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曾积极与苏联谈判，谋求与苏联结盟；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界舆论特别是国民政府又曾再三推动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抗日。而中苏之间最终只订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虽曾一度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以种种原因终未出兵助战，致使本来同受日本战争威胁的中苏两国，只有中国一国陷入到旷日持久的对日作战之中。
苏联为其自身利益考虑，自然不愿卷入中日冲突，与日本为敌，但以战前日本北进南下方针未定之时，深惧日本威胁之苏联又孰知其必定不会与中国结盟？外交运用，存乎于时机与策略的机敏掌握，若能恰当把握时机，灵活运用，焉知不能拉苏联以挫日本？
事过近六十年之后，查阅俄国档案可以看出，中苏两国在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３６年间确乎存在过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机会。陈立夫秘密潜赴柏林“蜇居”待命，准备赴莫“商讨军事同盟”，其实并非国民政府之一厢情愿（１）。事实上日本在夺取中国东北之后，步步侵占热河、察哈尔并迅速深入绥远，沿苏蒙边界对苏联形成包围态势，也使当时的苏联政府万分紧张，担心其有进一步包围和进攻苏蒙的企图。陈立夫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奉命赴苏谈判“军事同盟”，事实上正是苏中两国政府这时在对日问题上相互需要的一种结果。只可惜，这一机会竟因我策略运用不够灵活而失之交臂。
苏联曾愿意与我军事互助
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始终在寻求大国干预，避免与强大的日本爆发全面战争。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最初很明显地包含着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意图（２），同时苏联这时也仍在暗中支持中共以武力反抗国民政府，蒋介石当然不打算向苏联求助（３），国民政府这时只是千方百计地推动国联和英美等西方大国来主持公道，试图以此来阻止日本南进。但不论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面对日本的共同威胁，中苏两国由于相同的利益需要，已经开始努力恢复已经中断了几年的两国外交关系了，双方甚至还开始讨论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４）。只不过，有关互不侵犯条约的商谈无法取得应有的进展，国民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这时明确讲：“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苏联）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５），相反，国民政府中这时不仅没有人相信能够指望苏联帮助自己来抵御日本，而且许多人一直在努力促成中日两国的妥协，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日本转而对外蒙发动进攻，促成日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６）。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国民政府对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并不热心。以至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表面上一再讲，缔约商谈无法深入是由于中方要求苏联公开承诺支持中国抗日，苏方必欲坚持中立立场，而苏联大使的印象却是：“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决定对第三国政府可能持何种态度的那些条款上，而是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和适用于国内局势的条款上”（７）。换言之，苏联方面注意到，蒋介石等人虽然不满意苏联必欲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但他们更重视的，多半还是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如果后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乃至苏联方面提议的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蒋介石等人看来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１９３４年夏秋之后，蒋介石的认识多少有了一些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事实证明，西方大国既无帮助中国抵制日本之可能，日本对中国之入侵也丝毫不因其有攻苏企图而减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为担心的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被打败，一时不再能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或多或少地开始设想联苏抗日的可能性了。他这时无疑已经感觉到，要想制约和牵制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与同样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苏联建立密切联系，争取苏联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狂妄的日本军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与苏联中断了外交往来数年之后，蒋介石于１９３４年秋天第一次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这反映出蒋介石当时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联苏准备（８）。当然，从蒋廷黻访苏期间与苏联外交人员的谈话内容看，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打算。他这时首先关心的还是，在他从１９２７年与苏联公开翻脸之后，俄国人是否仍然记恨自己。（９）
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打算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呢？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政府最早是在１９３５年７月初开始向苏联政府比较明确地提出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的。根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molov）７月４日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于前一天突然来访，声称要向大使介绍察哈尔的局势。孔祥熙称，日本军队已经在察哈尔安营扎寨，准备迅速渗透绥远，其目标是想要发动对外蒙古的进攻。孔祥熙明确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１０）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提议，苏联方面无疑颇感意外。正如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当面向孔祥熙所解释的：苏联对此感到惊异。“中国政府慑于日本压力而拒绝互不侵犯条约，担心有人评说而拖延贸易条约的回答，可是忽然间谈起互助条约来了。”要知道，“互助条约的签订应以良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即在贸易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都早已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才能谈及。”（１１）更何况，苏联方面这时不断获悉南京政府始终在或明或暗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妥协谈判，甚至与之讨论缔结反苏军事同盟问题，照苏联大使的说法，只要国民政府继续它同日本的谈判，它就绝不会认真地看待它与苏联的关系。既然如此，它当然要怀疑蒋介石此举的动机。
鉴于苏联方面毫无反应，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面。三个月后，即１０月１８日晚，根据孔祥熙的要求，蒋介石亲自到孔宅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蒋介石解释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苏联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蒋介石回答说，他毫无疑问赞成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然而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他在进一步回答鲍格莫洛夫关于何为“非表面性”协定的问题时强调指出，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来谈论这一协定，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他告诉鲍格莫洛夫，日本政府确实向中国要求缔结关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同盟，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包括反对苏联的目的在内的。他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１２）
在这里需要注意到蒋介石突然一反常态地提出缔结两国军事互助条约的特定的时间和背景。
７月初，即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议缔结军事互助条约的时候，正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放弃对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控制权的关键时刻。尽管孔祥熙在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仍旧突出强调日本此举的意在通过夺取察哈尔，进一步深入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１３），但蒋介石更担心的恐怕并不是蒙古。在日本方面于１０月７日进一步提出要中国听任日本摆布的所谓“广田三原则”之后，蒋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至少日本现在的进攻目标还是苏联，而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答应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然要一步步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拒绝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须准备冒与之全面冲突的危险。显然，蒋介石只能选择后者，为此只好下定联苏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方面的处境。日本制造华北事变表面上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但日本夺取察哈尔，并且全力渗入绥远的行动也同样严重地威胁了苏联的安全。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方面一直对日本进攻苏蒙的危险保持着高度警觉。而日本方面一面要求南京政府与之缔结反苏军事协定，一面在军事上沿着苏蒙边境迅速延伸其对苏蒙的包围圈，苏联人自然很难相信日本人这种行动不是针对自己来的。不论中国方面的警告动机如何，苏联方面确实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的真实意图深感紧张。正因为如此，在反复研究之后，苏联政府这时对于蒋介石的建议竟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在将近两个月之后，即１２月１４日，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其中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而在两周后的另一次由信使递交的更详细的外交指示中，它更进一步表示：苏联政府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也就是说，“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１４）
蒋介石有先决条件
苏联政府正式同意与国民政府具体讨论并签署军事互助协议，这对于正在面临着日本侵略巨大压力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１２月１９日，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的会面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不仅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而且急切地希望进一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的具体意见。他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２０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Galin，即布留赫尔 Bluher）将军进行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１５）。仅两天后，即２１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为掩护转道柏林，也准备迅速转往莫斯科。显而易见，此种举措正是对苏联方面赞成两国进行军事互助条约谈判的一种反应，陈立夫则是蒋介石派去莫斯科进行此项谈判的秘密代表。只不过，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将陈立夫动身之事通知苏联大使，他也不想让陈立夫直赴莫斯科，而有意要他绕道欧洲，在柏林停留，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蒋介石所以如此安排，自然另有缘故。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一看蒋介石１２月１９日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内容或许会对我们了解蒋此时的想法有所帮助。
在１９日的谈话中，鲍格莫洛夫一上来就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关于愿意与南京具体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在得知这一决定后着重强调的并不是如何具体安排谈判的问题，反倒是回过头去大谈孙文越飞宣言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１６），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蒋介石表示，他很高兴苏联政府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军事互助协定问题，这反映出苏联政府愿意支持在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因为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中国能够顺利地进行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他希望“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言外之意，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放弃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劝说后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行，归顺国民政府。为此，他特别解释说，“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象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要共产党不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他就可以不采取以往那种“严厉措施”（１７）。不难看出，苏联方面同意就中苏军事互助协定进行谈判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重新密切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展露出来，但越是如此，他也就越是对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充满疑虑，担心中苏之间的接近会便利国内共产党势力的重新壮大。
蒋介石对中共的恐惧由来已久。他１９２７年底下决心“要对俄绝交”，正是由于他确信，苏联是中共暴力革命政策的秘密支持者（１８）。而他在１９３４年秋之所以亲自派蒋廷黻去莫斯科重新开启亲近之门，又正是由于南京军队在与江西红军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确信中共在军事上已经不再对国民政府构成直接威胁之后。尽管蒋介石这时对自己在军事上的胜利信心十足，但他毕竟清楚，中共的力量仍有壮大的可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要彻底消灭中共就绝非易事，何况日本侵略步步加深，非取得苏联的援助则南京现有之统治都将难以维系，目前也不容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和力量来集中对付共产党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中共已经极大削弱，日本吞并华北迫在眉睫之际，首先对付日本已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照蒋介石的想法，共产党始终是“心腹之患”，而日本侵略不过是“疮疥之痛”，如果不能根本避免中共再度成为可怕的力量，联苏抗日适足养虎为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蒋介石虽欲联苏抗日，他的前提条件却是：首先必须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使之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依据这一原则，蒋介石这时开始明确提出“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他显然相信，在中共军事上遭受惨败，而苏联亦准备公开与他携手之后，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达到使中共服从于国民政府的目的已完全可能。
蒋介石关于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提出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得而知（１９）。但可以肯定的是，还在他得到苏联政府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正式答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做此努力了。俄国档案显示，１２月中旬之前，蒋介石已经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开呼吁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共同组织全民族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消息。正在国内的邓文仪立即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找来载有这方面消息的苏联报刊，找人译成中文后送给蒋介石。蒋读过之后，大感兴趣。（２０）由于一贯相信中共政策背后为苏联作用，蒋介石显然认为中共政策的这一转变反映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说明苏联政府已经注意到南京所取得的稳固的统治地位，故而开始促使中共改变激进革命政策，转而支持中国统一。鉴于此，蒋介石不失时机地要邓文仪与陈立夫先后拜会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打探苏联政府的确实意图，一方面透露国民政府有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积极态度。特别是在得到鲍格莫洛夫关于苏联政府准备与之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正式通知之后，蒋介石更是估计苏联方面有牺牲中共之可能，而鲍格莫洛夫１９日关于“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并“欢迎中国得到统一”的说法（２１），更使蒋介石充满幻想。因而，他当即要求邓文仪不等过节，马上于２１日从上海动身赶往莫斯科，利用邓同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学的同学关系，与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进行接触（２２）。而为了迅速取得突破，他这时还特地选派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化名赶往德国柏林，就近指导邓文仪的谈判，并准备于国共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根据南京的指示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
从蒋介石选派既无外交经验、又无军事经历的陈立夫去苏联谈判如此重大的两国军事互助问题，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在对苏关系问题上首先看重的究竟是什么。正是由于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怕仍旧制约着一切，因此，他这时并不特别看重缔结两国军事条约的具体方式以及各种技术问题，他首先看重的仍旧是要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然后才是谈判互助条约的问题。陈立夫之受命赴苏，正如鲍格莫洛夫此前所说，与其说是同苏联政府商谈针对日本的条约，倒不如说是去奠定未来中苏关系之政治基础。在蒋介石看来，既然苏联政府肯于同南京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那么它也必定会同意由自己来统一中国，只要苏联愿意出面说服中共服从自己的统治，一切问题自然都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不过，蒋介石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儿，他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不仅如此，蒋介石既没有告诉苏联大使邓文仪赶莫斯科的真实目的，也没有告诉预先通知邓文仪陈立夫将前往就近指导。甚至，尽管蒋介石已经授意陈立夫当面向苏联大使表示过国民党中央准备派代表前往苏联的愿望（２３），但对于陈立夫动身经欧洲“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的情况，蒋介石对苏联方面却秘而不宣。显然，蒋介石对于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谈判的结果此时尚无十分把握。鲍格莫洛夫１９日的通知和谈话虽然给了蒋介石某种乐观的印象，促使他忙不迭地把邓、陈二人派了出去，但在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关于支持他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确实承诺，或与中共取得正式妥协之前，他看来并不认为马上与苏联讨论缔结军事协定是适宜的。
蒋介石突然中断谈判
关于邓文仪这次赴苏的经过及其使命，在邓自己的回忆中也曾两度谈到过。但同陈立夫在历次回忆中没有谈到其赴苏使命中有着与中共谈判的使命一样，他同样没有谈到他此次莫斯科之行与蒋介石要他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一事有关（２４）。具体记录了这些谈判情况的，是目前保存在俄国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几件当年的谈判纪要。这些谈判纪要证实，邓文仪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３日到达莫斯科，而后立即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见面，但未得消息。邓不得不转而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从１月１３日开始，到２月２３日，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从这些谈判纪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陈立夫到达柏林后的一些情况。
根据１月１３日和１７日的谈判纪要，邓文仪清楚地讲述了国民党在国内是如何寻找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和他这次来莫斯科的具体使命。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２５）
综合邓文仪与王明几次谈判所讲述的情况，可知邓文仪最初确不了解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出面指导这次谈判的情形，相信也不十分清楚蒋介石急于与苏联谈判军事同盟的内情。邓文仪谈话的中心集中在劝说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国共合作条件上，突出强调蒋介石赞同国共合作的诚意，但与此同时，邓文仪也反复说明了南京方面联苏抗日的设想。据邓文仪说，国民政府要抗日的决心已经定了，但抗日以后武器弹药包括粮食储备和各种物资供应都打不了持久战，蒋先生说过，我们的军事装备对日作战最多只能支撑三个月，因此非想办法找到援助不可。国民政府的外交，对英美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并且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日本就会很快占领和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使中国无法从英美获得军事装备，中国那时唯一的武器来源就是与中国西北地区接壤的苏联。南京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今年（１９３６）肯定要进攻外蒙，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要求苏联与我们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非常重要。邓文仪断言，苏联方面也对日本进攻外蒙的消息感到担心，并对南京表示了他们一定援助外蒙的决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中苏两国不能共同作战呢？可是，苏联政府对南京要求其提供援助的答复却是：他们可以提供援助，前提是国联同意采取集体行动。邓文仪明确表示，他的任务就在于，要设法说服共产党承认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促成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并经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推动苏联援华。（２６）
邓文仪关于国共合作和联苏抗日必要性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蒋介石，尚有研究之余地（２７）。但不难判断的是，邓文仪关于争取苏联援助的原因的解释，多半也是这时蒋介石身边那些力主联苏抗日的人的基本看法。当然，指望通过中共代表，或者通过和共表示，来影响苏联援华政策，在这时多半还只是一种奢望。
对于邓文仪的表示，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反应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拿回代表团去讨论，然后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请求指示而已。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表示了愿意谈判的意愿。然而他明确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邓文仪在２２日的谈判中出人意外地当即表示赞成，他甚至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双方因此迅速商定，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陪同，于２５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海参崴，然后乘俄轮前往上海，再转去南京谈判（２８）。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决定并十分不符合蒋介石要在莫斯科解决中共问题的初衷，而且也完全没有考虑到陈立夫已经等在柏林准备就近指导莫斯科谈判的重要背景。
蒋介石何以会同意王明提议回国谈判？相信邓文仪在这一点上尚不敢假传圣旨，自作主张。因此，可以看出至少在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以前，蒋介石对国共谈判颇抱乐观态度，相信中共方面不能拒绝他的条件，因而同意具体谈判可以回到南京去谈。但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１月２３日，邓文仪却突然匆忙求见王明，说明蒋介石紧急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同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已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２９）
邓文仪真的去参加陈立夫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联的谈判了吗？非也。据邓文仪回忆称，２月间接到电令前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但未曾见到陈立夫。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后，又接令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陈立夫，“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至于谈判事，无论是重要外交问题，还是国共关系问题，从此再未提起。（３０）陈立夫的回忆与此大同小异。据陈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命令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因此，邓文仪按照蒋令赶去柏林之后，自然见不到陈立夫。直到数日后陈立夫通知他和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到布达佩斯会晤，他们才有机会在布达佩斯见了一面。但所谈内容则与中苏谈判或国共谈判没有太多关系了。（３１）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１月２２日，即邓文仪在莫斯科接到蒋介石要停止与中共代表谈判，改赴柏林电令的当天，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曾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鲍格莫洛夫并且拐弯抹角地劝说蒋介石立即派遣陈立夫等人前去莫斯科进行谈判。他为此特别询问蒋：“前不久陈立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告诉他陈立夫已经等在柏林的情况，而且明显地不再提及与苏联政府进行军事谈判的问题，他对鲍格莫洛夫的提议回避搪塞，根本不作正面答复。（３２）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与一个月前已经发生了１８０度的转变。无论是对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国共谈判，还是准备举行的与苏联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谈判，他都突然间不感兴趣了。
“安内”高于一切的代价
邓文仪在与王明的谈话中曾明确提到过，蒋介石在联苏对日问题上已经有具体的时间表，他准备花一年时间，即在１９３７年６月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三个月之后即开始对日武装抵抗。事实上，蒋之估计确实不错，一年之后中日冲突全面爆发，因此，若能依照原定计划，预先同苏联实现结盟，不论在战争发生之后，还是在局限战争范围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都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看，苏联人同意与中国谈判军事互助条约，同意相互承担军事援助义务，也仅此一次。因为，只是在这时，苏联政府对日本向中国察哈尔和绥远扩张，逐渐形成对外蒙和苏联的包围态势才真正充满了危机感，搞不清日本是否真的有计划很快进攻外蒙和苏联，因此，它也只是在这时一度想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事实证明，苏联方面的这种危机感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蒋介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机遇，但却未能牢牢地抓住它。随着有情报表明日本尚未准备进攻外蒙，苏联政府很快就放弃了与中国结盟的想法。换句话说，这是当时处于华北事变严重危机中，试图避免遭受战争重创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结盟的几乎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了迅速与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想法呢？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留心一下蒋介石１月２２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就不难明白。
这次谈话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得知苏联政府愿意进行军事互助协定的谈判之后，蒋介石就急切地希望知道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意见，特别是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将怎样处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莫斯科报告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一周之后，即１２月２８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就写信给鲍格莫洛夫，详细说明了苏联政府研究之后所作出的答复意见。这封通过外交信使专程递送的信件，到达南京苏联大使馆时已经是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１日了。
１月２２日，根据鲍格莫洛夫的要求，蒋介石再度与他进行了秘密会晤。这次晤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鲍格莫洛夫首先传达了莫斯科来信的主要内容。其要点包括如下：第一，苏联政府支持中国进行抗日解放战争，并决心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为此，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第二，既然苏联准备承担如此重要的义务，它就需要了解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抗日计划，它有多少军队，以及它准备对苏联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等。第三，苏联政府相信，国共两党应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方面不能了解，“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红军，那么他怎么安排抗日”。第四，蒋介石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并且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政府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３３）
苏联政府的这一答复让蒋介石深感意外与失望。在整整１２０分钟的谈话中，双方只花了很少的时间谈到拟议中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大部分时间都被蒋介石用来说明苏联为什么应当劝告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问题。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说明：“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鉴于鲍格莫洛夫反复解释苏联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他干脆带有明显暗示地声称：“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由此所表明的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必定会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其言外之意，如果苏联政府不能这样做，它就不能赢得南京政府的信任。由于蒋介石完全不听鲍格莫洛夫的解释，坚持劝说苏联政府出面影响红军，鲍格莫洛夫不得不改变态度，严肃地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据鲍格莫洛夫事后报告说：“我看到谈话继续朝着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下述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政府。历时２小时的会谈有８０分钟用来谈这个内容”。（３４）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要求苏联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坚持苏联必须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南京，根本上仍旧是对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心存疑惧，担心联合苏联可能带来可怕后果。这也就难怪，当鲍格莫洛夫曲折地表示苏联政府不能帮助中国方面解放那些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他只希望条约能够规定，当日本入侵蒙古、绥远和山西等西北地区的时候，苏联政府能够承担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义务（３５）。显然，蒋介石对苏联的援助仍有颇多疑惧。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对他所关心的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的答复，以及鲍格莫洛夫拒不妥协的态度，更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惧。蒋介石似乎突然发现他在这之前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完全错了。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似乎充满自信，相信与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谈判能够得出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进一步的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现在，他突然发觉，苏联不仅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的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甚至对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共红军的力量仍有较高的估量。这意味着，它仍有可能在背后支持中共。这种前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如何不可想象。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有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多半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他不仅很快打电报通知邓文仪停止与中共的谈判，而且致电等在柏林的陈立夫，说明对苏谈判时机尚未成熟，要其暂时离开柏林他去。
当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尽快实现苏联谈判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设想。这也就是蒋介石一时并没有下令召回陈立夫，反而要陈立夫周游欧洲，等候机会的原因。但蒋介石的希望多半只是寄托在苏联政府对他２２日谈话的答复上，而这种希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莫斯科随后给苏联大使的指示中甚至更进一步强调说：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蒋介石关于必须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样做“会给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３６）即然如此，陈立夫的使命自然无从实现了。
这时直接导致陈立夫使命夭折的，主要有两大因素。
其一是蒋介石在联苏问题上的犹豫与反复，再度引起了苏联政府的疑虑。考虑到这时日本西进意图愈发明显，外蒙古处境可虑，南京政府对日本所提广田三原则又态度含混（３７），苏联政府等到２月间，终于按耐不住，决定不管南京政府的意向如何，先直接与外蒙古政府缔结盟约，使日本不敢对外蒙古轻举妄动。因此，苏联政府很快就同外蒙古当局进行了闪电般的谈判，于３月２９日正式宣布两国订立了《苏蒙互助同盟条约》。此举毫无疑问使本想与苏联缔约的南京政府在政治上陷入极大的困境。４月７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发出照会给苏联政府，抗议苏蒙互助条约的签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其二是因为自２月下旬以来红军在从陕北东征山西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实力。这时红军在陕北原本只有一万余人，但它不仅连连挫败了其周围十几万国民党军的围攻，而且还大举越过黄河，向临近华北日本势力范围的山西省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占据了大片的土地。再加上两个多月之后，川康黔边数万红军也浩浩荡荡向西北杀来，要与陕北红军汇合，表明中共红军又有进一步壮大的可能，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刺激着蒋介石。与这时的外蒙古问题相比，在对苏政策中中共问题无疑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尽管因苏蒙条约而引起的中苏紧张关系一个月之后就已经缓和了，但蒋介石丝毫没有开始与苏联谈判的愿望。
正是基于上面这样一些情况，蒋介石注意到，继续让陈立夫留在欧洲短时间内已毫无意义。因此，这一年的４月，他终于下决心把陈立夫召了回来。
大约在１９３６年３月前后，蒋介石已经接通了同陕北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关系。这时，他干脆撇开苏联，直接开始与共产党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决心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因此，鲍格莫洛夫一连几个月都再也听不到蒋介石提起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了，恰恰相反，他注意到：“蒋形成了一个看法，若不同红军预先谈妥，就不可能同我们达成协议。”不仅如此，随着红军重新显示出其生命力，蒋介石甚至不止一次公开表示：红军是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无论联俄或抗日，都必须首先“完全抹去红军这个问题”。俄要我与中共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如中共不答应，则决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我决不联俄。（３８）由此不难看出，只要中共的势力仍旧能够形成威胁，只要苏联不愿出面劝说中共服从南京，蒋介石就不可能同意与苏联结盟。因此，陈立夫赴苏使命之失败，纯粹是一种必然。
令人惋惜的是，１０个月之后，当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紧接着又腾出手来在甘北黄河东岸取得了对红军作战的重要胜利之后，他虽旧话重提，想要再谈中苏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却已是事过境迁了。不论南京政府此后怎样坚持，反复提议，苏联政府始终都是婉言相拒。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陷入中国战争泥沼，这样的可能性就更是不存在了。最后，虽然国民政府曾经再三表示不愿意签署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最终还是不得不在１９３７年８月间同意讨论并签署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并无太大意义，也丝毫不为他们所喜欢的条约（３９）。不论对苏联出兵相助的可能性作何种估计，总之，一个可能迫使日本三思而行，甚至可能促使苏联对中国抗日承担更多义务的重要外交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放弃了。
注释：
（１）根据陈立夫的回忆，蒋介石１９３５年圣诞节前夕派其“赴苏进行秘密交涉”，待到德国柏林之后，又电告“为时尚早”，可到欧洲一游，等陈立夫在欧洲几个国家游了几个月之后，又电示改变计划，命其“返国与苏俄鲍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从陈回忆其回国后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看，似乎苏联政府这时对中国关于“订立军事同盟”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兴趣。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９页。
（２）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以来，它就始终以苏联为第一假想敌，准备实行北进战略，彻底征服苏联，为此不仅拒绝苏联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而且几度制定“对苏作战计划”。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 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３）蒋介石讲，当时对联俄问题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是担心“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之覆辙”，第二则是搞不清日本究竟是准备南进还是根本就打算北进攻苏，担心联俄抗日，反“促使日本南进”。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７１页。
（４）负责谈判中苏复交的中国外交代表颜惠庆于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出复交问题，同时建议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６月２９日，莫斯科通知李维诺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复交，复交之后即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７月６日，李维诺夫以书面形式将此一决定通知了颜惠庆。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李维诺夫的电报〉，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９日；〈李维诺夫致颜惠庆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６日。
（５）〈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３日。
（６）在国民政府的代表与苏联代表的谈话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日本准备进攻外蒙古的问题，断言日本侵入热河，占领察哈尔，多半就是想要进攻外蒙。参见〈加拉罕与颜惠庆谈话纪录〉，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７日。
（７）同前引注５。
（８）蒋廷黻：〈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３１卷第５期。（９）《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李玉贞译：〈苏联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第７９号（以下凡引该文件者只注电报名称及日期），第２１０——２１４页。
（１０）（１１）〈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７月４日。
（１２）（１３）〈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
（１４）〈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８日。
（１５）〈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１６）《孙中山全集》，第７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２页。
（１７）〈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１８）见〈蒋介石在上海对于时局之谈话〉，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３日，载《申报》，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但实际上南京政府随后只是决定将苏联驻中国各地之领事及商业机构一律关闭，相关人员驱逐出境。两国正式断交是在１９２９年南京进一步挑起中东路事件之后。
（１９）蒋介石断言，１９３４年底，即对江西苏区五次围剿成功之后，国民政府“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为此，当时他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任务。但蒋在回忆中明显地将周恩来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给陈立夫兄弟的信，误记成１９３５年，同时从国民党１９３５年底开始动员各方面力量寻找中共关系的情况看，可知蒋这里所说的时间多半有误。蒋介石前引书，第７２页。
（２０）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７４，卷宗号２７６。
（２１）〈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２２）关于邓文仪启程的时间，见于鲍格莫洛夫１２月１９日的电报。
（２３）〈鲍格莫洛夫致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
（２４）邓回忆与王明见面事有两次，一次在１９３５年夏，说是王明主动打电话约谈的。但从邓与中共代表１９３６年１月的谈判记录上可以看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邓在谈判过程中明确讲，这是他留苏回国后第一次见王明，并且是费了极大周折才找到王的。另一次是１９３６年３月初，说是２月去德国返回莫斯科之后见到中共代表的。这个时间显然也不对，因为据中共代表团的文件，邓文仪与代表团代表的接触只有一次，就是１９３６年１月间的四次谈话，之后再未见过面。因此，邓多半是在回忆中将１月的这次谈判误记到３月去了。见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６７——６８页。
（２５）同前引注２０。
（２６）同前引注２０。
（２７）据邓文仪回忆，当他把他与王明等人的谈话备忘录报告蒋介石之后，蒋很快来电斥责他说：“你是否吃了毒药，何以前后判若两人？”邓因此被迫提出辞呈。其中原因为何，邓之回忆未言其详，估计应同其关于国共合作的某些说法有关，而不应与其关于联苏问题的说法有关。前引邓文仪书，第７０页。
（２８）同前引注２０。
（２９）同前引注２０。
（３０）邓文仪的回忆在时间和事件顺序上都是混乱的。见前引邓文仪书，第６７——７６页。
（３１）陈立夫前引书，第１９８页。
（３２）参见〈斯托莫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８日；〈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
（３３）〈斯托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３４）《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
（３５）在这次会谈中，当鲍格莫洛夫说明，由于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越来越多，中方不能指望苏联能够承担过多的义务，蒋介石对此回答说：“中国政府并不强求苏联帮助中国保卫那些已被日本占领的地区，……但是他想可以签署一个条约，一旦日本企图侵占蒙古、绥远或山西，苏中两国政府根据条约承担互助的义务。”这似乎说明，即使在战争的条件下，蒋介石对苏联的帮助仍旧抱有某种戒心。同前引注３４。
（３６）〈斯托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９日。
（３７）鲍格莫洛夫这时曾当面询问蒋介石准备如何应付日本所提出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回答说：“日本要求谈判，我们应该同意，因为日本强大。”
（３８）参见〈刘鼎致中央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２日；〈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６日。
（３９）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７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曾明确告诉苏联大使：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不需要，甚至不如没有的好。另外，根据俄国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方面至少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７日之后，直至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曾数度重提订立军事互助条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