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同时转载《红旗》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该文在发表前已经过毛泽东审阅。如果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意在利用历史问题做政治文章，由批吴晗进而扳倒原中共北京市委，那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则标志“文化大革命”这场执政党高层政治斗争进入到了最为关键的阶段，其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不幸的是，这一次攻击，仍然是利用历史问题（这回是与现实更近的近代史问题！）做政治文章，历史学及其思想理论又受到了非学术的歪曲与摧残。
戚文这样开场道：“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这里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就是刘少奇。值得记述的是，１９６７年３月，刘少奇曾看到一份造反派小报揭发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刘立即于３月２８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可是几天后，戚本禹仍以此大做文章。刘少奇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1]戚文在最后对刘少奇问了八个为什么并下了政治结论：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的上述八问，后来被证明均为不实之词。我们要注意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借历史问题做政治文章的时候，对中国近代史及其思想理论所作的歪曲与毒化。戚文说：“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上，戚文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我们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门户之后，向西方学习，自强变法，曾经是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选择的正确道路。光绪皇帝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能够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戚本禹把光绪皇帝说成卖国主义，在他言语中，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倒成了爱国者，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肆意歪曲。
在怎样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戚本禹的政治用心暴露得最明显，他完全在借义和团的历史，比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请看他的言论：“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问题上，戚文说：“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戚本禹把维新变法说成是“反动的道路”，而历史事实却是，维新变法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觉悟之途。没有维新变法运动，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五四运动。
戚本禹还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叛徒问题”。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三年前他写的那篇关于李秀成自述的文章。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意义重大，但也打下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分歧的楔子，国家的政治局势在高层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在毛泽东身边秘书室工作的戚本禹突然写了一篇史学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发表在次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是叛徒。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中宣部召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所下结论很不慎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戚本禹文章发表前应先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因为这涉及到对革命先烈如何评价的问题。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过去的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于是中宣部在内部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文章不转载，不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中宣部还指示，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稍后，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刘大年主持下召开，座谈会后，很快写出了报道送中宣部审查。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周扬无可奈何地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驳不了。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公开讨论。但是戚本禹的文章却是一篇政治文章，实际上是开了“文革”那种把史学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先河。人们只是在他几年后将“叛徒”罪名抛向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时，才见识了其“庐山真面目”。
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二百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大约只有一二十篇，因此可以说，“文革”中的近代史研究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对这不足二百篇的文章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它们主要集中于两个焦点，其一是1967年4月，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以后，围绕此文此题所发表的一批文章；其二是1974年前后的所谓“批儒评法”、“评《水浒》”运动中，围绕批洋奴哲学，批投降派所发表的一批文章。这两个焦点，恰恰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两个阶段。而这两批文章，又表现出不同的论述特点：前者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后者则为旁敲侧击的影射，反映出中国政治的诡谲和学术的畸形蜕变。
先来看围绕戚本禹文章所发表的一批文章。4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史红兵的文章《彻底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2]，透露出中共高层所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同观点。文章说，“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并与吹捧这部影片、阻挠这场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陆、周、胡等人的后台就是刘少奇，他们“胡说以光绪为代表的一派，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萌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内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想迎头赶上，以图自强”。“《清宫秘史》还通过‘新派’人物之口，极力赞美洋枪洋炮洋学堂。这种赞美，就是要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造成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迷信”；“在《清宫秘史》里，帝国主义不是力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者，而是帮助中国实行变法，支持中国‘走富强之路’的‘朋友’”；“义和团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造反精神。《清宫秘史》却用卑劣的手法，对义和团进行恶毒的污蔑。”文章力图让读者明白：毛泽东夫妇与刘少奇部属之间在影片《清宫秘史》上的分歧，虽然表现为对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中国向何处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斗争。《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更加直露地指斥刘少奇是和光绪、珍妃一样的“崇帝病的患者，地地道道的‘洋务迷’。他垂涎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不断鼓吹要‘坚定不移’地向西方‘学习’。在他看来，中国人什么都不行，‘洋玩艺儿’什么都是好的。直到一九六三年，他还赞美明治维新养成了日本资产阶级的‘那么一股干劲，发愤图强的风气’，还说，‘我们打了一百多年败仗，就认为中国人不行，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说西方人行，中国的不好。后来我们向西方人学习了，一学就有了进步。’好一个‘一学就有了进步’！难道这位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命的‘大人物’竟不知道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这样一些著名的论断吗？显然不是。在这里，他是在公开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公开美化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3]《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则进一步述说了毛刘分歧的源由：“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但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公开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说什么：在中国，二十年以后才能考虑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待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资本家自然会‘眉笑眼开’地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而《清宫秘史》正好符合了这些‘大人物’们的反动的政治愿望”。[4]
在这批文章中，除了象上述直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斗争，并且以人划线决定是非者外，如果试图寻找一点与学术沾边、能够称得上研究方法的东西，那便是阶级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方法此时完全抛弃了历史主义的视角——翦伯赞们已经被打倒了。史红兵认为，光绪是“投靠帝国主义的封建统治者，人民的大敌。他赞助、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不欲做亡国之君’，从‘顾全祖宗基业’出发，才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支持、参加了戊戌变法运动”。“如果说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推行了一些改良措施，也叫‘爱国主义’的话，那么爱的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5]辛午批判道：“所谓‘维新’也者，归根到底，也还是为了‘守旧’——‘守’住‘旧’阶级的统治”。“他们要‘富’的是什么‘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国’。他们要‘强’的是什么‘民’？是剥削阶级之‘民’”。[6]既然历史上作为革命对象的统治者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做事，那么就应该连人带事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分析方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牢牢占据了中国史学界许多人的头脑。
前述提到戚本禹文章以义和团来比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戚文一出，仿家纷纷。一位历史学者如此来叙述义和团在北京的活动，令人读后实在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说当年的义和团呢，还是眼前的红卫兵？特录一段于下：
一九〇〇年五六月间，义和团革命运动进入了斗争的高潮，其势如燎原烈火，不仅从北方向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而且烧到了清王朝的首都、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大本营——北京城。一时在北京城内，只见满街是一排排、一队队的红灯女儿和义和团英雄们，雄赳赳、气昂昂，高呼反帝口号，向敌人示威（当时称之为“踩街”）；只见倒处是红红绿绿的传单和通令（当时称之为“揭帖”），痛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只见帝国主义分子、洋买办、贪官污吏，一个又一个被揪出来，一家又一家地被查抄；只见洋教堂一所又一所地被焚烧、封禁，洋货被禁绝。总之，在红灯女儿和义和团英雄面前，帝国主义分子、洋买办、贪官污吏个个被吓得目瞪口呆，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可终日。有的帝国主义分子跪在红灯女儿面前哀嚎着乞求活命；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抬出城去，企求活命；有的则在使馆的墙上挖一狗洞，以备鼠窜亡命之用。地主阶级的头子西太后，就在逃出北京以后，仍然惊恐万状，心有余悸。那些过去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统治者，往日的威风体面，如今统统扫地以尽。“红灯照”、义和团在北京城里主宰一切，“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在两个月内，把个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使一个死气沉沉的封建帝都，顿时变成了朝气蓬勃的反帝反封的革命中心。[7]
比附的方法，根本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然而在“文革史学”中却泛滥成灾。为了配合戚文，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赞“红灯照”》，说“‘红灯照’的英雄女儿们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8]“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是当时红卫兵的特色语言，社论用红卫兵的话说义和团，拿近代史比附现实，以达某种政治图谋之意再明显不过。《光明日报》的社论《红小将赞》则更进了一步，干脆不用比附，直接把义和团与红卫兵合在一起说事：“六十多年前震撼中外的‘红灯照’，是义和团运动中女青少年的革命造反组织……六十多年过去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小将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把红灯儿女的革命造反精神千百倍地发扬光大。”[9]
正是在如此煽动之下，“文革”中一些青少年疯狂使用暴力，搞打砸抢抓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群效仿“红灯照”的女孩，把自己的校长卞仲芸活活打死。北京大兴更是发生了把“黑五类分子”家家灭门的惨剧。对于义和团运动再现京城的景象，《人民日报》刊文《从“切洋街”到“反帝路”》，说：“去年八月十八日，当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带着冲天的干劲，从学校走向社会，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红卫兵们提出，北京是我们伟大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他们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过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如果说，对待历史上的义和团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岭，那么，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则是区分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试金石。”[10]这类蛊惑性言论发出仅一个月，红卫兵就冲击了北京使馆区，酿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给国家的外交声誉造成严重损失。而从史学的角度看，能够将6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重演一番，可谓是把史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不过重演的却是一出民族的悲剧而已。
围绕戚本禹文章所发表的有关近代史的文章，我们说它的另一特色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其恰恰反映的是毛刘斗争的政治特点。毛泽东那时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1]，这是何等的以势压人！文革史学的武断也是那种不由分说便打倒式的。如前述已引的许多文章，首先就把对义和团的态度定位为“区别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岭”，那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只要对义和团说一个“不”字，研究者自己便成了“反革命”，这是多么可怖的事情！按照这般逻辑，于是“研究什么”也成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史红兵说，“不少的反动史家曾经用过大量的笔墨描述帝党与后党的斗争。在他们的笔下，光绪和帝党得到了赞美。实际上，帝党和后党，并无本质区别，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斗争，正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狗咬狗的斗争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把光绪这个卖国贼美化成‘救国’的英雄，这种历史的颠倒，正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12]研究帝党和后党，成了“反动史家”干的事情。那么，研究曾国藩、袁世凯便成了“和他们穿一条裤子”。文化大革命中，因此而倒霉的近代史研究者很多。这也是“文革”十年，近代史研究成果寥寥的一个原因。
由史学充当工具和导火索的“文化大革命”，不久便达到了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活活整死、一大批与刘有牵连的高级干部被打倒的政治目标。继而，中国政坛又上演了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角逐、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一幕。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败出逃而死，林彪集团垮台。这样，原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剩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重病不起的康生。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一手处理了林彪事件，此时成为“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的关键人物。
经林彪事件打击，毛泽东一度病得很重，甚至当着江青面，表示要把权力委于周恩来。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治国理念上毕竟不同。他在取得毛的倚重后，趁势布置批判极“左”思潮，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并且支持复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乱局进行整顿。此时视周恩来为政治上最大障碍的江青集团便获得机会，开始了又一轮兴风作浪，并很快取得效果，致使毛泽东对周恩来再次感到不悦。毛泽东是不会忘记历史旧账的：三十年代，周恩来曾跟着王明路线跑；1956年那次“离右派只剩50米”的“反冒进”，又是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巧妙引用毛的指示，貌似不偏不倚，实为“尖锐地针对我”（毛泽东语）。对此毛“憋了几年的气”，后来终于作了清算，只是因为“还得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才让周检讨过关。“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一些问题上态度暧昧，调和折中，毛泽东看在眼里。如今，林彪已经折戟沉沙，他的最大疑虑与担忧转到了将来仍会有人用他的一部分话来否定“文革”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在毛看来，这是除了推翻蒋介石之外，他的毕生伟业，否定了这些，也就否定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毛泽东历来重视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觉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克己复礼，中庸之道那一套，是与他的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的。而这些东西在周恩来身上影响不浅。1972年底，毛泽东明确纠正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提法，指出林彪的问题是极右。次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谈到林彪时，提出要批孔。7月，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还作诗两首，批评郭沫若尊孔骂秦始皇。也就在此时，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及其主管的外交部“势必出修正”，他叫王洪文、张春桥管管外交部的事，“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13]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11月底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评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的错误。1974年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批林批孔。由于周恩来不断地做自我批评，态度极其诚恳；也由于周恩来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更由于林彪事件后，党和国家已经不起再次的折腾，毛泽东又离不开周恩来办理内政外交。因此，与对待刘少奇的方式不同，毛泽东对周恩来仅限于思想批判，并无打倒之意。且毛泽东没有让江青集团“组阁”和单方面接班的打算。这就决定了江青集团借“批林批孔”批周恩来等人争夺最高权力，也只能用影射的办法，旁敲侧击，玩弄不光明正大的把戏。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再次选中了史学——“影射史学”登峰造极。利用史学进行政治影射，已不能说是史学方法，但其在史学界里盛行一时，则一方面是政治强奸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史学方法的一种畸变。
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控制了全国的舆论工具和思想文化界，并组织了一大批写作组。在这些写作组中，“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政治作用最大，此外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等等。“梁效”，即“两校”的谐音。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等为笔名。写作组根据江青集团的政治需要，撰写文章。在短短几年中，仅“梁效”就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影射史学文章约占三分之一），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罗思鼎”写的史学文章也有一百五、六十篇。由于这些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精神”，因此，一经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必予转载，各级干部和民众必须学习阅读，这就使得影射史学产生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不久，杨氏又作讲演说：“孔子在鲁国做宰相，不到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少正卯当时是一个法治派人物，是主张革新的。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14]此后，江青集团开始用“孔子——宰相儒”来影射总理周恩来，做了大量的文章。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别有用心地从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说到“周礼”，又说到“周公”是维护奴隶制的“政治代表”，公然以批“周公”来影射攻击周恩来。11月1日，《红旗》杂志11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由姚文元亲自修改的阴谋文字，把“秦国丞相吕不韦上台，从事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作为议论重点，说：“吕不韦在秦国执政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为了突出“批宰相”，文章还说：“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国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尹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该文发表后，江青、姚文元对批宰相吕不韦、批折衷主义大加赞赏，要下面好好学习。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4月1日，由江青亲自布置、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影射文章《孔丘其人》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该文极端放肆、手段极其卑劣地影射周恩来。兹录几段：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邹叔纥一死，孔家就更加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不少人写了专门著作，总结了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某一方面的经验，在认识史上有所贡献。特别是法家的一些优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阐发了革新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
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5月17日，又是江青一手布置，北大、清华写作组署名“柏青”在《北京日报》发表《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借骂孔子，对周恩来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兹录几段：
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本来是个十足的大恶霸，可是在家乡，却装出一副谦虚诚实的样子，别人说话，他不吭声，象是个不爱出风头的老实人。参加乡里饮酒典礼，散场后，一定要耐着性子等老年人出去以后再走。……孔老二这样煞费苦心地练风度、练表情，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是为了做官，做官又是为了“复礼”。孔老二有个学生叫子夏的，对他的这一套，揣摩得很到家，并且做了一个总结，叫做：“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就是：要威风凛凛，板起面孔，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用一种神秘性来唬人，使人望而生畏。这是一种脸谱。跟别人接近时，要“面带三分笑”，装出一种和蔼可亲的表情，借以笼络人心。这是一种脸谱。说起话来，一定要冠冕堂皇，无论是曲解夸大，还是弥天大谎，都要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使人感到很厉害。这又是一种脸谱。“君子三变”，确实是孔老二耍两面派的一种手法，被后来一切阴谋家所袭用。
孔老二一旦得势，爬进统治集团，就更加施展他那谄上骄下、投机钻营的本领。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车，动身就走。……经过国君站立的地方，虽然国君不在，也要现出庄重的脸色，两条腿盘旋而走。向堂上走时，提着衣服的下摆，弯腰低头，憋住气，就跟停止了呼吸一样。直到从堂上出来，走下一级台阶，才松了一口气，脸色恢复了平静的样子。下完台阶，端起胳膊，象鸟儿展翅一样，向前快走。回到自己的位置，又在做出惶恐不安的模样。
除了人身攻击，江青集团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上，利用影射史学对周恩来进行抨击。其时，教育问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林彪事件后，周总理力图整顿被“文革”动乱搞瘫痪的国内教育，他布置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972年10月6日），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大学理科教育和研究。而江青集团则认为这是要用自然科学冲击马克思主义，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作为“批周”的一发重磅炮弹，《红旗》杂志同年第１２期也予转载，文章写道：“孔子生于春秋晚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过度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代。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梦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极端仇视当时的社会大变革，哀叹‘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他还办私塾，招收学生，想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恪守‘周礼’的‘仁人’、‘志士’、‘圣人’，靠他们‘学而优则仕’，即读书做官，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 1974年5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柏青”的文章《“学而优则仕”析》，说：“春秋末期，奴隶制度日益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崛起。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当时，就连孔丘的学生也纷纷跑到革新派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孔老二对此极端恐惧。‘学而优则仕’，就是要把学生从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拉回来，重新禁锢在他的课堂里，用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毒害青年，使通过读书做官，去执行他的‘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维护和复辟垂死的西周奴隶制度，开历史倒车。”5月2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丘的教育思想与“克己复礼“》，说：“解放后十七年来，由于刘少奇一伙篡夺了教育的领导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文章把强调学习文化课说成是为了“复礼”即复辟，说：“孔丘为了培植‘复礼’的人才，向他的门徒大肆灌输‘复礼’的思想。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所谓‘文’，即周朝奴隶制的典籍，如诗、书、礼、乐等。孔丘自我标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也力图利用‘学文’，把学生引向复辟倒退的道路。”
周恩来主持的政府工作，主要一块是经济，要攻击周，必须以此做突破口。而周的经济工作理念，是尽快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对此自然要引进、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这便成了江青集团批周的靶的：“崇洋媚外”——“卖国投降”。近代史在此又派上了用场，从而形成了“文革”后期比较集中的一批文章。1974年3月8日，江青集团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发表署名“景池”的《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一文，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船舰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这个运动是由清王朝内以保卫孔孟之道为己任的曾国藩、李鸿章发动和组织的。这班‘洋务派’官僚，熙来攘往，出入于外国公使、领事、商人、军官之间，以博取洋大人的青睐为荣，他们把‘洋务运动’吹嘘为‘求富’、‘自强’之道，认为是‘入圣之门径’，‘报国之经纶’……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接着，文章以洋务运动买外国“不堪用之船”的事，来影射周恩来关于建设远洋船队要造船与买船并举的方针，指买船就是“卖国”，说：“一百年前的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了。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已经落得个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了。但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为了实现反革命复辟事业，总要祭起崇洋媚外的破旗。卖国贼的衣钵后继有人。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林彪等民族败类，不是一个又一个继续从事曾国藩、李鸿章未竟的卖国事业吗？他们同自己的‘先辈’一样，都是尊孔派，都要保存和复辟旧制度，都要开历史的倒车”。同年《红旗》杂志第8期，又发表上海市委写作组授意撰写的另一篇文章《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署名“陈今”），文章说：“当年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就是由崇洋走向卖国的黑标本。他曾经无耻地宣称自己‘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者’，的确，洋务也颇行时了一阵子。媚洋能手李鸿章，不仅在政治上‘联各国之好’，在军事上购买洋枪洋炮，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乞讨外国资本的叫花子。设备、原料、技术统统靠帝国主义洋大人‘恩赐’，办工厂还雇洋专家主持。总之，一切都‘洋’化了。”“崇洋，就是‘全盘西化’，它抹煞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把一切都说成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好”。“只要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尊孔卖国派就不会绝迹。因此，尊孔崇洋与反尊孔崇洋的斗争，还要在中国长期地继续下去。”10月，江青又蓄意制造了一个“风庆轮事件”[15]，与分担、接替周恩来工作的邓小平发生冲突，所谓斗争“还要在中国长期继续下去”，正是其计划中的整邓阴谋。[16]其时第四届全国人大正在筹备中，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呈白热化状态。
影射史学的最终政治目的，是要使江青集团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此，用历史人物吕后、武则天等，来比附江青的文章成了当时的一种诡异现象。1974年6月15日，江青对她控制的写作组成员说：“为什么武则天得人心？在那样的社会一个女人能当皇帝，重臣为她所用，就是因为她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基础比李世民宽广多了。当时二十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这一定有她的社会基础，她的政策符合更广大的地主阶层。”[17]18日，江青又对写作组成员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历史人物值得考虑，吕后，她是伟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为刘邦去世后，天下没有乱，是和吕后执行了法家路线有关，以后才有文、景、武、昭、宣。”[18]6月20日，江青又要求北大、清华写作组在撰写《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时，“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宣传一下”[19]。于是，吕后被这样写道：“‘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后，执政十六年，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刘邦死后，……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20]8月1日，经张春桥、姚文元精心修改的“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在《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该文原稿曾有大段吹捧吕后的话：“在楚汉相争及巩固汉朝中央集权的斗争中，吕后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秦始皇死后，群龙无首，使赵高有机可乘。汉朝初年，继刘邦而执政的吕后在刘邦的大臣中有极高的威信，虽然惠帝懦弱无能，但能够以吕后为中心形成坚强的政治核心，稳定局势，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否则，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也可能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文章发表时，姚文元怕这些话会惹恼刚刚批评过“四人帮”的毛泽东，又删了去，改为“楚汉相争”中，“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的刘邦，“最后却越战越强”，原因是“关中在吕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刘邦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后盾，因此稳操胜卷。”汉朝建立后，“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两个月后，在《红旗》杂志第10期署名“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同样露骨的话终于说了出来：“秦始皇死后，法家路线就告中断，而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同样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坚持法家用人路线，在斗争实践中选用人才。”“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这显然是公开为江青集团大造舆论。在此之前，8月20日，“梁效”的另一篇文章《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在《北京大学学报》当年第4期发表。文章说：“唐太宗死后，唐高宗李治即位。围绕着发展还是改变唐太宗的这条路线，围绕着是继续建立和巩固庶族地主统治，还是维护和复辟士族大地主垄断政治，儒法两家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武则天正是在这样的斗争风浪中，大步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文章还别有用心地把武则天同复辟势力的斗争说成是同“宰相”们的斗争，最后不加掩饰地道出：武则天“终究是一位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由于江青在四届人大上的“组阁”图谋被毛泽东否定，“四人帮”利用近代史继续做文章攻击周、邓等人的举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1975年，“梁效”在复刊不久的《历史研究》上发表《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的论文，此文叙述相对系统，从中可以看出江青集团要做全面、长期政治、思想斗争的架势，这自然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影响。文章说，洋奴哲学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在洋务运动中形成的一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国内反动派推行崇洋媚外、投降卖国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都是洋奴哲学的狂热鼓吹者。这种反动哲学，根深蒂固，流毒甚广，至今还有影响。文章又说，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后期洋务派头目张之洞所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把购买和仿制镇压人民的洋枪洋炮作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和“第一要务”，这说明他们并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维护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还企图以孔孟之道作为这个反动同盟的盟主的话，那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则越来越占据突出的地位，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胡适所鼓吹的“全盘西化”，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就是丧权辱国，全盘出卖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在思想上就是颂洋非中，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在经济上就是散布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迷信，使中国经济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文章最后说，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帝国主义不断地在我国寻找新代理人，这就使洋奴哲学仍然有着继续存在的条件。因此，我们同洋奴哲学、投降主义的斗争，不能不是长期的，而且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成为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21]1976年初，因周恩来逝世引发的“天安门事件”导致邓小平下台，江青集团再不需要用影射来说话了，于是其御用写作组的署名文章《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便公开讲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造船工业迅猛发展，万吨巨轮远航海外，宣判了邓小平鼓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彻底破产。我们不由想起了一百年前李鸿章所经营的那家轮船招商局。因为从李鸿章这个近代洋奴身上，可以照见邓小平这个当代洋奴的丑恶嘴脸。”[22]
前已述及，影射史学是史学政治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虽且谓其史学，实际上已无学术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宣传舆论工具的作用，影射史学所宣扬的谬误思想理论对我国思想学术界仍有不小的影响。让我们略作论列。
影射史学猖獗的时候，其宣扬最多的观点便是：一部中国历史直至今日，始终贯穿着儒法斗争。儒法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法家进步，儒家反动；法家爱国，儒家卖国。“梁效”的重点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说：“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这种完整意义的社会变革，除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外，实际上就只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那一次。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在那场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23]“梁效”用另一笔名“柏青”著文说：“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总是表现为前进和倒退、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斗争，坚持国家统一还是搞分裂割据的斗争。……在民族矛盾激化，如汉代、宋代面临着匈奴、西夏、辽金的统治者侵扰的情况下，儒法两家的斗争，又常常表现为坚持抗战还是妥协投降。在近代史上，尊孔和崇洋卖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等尊儒反法派，哪一个不是卖国主义者？儒法两条路线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斗争，同样一直继续到现在。”[24]“罗思鼎”用另一笔名“石一歌”著文说：“儒法之争既然是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那么当然只有与革命共命运的彻底的革命者，才能真正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与现实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把对法家的评论和对儒家的批判，变成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对阶级敌人的批判。”[25]真实的历史则是：儒家和法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学派。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主张以德治国。法家则主张以“法、术、势”治国，即以严刑峻法和帝王权术相结合，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作为传统文化，儒家和法家都有其精华与糟粕。现代社会与它们的关系，是一种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影射史学家们用政治实用主义和思想极端主义，把儒家和法家这两个思想学术派别完全对立起来，否定一家，肯定一家，并与现实问题任意挂钩，是十分荒谬的。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而路线斗争的概念，则是联共（布）党史中党内斗争的专有名词。影射史学家们把这些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搅合在一起，弄出一个所谓“儒法斗争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怪说，实在是制造了当代思想史上的大笑柄。
在批儒评法运动中，影射史学家们肆无忌惮地颂扬中国历史上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暴君与暴政，充分暴露出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残暴嘴脸，对思想文化界遗毒不浅。197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略论秦始皇的暴力》，公开赞颂秦始皇的暴力是“革命暴力“，并且歪曲历史说：“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被秦始皇革命暴力打击得狼奔豕突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咒骂起秦始皇对农民的暴力来了。”同年《学习与批判》杂志刊出署名“康立”的文章《孔子、儒家和礼》，一边影射周恩来，一边颂扬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是吹捧周礼的儒家经典，坑的是复辟周朝分封制的复古派”，“反动儒生们骂他‘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但是秦始皇如果用周礼，那他就无法建成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了。”众所周知，秦始皇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统治最残酷、使用暴力达至极点的暴君，可是影射史学家们却说秦始皇的暴力好得很，不是多了，而是少了！9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同年第4期），该文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唐晓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说：“秦始皇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对那些复辟势力的打击不够坚决，镇压很不彻底。……秦政权并没有对这些反动奴隶主采取有效的专政措施，……以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为代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仍然广泛存在于各地，伺机而动，时刻梦想复辟。……但秦始皇仅坑了咸阳的四百六十个儒生，而对那些钻得深、在背后进行复辟活动的危险敌人，则似乎没有采取措施给予清除和镇压。”[26]影射史学家们甚至编造出秦始皇“爱民”，受到人民支持的谎话，说：“秦始皇还采取了‘忧恤黔首’的政策。在徭役法中规定：首先征发有罪吏、入赘富家的农民、商贾；其次是曾为商贾或父母、祖父母为商贾的；再次是富人；最后才是‘闾左’，即解放了的奴隶。”[27]“秦代农民负担的徭役并不是很重。”“他（指秦始皇——作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得到了‘黔首’们的普遍支持。”[28]“罗思鼎”等还借人之口大肆吹捧秦始皇，说：“唐代大诗人李白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不妄诛一吏’；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29]梁效说：“章太炎高度评价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法家实践家秦始皇，称赞秦始皇治理政治，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搞得好；称赞秦始皇实行法治，任人得当，赏罚严明，拿后代的一些有名的皇帝和他比，那些人不过是深池，而秦始皇犹如耸入云霄的高山，即使把秦始皇的功业与相传的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也不足以表明他的高大。”[30]
我们知道，儒家学术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仁者爱人”、“和为贵”、“有教无类”等思想，至今闪耀光辉，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虽然，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学渐渐变成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其保守、消极的一面曾对中华民族的进步起到过阻碍作用，但继承精华、扬弃糟粕，仍是对待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江青集团及其控制的影射史学家们以极端主义加阴谋政治的观点和做法，对儒家大张挞伐，不仅否定一切，而且扣上“复辟“、“卖国”之类不着边际的骂名，对孔子其人更是极尽辱骂、诬蔑之能事。“梁效”说：“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又说：“孔丘还拼命鼓吹‘信’。说什么‘做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图要人们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其实，‘信用’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孔老二的所谓‘信用’，不过是奴隶主贵族骗人的手段。”[31]署名“洪群”的文章批判道：“孔子是讲‘仁’、‘德’、‘爱人’的。比如，什么‘为政以德’呀，什么‘仁’是‘爱人’呀，等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孔子的所谓仁政也好，德治也罢，都不过是骗人的东西。他的‘仁’和‘德’是施于奴隶主的，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从来都是缺德无仁，有的只是血腥的残害和屠杀。”“孔老二说‘有教无类’。反动统治者一直大肆吹嘘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是什么不分阶级招收学生，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有同志已经揭穿了‘有教无类’的原意是主张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的一种反动手段。”[32]可以看出，这种所谓批判，正是“文革”摧毁中华文化的大浩劫的一部分。
[1] 参见《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 见1967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从署名可知，这是专业历史学者所撰写。
[3] 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文学兵团：《不许把洋奴打扮成英雄—剥开所谓“爱国主义”英雄珍妃的画皮》，196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4] 晋群新：《为什么吹捧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1967年4月6日《光明日报》。
[5] 史红兵：《为什么吹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揭穿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美化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的恶毒用心》，1967年4月9日《光明日报》。
[6] 辛午：《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两种评价，是一场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196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7] 孙达人：《“红灯照”革命造反精神颂》，1967年4月27日《光明日报》。
[8] 1967年4月14日《文汇报》。
[9] 1967年4月27日《光明日报》。
[10] 柯夫：《从“切洋街”到“反帝路”》，196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11]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12] 史红兵：《为什么吹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揭穿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美化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的恶毒用心》，1967年4月9日《光明日报》。
[13] 转引自童小舟《风雨四十年》（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页。
[14]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15] 风庆轮是一艘国产万吨货轮，是年首航罗马尼亚，江青集团利用此事攻击国务院“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压制国产轮不能早日远航，交通部派到风庆轮的领导干部抵制这种批判，被王洪文扣留上海批斗，江青对此做出批示，要批判交通部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
[16] 这是周恩来的分析判断，他请王海容、唐闻生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因邓是毛选择接替周的人。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7]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第73页。
[18]同上，第75页。
[19] 同上，第81页。
[20] 见《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3期。
[21] 梁效：《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
[22] 靳柏年：《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7期。
[23] 《红旗》1974年第10期。
[24] 《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
[25] 《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人民日报》1974年11月11日。
[26] 《驳儒家关于秦王朝灭亡原因的几种谬论》，《光明日报》1974年9月1日。
[27] 巩政：《论秦始皇之法》，《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2期。
[28] 石仑：《论“黔首”》，《红旗》1974年第10期。
[29]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红旗》1973年第11期。
[30] 《试谈历史上关于秦始皇的两派论争——从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谈起》，《北京日报》1974年5月20日。
[31]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孔丘其人》，《红旗》1974年第4期。
[32] 《铁证如山——从孔府的罪恶看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红旗》1974年第2期。
此文见《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