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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史；二、中国的历史观念史；三、中外史学交往史。
由于中国的史学进程十分漫长，由于中国的史学形态自古多采，由于中国的史学内涵特别复杂，更由于中国的史学资源异常丰富，因而要从任何方面、任何角度或者任何专题，考察中国的史学史，都可能找到足够的材料，实现“征而后信”，或者申说“无征不信”，乃至推论“疑莫难信”。
比如说到中外史学的交往与比较，通常都将十九世纪中叶作为上限。那显然是受外因论的影响，所谓史学也随着社会的变动，被英国侵略者一炮，才由中世纪的荒野被打入近代世界。此说久已引起中国史研究的争议。问题是很少有人正视所谓中外理念的时空相对性，把秦汉至明清诸王朝无不强调的“大一统”，等同于近世的“中国”，又讳言古老的“夷夏”观念的历史内涵。其实，假如承认唐代韩愈已赋予“夷夏之辨”的文化意义具有历史的相对合理性，那就不难认知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的“中国”史学，与不同时空的“域外”文化的交往互动，决不限于清英鸦片战争前后，也不仅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
又如说到中国的历史观念史，通常将它等同于传统史著体现的指导思想或理论。但与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层出不穷的历史哲学体系相比，传统中国以史学本身为思辨对象的理论性著作，似乎除了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许再可算上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就别无史学理论体系。早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不确，以为《史记》、《汉书》就有的论赞，以及唐宋以后专题性的史论、史评，都表明中国的正统与非正统的史学思想或理论并不贫乏，相反较诸西方以抽象思辨为特色的历史哲学，更凸显关怀现实的品格。不过，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固然关系匪浅，却更判然有别。正像《三国志》体现西晋的正统史学思想，而满清统治者的历史观念，多数袭自小说《三国演义》一样。所谓现实关怀，无非指史学必须褒善贬恶，引导人们注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做到鉴往知来。在这一点上，倒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说得不错，“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看来，依据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宣扬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来演述中国的历史观念史，同样止以导迷。
然而，从整体上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首先需要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进行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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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中国传统的史部著作，历经水火虫兵的无数灾害，特别是秦、隋、明、清列朝几个专制君主的查禁和焚毁，到十八世纪末叶登入《四库全书总目》的数量，仍居经史子集四部之首。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热河行宫总管对尚属完帙的文津阁四部书籍缮本查点后的清单，史部著述还有五百五十九部，二万二千二十八卷。假定有人为了掌握这笔满清官方遗留的史学资源，又假定他当时年方弱冠，发奋日读一卷，那么阅竟已是八十老翁矣。况且那以后又逾百年，公私旧藏新编的历史文献文物，现身人间的数量，更不知凡几。况且还有如潮水般涌入的域外的种种非汉语史料，令学者每感通天乏术。面对如此浩瀚的史学资源，纵然笃信由钱大昕至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①，有谁敢说自己对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已达于至善，毋庸再研究呢？
六十五年前，困居“孤岛”上海租界的周予同先生，发愤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便指出研究中国史的困难，“不在于史迹的记忆，而在于史迹背景与关系的了解，而更在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现阶段的把握。”②
不消说，通观中国史学的编纂学历程，要做到“史迹背景与关系的了解”，便够难了，而要使考察基于“中国史学发展的现阶段的把握”，更属难上加难。反思我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四十多年了，其间屡次再阅中国史学诸名著，仍然感到先民关于“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的界定，真是至理名言。当然，原因或如周先生所示，“吾人愚拙”，除了“低着头去努力”，别无治史捷径，与不读原著或者仅凭他人转述便可构建中外史学史的宏大体系的天才论者，相去不啻万里。
于是，由我承乏主编的这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篇幅虽小，费时甚多，脱稿稽迟，愧负宿诺。
为了向编纂本书的同仁和关注本专栏的读者有以交代，这里谨述拙见大概如次。
第一，中世纪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起点可以追溯到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我不怀疑刘歆《七略》关于“《春秋》古经”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的西汉晚期尚存的记录。但传世的这部早期编年史，还在东汉初，便依附于《春秋》三传。由于迄今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发现，没有《论语》、《春秋》等早期简牍的出土记录，而郭店楚墓出土的简牍，虽有后来见于《礼记》的若干残片，被学者断为孔孟之间百年的儒家著作遗存，却缺乏年代学的本证。因而孔子晚年返鲁笔削鲁史为《春秋》，至今仍限于孔子卒后三百年才相继出现的文献陈述，如《春秋》公谷二传、《春秋繁露》及《史记》等。两汉之际经古文学家笃信的《春秋左氏传》，虽被上世纪的疑古学派攻击是刘歆伪作，但屡经史家辩白，已可证明大概似为完成于战国初期的编年史著作，却因经传内容不相配合，记载下限也较《春秋》晚二十七年，致使经史学者愈来愈倾向于否定二者的亲子关系。同样，《诗》、《书》的若干篇章，早被中夏诸侯权贵当作神道设教或权力游戏的启示录，相传曾由孔子删节而成为古典文明的教科书。所以，“六经皆史料”，是合乎逻辑的判断。单看史料编纂形式，《左传》与《春秋》有同一性，而更凸显时间贯串各类记录的特色，可说是中国编年史的原型。
第二，战国二百五十年，因应诸侯竞雄而活跃起来的诸子争鸣，映现于历史编纂形式，便是不同形态纷然杂陈。除了《左传》，还有多种仿《春秋》的作品。那时代的书面资讯仍不发达，人们交换关于宗教、政治和历史的见解，还是靠口头对话。东周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越发扩大，于是回顾历史的空间差异，也成为各国宫廷的重要议题。这类记录的结集，今存的还有《国语》。由于游说诸侯而博取富贵已成时尚，那班仅靠口舌而致身通显的纵横说士尤其令人称羡，因而正如清末章太炎《论诸子学》所说，热衷“致用”的儒法墨各家，无不兼习纵横术。西汉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内有策士虚拟的说辞，已由徐仲舒等揭示，并得马王堆汉墓简策佐证。但它作为史料不可尽信，在编法上却与《国语》相合，即以“国”分类，以“语”为主，可知表现同时性的相对性，而着重“记言”，正是诸子竞相奔走游说时代的历史记录的一个特色。
第三，于是涉及古代史官问题。上世纪初叶，先是章太炎的《尊史》、《春秋故言》，继则王国维的《释史》，都考证古典常见的“史”，就是史官，职责是记事，并有分工。王国维更从字源学角度论证，“史”自古为要职，“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尽管他也承认，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不可知。他们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实相？姑置不论。但梁启超晚年显然据此说，设计中国史学史的做法四部曲，第一步就要研究史官③。以后陆续出现的几种中国史学史著作，开篇必述古代史官，所谓萧规曹随，本无可非。但时至上世纪末叶，有的新著仍未超出梁启超设计的窠臼，甚至将传说当信史，断言夏代已设史官，“破世界纪录”云云，那就未免令人起疑了。
史官制度当然值得研究，问题是从王国维起，为了证明“史之位尊地要”，而忽视关于“史”的起源的其他材料。如《国语》等所说上古有过“家为巫史”的时代，以后出现巫觋专职，“巫主降神，史序神位”：恰因专司记神事，“史”成了辨识图腾和掌握文字的专门家，由巫的助手变为掌书之官，由位卑地微变为君主贵族的辅佐。这后一种看法，不是早由文化人类学、原始社会史的调查研究获得佐证么？倒是章太炎继龚自珍之后鼓吹“尊史”，却从貌似荒诞的《山海经》群巫职能说起，而后考察《世本》，并强调说“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这样研究“史”的起源，较诸晚出的王国维，梁启超等的说法，岂非更值得参照？
第四，大约在秦汉间完成结集的《世本》，因为司马迁著《史记》，从取材到体例，都显然受其影响，所以早有学者称它是中世纪纪传体正史的雏形。如前所述，在近代中国，章太炎首先认定它对中国文明史研究的意义。然而从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的发育过程来看，它的性质可能是春秋前周王室史官分门别类保管的历史档案的汇集，似乎躲过了秦始皇焚书的劫难，在西汉前期的宫廷藏书中，受到司马迁的格外注目。可惜我们仅能通过清代学者辑佚的《世本》八种，略窥其概貌。不过，假如对清人所辑八种，去伪存真，那就可说它是历史编纂学由古典形态向中世纪形态转折的一部关键性作品。它本身是史料，但它的客观价值，却意味着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新旧形态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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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终结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僻处西戎的秦国，在周灭殷八百年之后，再创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的记录。一名血统可疑的青年国王，居然自称德过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帝。此人颠倒方士邹衍的“五德之传”，推定帝国必将如水灭火，万世不绝。于是他要把古代文明传统一扫光，以便在废墟中重构“法令由一统”的专制秩序。他相信暴力万能，依赖刑杀树立唯我独尊的权威，连民间信仰的湘水女神也不放过。所以，有个欺师尊、灭同门的阴谋家李斯，便深受皇帝信用。后来官拜丞相的李斯，教了始皇帝两个绝招，一曰“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二曰严禁“私学”，首先明令搜缴焚毁一切违碍“法教”的图书，其次恢复“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用消灭历史记忆的政策，强制实现舆论一律。这两招给自汉至清的专制君主或僭主的“右文”提供了策略基础，却没有给秦帝国带来安定。始皇帝不信任一切忠言，却耗国帑买欺谩，待发现替他求长生药的方士伙同“诵法孔子”的诸生，也在背后讥笑他“贪于权势”，一怒“坑儒”，已无法躲过死神追踪。他只得意十年，帝国便如民间预言：“始皇帝死而地分。”
以上故事，是司马迁传下的。汉武帝的这位御前天文学家，并非史官，却继承父志，发愿写成一部史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因说真话得罪皇帝，坐牢受刑以至充当阉宦，备受凌辱，仍然矢志不渝，终于留下一部人文历史巨著《史记》，那过程已尽人皆知。虽然他身后人们对其人其书的价值判断决然相反，但谁也无法否认《史记》是中世纪中国史学第一个里程碑。也许由于他受过王莽表彰，公元一世纪的《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便一面攻击他的叛逆精神，一面从著作形式到陈述内容，都亦步亦趋地蹈袭他的遗稿。
然而，《汉书》成为中世纪王朝史的编纂楷模，终究遮掩不住司马迁作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光芒。迄今中外学者关于《史记》及其作者，发表了多少专著宏论，可谓更仆难数。这里不拟回顾研究史。单看司马迁赋予著史的三重使命，由此建构的《史记》编纂的五类陈述方式，至今仍令欧美史家不解，也令我们的论者每生异说。拙作《司马迁》④，曾有概括讨论，这里不妨撮述一二。
人们最感困惑的一点，无疑是“究天人之际”的神秘涵义。其实只要注意司马迁的写作环境和个人职守，便可了然。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正值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帝国的远征军和使节团，都使域外未知世界在空间上似乎没有边际，从而历史视野空前拓广。作为朝廷的“天官”，司马迁担负整合天文、占星与数学最新成果以制定新历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以致身兼元首和教主的汉武帝，要改元太初，宣称历史由他复始，以昭示他的“天子”权威已得表达天意的新历法证实。但正是通过改历，司马迁以为发现了孔子晚年笔削鲁史为《春秋》的不传之秘，即由“天数”体现的天道支配人间社会运转的法则。他的《天官书》，强调“为国者必贵三五”，“为天数者必通三五”，已有上世纪天文史家破解，所据正是他主持制定的《太初历》的阴阳合历的复杂计算周期。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司马迁依据木火土三个地外行星会合周期的实测记录，肯定天运“五百载大变”，却没有堕入孟轲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的窠臼，相反声明“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这使他关于“天人之际”相关律的陈述，显得自相抵牾。但通观公元前二世纪东西文明世界的历史论著，有哪一种敢于如此坦陈信仰与历史存在差异呢？似乎只有《史记》。
再看“通古今之变”。这是上世纪海内外《史记》研究的重点。论题集中于“通”和“变”。由于司马迁曾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于是学者以其矛攻其盾，否定《史记》作为通史的可信度。极端的疑古论者，将清末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臆断，用貌似实证的默证法予以包装，宣称司马迁说上古史，都将神话传说当作实有其事。哪知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证明司马迁的《殷本纪》所载殷商先公先王的谱系，绝非杜撰。接着考古学家发现殷都废墟。提倡论史讲证据的胡适，首先撤消对其门徒顾颉刚“疑古”的支持，又重拾章太炎在清末批判康有为所用的文献考证方法，论说司马迁以及他引据的古典文献，关于殷周之际宗教变动的矛盾陈述，都涵泳着可信的古史。假如没有郭沫若用批胡适的方式替顾颉刚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张目，假如没有半世纪前藉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强迫史学界改宗斯大林式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那就毋须迟至世纪末再谈“走出疑古时代”。
这里不能讨论西方学者对《史记》的批评，台湾杜维运早有专著予以回应⑤。这里只拟指出，即使《史》《汉》烂熟于胸的中国学者，往往也不明司马迁追求的“通”与“变”，既指时间的历史，也指空间的历史。他再三强调的“时变”，必与所谓天下一统的成败相联系。他不像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体现“天不变”的法则，相反认为天变才表征“天统”，因而实现一统的王政必然具有时代特色，并必然走向反面，救治方法就是“承弊通变，使民不倦”⑥。这就表明他将历史看作时空连续体，不以王朝兴亡设时限曰“通”，但看政事是否符合“天统”曰“变”。我们可以批评他仍信占星术，说近循环论，却不能否认他依照这样的“通古今之变”的认知，编纂而成的《史记》，非但突破了古典编年史的框架，而且在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编纂史上也是创举。
至于《史记》的结构，已有众多论著分析⑦。需要一提的，是《史记》的历史陈述，每受中外论著非议。来自欧美史家的常见批评，拿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著当作楷模，指责司马迁不注史料出处，不对史实真伪作区别，缺乏编纂史书所要求的一致性和控制力等等。如此比较，算不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另当别论。古怪的是来自海内学者的一种批评，不是用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进行比较，例如司马迁记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话，与其他记载的同说或异说对勘，从中寻找历史实相，而是在文字修辞上吹毛求疵，声称司马迁的文本越有声有色，越属作者增饰渲染，乃至“语有来历而事无根据”，“想当然耳”。可惜这类批评，虽与西来的克罗齐或后现代史学相通，但逻辑的推论到底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司马迁忠于历史，不仅表现了竭力搜求有案可稽的“天下放失旧闻”，包括行万里路的目睹耳闻，而且力求信以传信，疑以疑疑，一个显例就是他对老子的姓名年寿都并存异说，尽管他和父亲都推崇道家学说。司马迁还将叙史与论史明白区分。假如不能确证他的叙史背离史实，那么仅凭逻辑演绎便断定《史记》文本多为“小说家言”，到底谁在“想当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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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初，司马迁从历史上失踪了。以后百余年，《史记》有人补写，有人续写，但西汉晚期的军政首领，一直严防它向朝野扩散，理由是它暴露本朝叛秦灭楚的历史机密。直到新朝崩溃，一个西汉外戚家族的支子班彪，才靠家藏宫廷图书副本，草成续《史记》的《后传》。遗稿经他的长子班固、幼女班昭，相继改写补写，于是有了中世纪第一部王朝专史《汉书》。
《汉书》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意义，一是调整《史记》结构，使纪传史用纪、传、表、志四种写法综合编纂的模式定型；二是班固、班昭兄妹编写《汉书》，都由当朝皇帝授命，从此替前朝⑧
编纂兴亡史，便成惯例；
三是班氏兄妹受命成为皇帝聘任的修史人员，从此王朝史必由史官编纂，并置于皇帝及其任命的大臣监督之下，也渐成体制。
这样的史官写官史的体制，本质是嗜血的。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
权相王允发现汉史名家蔡邕同情被他谋杀的军阀董卓，坚持将其处死，理由竟是三百年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时过四十多年，曹魏二世皇帝敲击司马懿的姻亲王肃，又拿司马迁做例，说他因受刑而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后来王肃的外孙司马炎篡魏立晋，尽管沉湎声色，对历史的干预却不放松。由蜀入晋的著作郎⑨
陈寿，著《三国志》，帝魏而贬蜀、吴，特别抹杀史实以彰显“书法”，生前仍不敢献书稿于晋廷。不久，西晋贵族内讧，引狼入室，导致“五胡乱华”，民族大迁徙，长达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
但很奇怪，正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中间，史部独立了，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史官普及了，胡汉大小王朝无不设官修史；史著增多了，尤其是获得权贵军阀资助的私史层出不穷；史学多采了，既出现编年史的复兴，又出现非传统的名士或僧侣的史传。相对于东晋南朝的史官成为贵胄竞逐的清职，北国的征服民族统治者，更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北魏的崔浩因直书拓跋魏的先祖史，而被灭族；北齐的鲜卑化汉人僭主高欢，当众警告史官魏收：“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于是，真史毁灭，秽史流传，怎不成例？隋唐再现一统，都靠阴谋加武力，却都急于藉修史证明权力的合法性。通过杀兄逼父夺取帝位的唐太宗，尤其热心改写近代史。他重视“以古为鉴”，尤其防范将铸造这面镜子的责任交给个别史官，于是组建史馆，将“五代史”⑩
的编纂，置于宰相控制之下。从此列朝“正史”，领衔署名的第一作者，都是不了或不知历史为何物的达官贵人。
“五代史”成书，仍令唐太宗不满，因为从中没有提供他发动玄武门政变的历史合理性的依据。他索性赤膊上阵，命令史馆重修《晋书》，亲撰司马懿（宣帝）、司马炎（武帝）两篇史论。于是全书号称御撰。倘说唐太宗的“制曰”，对司马懿父子世袭僭主的批评还像解析历史的话，那么他写西晋短命归咎于晋武帝不忍废除弱智的储君，就是露骨地借历史为自己的夺嫡行为辩护了。他还坚持要审查史官对自己言行的记录，又开了权力干预当代史的恶例。
从王朝史的编纂来看，传统廿四史有八部成书于初唐。尤其是魏征主编的《五代史志》（11），清理南北分裂结束时期制度与文化的史料，价值胜过《宋书》、《魏书》和《晋书》诸志，开启了中唐“政书”体的历史编纂新门类。这当然表征设馆修史的成就。
然而由唐太宗定型的史馆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12），唐太宗钦定的古为今用导向和权力干预机制，自始便决定了史馆必成统治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和传声筒，必随权力的腐败而腐败。这个机构设置不过半个多世纪，便已丧失生气，一瞥曾经三入史馆的刘知幾，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私撰的《史通》和《上宰相书》，揭露的史馆黑幕，已够令人吃惊了。再看九世纪初，曾与柳宗元相约修史的韩愈，真被朝廷任命为史馆领班，却大感恐慌，说是“为史者，不有人祸，便有天刑”，他最害怕的正是监修贵臣的政治干预。
因而，自唐至清的所谓纪传体“正史”，代有续修。特别是辽金两宋的朝野舆论，似已克服夷夏偏见，形成“国亡史存”的共识，都很重视编纂胜朝史。以致感化了自命草原狼种的蒙元权贵，终于在造反声浪中编成了辽宋金三胜朝史。
所谓廿四史，成书最速的当属明修《元史》，二度开馆，不到两年，就完成了；但编纂时间最长的，却是清修《明史》，凡历顺康雍乾四朝，累计九十多年，才告竣工。讽刺的是这两部“正史”，编纂速度恰好相反，特色却都堪称“神奇复化为臭腐”。《元史》的编纂官员，无人识蒙文，更不会利用域外异语记述的材料，但欺明祖是半文盲又好大喜功，以速成为尚。可是满洲君主权贵，在关外便仰慕汉族文明，乃至将小说《三国演义》当作历史经典。他们入关后备受故明臣民抵抗，而对胜朝文明，了解越深，疑忌越深。顺康间“史狱”成为征服者文化打击的重点，而康熙开“博学鸿儒”科，网罗遗民修《明史》，便是刚柔兼济的两手。《明史稿》其实早由万斯同草成，但明史馆没有一任总纂大臣，敢向皇帝报告史稿已成。直到以告密博得康熙帝赏识的王鸿绪，将万斯同遗稿篡改为己作，乘君主易代之际，献给朝廷。又被新即位的乾隆帝利用，命张廷玉稍加修改，便成了钦定《明史》。那前辙将成后世之师么？不然。隔代修史的传统，没有展现于民国史，却转向时隔已近百年并已有成稿的清史，便令史家困惑不已。看来，设馆修史的中世纪传统，远没有变成“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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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汉唐至明清的英主或暴君，总称自己是历史特别是“国史”该怎么写的绝对权威，却遏制不了“正统”史学的腐化态势，更遏制不了在野的和民间的史学走自己的路。
就看初唐史馆体制定型以后，突破王朝史传统框架的编纂形态反而越来越多。依据十八世纪末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分类，便有十五种形态，而“正史”仅居其一。
造成编纂形态越出正史藩篱的因素，大致有三。一是技术的。造纸术普及，印刷术发明，给十世纪后的文化下移以前提。书籍的商品化，更使读史写史变得权力难以禁绝。二是社会的。历史原是社会的过去，所谓文化认同必由解释既往历史开始。北宋以后经史印刷品无远弗届，为向平民口述历史提供了资源。这就是文学史家无不重视的宋元明清讲史演史一类文艺形式在民间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民间的历史认同，无论真假，一旦形成舆论，反过来也变成某种强制因素。前述满清统治者将《三国演义》当作治国治军乃至萨满巫术指南的万宝全书，反而引导汉族士人崇拜武圣关公甚于文圣孔子，就是显例。三是域外的。有史以来，中国从未与世隔绝。休说鲁迅赞叹过的汉唐史上的“拿来主义”，即看上世纪末讴歌林则徐或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论者，无不痛诋的明清二代，真的闭关锁国么？我曾屡举早经海内外学者证成信史的货币银本位制由来，鸦片由西药转化为毒品，原产美洲的番薯、玉蜀黍等引种成功与中国人口暴增的相关度等等，都发生于排外思潮甚烈的明末清初，难道不值得饱受苏制历史教条熏陶的近史论者三思么？
回头再说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由《四库总目》列举的史部分类，异彩纷呈，也许只能证明唐宋至明清的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掩盖了内容的单调。
的确，较诸《史记》挣脱《公羊春秋》以论代史范式的羁勒，较诸《汉书》改通史为断代史而为描述中世纪王朝更迭运动提供了先例，较诸《三国志》映现同时代历史的空间差异的建构，乃至较诸八家后汉史，十八家晋史的作者们陈述历史力避雷同，初唐八史以后，特别是北宋以后，历史的编纂注重形式的创新和史料的别择，但叙史日趋偏重权力消长，论史越发注目政治实用，因而内容平庸，见解陈腐，议论浅薄，也成为那千年间各体的史著的共同表征。
不过多元的编纂形态，规定了历史陈述各有重心，也必因注目焦点各异，治史方法不同，导致论著反射的历史光谱的位移，并因位移彰显论著价值的反差。
不妨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它的三种续作为例。
《资治通鉴》也可看作设馆修史的产物。但不同于在先共同主编《新唐书》的欧阳修、宋祁、司马光得到皇帝设馆修史的授权，却因政敌王安石等将他投闲置散，反而赢得了用官方资源编纂一家之史的特权。他历时十九年编成的《资治通鉴》，自称模拟东汉末荀悦的《汉纪》，理由固然在于荀悦由《汉书》改编的西汉王朝的编年简史，形式不像它的原型《左传》，是“史”，而非《春秋经》的一种“传”；但司马光更看重的，是《汉纪》乃得到皇帝授权而编纂的第一部帝王历史教科书，尽管汉献帝不过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有名无实的所谓一统至尊。
司马光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将全书呈献给朝廷，并由皇帝赐名作序颁行，却没有符合他的预期，起到照亮治道的镜子的效应。原因呢？
首先无疑在于篇幅浩繁。《资治通鉴》叙史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完帙多达二百九十四卷。虽然由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位能干助手分任的“长编”即初稿，取材更详尽，可是由司马光认真改定的全书，还是太庞大了。因而它的结构和内容，系统严密又实在，文字也很精美，却意外地凸显人们阅读《左传》和《史记》所早已感到的双重不便：编年史“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史“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13）。司马光预感到这一问题，给全书做了提纲式的编年目录，仍然不能引发他设定的读者对象的兴趣。他曾悲哀地承认，《通鉴》颁行以后，满朝官员中通读一过的，只有一人，别人都是略阅数卷，“便欠伸思睡矣”。
司马光没料到问题也在他本人。《通鉴》颁行不到一年，宋神宗就死了，他的母亲监护幼孙哲宗登极，任命司马光执政。这位新宰相比他的政敌王安石更执拗，上台就全废新法。不幸他数月后也死了，而他任命为帝师的程颐，对付小皇帝一味严厉。于是太皇太后才死，亲政的哲宗郁积八年的愤恨，立即成为新党反攻旧党的借资，诱导皇帝“绍圣”，恢复被司马光否定的亡父新政。从此改革反改革完全堕为权力争斗，直到将北宋王朝闹完，连自命新法保护神的宋徽宗，也与其子钦宗，化作金朝的囚徒。不待说，那中间三十年，被列作逆党首领的司马光的编年通史巨著，同样变成违碍书籍，乏人问津。
说来也怪，就在司马光去世八十多年以后，随着偏安江左的南宋第二代君主孝宗的政权稳定，《通鉴》也似乎时来运转。短短十年，出现了以“通鉴”命名的三部书：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的《长编》于淳熙九年（1182）向宋孝宗进呈。但他始编于北宋亡后十六年，那时朱熹、袁枢都没成年。这是接续《通鉴》而记载北宋一代的王朝编年史巨著，记录宋太祖黄袍加身至宋钦宗肉袒降金一百八十六年史事，原书加附录便达一千零六十三卷，今本仍有五百二十卷。亲历靖康亡国惨祸的李焘，显然以为“国灭而史不可灭”，虽然在口头上还是颂扬宋高宗“中兴”。所以他将搜辑前朝史料当作第一义，守则正是司马光的规定：“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他的书无疑可作“史学即是史料学”的一个楷模，但价值也只在于给宋史研究预备了一个资源富矿。
生于南宋初年的袁枢，在临安太学度过了九年生涯，孝宗初中进士。新皇帝好谈史，常引司马光、苏轼的史论，也欣赏李焘《长编》的已成书稿，导致朝廷内外竞相引经说史。袁枢自不例外，喜读《通鉴》，却又“苦其浩博”。大约乾道八年（1172），他由太学学录外放严州教授，一个位仅八品的州学教官。于是专心简化《通鉴》。办法是同类项合并，对于散见各卷的同一事件，先分段摘抄，再按年排列，然后安上自拟标题，辑成正编二百三十九目，附编六十六目，所谓“因事命篇”。这正是近代西方史家讥诮的“剪贴史学”，但在十二世纪，却如清修《四库总目》所说，“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它被命名《通鉴纪事本末》，究竟是袁枢无心插柳成树呢，还是有意栽花的蓓蕾？总之在中世纪历史编纂形态上实现了一大突破，立即受同代学者杨万里、吕祖谦、朱熹等赞赏。正值袁枢的福建同乡龚茂良做了参知政事，便将其稿进呈皇帝。“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时在淳熙三年十二月至四年五月之间。（14）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因何而作？是否自作？成于何时？在他死后，其徒已有异说，后人更争论不休。事涉历史观念史，当另行考察。有几点应届史实：朱熹生平反对吕祖谦提倡史学，他在孝宗乾道八年（1172）初拟《纲目》凡例并有序，表明他想通过此书宣扬他的道学理念。因为孝宗醉心苏轼而不喜程颐，并赏识李焘、吕祖谦、袁枢由史学追究“治道”的做法，可能是朱熹迟疑不编《纲目》稿的一个缘由。“其实此书因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而强施以所谓《春秋》之书法；惟凡例一卷出于朱熹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由赵师渊任之。”周予同先生在《朱熹》一书中，再度肯定清四库馆臣的这一考证结论，迄今仍未能被否定。
但从历史编纂形态来看，《纲目》另有历史意义。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企图恢复孔子“作《春秋》”的原教旨，也就是孟轲首先强调的《春秋》之“义”。这在南宋君臣纷纷模拟唐太宗，按主观的政治需要汲取所谓历史经验教训的潮流中，无疑别出心裁，告诫权力者“以史为鉴”，未必真有裨益于“治道”。问题是朱熹本人对孔子寄寓于《春秋》中间的“微言大义”，已有先入之见，即认定孔孟首先要求“正心术”。而所谓心术首先体现于明道统以扶正统。结果朱熹设计的架构，要求凸显纲举目张，而所谓纲又凸显董仲舒所谓《春秋》“诛心”，更凸显韩愈、程颐所诠释的“道心”，于是其书的历史效应，只可能与他想纠正的当世君相的历史认知殊途同归，成为以论代史的样板。
需要指出，以上所述《通鉴》在南宋的续作或改造，尽管都很快引出仿作，但形式的变化终究不敌传统的顽强。两宋均非汉唐意义的一统王朝。因而蒙古人自北向南，相继扫夏灭金又吞灭自立数百年的大理，最终征服南宋，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待到元朝晚期重修辽宋金三史，依据宫廷藏书编写两宋的《艺文志》，仍将李焘《长编》、袁枢《纪事本末》和朱熹《纲目》，同归于史部编年类，当作《汉纪》、《通鉴》的产儿。这很使我们的史学史论著，总在寻求编纂学创新自觉性的解析，显得黯然无光。怎么办呢？历史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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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家早已注意，公元前夜由刘向、刘歆父子相继主持编制的宫廷藏书目录提要（15），《史记》等史著，被列作“六艺略”春秋家之末，成为五经的附庸。
《春秋》在“儒术独尊”以后，列于两汉官方五经，定性为孔子接受天启，给“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而预制的“宪法”，在周予同先生《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一文，已有生动翔实的考证。所以，刘歆的《七略》和班昭的《汉书艺文志》，把司马迁私著的“史”，升格为《春秋经》的“传”，而据西汉宫廷档案编辑的《高祖传》、《孝文传》等，反而降格为诸子十家中的儒家言，无疑是褒非贬。
问题是《汉书》完成，《东观汉纪》踵作，汉末三国公私所撰的编年、纪传诸史，纷沓而出，总不能都归入“麟经”的诠释吧？况且僭主军阀的干预，使历史陈述互相矛盾，以致非议篡夺相寻的名士们，扬言“非汤武而薄周孔”，难道还可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套路，强分新旧史著为“经”、“子”么？于是两晋一再清理皇家图书，便必须改变分类，将数量膨胀最快的古近史著另立一部，而以《史》、《汉》置于由丙部升作乙部的“史记”前列。清代钱大听对这变动过程有简要描述（16）。
史部脱离经部，宣告独立，效应立现，那就是三世纪末至七世纪初，长达三百多年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以及相伴而来的军阀混战和王朝更迭，经学大分裂，佛道异教争地盘，文学家们各发哀音，唯独史学似乎备受华夷列国列朝君主权贵重视。据吕思勉、杨翼骧等研究，乘乱在北国崛起的“五胡”诸君，都重视设专官修国史，也给众多保守“实录”传统的史官，惹上杀身灭族之祸。因而鲜卑族主导的北朝，首先形成史馆雏形，便可理解。自命上承华夏衣冠礼乐正统的南朝诸君，在控制史学方面未必更显文明。佞佛成癖的梁武帝，特别要求大臣著胜朝史乃至“通史”，都需彰显所谓儒学的夷夏之辨。这很像文教自悖于宗教，其实正是因袭学随术变的传统。
所谓学随术变，是我对中世纪经学形态变异的一种概括（17）。清末章太炎《论诸子学》，已指出“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但这毛病在清亡以后仍然周期性发作，甚至令人不断感叹“于今为烈”。那病因很复杂，有一点早被司马迁道破，就是汉武帝和公孙弘、董仲舒之流，看重的是“以经术缘饰吏治”。稍后贵为宫廷师傅的夏侯胜，说得更露骨：“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所谓术，即指“君人南面之术”，也即法家李斯告诫秦始皇的“安宁之术”，根本要点在于实现“天下无异议”。
假如注意这个根本要点，那就不会对于自汉至清的大小王朝，无不标榜尊孔重儒，又无不鼓励不学有术的黠儒愚儒腐儒，为博取功名利禄，而揣摩君心或迎合时尚，感到奇怪。当然更不会迷惑不解，何以假孔子形象越变越诡异，“真孔学”教旨越说越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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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启超，以及他们在文史学界的同道，虽都重申“六经皆史”，却通常忽视清代汉学家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没有史学便没有经学。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所谓史学史做法为圭臬的学者，没有谁不把清修《四库总目》史部正目存目所列二千一百二十八种古今史书提要，当作传统史学的最大资源，但几乎无人注意比照其书经史二部总叙，映现的乾嘉经史考证学家的上述共识。
两篇总叙当由四库馆总纂官纪的拟稿。此公在经学上倾向戴震，在史学上服膺钱大昕。他草拟的《总目》经部总叙，虽肯定“经禀圣裁”，是孔子的遗产，紧接着便撇开它的前史，直接由西汉中叶说起，以为那时至今近二千年，经学的特色是“变”，按时序凡六变，每变都因“学”久弊生，背“圣”愈远，特别强调当时互较短长的汉宋两家，胜负未分。倘知清沿明制，顺康雍乾四朝，历时逾百年，仍以朱熹理学为意识形态正宗的道统柱石，那就可知纪昀在替反经宋学的经汉学张目。
更奇怪的是《总目》史部总叙，劈头便说孔子“作”《春秋》，与《左传》详其史，非但互为表里，而且非史无经：“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而后总叙就历举《通鉴》以下诸史，都先作史料长编，对正文取舍理由，又附考异。接着又谴责唐以来私家记载，特别是宋明史论，门派偏见杂陈，但笔锋一转，又说断疑狱必“合众证而质之”，判虚词必“参众说而核之”。于是除正史而外，又详录编年至史评十四类史著。作者对史学的宽容，与对经学的苛求，恰成反比。难道不是那时代的汉学家，对于不知经史为何物的假道学的一种否定？
然而这还透露另一个信息，就是满清前四朝对付史学传统的已有效应。一六二六年（当明天启六年）去世的英国哲人培根曾说：“历史使人聪明，诗歌使人机智”（18）。我不知这一箴言内是否涵泳培根所闻的中国史学传统？不过在培根死后十八年开始征服全国战争的满洲权贵，却很快感受到历史传统的惰性力量。他们将明廷空喊的“以夷制夷”的教条，反过来化作“以汉制汉”的征服策略，在军事上获得成功，但在文化上屡遭挫折。抵制主要来自文明程度最高的南国士民，而动员抗清的一个方式，便是唤醒思念故国的历史记忆。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南明余部郑成功、张煌言联手北伐，虽然失败，但清廷惊魂甫定，便发现江南那班已经剃发易服表示归顺的文人领袖，如钱谦益之流，一当郑军出现，立即主动呼应，原来依然心怀故明。这使满洲权贵将文化征服的重心移向消灭汉人的历史记忆。康熙二年（1663）湖州发生的“明史案”，其署名作者庄廷鑨或没学识，但所列参订姓氏多江浙名士，更引起满清当局要控制“史权”（19）。
那手段无非袭用历代专制者的老谱，一禁私人著史，二开馆修明史，三搜缴民间藏书，四厉行图书审查，五不断制造“史狱”。但满清君主对涉史诸案，猜疑吹求，惩办株连，禁毁篡改，务绝其根，那心态的阴毒，手段的恶辣，相对于他们追步的明太祖、成祖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康熙帝重开明史馆，借征博学鸿儒修史为名，欲将海内名士一网打尽，成百学者一旦入彀，他又设置意识形态化的种种限制。此后至他猝死凡四十年，《明史》尚未完成，而万斯同整合诸稿，反被告密起家的王鸿绪剽窃（20）。然而这位“仁皇帝”，并不一味用柔术。为他制历造炮而对统治稳定有功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任钦天监西洋监正，著《穷理学》，指出一切知识记忆，不在心中，而在脑内，否定孟轲“心之官则思”的误说。康熙帝便从朝议，指其书非圣无法，立命焚毁。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桐城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所记南明永历朝事，又以为清朝一统应从康熙元年算起，因此前南明末亡，依朱熹《纲目》帝蜀例，顺治朝不算正统。这本来合于皇帝御撰的《春秋》讲义的宗旨，岂知皇帝震怒，说桐城方姓之人“俱系恶乱之辈”，戴名世逆书，也不可恕。后虽表示恻隐，对戴名世以斩首以代替凌迟，方、戴二族都充军或入旗为奴，其中就有桐城派开山的方苞。又如雍正帝在位仅十三年，诗狱史祸不断，特色都在打击朝野私议当代史，辩护自己继统的合法性，诛杀功狗的正当性。尤其是他借曾静案亲撰《大义觉迷录》，拿已死四十多年的浙江朱子学信徒吕留良充当第一被告，斥其宣扬辨夷夏高于正君臣，“追思明代，深怨本朝”，非但不知大一统之义，而且狎侮周程张朱的道统，真是名教罪魁。此书暴露康雍之际宫廷隐恶太多，迫使其子乾隆帝才坐龙廷，便将它收回销毁。然而雍正帝在书中极力强调移孝作忠，“尊君亲上”，才是孔孟程朱一贯之道的实践标准，却是乾隆帝越发频繁地制造文字狱的行为指南。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四朝一百五十年间，有案可稽的文字狱，凡一百三十九起，内乾隆一朝便有一百十二起（21）。其中不乏满汉文化隔膜，造成冤假错案，但至少数十起震动汉族学界的要案，多半涉及明清易代史或君位更迭史的政治性议题。考察每一个案的本末，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叙史愈近真，受害愈惨烈。
求索历史实相，所谓实录直书，向来被传统史学誉作美德。相传孔子笔削《春秋》，行文隐晦，还将不便明说的“微言大义”，私下告知文学科的高足，以保存信史。朱熹鄙视史学，说历史都记你争我斗，“相打有什么好看？”可是他也不得不以史证道，学孔子用历史编纂的形式，寄托他自以为是的孔孟原教旨。哪知满清统治者，浸淫被征服的汉族文明愈深，却对本族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愈耻。以《明史》编纂为例。倘说康熙重开明史馆，意在收揽在野的汉族文化精英，倘说雍正炮制《大义觉迷录》，意在打击以道统否定满清继明为正统的历史合理性的思潮，那么乾隆不断诏令修正明史，用“国语”即新满文置换传统术语，按“尊君亲上”原则重定胜朝史的褒贬议论，效应必使恪守传统的经史研究，以远离现实的面目呈现。（22）
清代史学的历史进程，再度表明越受权力摆布的历史著述，越无传世价值。康熙帝晚年决策把朱熹当作孔孟之道的化身，以致在意识形态领域，“宁道孔孟误，不言程朱非”。结果呢？雍正帝已发现，最墨守朱子学原教旨的吕留良辈，最不服满洲传统的君臣即主奴的伦理道德。
乾隆朝故明遗老都已死光，而顾炎武申论的“遗老不世袭”，由他不责难外甥三徐均在清廷官运亨通而树立表率，已成南国士大夫世家的格言。于是乾隆帝对付传统史学，便无所忌惮。将王鸿绪献出的《明史稿》再加篡改，变成钦定的《明史》，是一例。重开博学鸿词科，但令中选者入翰林而不使修史，以粉饰太平，是一例。因憎恶明末野史“诋触本朝”，严令各省特别是东南诸省督抚收缴，连原书残页，也送京销毁，指望把有关暴露满洲野蛮史的所有著作一扫光，又是一例。卑劣嘴脸无疑需要戴上正经的假面。乾隆帝常戴的假面，半边是乃父绘成的“卫道”，半边是他自诩的“右文”。而由汉臣朱筠等献策，并经这位满洲大君睿裁，通过整理《永乐大典》，编校《四库全书》，贯彻只许“朕”一人有评断史统与裁决褒贬的至上特权的专横意向，当然更是显例。
关于以上诸例所呈现的文化史实相，清末民初以来学者揭露甚多，为之辩护者或赞赏者也不少。可是由此对传统历史编纂学发生的作用，至今未见鞭辟入里的历史说明。
譬如说，由《永乐大典》辑佚书，由四库馆臣校史籍，就直接促使经史考证方法的缜密化。即使乾隆帝出于独裁者特有表现欲，对进呈书稿竭力吹毛求疵，动辄记过罚俸降职赔补（23），也在技术层面上有益于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辩伪、考订等学术规范趋于严整。
又譬如说，传统的历史编纂学，至十八世纪中叶，似乎已臻极盛。乾隆口称“稽古右文，崇尚儒学”，其实设置的新老文化机构，四库馆、三通馆、国史馆、方略馆，以及非常设的实录、谕旨、典志等编纂处所，五花八门，叠床架屋，无一不以“史”为主。
然而名目立异，不等于史学多元。官修诸书，尽出众手，卷帙无不浩繁，形式无不陈旧。四库纂修官员，不乏专门名家，编校可用资源，堪称海内无匹，但已入著作之林的若干书目提要，唯以考古见长，仅具文献学史或史料学意义。并非那些作者才短识陋。内如总纂官纪昀，分纂官戴震、邵晋涵、程晋芳、周永年、王念孙等，都是所谓乾嘉时代一流的人文学者。但他们在四库馆，首先是“官”，其次才是“史”，即传统意义的通经究史的大家（24）。因为是史官，不得不奉旨说话。况且乾隆帝猜疑成性，愈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愈使馆臣畏惧因一语一字陷入文网。所以《四库总目》，即使古籍提要，行文也小心谨慎，偶有新意，不拉古人作证，便称出自圣意，盖知皇帝年老健忘，但称是他发过的“天语”，虽刺目也默认，正所谓愚民必自愚。当然这无补于官方史学的整体平庸，著述数量的空前庞大，与著述内容的普遍陈腐，恰成反比。
于是，传统的中世纪历史编纂学，无论形式与内容，体裁与取向，叙史与论赞，到这时都已封顶。四库史部分别新旧史著为可传与备忘两大类，常由提要暗示还有更多近人史著列入所谓违碍书籍，被判犯了今圣指斥的原罪，那不啻为中世纪历史编纂学出具了病危通知。
拯救者自然有人，显例又见戴震。这位清代皖派汉学大师，生前没有目睹四库总目提要成稿受乾隆帝嘉奖的光荣（25），却在临终前（1777）函告高足段玉裁，说是生平学说，凝聚于《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百余年后他的四传弟子章太炎，便说这本小小册子，是痛斥雍正用“理学杀人”的（26）。他的反题是呼吁法治。然而君主独裁体制不改，能够变革“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么？作为乾嘉汉学的领袖，戴震可谓呼唤帝国“自改革”的先觉，但终清一代，他的影响没有超出经史考证学界，套用古话，“其故可深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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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三世纪末史部脱离经部宣告独立，它的内在形态区分，也就日显必要。
原来，四部分类，不过是两晋都曾在乱后重理宫廷藏书，按数量较多又性质相近的图书分别贮存的一种粗略办法（27）。但两晋末至隋统一，近三百年，社会动乱不止，因为民族、地区、权力、战争、等级、宗教、文化种种因素交织，造成的许多特殊矛盾的异常表现，引人注目而见于著述。除了君主僭主的御用史官，更多的私家著述，作者原无意修史，或因议政，或因抒愤，或因述奇记异，或追逐美誉文名，自然不受编年、纪传的史例限制。但时移世异，这些作品又各显为“藏往”的特殊形态，而且累积甚多。于是史部再细分类目，就成史家议题。
率先重编类目的萧梁处士阮孝绪，著《七录》，内“记传”即史部，始分十二目。他没有机会付诸实施（28），却是《隋书经籍志》分史部为十三目的滥觞（29）。
以后直到清修《四库总目》，官私史志书目，都沿袭隋志先例，只是名目略有调整。（30）
《四库总目》史部总叙，强调读经必先学史，虽圣人也不能离史说经，对照经部总叙宣称自汉以来经学总是弊极生变，可知撰著《总目》的汉学家群体，“十年磨一剑”，击刺的目标是把持思想文化领域的“假道学”。此点已见前述。这里再补说一点，即撇开《总目》全书体现的所谓汉宋争论，通观其书史部十五类连同子目的小序，通计所录史著提要二千一百二十八篇（31），便可发现它已涵盖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已在中国史上现身的所有历史编纂形态，也从文献学角度陈述了每种形态的发生衍变的大体进程。尽管字里行间常常隐含学派偏见，尽管有关满清历史与现状的篇章无不散发辩护论的臭味（32），这部巨帙仍可谓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一部总账。
岂知这部总账，没有起到大清皇帝期望的歌颂盛世的轰动效应，相反成了传统历史编纂学从过程到形态都面临绝境的恶兆。只要一瞥史部十五类正存诸目，所有涉及明清易代史迹的著述提要，就不能不说那是假话的集成。历史实相的考证让位于以今律古的诡辩，所谓“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职业道德淹没于对“今上”乾隆大帝的令人作呕的颂声。也许可用“不得已”三字，替“真汉学”与“假道学”为何一旦碰到历史与现在相关的议题，便同流合污的言行辩解。可是这种说法，不是早在清末已由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通过详述满清文化史，给予历史否定么？（33）
应该说，包括四库纂修官在内的汉学家们，在政治上多属侏儒，在学问上多半可称巨人。他们还在康熙晚年决定把尊崇朱子学当作国策的时候，已纷纷转向经典考证。在以沉默方式熬过文网密布的雍正时代以后，潜心经史考证，已在南国学界蔚然成风。这是纨绔习与性成的乾隆帝，也以为鼓励汉学名士埋首书斋，老死于古籍的音训考辨，是假借“稽古右文”而达到“天下无异意”的最佳南面术。的确，在他晚年由皇帝而太上皇，已使朝野万喙息响。哪知他刚陈尸龙廷，他最宠幸的领军机大臣和珅便被捉拿治罪，接着他的继承人嘉庆帝，又被迫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知人不明，已招致天怒人怨。意外的是两次事件的主角，都是南国汉学家，王念孙与洪亮吉。（34）
然而，满清文化政策被迫调整，不能遏止学术转型的态势。传统史学，正如传统经学一样，早在乾隆晚期便已走上告别过去的不归路。所谓乾嘉汉学，历史效应怎样估计？另当别论，但它对清朝统治学说和主流史学造成的损伤，则是任何辩护士都难以否认的。
于是，倘要考察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史，也只能在十八世纪最后一年暂时打住。
注释：
（1）应正名为文献、文物和域外记载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
（2）全文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初版，1996年增订本。下引周予同先生文，均同见增订本。
（3）以下序次为史家，史学之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之趋势。
（4）原载《十大史学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本文引司马迁说，均见此篇。
（5）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三版，1993。
（6）见《高祖本纪》赞，《太史公自序》又谓作八书，旨在阐明“天人之际，承弊通变”，可知所指为制度化的统治方式。
（7）可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修订三版，所选《史记》各体篇章的解题。
（8）后称胜朝，即被今朝战胜的旧朝。
（9）两晋（含十六国）南北朝的史官正职。
（10）北朝齐周，南朝梁陈，以及隋朝。
（11）后并入《隋书》，为“经籍志”。
（12）参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五章附录“历代史官制度沿革表”， 1944年初版。
（13）参看前揭《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拙撰《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解题。
（14）1173年春夏间。因龚茂良于淳熙四年六月罢相，并使孝宗怒斥“福建子不可信”，故知“分赐江上诸帅”，必在龚氏罢相前，参看毕沅《续资治通鉴》记此事的“考异”。
（15）定本称作《七略》，约在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由班昭“删其要”，
改称《艺文志》，收入由她续补的《汉书》。
（16）《经史子集之名何昉》，参看前揭《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所选此文，
拙作解题和注解。其文缺点在于没有指出图书重行分类，必在宫廷藏书散而复聚之后，因此南朝王俭、阮孝绪等，企图恢复刘向、刘歆父子的七部分类法，仅有目录学史的意义。
（17）拙著《中国经学史十讲》，有多篇言及此点，请参看该书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及以后诸版。
（18）《论学问》，作于培根卒前一年的1625年。
（19）柳诒征所创术语，说见氏著《国史要义》史权第二，中华书局，1948。
（20）参看陈守实先生《明史稿考证》，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1卷1号，1927；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切问集》上卷，2005。
（21）参看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四章附顺康雍乾四朝“文字狱”案一览表，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又，相关案例始末，可参看彭国栋的《清史文谳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
（22）章太炎在清末所撰《哀焚书》、《哀清史》等篇，对清前期文化政策的体现及其效应，已有全面揭露。参看我编校的《訄书》重订本的导言和正文，北京、香港三联书店，1998。
（23）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册，内所收这类处罚文件很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4）纪昀曾评戴震，谓其“研究古义，务求精核，于诸家无所偏主；其坚持成见者，则在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见民初汤寿潜选辑《纪晓岚诗文集》卷四“与余存吾太史书”。戴震曾为纪昀家西席近十年，入四库馆又任纪昀主编的《全书》经部诸书主要编者和提要作者。可知不必迟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胡适之，才能了解戴学。
（25）时在乾隆四十六年，当西元1781年，参看前揭《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七五八至七六一件，《纪晓岚诗文集》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
（26）见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1906年7月。这是章太炎因给邹容《革命军》作序，又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囚上海租界监狱三年，刑满由同盟会迎赴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据研究，戴震此书曾三易其稿，初著当在以翰林院庶吉士任四库馆分纂官期间。
（27）参看《吕思勉读史札记》556则“四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增订本中册。
（28）书亦佚，仅存序例于《广弘明集》卷3，盖编集者释道宣因其主张将佛典另立一录。
（29）隋志称纪传王朝史为“正史”，列于史部之首，也袭自阮说，尽管魏征等用其议而讥其书。参看《隋书》卷32经籍志序，卷33经籍二史部诸目小序。
（30）参看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二章附表“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史部诸目同异分合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1）内正目563篇，存目1565篇；此据我随读随数所作的初步统计，或有衍漏。所据乃中华书局整理影印本，1965。
（32）辩护论的界定，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213，人民出版社，1972。
（33）参看《章太炎选集》所收此篇，以及我所作的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4）参看拙作《和珅案》，载《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洪亮吉案》，载《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