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回复陈垣的信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一节。我读后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不免以偏概全，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近日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
南学与北学的优劣浮沉
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
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明显，学术风格也各自不同。有学者认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清代以来，学者论学，每每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梁启超早年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分先秦学派为南北两支，各有正宗与支流，并据以归纳南北学之精神。但南北学者若扬己抑彼，则为不智。民初《清史稿·儒学传》成，请人评审，吴士鉴提出增加有关崔述（字东壁）的内容：“其所著书，虽无家法，而北学除通州雷、肃宁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觉寥寥。东壁久已悬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于雷传之下，以餍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极微眇，侄非助北学，乃所以护南学耳。”
总体而言，南学强于北学，当是近代学术的一般态势。
南北学之分主要在居处
南北学分法有二，一据籍贯，一讲居处。民国时论南北学风不同，多据后者。1922年8月，胡适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磨谈论中日史学，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此即因居处要而言之，因为北方有不疑古而勤苦之士，南方亦有信古而简陋之人。当时东南大学的《学衡》公然树旗，与北方的北大派分庭抗礼，形成所谓“南高学派”，成为南方学术的代表声音。此北大学派与南雍师生，亦据居处而分别，若论籍贯，则多为南方人士。
无论言中学还是西学，这时北方为新而较空，南方则旧而较实。东南大学文哲两系曾请梁启超来讲国学，任教于此的顾实、吴梅、柳诒徵等却屡次与梁发生冲突。顾实还讥讽梁摸不到《道德经》的边，“他讲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国学运动中，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国文系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及南方的几个国学研究会彼此沟通声气，互为声援，共同对抗北大派，这种矛盾还延伸到由北大派生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文史学科。有趣的是，先此黄炎培、蒋梦麟等人曾一度打算将南京大学办成新派大本营，而将北大让给旧派讲老话。
南北学既有对垒，也有对流
南方的一些学者北上，在北大以外形成据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会合。胡适虽然在该院筹建时参与意见，但吴宓做主任负责具体事务，其精神必然与北大派相反。由于几位导师或名高望重，或真才实学，胡适还算佩服或礼敬，对较为次要者则不大客气。实际上参与其事者除吴宓、张荫麟外，均与《学衡》无缘。倒是赵万里、浦江清两位助手的东主王国维和陈寅恪，过去可算是《学衡》的同路人。
与此同时，一些北大派成员为避难或谋生，相继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组织国学院，夭折后再赴广州。然而，广东却并非宜于治学的居处，浙人鲁迅的印象是：“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傅斯年等人在时，一度表面似有新气象，真相却是“广州的不能研究学问乃是极明显的”，因为“书籍不够参考，商量学问又无其人”。于是南下的学者很快又纷纷北上，如任教于北大却对北大派不无异词的黄节，一度出任广东教育厅长，不久就挂冠而去，重理旧业。
1933年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再度将学分南北的问题摆上桌面。扬京抑海的沈从文和为海派辩护的杜衡，本来只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立论，后来参战人多，内容也扩大到学术整体。分别的标准，仍是居处而非籍贯，看法却与20年代截然相反。朱自清认为，“所谓‘京派’大概可以说是抱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所谓‘海派’大概不免多少为名利而撰作”。其实，十年间南北学风的逆转，很大程度上是南人北上的结果。
此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的南迁以及北京旧书肆在沪、宁开设分店，南北学风又有对流。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之发生异变。战后更有所谓新海派。南北学风的流动，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进行，惟有南学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近代学术史上岭南（以居处而言）的几度兴盛，差不多都是北人（此为闽粤人的北人概念）或北学（亦含粤人）南下所造成，其中也包括陈寅恪自己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之际所承担的一柱擎天的作用。可惜由此带来成为学术中心的大好机缘，都失去了。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09月04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