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安会谈可以盖棺论定吗？
西安事变距今已有五十八年，仍有不少谜没有解开。但是，这里面有些谜确是因为年代湮久，史料疏失，当事人亡故，以致死无对证，弄不清如何然、所以然，比如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心的蒋介石事变期间在西安承诺若何，以及对周恩来说了些什么之类。但有些谜却是纯粹是因当事人误忆错记、望文生义，而为人后者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生吞活剥出来的东西，比如所谓张学良促使中共实行“逼蒋抗日”之类。
说张学良曾促使中共放弃“反蒋”主张，与之共同实行“逼蒋”策略，可谓由来久矣。目前所见最系统、最权威的说法，大概要算是张魁堂先生在国内以及香港所发表的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著作文章了（包括张著《张学良传》一书和他在《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以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香港《明报》“西安事变大揭密”专号上刊登的那篇披露“张学良‘联共’之谜”的文章，等）。说它们最系统，是因为张先生在这些著作或文章里明白声明他是利用大量“未披露”的电报档案、回忆录、访谈录，来具体介绍那个“张学良告周（恩来）不能反蒋”的延安会谈的。说它最权威，是因为作者赫赫然标明自己为“北京《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而它利用得最多的资料，又恰恰是这次会谈的亲身经历者、前任“北京《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刘鼎先生的“札记”。由这样权威的作者，利用这样权威的资料来“揭开张学良‘联共’之谜”，应该说是登峰造极之作了。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后来曾经活着的那两个延安会谈的主角也都有过类似的文字。最先提出此类说法的是那个尽人皆知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在这篇多少有点违心的文字里，张学良明确说：延安会谈时，他曾与周恩来为蒋介石抗日与否的问题“辩论多时”。最后，终于促使“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１）据说，周恩来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张魁堂先生介绍说，周恩来曾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对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夫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劝告中共应当实行逼蒋政策时，周回答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２）。
在延安会谈中只有五名参加者，五人中如今有三个人有过大致接近的回忆，另两人早已故去，这也就难怪几十年来几乎从没有人对此表示过怀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依据的都只是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即使包括在这个问题上拥有最完整的档案资料的张魁堂先生在内，在说明这个问题时竟然更多的也只是依据这些回忆。可是，在明明存在着大量足以证明事实经过的重要历史档案资料的情况下，何以放着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于不顾，而只把眼睛盯着几个当事人的回忆录上？在事隔几十年之后，难道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尽准确？
回忆史料不足靠
稍稍留意过台北和大陆学者研究延安会谈的著作文章，就会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台北学者更多的依据张学良在《忏悔录》中的说法，而大陆学者更多的依据的却是传说中周恩来的说法。换句话说，这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按照张学良所说，延安会谈所讨论的，主要就是使红军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与共产党具体服从蒋介石领导的问题，周恩来甚至已经明确地接受了张学良所提出的“输诚”条件。而按照周恩来所说，周当时只是表示愿意将张的意见带回去向中共中央报告而已，并未有过多少具体的讨论，周更不曾有过附和张的联蒋主张和与之商定输诚条件的情况。不难看出，这两种说法确实相距甚远。唯一能够使两者较为接近起来的是刘鼎的回忆。因为刘鼎也强调说，当时讨论最多的就是联蒋问题，况且，不论周当时所谈内容如何，他回去毕竟很快就此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并表示了对张学良建议的赞同态度，因此经中央讨论后，很快“联蒋抗日的问题就定了下来。五月五日红军回师通电就不再提反蒋口号”了（３）。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是会谈当时就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还是回去后才决定接受劝告，总之是中共按照张学良的意见改变了自己前此的反蒋方针。
但注意一下当时的历史档案，不难发现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值得怀疑。第一，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使用反蒋口号的问题，是在延安会谈之前，并非是在延安会谈之后。早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延安会谈之前，中共中央就曾经举行过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开宣传上改“打蒋介石”为“打卖国贼”，强调“这个口号更便于打卖国贼”，最便利于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在四月九日白天，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改变这一策略口号的意义。在一封要求放弃公开发布“讨蒋令”的电报中，他明确地肯定：这样做才是“最聪明的一种办法”。因为目前全国还有许多群众受蒋蒙蔽，发“讨蒋令”不易为群众所理解，不如发“讨日令”，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逼蒋暴露其真相。因此，所谓“目前不应发讨蒋令”，其目的却是要“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因为他相信，“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它“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４）。由此可知，用提不提反蒋口号来作为评价中共是否放弃反蒋态度的判断标准，是靠不住的。因为，从四月开始，实际上中共中央就已经停止公开使用反蒋口号了，五月五日红军通电中没有再提反蒋口号，不过是这一新策略的具体延伸而已，与延安会谈的结果并无直接关系。第二，延安会谈以后，在中共中央陆续发布的各种内部文件当中，反蒋的指示仍旧随处可见，完全看不出中共受到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劝告影响而放弃反蒋态度的影子。就在中共中央发布红军回师通电不过两周，它就在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明确指示：目前“唯一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此后甚至直到七月间，毛泽东也还在强调红军向国民党军队秘密宣传“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的重要意义。只是到了八月中旬以后，我们才能看到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的政策指示。这说明，中共中央停止了反蒋口号的宣传，而其反蒋方针却一直实行到八月中旬才最终得以改变（５）。上述情况无疑让我们对张学良回忆中的说法和传说中周恩来回忆中的说法表示疑惑，因为按照这样的事实，所谓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上的劝告改变了中共中央的反蒋方针的说法，根本就难以成立。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有必要问一下：张学良是不是提出过不要反蒋的劝告呢？遍查档案的结果，我们确实找到了相关的证明。但那是在延安会谈之前，而不是在延安会谈之中！
档案证明，在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周恩来前去延安谈判之前，李克农曾代表中共方面与张学良有过接触，中共中央根据李克农报告作出的关于与张学良进一步谈判的原则规定，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既不要接受任何有损苏维埃政制与红军利益的要求，也不要因为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与其发生争执，但必须“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６）。这足以说明，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谈话中曾经有过关于中共应当放弃反蒋态度的表示。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就此明确规定：必须坚持自身的反蒋方针，只不过不要因张学良不赞成反蒋而放弃争取张的努力。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置中共中央的这一规定于不顾。不仅如此，在延安谈判之前，为避免因为对蒋态度的不同引起争论，中共中央还特别强调了要回避了对蒋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在会谈之前也特别通知了张学良（７）。因此，说延安会谈中“占时最多的问题”就是对蒋策略和中共红军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无论如何值得怀疑。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延安会谈不到两周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决定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所谓晋西会议），会上刚刚肯定了蒋介石属于必须反对的“民族反革命”，说周恩来刚从会议上下来就轻易地被张学良说服联蒋，更是情理不通。况且，即使是周恩来真的被说服改变观点，说什么“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也绝对不合逻辑，因为在三月底关于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继续肯定那个强调“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的训令仍旧“适用”的，正是毛泽东；正式宣布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并明确肯定他仍旧是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样是毛泽东（８）。这时的毛泽东何来什么“逼蒋”“联蒋”的“想法”？
周恩来当年如是说
说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没有劝告中共放弃反蒋，这是否有什么根据呢？
其实，笔者所有的根据与张魁堂先生，甚至最早系统披露延安会谈内容的申伯纯先生或大陆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料并无不同。那就是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于四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问题是，几乎所有引述报告的人，包括几乎全文引述过此报告的张魁堂先生都没有做到完全忠实于报告的原意。比如，张魁堂先生在他的《张学良传》和《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著作文章中，几乎是全文引述了这个报告，但与此同时却又添枝加叶地增加了不少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把报告中根本不存在的“联蒋抗日问题”说成是整个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最关心和希望解决的‘大问题’之一”，用了足足有上千字来大谈会谈双方关于蒋有抗日可能，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但只要“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的讨论。可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有关对蒋态度的问题，只有下面几句话：
“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
“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９）
此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是张学良提出的一些问题和重要观点；第三部分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基本估计。但由于报告较长，又分两次写成，有些问题略有重复，加上当时收报有误，个别字读不出，个别段落被分割颠倒了，不过整个报告的内容还是非常清楚的，其中没有任何一点谈到“联蒋抗日”问题。为便于读者清楚了解笔者的这一看法起见，以下特将此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概要整理如下：
报告首先说明了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反蒋抗日、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问题的意见。称张的意见是：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接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本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可引起。
二、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助，但他认为应避免在山西，因恐难立足，但目前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绥远，以绥宁为根据，靠近外蒙。
三、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平汉路西所属四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
四、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五、派代表友邦，他由欧洲去，我们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六、他再不听命，无以回答，问题是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报，说他隔岸观火。他原意先取关中，并求直罗鹿阝县封锁，但蒋坚令其留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延川。
七、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八、最后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澄城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田雩阝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鹿阝甘肤间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旧）。如此推延一月，看形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九、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为购办，并可送弹药。应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
在报告中，周恩来总结谈话过程中张学良就抗日、联苏、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基本倾向及其前途等问题，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看法是：
一、张谈抗日的问题，（１）抗日战争发生后日本将在中国沿海树立许多御用政府，封锁中国沿海，中国抗日沿海困难。（２）抗日是否能引起日本内部变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将如何？
二、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已？
三、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他不相信红军进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察，可靠外蒙。
四、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
五、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
六、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
七、张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他的内部有秘密组织，梁干乔在内。国家主义派在张处的已失败，李石曾等已降日。蒋在张周围有侦探，其特务均为蒋的人。
八、张认为阎太保守了，但不要逼之过甚。两三星期后张拟仍往太原，问阎是否有意联红军。同时，张亦认为阎与日人来往要领不得。
九、南京各派蒋系，（１）蓝衣社（真名复兴社）为蒋信徒。（２）陈果夫则主联俄，冯、于则主联俄联共，唐生智主抗日，翁、蒋、蔡主抗日联共，陈诚、胡宗南主抗日不再剿共，政学系、安福系、何应钦、张群等均亲日，宋子文与蒋关系未恢复，张主张我们写信给陈、胡，并找ＣＣ派。
十、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停，蒋之政策仍靠剿匪，故现处苦闷。北进想驻清涧绥德大道，道路旁山区可为苏区，亦可让出通黄河交通。同时他承认剿共北进就不能抗日。他承认在东北军中仍要提出红军抗日便是我们朋友、拥护红军抗日口号。他说明东北军北进肤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驻洛川。（１０）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关于对蒋策略问题的讨论，在延安会谈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周报告中只谈到简单的几段话。不仅如此，在会谈过程中，张学良也不曾劝说过要中共放弃反蒋转而逼蒋或联蒋。恰恰相反，从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谈话过程中实际上是周恩来在劝说张学良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张学良关于“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以后要看形势发展再做决定的说法。其实，张对蒋的评价已经清楚表明他对蒋这时已经心存异念，因为他相信蒋是两面的，既有民族情绪，可能抗日，又为亲日派所包围，可能降日。在这种估计下，他对蒋也是两手，现在还想帮蒋，认为帮蒋才能抗日，同时也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故暗中准备在西北联俄联共，另立局面。有谁能够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张学良会力劝中共应当逼蒋甚或联蒋、拥蒋？
其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这种态度也是心中有数，因此周向张解释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解释苏联援助中国之必然与真心，解释红军在山西站得住，对日军作战有把握，却并不多谈对蒋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已。因此，说什么周恩来被张学良的拥蒋、联蒋主张所打动，表示要回去劝说中共中央改变政策，完全不合逻辑。不仅如此，事实上周恩来仍旧把“抗日反蒋”视为一体，他明确认为，张学良现在之所以还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与蒋介石相对抗，而他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蒋介石的幻想。周于会谈后第三天即说明过此点，称：“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事实上，周已断定，张学良具备这种转变的基础，只要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周恩来总结他的印象是：估计张，
一、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１）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２）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３）或蒋介石急〖激〗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
二、目前行动，只要我们在关中能打击东北军，杨部在宜川不进，沿潼关到肤施大道发展游击战争，摧毁其沿途工事，并乘其主力回调，击中央军，打通永和关以南两岸交通，判断东北军北进行动可暂停止，以便促进局势开展。
三、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１１）
周恩来痛斥蒋介石为“蒋贼”
从上述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中，我们怕是很难相信延安会谈有所谓张学良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周恩来为之心动的情节。周会谈后所谓“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的评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此次谈话到底是谁劝谁。而且，关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究竟是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蒋”方针，还是接受了所谓“联蒋抗日”思想的问题，从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称：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１２）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也没有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要是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１３）。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１４）。周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１５）。可想而知，延安会谈如果说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决不是周恩来。
刘鼎报告吐露天机
既然关于周恩来和中共被张学良劝说联蒋之事其实并不存在，那么，无论是张学良、周恩来，还是刘鼎有关这个问题的回忆看来都不可靠。事隔多年之后，人的记忆出现一些阴错阳差之类的事情，说起来也并不奇怪。问题只是在于，为什么许多研究者明明掌握着大量史料，却不是束之高阁，便是视同无物，眼睛只盯着某些当事人并不可靠的回忆。而更为奇怪的是，有的研究者，如刘鼎先生，既为当事人，又掌握着诸多第一手的报告和电报，却偏偏只相信自己数十年后的记忆，而不顾自己记忆中的事实与当年出自自己之手的那诸多报告中所记录着的事实，有着如何遥远的距离。其实，诸般事实，只要查一下当年刘鼎先生自己事后所写的报告，就一清二楚了。
延安会谈后，刘鼎先生最早的一份报告是在他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后第二天写的，所谈内容是关于刘回到洛川的当天晚上张学良与刘谈话的情况。刘在信中说：“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原来人们所想到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儿（指张学良——引者注）昨夜同我见面，短简的一段谈话中，除了我预备了要说的都谈了以外，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刘鼎解释说：
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俄）联×（共）、分土地的旗帜。内容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的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那么，他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报告称：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抗×”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１６）
对于这封信想要说明的意思，也许用不着太多的解释。张学良想干什么，相信明眼人一望便知，至少绝不可能由此得出什么张学良这时要求中共“联蒋抗日”之类的结论来。事实上，张学良不仅从此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且根本上就是分道扬镖了。奇怪的到是，为什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还在那里搞“外交”，幻得幻失地谈什么，相信蒋有民族情绪，帮蒋能抗日之类。从张学良介绍《活路》一书的出笼过程看，延安会谈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同《活路》的作者谈过类似联俄、联共、抗日，乃至反蒋的话题，并且同意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印成小册子在东北军中秘密散发。但在延安向周恩来正式表明态度时，他反倒犹豫退缩了。当然，延安会谈时他其实也隐隐地谈到他准备离开蒋介石另起炉灶的想法，只不过他说得不那么明确罢了。而如今，他多少象是有点破釜沉舟的劲儿了。这里的原因，据刘鼎信上说，就是：不久前的谈话和宣传已经发生作用，“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１７）。
从刘鼎报告的情况，可以看出，张学良之突然准备反蒋，大致不外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抗日，二是保存实力，而这两者事实上又密切相关。过去张寄希望于帮蒋介石能抗日，现在则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行抗日，他的东北军大概也因为被迫剿共而差不多不存在了。张学良之所以称赞《活路》作者把他想要讲的话一口气都说完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要知道，前此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一一０师、一０九师，这时竟被取消番号；张要求给阵亡的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家属各特恤十万元，结果也是“碍难照准”。气得张学良大骂：“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１８）。这也难怪张学良在回忆中称所谓“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者，第一条就是“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一事（１９）。照这样下去，他张学良拿什么去面对那些靠着他吃饭，指着他带他们回老家的东北父老乡亲。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而“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想必也即为此。
张学良要反蒋而非逼蒋
不过，张学良固然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活路”，但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张学良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揭旗反蒋的时候。第一，所谓“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这表明张此时尚无完全把握东北军之力；第二，所谓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反映出张这时还缺少可依靠的、有能力的干部；第三，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即仅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日，不仅兵力上过于悬殊，而且武器弹药各种军事装备的补给也将完全中断，因此，如果没有苏联的直接援助，没有各地反蒋实力派的响应，要想与蒋介石抗衡和实行抗日，无论如何难以想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明确表示，“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这里所说的“邻近各房本家”，自然就是指杨虎城等原西北军将领；这里所说的“严老老等”，恐怕指的就是阎锡山以及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渠等与张私交较好的实力派领导人。当然，这种活动终难逃过蒋介石的耳目，因此，张学良表示，他只是“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刘鼎在四月三十日的信中报告说：“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２０）
难怪刘鼎夸赞他“实在可爱”呢！延安会谈不过两周之后，张学良迅速变得如此直率、坦诚、疾恶如仇，连刘鼎都感到极其意外。尽管刘鼎这时象中共中央一样，对张学良计划牵延到十一月再发动反蒋多少有些担心，但他们看起来也明白张学良这里面的苦心。正如刘鼎所说：他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因此总想最后从蒋那里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同时，一方面想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２１）。
这里所说的“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无疑就是指望到时候能够得到苏联愿意援助他的表示。很明显，之所以要拖到十一月才起事，这个考虑实在是再关键没有了。虽然刘鼎强调“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对此张学良也未必不清楚：苏联即使不愿意直接援助他张学良，它难道还能不愿意援助中共与红军吗？但张学良毕竟因为中东路事件得罪过苏联，赴欧治病时要求访苏被拒而心存些许疑虑。因此，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特别着重地与周恩来讨论的，也就是如何与苏联打通联系，求得援助的问题。他之所以在会谈中积极表示愿意协助中共代表前往苏联，表示他也将迅速派代表前去联络，自然也正是为此。这里的原因很容易明白，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与援助，他张学良要造蒋介石的反，以及揭旗抗日，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刘鼎的信因为用了许多隐语，写得还不够明白，还容易让那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就这一点或那一点产生某种疑问，那么，下面的两份电报应该能够进一步证实我们上面对刘鼎信的内容的解释。
电报之一为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于五月五日致彭德怀和毛泽东电，内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２２）。
电报之二为五月七日负责做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工作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给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电，内中同样说明张反蒋决心已定，但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并保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他希望红军不要写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他将我党口号修改后，一下印了许多”（２３）。
也许用不着举再多的资料来证实笔者的观点了。张魁堂先生所谈的那个“张学良‘联共’之谜”，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被自己搞乱了。延安会谈之后，究竟谁说服了谁，谁受了谁的影响，应该是一清二楚了。颇为遗憾的是，据笔者所知，以上所引绝大多数资料或者公布多时，或者大多数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久已了解，可竟长期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错误的说法竟以讹传讹长达十数年之久（２４）。
注释：
（１）张学良甚至声称，延安会谈时双方已经就中共向南京政府输诚问题达成大致协议如下：“（１）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２）担保不欺骗，不缴械。（３）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４）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５）共党停止一切斗争。（６）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８）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９）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中遣散。（１０）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见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２）据说此话为周恩来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夫妇谈话时所说，笔者未见原文，不了解此话之上下文究为如何，因此无法确认通常被利用的那两句引文是否完全忠实于周回忆时的原意。转引自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 那里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１９８８年第三期。
（３）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党的文献》，１９８８年第三期。
（４）《毛泽东致洛甫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
（５）《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同志给朱、张、刘、徐等电》，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５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反蒋方针的指示，最早见之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红军总政治部的一份电报中，其中明确提出：“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此后明确的关于改变“抗日反蒋”方针的指示，见之于《中央关于“ 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
（６）训令原文称：“（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三）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信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国辱权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中共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１日。
（７）《毛泽东、彭德怀致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６日。
（８）张魁堂先生对这次会议的内容所做的解释显然不尽确切并容易产生误导。据张称，此次会议“已提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原则，〖这就是〗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问题上不退让，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保持对国民党批评的自由等等”。事实上，此次会议虽然决定在斗争口号上将“打蒋介石，现改为打卖国贼”，但“抗日反蒋”方针没有任何改变。其决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仅在于：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揭破蒋介石的真面目，分化国民党，联合其左翼，中立其右翼，集中打击蒋介石。见张魁堂：《揭开张学良“联共”之谜》，《明报》月刊，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７日。
（９）（１０）（１１）《周致张、彭、毛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１日；《周恩来给贾托夫的密写信》，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３日，前引中共党史资料，第３３辑，第３——５页；并见周恩来年谱，第３０５——３０６页；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７页。
（１２）《周恩来致汉卿先生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２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７页。
（１３）由张魁堂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称，周恩来信中所谓“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是“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此说曲解文意之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前引《党的文献》，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１４）《周恩来致彭德怀、毛泽东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３日，前引周恩来年谱，第３０６页。
（１５）《周恩来致理治、劲光并告张浩同志并告毛、彭主席》，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９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辑，第３０１页。
（１６）（１７）（２０）《刘鼎给李克农并转周恩来的信》，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７、３０日。
（１８）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１１页。
（１９）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２１）《刘鼎给李克农的信》，１９３６年５月２日。
（２２）《曾希圣致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电》，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
（２３）《朱理治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１９３６年５月７日。
（２４）笔者最早见到前引各种档案资料还是在１９８０年，距今已经有整整十四年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