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
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成社会基本成份的不同人群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其宏观又宏不到关乎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发展的特有规律与趋向，即既不适宜分析太过复杂的社会现象，也不适宜总结出一个时期的历史特质，有其明显的不足。
这样说是不是太过贬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功用呢？希望并非如此。但很显然，在西方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看不到有哪部传统史学著作曾致力于此。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不具有工具性特点，无法像西方社会科学那样，发明出一种虚拟的结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模式、过程、因果关系、互动系统之类的解释工具，因此它对带有整体性的太过复杂的多数历史问题，更多的只是满足于片断的、表象的或过程的描述。而今天，历史的解读仅仅停留在表象和过程的描述上，哪怕对一些人物的研究十分深入，也是不够的了。今天，我们只要想对以往的历史进行解读，就势必要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不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纯粹虚拟的结构，不对历史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面向和系统的区分，不使用国家、民族、阶级、族群等概念来定义不同的人群，不运用所有制、生产方式、利益关系和＊＊主义等等概念来界定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系特性……，就不可能处理任何复杂的历史课题，甚至无法将散落的看起来各自孤立的事实，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打一个不很准确，但可能形象一些的比方，中国传统史学和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近代以来历史学之间的区别，多少有点像中西医的不同。西医治病有解剖学为依据，有化学及物理学为基础，它可以利用科学的分析检测手段，对疾病的病灶、发生的原因和发病的程度，做出比较确切的诊断，因此对疾病的研究、诊治和预防分门别类，条理清楚，用药及施治针对性极强。而中医治病主要凭借的则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观念和医生个人用药的经验，凡病皆辨证论治，用药多在求人体内在之平衡，其治病的手段虽有许多西医不可替代的重要特点，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中医需要借鉴西医之所长，不言自明。
如今的历史学必须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不仅仅是出于所谓“宏大叙事”的需要。传统史学同样以谈论帝王将相为其所长，西方史学如今也格外注重最基础的社会史的研究。借鉴之必要，是因为历史学是以史料为建构历史真实的基本前提条件的。而相对于任何一段具体的历史而言，史料都不可能是完整的，且选择哪些史料和节取哪段文字来说明历史，都要视研究者的主观而定。因此，历史研究固然强调客观，但完全否认主观的存在，反对任何价值上的判断，却是难以做到的。而当我们试图解释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只要它稍一涉及价值判断，我们就不可能仅仅凭借史料来说明问题了。
举一个较为能够说明我的看法的例子。以近代史学界关于孙中山早年向日本出让满蒙权益一事的争论为例。从微观史实的角度，我们可以运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对孙中山有没有向日本出让中国满蒙权益的事实本身，进行细密的考证。问题是，由于孙日之间这种交涉的高度秘密性，具体到某些史实，单纯凭借史料考证，已显不足。一些学者所以会围绕着孙中山是否与日本在1915年签订过秘密的《中日盟约》一事，存在着极为不同的看法，即是为此。但是，围绕着《中日盟约》的真实性所展开的争论，并不足以否定孙中山曾经有过出让满蒙权益的设想和做法的情况，因为只要把相关史实联系起来就足以做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断了。比如，通过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乘清政府战败之际为夺取广州而向日本领事求援，1911年孙中山关于日本经营满蒙有利于中国的言论，1912年孙中山为抵制袁世凯夺权向日方提议以满蒙权益换取援助，1915——1916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军人和浪人的参预下，利用日本强占胶东半岛的机会，在青岛组织军队发动对北京政府的作战，以及1918年孙中山再度以满蒙为诱饵寻求日本援助等种种可以得到证实的情况，就足以证明孙中山曾经想要用满蒙权益来换取日本援助绝非虚言。
仅仅发现了上述史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否就足够了呢？有学者坚信，历史研究的使命就是发现事实，至于对发现的事实如何解释，或者从发现的事实中总结归纳某种规律和趋向，则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但是，应当了解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之所以会去研究或去讨论某一历史问题，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或讨论有其必要和意义。而这里的所谓必要和意义，其实正是我们主观所赋予的。因此，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历史研究的过程通常也就是一种我们在重新解释历史的过程。既要重新解释，我们当然不能只停留在发掘事实的层面上。有些问题，只要发现了事实，解释也就存在于其中了；而有些问题，仅仅发现事实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所解释才能达到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仍以上述问题为例，我们所以会去讨论孙中山出让满蒙权益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回答由此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对孙中山个人的历史评价问题。而这种回答，仅仅靠已经发现的孙中山有过想以满蒙权益交换日本援助的事实自己来说话，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不用历史的眼光对这样的事实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话，简单地依据现行的观念，今天的多数读者显然无法理解孙中山的这种行为。他们甚至可能会对孙中山，乃至对历史上其他有过类似言行的革命者和革命党爱国与否都会大起疑问了。
孙中山是否真的爱国呢？对此只要全面地研究过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他的政治理想，就不难明了。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上述行为呢？在这里，就必须借助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和思路了。比如，我们必须了解西方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当中关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认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包括人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及其主权观念和领土疆域的划定，都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发展的过程，并非是对古代国家的一种简单的继承关系。这种情况影响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国家、民族及其主权、领土问题的认识，也不能不是一个变动的发展的过程。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目标，在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中就已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观念，其后的种种言论仍旧显示，他对中华国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旧是以古代传统的汉族国家为基础的。换言之，孙中山所爱的国家，以及他对国家主权、疆域和领土的理解，不仅在他的国家观形成过程中是变动着的，也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更是有相当的差距的。故即使我们发现孙中山确有试图出让满蒙权益的事实，也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