里面不少工人民兵其实和我一样，这些天也是广场上的常客。我们怎么会去参加打人？当然，我们在中山公园蹲了一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纯粹是上面的人草木皆兵。
我知道我被挂了号，是在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开群众大会，批判“四五事件”，说是反革命事件。刘传新并且念了几首他认为最反动的诗，其中就有我的一首。后来各单位下发拍照的反动诗抄，要求人人对笔迹。我的两首诗上了榜，记得分别被编号为“016”和“078”。因为我的那个抄诗的同学在单位比较活跃，经常写毛笔字，因此后来真的被人检举出来了。警察先是把我的那个同学抓了，当晚就把我抓了。
我先是被押到“炮局”，关在一个单间里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等到再提我时，就被押到了我们厂专门为我召开的一个全厂工人批斗大会上。他们专门找了我原来学习小组里的好朋友在大会上宣读批判稿，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被两个人架着胳膊，压着脑袋，向人民低头认罪。大会批判完毕，在群众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口号声中，我被重新押回到车上，然后当即送进了北京第一监狱半步桥看守所。
半步桥看守所是过去日本人留下来的旧监狱，里面有两座关押犯人的楼。一座楼层高些，关押的人多，因为从空中看起来像英文的K字，因此大家叫它K字楼。我住的那个楼在空中看起来有五个爪，像个王八，所以也被人叫做“王八楼”。进到这里面之后一连几个礼拜，几乎是天天审讯。那些警察显然是奉命要找后台的，因此一心就想在我们那些人身上抓出幕后的黑手来。在我这里，他们显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因为我进去的比较晚些，相信他们通过过去的审讯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也没有太过为难我。在停止了审讯之后，我们在监狱的号子里就只剩下自找乐子了。王八楼的号子较小，勉强可以睡下三个人。而为了怕政治犯相互影响，通常都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和我关在一起的一个是4月4号晚上被抓进去的一个完全无辜的青工，既不关心政治，也不会什么诗歌。只是因为那天晚上他师傅想去广场看看，他便也跟着去看热闹。正好赶上当晚清场，他和他师傅就一起进来了。因为岁数小，吃得又差，因此动不动就哭。好在关到9月初，他就被放出去了。另一个一直和我关在一起的是个惯偷，只因为被定性为坏分子，放到农村去接受管制，忍受不了，偷听了台湾的广播，写信去和那边建立联系，也成了半个政治犯。因为他蹲监狱的次数多，见多识广，他一直认为我弄不好会被枪毙，自认为自己的罪过不大。想不到最后我出来了，而他却被枪毙了。
监狱里的生活证实了对自己容易知足的判断，因为即使在那里面，每天三顿饭只有两个窝头一碗清汤寡水的稀粥，外加两勺几乎不见油星的煮青菜，我也没有觉得有多苦。既不担心被枪毙，也不奢望被释放，每天就盼着放风的时候，到院子里的一个可以看见天的四面是墙的号子里，去伸展伸展胳膊腿，跑几个来回打羽毛球的步伐。即使是唐山大地震，房子东摇西晃，到处都是尖叫声，同号的青工急得直哭，我也一样听天由命，从没有着过急。真的开始想什么时候能出去的问题，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了。因为在监狱里听到了哀乐，估计到大概是毛泽东去世了。以后又听到外面大喇叭里广播打倒了“四人帮”，自然也就知道自己的事情将会有结果了。这以后一直拖到12月，我们才被放出来。只是当时也还没有痛痛快快地放，而是先办了一个学习班，把被释放的人集中在一起，拖了两周时间才各自交原单位来人接走。自然，厂里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怎么开大会斗争我，怎么开大会为我平反。后来工厂确实开了一个全厂大会，借着声讨“四人帮”的名义，为我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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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平反之时已经是1977年初了。不久我就回厂上班了，继续做我的钳工。没有多久就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因为我刚从监狱出来，过去又没有学过数理化，就是语文历史地理之类，也没有学过科班的东西，何况还要上班，因此，父母虽然极力主张我参加高考，自己却毫无把握。
当时不过是临时抱佛脚，东找点书西找点书自己看，完全不知道考什么和怎么考。所以紧紧张张准备一番，一考下来自己就知道考得不好，首先数学就没考好。第一批录取时，自然没有录取到我。想不到第二批录取时，我的成绩刚好在分数线之内，竟被录取上了。只是，当时给我打电话通过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专业。因为父母都是学经济的，所以我的前两个志愿报的都是当时唯一跟经济沾点边的政治经济学，只留了一个专业报的是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的历史专业。至于中共党史，我从来就不认为它是历史，而且也不认为有学习它的必要。因此，得到消息后，我确实很犹豫，不大想上。当时还特别回家去和父母商量过。显然，当时如果能确定高考还会继续进行的话，他们也多半会要我再等半年，再考一次的。我妹妹也是和我一起考的，这一批没录上，半年之后就如愿考上人大工业经济专业了。但是，那个时候文革刚过，在有过张铁生事件的教训之后，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商量的结果，家里人还是鼓励我先上了再说。就这样，我就从一名工人，成了大学生，只是自己当时并不喜欢这个专业。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专业其实并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而是人民大学的。因为人大文革中被取消，校址被二炮占了，文革后复校较晚，没有赶上列入招生名单，因此临时用北京师大的名义和校园临时恢复招生和办校。等于我们招进去时是北师大的学生，半年以后才回去人大校址去办校。而那个时候，学校连学生宿舍都没有，好在招的都是北京的学生，大家基本上都是走读。
进入人大党史系算是我跨进历史研究这个行当的一个起点。但是说实话，我一直不认为专门设立一门中共党史专业有什么必要，特别是它还是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划在法学的门类之中。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中共党史的教学太过强调理论，除个别老师外，通常很少传授历史学的知识和进行史学研究的训练。我刚开始学习时最感兴趣的就是人大历史系讲中国通史的老教授郑昌淦先生的课，郑先生是尚钺先生的学生。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古代史，但是为了听郑先生的课，我还是不止一次地专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以便和郑先生讨论。
在人大时我另外喜欢读的一门课是政治经济学，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读这方面的马列著作读得较多，另一方面是当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于老师思想很开放，也乐于与我们一些喜欢这门课的同学进行交流和讨论。在人大上的其他的课程，我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多半都还给老师了。老实话，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小学的时候在班里是出了名的淘气，经常被找家长。记得有一次因为怕被告状，放学后一晚上没敢回家，躲到同学家楼道里睡了一夜。中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没少给老师和父母惹麻烦。父亲之所以把我带去干校，也是因为害怕把我留在城里，跟坏孩子学坏了。上大学也没好多少，因为讲的有些东西自己不喜欢，也就经常会和老师争论，甚或给老师出难题。包括对考试，自己也常常不按老师的要求去答。记得一次考试，我认为教科书和老师提供的答案是错误的，就按照自己的看法进行了论述，结果被判为不及格。后来还是因为这种情况会影响全班的成绩，班长和课代表专门去找任课老师进行疏通，最后才勉强给了我一个及格。
当然，人大中共党史系里也还是有学问上比较不错的老师的。像彭明老师写的《五四运动史》，就花了不少死功夫，做了大量的考证，是中共党史系老师的个人成果里面少有的写得比较扎实的著作。另外教思想史林茂生老师，也是很有才气的一位老师，和他讨论交流是一种享受，只可惜他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像和他聊天那样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另外像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杨云若，也是那种比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老师，他（她）们的治学态度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
至于说到我的史学训练，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也还是认为自己是半路出家，属于半瓶子醋。尽管我毕业以后这么多年，看了不少史学的书，也一直在努力按照史学的方法做研究，但是，和科班出身的同行们相比，我的基础肯定是差的。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考研究生。当时一个想法是觉得当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学，再读下去，时间浪费太多了，必须要赶紧开始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中共党史这个行当里，没有老师能够指导我。我宁肯自己去看档案、看资料，自己去钻研。说来也奇怪，当时我完全就没有想到过应当去读历史。不过，也恰好是这样，否则我可能也就要改行了。因为一旦去读历史系的研究生，多半也就研究不了中共党史了。而一旦转去研究其他历史，花费了几年时间，再想回过头来深入地做中共党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光是资料积累就跟不上了。
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选择。正是因为我没有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作编辑。在那里不但能够看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为在党校，还能够看到当时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的档案。所以进入党校之后对于我深入地“钻进去”影响特别大。我从到党校开始，就下决心要做系统全面的研究。我的计划从是社会主义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发生影响，它怎样促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产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开始研究起。因此，进入党校之后我就开始下大力气做“社会主义传播史”，想弄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我组织了几个同学，坐着坐铺去了全国各个城市，去那里的图书馆，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关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所有跟社会主义传播和宣传有关的资料或者复印回来，或者抄写回来。显然，学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绝对不是中共党史专业要求的研究方法。包括我进入党校时，教研室主任也是这样跟我们讲的：所有涉及到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答案和结论都在《毛选》里面。一个好的党史教学工作者，就看他对《毛选》熟悉到什么程度。研究中共党史，或讲授中共党史，不要去讲你认为如何如何，而是要对毛泽东怎么说能信手拈来。然而，从我做毕业论文时开始，我就注意到，中共党史过去所以总是变来变去，以至失去世人的信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从史料，以及对基本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出发的，而是从结论出发，为政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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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校里，印象最深的是《党史研究》编辑部主编何明先生对我的放手和信任。照理，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按照以往的习惯，新来的大学生通常都是从事一些打杂的事情，包括打水、抄稿子，帮助教授们查资料之类。至于发文章，更是想都不要想。但是，我到编辑部之后，很快就开始正式承担编辑业务，处理稿件，并且何明先生也从不反对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到党校不过三年，就接连出了不少东西，被破格评了讲师。自然，这种情况也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记得1984年档案法通过后，我打报告要求去中央档案馆查看档案。没想到副校长竟批了。我也因此成为当时去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最年轻和级别最低的研究人员了。此前，能够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基本上都是够一定级别，并且有一定任务的人员。我经常出现在中央档案馆里，我们教研室里个别老先生就看不惯。记得其中一位先生特别告诉中央档案馆中央处的负责人，要他们对我特别注意。结果弄得档案馆中有的负责人对我像防贼似的，甚至乘我不在时偷偷去检查我的书包等衣物，怀疑我会夹带什么东西。当有一年美加历史学会主持者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年会，有位老先生马上就告诉中央档案馆说不应该再允许我看档案了，因为我要出国，要小心我会把档案透露到国外去。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虽然在中央档案馆里断断续续查阅了几年时间，摘抄了许多东西，最后大部分都被他们扣下没有允许我带出来。但是，严格说来，我也从不因此就抱怨或记恨谁。我深知能够有我那样一种经历，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尽管许多资料被扣，许多心血白费，花了几年时间仔细阅读那样多的至今尚未完全开放的档案，就已经使我获益不浅了。这以后我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专著和论文，揭示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史实，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其实恰恰是得益于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内幕的情况。即使我不能直接引用它们，但是我依旧可以以它们为线索，找到其他的更多的被淹没有历史痕迹。
手记
在见到杨奎松之前，我听到过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评价：“杨老师讲课，没有多余的词儿，都是真材实料，顶多加几个字的评价，也不过是‘厉害’或者‘真厉害’。”听完这话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后，我见到了杨奎松。
在我跟他聊天的两个小时之内，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是把力量蕴藏在平淡之后的叙述。杨奎松的经历，在他的讲述里平平淡淡，在我听到的故事中却数的上惊心动魄，原来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可以用这种平淡的方式来叙述，也可以平淡的有如此力量！
之所以说杨的故事惊心动魄，是因为他的经历牵涉到当代史上的大事——1976年的“四五事件”，在很多的叙述里都是寥寥数语，语焉不详。而杨奎松的讲述虽然平淡，听完之后，仔细品味，竟然都是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这种讲述的风格一如杨奎松研究的风格，通过我的阅读经验，杨奎松的著作几乎都是这样：不轻下断语，所有的论断都建立在大量扎实的材料之上。关于研究方法，杨奎松写过一篇《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那大概也可以看作杨奎松研究方式的夫子自道，其中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是值得借鉴的。
口述：杨奎松 撰文：陈远
文章来源：拍卖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