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1]外，人们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其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时期或两个阶段，即1923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2]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1923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1924年3月14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谈论此后的蒋介石，或者避而不提他当年也曾按照孙中山的意愿贯彻、宣传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与事实，或者稍有触及，即用“伪装革命”，或“阳示进步”一语以概括。对于蒋发动“三·二0”事变，更被认为是“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表面上与汪（精卫）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的。[3]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人物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历史事实的真相是，除了1924年3月14日那封孤立的，并且还有相当争议的信件[4]以外，至少在1924、1925，甚至直至1926年“三·二0”事件之前，我们都看不到蒋介石有任何反对或怀疑联俄容共政策的其他言论。既然如此，蒋介石又何以会走向“三·二0”事件呢？这就是本文必须要进行考察和说明的问题。而要说明这段历史，我们必须结合蒋介石的独特性格，并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并深入分析蒋介石从1923年访苏到发动“三·二0”事件的思想言论，注意其思想变化发展的逻辑过程与其人格特质因挫折而焦虑进而转向攻击的心理变化轨迹。笔者相信，这一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1）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其行为之间有时未必总会保持同一取向，换言之，效果与动机未必统一。（2）简单地运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而不注意历史人物的性格与情境互动所造成的心理变化，对其行为取向的影响，很可能是过于片面和武断的。[5]
提倡“师法”苏俄
国民党的容共政策是由联俄政策而来的，联合苏联又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密切相关。以往，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并以不同方式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却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根据已有史料记载，还在1918年国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公开欢迎俄国革命之际，蒋就已经有了学习俄文，留学俄国的想法。1919年1月1日，还在福建军事前线的他，就曾暗自决心：“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6]当年因人事纠纷坚持告假离闽后，蒋再萌留学想法，仅因孙中山坚持要其留在国内而未成，但他还是一度尝试习读俄语，并密切注意俄国革命的进展。正是由于对国内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使30岁出头的蒋介石在思想上受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影响，明显地流露出同情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倾向。在他的日记中，动辄即可看出此种言论。他不仅经常表现出同情劳动阶级的态度，而且直截了当地把矛头指向资本家，称：“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利自由之机会。”[7]读俄国革命史，他会联系到中国革命的曲折艰难，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叹，“企仰靡已”。注意到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他更会感到振奋，断言：“列宁政府之地位，更加巩固矣！”[8]在这种情况下，久不得志的他对孙中山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势力革命的作法愈加难以忍受，以至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倍感厌恶，再三提出要去俄国“考察政治”，寻找出路。当然，自诩为孙中山军事专家的蒋介石，不像这时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动辄强调学习列宁及其党人“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的作风，而是每每会强调苏俄军事强大的原因，主张军制上当“参考劳农兵制”，引入其适合于中国军队性质者。[9]
蒋介石对政治及社会的厌恶态度，和坚持要去俄国寻求革命出路，不愿在孙中山之下继续与地方军阀敷衍纠缠的心理，还引起过其在国民党内挚友对蒋过分向往俄国的强烈担心。邵元冲即曾批评蒋不应太过生厌恶社会之心，而仅以赴俄为唯一志向。他说：“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如是则兄无论赴粤赴俄，实皆为欲完成此目的而起，兄之志在赴俄，既非预备在彼处作隐逸，则当然在彼处准备一部分力量，回国担任改革社会也。如是则兄必非厌恶中国社会之人，乃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之现象而已。如是则吾人所以要求学，要作事，要负责任，皆所以达此目的，以打破我等所不满意之社会现象，而造成一吾人所希望所满意之社会而已。”[10]
蒋介石“素性暴躁”，好猜疑，易激愤，对人对事常常意气用事，事后自己也不能不反复检讨忏悔。[11]但蒋之性格又相当固执，认准的事通常很难改变看法。对于学习俄国革命一事，他就不顾他人非议，始终坚持己见。1920年3月，他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应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之期待。他在历数孙中山借重对日对美外交屡屡失败的经过之后，明白指出：“列强各国对于俄国之压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兵力压制之不已，继之以封锁，及其封锁之无效，又利用波兰及反劳农军以捣乱俄国。而俄国卒不为其所固者，亦以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他甚至认为，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与苏俄相去不远，称：“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等反动军凭籍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12]显然，在蒋介石这时看来，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因此，他坚持认为：“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13]对照三年后孙中山才决心派蒋介石赴苏考察，并明白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这一点上走在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领导人的前面，似显而易见。
赞成“阶级斗争”
在蒋介石坚持之下，并经历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1922年8月终于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30日，事情刚有眉目，他就马上函告蒋介石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也。”[14]
孙中山历经苍桑，他在联俄问题上自然要比蒋介石冷静许多。当11月蒋因人事问题发生猜忌而再度决心离开福州前线之际，孙曾有长函对此详加解说。孙函称：“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15]
由上函不难看出，孙中山这时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把联俄看做取得外援之一种途径，因而格外强调自身要具有讨价还价之资本，即所谓“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这与蒋介石关心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问题，仍有相当距离。
蒋介石在1923年8月终于有了赴苏考察的机会。当时，孙中山委任蒋为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考察一切并接洽援助。蒋8月5日回到上海，当即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国民党人张继、汪精卫等商组代表团等事宜。他先后起草了军事和宣传意见书及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总计万余言。其中心仅在强调：“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16]
蒋介石此番苏联之行，对其思想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根据蒋回国后3月14日给廖仲恺的信，以及蒋自己后来的回忆为依据，认为蒋此行“非常失望”。[17]
蒋介石此次访苏有没有失望与不满？有。其突出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原本已经答应帮助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当蒋具体提出想以库伦作为主要军事训练基地的计划之后，苏联方面却转而表示反对。称：“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同时借口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强调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外蒙古进行军事行动，声称这会引起严重误解。这让深具民族主义倾向的蒋介石敏感地怀疑俄国人已经把蒙古视同独立，故而有意不让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外蒙古。[18]蒋1924年3月14日给廖仲恺的信中所谓“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即因此而发。他之批评“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也与此有关。[19]
但是，即使我们相信目前被广泛征引的这封信不存在后来加工修改的情况[20]，我们也不能忽略此信产生的特殊背景。即蒋介石写信时恰在对孙中山的做法极度不满，辞职出走之际，其看法带有某种情绪化的成份。
蒋介石这时的不满，原因甚多。一是与国民党一大改组的结果有关。蒋在理智上虽然看重名节，时时以人臣自居，强调对孙尽忠，自认不重权位，但依其性格，他对自己在孙中山眼里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向仍十分敏感，[21]如今，国民党改组，众多在蒋看来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只因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得以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他却连一大代表都当不上，这难免会让蒋心情不很愉快。二是不满孙中山、廖仲恺在广东的用人任事“不讲条理不定次序”。这既包括廖任广东省长，用人行政仍旧一袭旧习，尤其把财政权力交给并无经验的孙中山儿子孙科办理，致百弊丛生，也包括让他来办军校，却迟迟不解决经费和权限问题。而更重要者还在于，蒋属于那种有强烈抱负心的人，访俄后志得意满，自认颇有心得，对党事国事更有发言权，不想报告交孙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孙中山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党政工作的设想，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设计，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蒋深以为辱，“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22]
由上不难看出，蒋3月14日给廖信贬低批评苏联和中共，明显地是与其在党内的处境及其当时的恶劣心态有关，未必可以视为其思想上转折的表现。而事实上，从这个时候蒋介石在思想言论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俄国人就得出印象：他“同我们很亲近”，尤其关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其装备情况。9月16日第一次参观军队，他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热诚，“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并一再要求向士兵讲话，以表达他的感受。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23]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他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24]直至他离开俄国前几天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会晤时，他仍旧在用共产国际式的语言解释说：我们在目前之所以还不能像苏联那样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因为，第一，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异常困难。第二，大多数中国人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但我们一旦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了。比较其他一些国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他不无豪迈地建议说，俄、德、中三国“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25]
蒋在莫斯科期间，又是读《马克思学说概要》，又是读《共产党宣言》，“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他对苏联整体的印象，虽也时有批评，但更多的还是感慨与触动。称：“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皆比我国人诚笃恳挚，令人歆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苏俄军队）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味，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俄国武器研究及其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窃败也。”“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意培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厚农工而薄士商之制度，吾亦无间言矣！”故断言：“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相当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敢轻量。”[26]
蒋在莫斯科如此，回国后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在他向孙中山和廖仲恺表示不满之际，他也不曾改变他相信俄国革命理念的心态。最典型如他对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态度，他并非不知孙中山的观点[27]，却公开主张应当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比如，他在1924年2月17日的讲演当中，就强调指出：“现在世界只有二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为此，他公开主张：“中国与外国的革命党，统统联合起来，解决世界一切不平等的问题。”并声称“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28]
注意到以上的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何以蒋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会一面批评苏联与中共，一面明言：“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我们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至事实于不顾。”[29]在这里，他虽不满于俄国党人于事实上之态度，但对俄国党主义之认同，却十分明显。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判断，即蒋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贬低苏联和中共，多半只是其一时自负心态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的一种反映，未必可以视为其走向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从联俄到“联”共
蒋介石赞成联俄容共政策，从他1924年5月3日正式就任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开始，就表现得很清楚。军校办校的形式、制度、人事组织等，都是苏联式的。军事教官的核心实际上是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政治教官的骨干也多选用了共产党人。甚至连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一届包括蒋在内5名执、监委中，3人均为共产党员，第二届则除蒋一人以外，另外7名执、监委，全都用的是共产党员。他并且十分重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30]显然，只读过日本军事补习学校的蒋介石在军校的建设上，是高度重视他在莫斯科所得到的经验的，尤其看重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帮助。正是由于有了包括军校经费和武器装备在内的苏联援助，以及共产党人的倾力相助，黄埔军校才得以顺利建成和发展起来。仅一年的时间，军校就已经吸收了三期学员，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两千余名学生的重要军事单位，并作为学生军参加了平定商团之战及东征作战。蒋亦在此基础上，得以兼长洲要塞司令、东征军总司令，并由设立军校教导团、组成校军，最终建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兼任军长，从而成功地创立了第一支真正属于国民党的“党军”，也使蒋第一次有了自己属下的并且是嫡出的部队。这种情况自然使蒋对“师法”苏俄的意义会有更深切的体会。蒋介石所以经常讲：“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之所以刚一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就全力推行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并要求共产党员来出任主要的政工人员，[31]实在是因为联俄容政策带给蒋介石、黄埔军校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建设太多实惠。
正因为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受益日多，我们不难注意到蒋介石在思想言论上也愈来愈展现出其革命色彩。建校之初，他几个月的讲演大都集中在如何做人，如何当兵，尤其是如何守纪律讲卫生上。虽然经常讲到学习俄国革命，但也主要是讲中国的党员如何不如俄国的党员能奋斗能牺牲。几个月之后，特别是孙中山基于“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信念，视蒋介石为国民党内少数学习俄国的坚定派而引入革命委员会前后，蒋的言论明显更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思想主张了。
蒋这时不仅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尤其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鼓动和教育官兵，有着特殊的心得。他强调：中国的乱源在帝国主义，因为“外国帝国主义来压迫我们中国，夺取我们原料，垄断我们商场，所以使我中国地价与物价昂贵。帝国主义者，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本国人民，保护帝国主义者来垄断市场。所以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就是卖国奴，所以我们认他是第二个敌人。”而“这地主与富商，是使得我们生计穷苦的原因，亦就是我们最后的敌人。”因为“地主操纵地价，弄得我们无地可种；富商操纵物价，百货昂贵，弄得我们衣食无着，所以生计穷苦。”“打不倒乡下的地主，你们的敌人仍旧不能够除去，你们仍旧要被人家压迫，没有出头的日子。”他声称：“惟其社会贫富如此不平，所以我们要革命，必定使得人人要劳动，人人可以安乐。”“革命是为全体人类求幸福，尤其是对于劳动阶级，如农人工人的幸福最为注意。”“不许有劳逸不平，贫富悬殊，也不许人民以劳工得来的钱，被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暗中夺了去。”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32]他甚至解释说：我们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只是因为民生两个字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决人类生活，谋求社会生存的要义，所以我们叫他做民生主义，而不再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33]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原本并不十分信任蒋的鲍罗廷，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认定蒋已成为广东国民党最可靠的左派将领，故全力把蒋推上前台，使其充任广州卫戌司令，与汪精卫、许崇智组成三人权力中心。因随后发现胡汉民胞弟卷入刺杀阴谋，许崇智属下的粤军将领中亦发现有谋反迹象，于是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胡汉民被送去莫斯科，蒋亦将许崇智强行解职递解出境。此一行动，被人称为广州政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蒋更进一步跃入国民党的决策中心，成为除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第二号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蒋联俄容共的言论更趋激进。他不仅公开宣布要“与反共派的人为敌”，相信“国人相惊之赤化，在事实上确无根据，在理论上亦非恶名。”而且声言廖案的根子在帝国主义，激烈主张：“对于帝国主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直接和他开战”。[34]
蒋介石内心是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呢？蒋这时有一段训辞讲得非常诚恳，应当不是虚言。他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到达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势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最有力量、最能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指挥。’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情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才好。’……事实上，苏联同志并非居在指挥的地位，不过我们以世界革命党员自居，也很愿意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挥。这并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实在是世界革命、联合被压迫民族的战线，指挥统一是现在对帝国主义者作战最要紧的一个战斗原则。”[35]
蒋介石这时又是如何谈论容共政策呢？他的态度同样十分积极，不仅肯定过去的“容共”，而且干脆认为两党就是“联合”的和“合作”的关系。他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其他团体肯同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所以去年当本党改组之始，虽有许多党员激烈的反对，而我们总理总是照着原定计划，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总理下了这样决心，不是随便的事，自然另有眼光和主张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36]
蒋讲这话不是毫无思想和感情基础的。诚如他在1925年12月《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所写：“今春孤军挺进潮梅，同志死伤者，六百余人，桂军袖手旁观于东江，滇军且通敌以谋袭我后；孟夏回师广州，讨伐叛逆之杨刘，死者伤者，以百数计；而沙基之役，至二十人之多，而伤者不计也。……十月奉命，重征东江，进攻惠州，世皆视为天险之老巢，人人以为难攻莫敌者，而本军将士，目无全牛，视若坦途，自刘团长尧宸以下，如耿泽生、谭鹿鸣、徐廷魁、但德芳、张忠熙、彭继儒、金鸣章、刘铭、陈作云叶振南、王嵩、周德保诸子等，死者百三十余人。伤者如詹忠言、曾扩情、蒋先云、杜从戎、冷欣诸子且四百余人。此其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者，何哉？主义之所感，敌忾之所兴，亲爱之忱，油然勃发而不能自己耳。海丰之役，以三百之众，而敌三师之强寇；横江之战，林逆主力，悉数来犯，谋以三面包围我军者，反为我所各个击破。惜乎陈子厚、王步忠、侯吉文、范涛诸子，皆亡于是役。华阳一战，以三千初集之卒，而攻一万五千，背城借一，困守死斗以抗顽敌，殉难死者，自周团长保生，党代表姚世昌、周玉冠、车鸣骧诸子以下一百二十五员名。卒能转败为胜，扶危为安。呜呼，可谓荣而哀矣。……嗟乎，总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灵，不昧不丧者，惟在其所遗本校后死而未亡同志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造者为何？是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也。”
对国共两党官兵能够在自己的率领下共同效命沙场，前赴后继，身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不能不感慨万端，更不能不深感国共合作的好处。他显然希望能够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继续这样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愿看到两党之间有任何纷争。因此他明确表示：“吾愿与党内死者诸同志，同穴安眠于地下，吾愿本党后死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始生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精神，继续我先死者之事业，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称：“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37]
在这种情况之下，1925年虽有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相当部分国民党中执监委在北京召集西山会议，提出驱鲍、分共、惩汪的主张，在国民党内掀起分共的浪潮，蒋介石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不仅在日记中深表“痛恨”，而且很快就公开发表了《告国民党同志书》，尖锐批评西山会议，不惜旗帜鲜明地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鲍罗廷、汪精卫和共产党人出面辩护。称：“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年，成绩俱在。‘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总理于遗嘱中认为与‘唤起民众’同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者也。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总理自信三民主义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岂在中国国民革命尚未完成之时，而已惧于何种主义之蚕食，总理有如许伟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后死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产主义蚕食之是惧。其师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谓不肖之甚者矣。”[38]这一告同志书清楚地显示了蒋这时坚定支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态度。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蒋介石思想激进，支持并拥护联俄联共，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共产党或俄国人全无戒备心理。这种戒备心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蒋对他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民党这一集体的内在的思想感情。事实上，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其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不可须臾分开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蒋介石对联合共产党与戒备共产党问题的矛盾态度，应当不难发现蒋存在这种矛盾的态度和心理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蒋对共产党态度的好坏，其实是与共产党对国民党组织生命的影响消极还是积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蒋就坚定地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蒋就不能不保持一种戒备的甚至是抵触的心态。[39]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在蒋无疑是第一位的。
如何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与统一？基于中国传统的观念，自然需要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而唯一能够统合国民党政治和精神的权威，当然就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以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最高权威，以国民党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组织载体，要求所有党员忠诚于三民主义和国民党，这在蒋介石看来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故蒋介石办校伊始，就决心把黄埔军校办成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和党的意志的学校。为此，他在1924年7月30日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训话时，就明白告诫说：“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党员对于我们的三民主义，绝对不许批评与怀疑！”[40]
黄埔军校开办的最初几个月里，学生中虽然也有不同主义宣传的存在，主要却不是共产党的主义宣传，而是流行于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散布。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和随后的军事行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渐渐不再成气候了，国共两党的矛盾却开始由校外渗入到校内来了。从国民党中监委的弹劾共党案发生之日起，黄埔军校内部学生乃至教员中间，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了具有派别斗争性质的分歧与磨擦，更渐次生出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思想上明显区别的学生组织。这种区别与磨擦，因国共分歧而逐渐扩大，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戴季陶主义”出现，乃至廖仲恺遇刺前后，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再难视而不见了。
国共两党之间因性质、目标和具体方针政策之不同，存在相当的隔阂与误解，实难避免。但让国民党人最感不安的，还是共产党人身为跨党人员，不仅跻身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权力中心，而且动辄将国民党人分为左右派；不仅在国民党内暗中发展中共党员，而且常常采取简单生硬的划分标准，凡参加孙文主义学会者则一律拒之门外，凡同情工运农运者不论愿意参加与否反复劝诱极力工作。结果，黄埔军校军官学生贺衷寒因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虽8次申请加入，仍被拒之于门外；[41]而上海国民党人葛建时只因街头斗争表现激进，虽无意参加，却被反复动员。[42]
蒋介石这时也发现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2月3日，十余学生因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秘密信，与李拉拉扯扯地闹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来。次日，又有更多的学生闹到办公室来。原因是这些国民党学生无意中发现，李公侠向共产党上级密告说：“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湾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周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以杂有外人，遂使多无有机会填具报告，只好暂作信函写上，乞鉴谅。”并称“军官方面，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工作尚无妨碍，可以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义。”当两党学生为此争吵时，共产党学生又放言批评孙中山。李侠公视国民党人“非同志”，并“暗中”工作，“藉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乃至共产党学生在校内公开批评孙中山，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了部分国民党学生的极大不满，齐声鼓噪要求蒋必须“监视”共产党人。蒋对此亦十分震惊，第一次开始担心：“近日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几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后患正长也。”并且在日记中严厉批评共产党学生：“欲继承总理遗产而不认总理为总理，天下宁有是理耶”？但是，由于李侠公“为政治部人员，带兵官不能干涉”，蒋当场亦只能口头表示必予“严办”，以安慰愤怒之学生。[43]不过，几天后，蒋为此召集政治部与党代表讨论的“严办”之法，却并无“严办”之实。他提出并经会议通过的建议只是：“一、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不准，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校党部声明请准也。”[44]
在这里，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员的不满显而易见，但在处理上的模棱两可与矛盾犹豫之状也一望即知。十分明显，蒋以其军人式的线性思维特点，不仅重视权威，而且强调服从。由于他自信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最忠实的信徒和代言人，因此难免会把部下对自己的忠实与服从，与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与服从混为一谈。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在忠实于三民主义和服从于蒋的权威这方面，毫无疑问要较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好得多。蒋更容易同情孙文主义学会，并更容易听信其言论，实难避免。但这时蒋得益于联俄联共之处亦多，他也深知国民党就其即将展开的革命运动而言，需要苏联与共产党人帮助之处甚多。因此，他即使常常被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种种不满言论所影响，对校内共产党员的作法不以为然，却也不能不考虑到两党合作的大局，不愿因校内问题而影响与共产党的关系，更不致将问题引致怀疑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基本政策上去。
蒋介石这时的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对孙文主义学会，了解到该会有同情西山会议之言动，他当即“严电阻止”，并下令如有胆敢公开响应游行者，则立即逮捕。且一面“大骂该会卖党并卖本军，不应与邹鲁等勾结，及痛责王茂如、惠东升、贺衷寒等不应操纵学会，藉图个人名利”，一面明白电示：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已“为反革命窟穴”，在粤之孙文主义学会必须断绝与上海孙文主义学会之关系，并“切实驳正，免淆听闻”。[45]而对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动辄批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情况，他也力诫蒋先云等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期期以为不可。蒋这时的目的很明确，即无论如何要在维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绝对权威地位的方针下，尽力维护党内及军校的团结与统一。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说明：“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认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哭。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是革命思想的中心，千百年后也是不能变更的，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绝对要以他的三民主义做基础。”尤其是“军队之中，绝对不好有两个主张，应当要完全以三民主义来做中心。”而由此出发，不好分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见解来，“不可以有共产党来非难三民主义，亦不可以国民党来排斥共产主义的现象发生。”[46]
在蒋介石的反复督导与告诫之下，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对联俄容共政策的态度，自然也不同于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其他孙文主义学会。对上海、北京等地孙文主义学会群起响应西山会议的举动，该会骨干、第三师党代表缪斌和军官学生贺衷寒等甚至不能不公开致函汪精卫予以谴责。缪函称：若辈不明现在反帝国主义时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实同在一轨行动，“致歧视共产派份子，必欲分离之而后已，此实可痛心矣。”贺函亦称，听了蒋校长的演说，益相信“今日之中国只有反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革命党，没有其他纠纷之必要。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日不消灭，甚么主义都是空谈，无补于实际的东西。”国共两党党员之闹出许多纠纷和误会，“两派都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过失。在争闹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义与组织。其实孙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把他分析起来，固然有多少差异，但是把他互证起来解释，却是一贯的精神。所以好的孙文主义信徒，应该本孙先生创造主义的精神，去详悉研究马克斯主义；而好的马克斯主义信徒，亦应丢开客气去切实作孙文主义的工作。”[47]
“三·二0”：逼上梁山？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拥护联俄容共政策态度之坚定，思想倾向之激进，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继续宣传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一切“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资本家、大地主、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48]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外，他更在宴请与会代表的演说中，明白阐述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联俄，是欲借外国力量，来平内乱，这完全是弄错了。”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要打倒军阀，但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打倒军阀，就是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总理毅然联俄，即在联合世界革命党，因为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他甚至告诉那些担心俄国人会重蹈帝国主义覆辙，到中国来揽权窃柄的人说：只要注意到苏维埃宪法与制度，就可以肯定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俄国的党员和民众，万不能允许他政府有如此行动的。“所以我们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同样，蒋也公开为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强调：“共产分子是本校本军为最多，可是他们在本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强烈批评党内反共产党的思潮和由此而生的种种纠纷，坚持必须“以总理之心为心，以总理之志为志，以总理之政策为政策，以总理之主张为主张”，一方面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一方面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在他看来，“本党反对共与拥护共产者，皆非主义之争，不过为私人的权利和意气之争。”故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对于反共产同志，可以问问他们，本党的共产分子现在所做的，有那一件是行共产主义？那一件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来答复。”[49]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蒋对于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地位的加强与上升，并无太多的反应。[50]至少，在蒋介石这时的日记当中，我们看不到蒋对二大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权力明显扩张这一点有什么样不满的反映。在整个二大及二届一中全会召开期间，蒋的主要注意力其实更多地还是集中在北伐的问题上。
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却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正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也拟定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51]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当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也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
蒋介石当然不会了解，鲍罗廷的突然回国，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听信了以季山嘉为首的部分军事顾问的谗言。而苏联顾问对北伐行动的坚决反对，也纯粹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这时都有明确的指示要阻止广州进行北伐。[52]因此，不明就里的蒋不会把帐算到莫斯科的头上，他只会对季山嘉等人在北伐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和不容商量的武断干涉，产生极大的不满甚至是猜疑。过强的自尊心使蒋难以接受把话放出来又吞回去的窘境，何况自陈炯明叛变以后，北伐早已成为检验国民党军事人员对孙中山忠诚程度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蒋难免会把季山嘉的反对看成是季山嘉与他之间的一种个人恩怨。一向疑心很重的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是冲着自己来的。为此，他先是以脚痛心闷拒不出席国民党二大的闭幕式，忿忿然曰：“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共事也。”继而联系到党内各种问题与困难，慨叹“人才缺乏，精神涣散，同志不明事理，挑拨离间务尽其能”，深感党内环境“艰险”，心情渐坏以致难以名状。[53]
北伐之结尚未解开，军事委员会忽然又削减了已经定好的黄埔军校经费，凭白无故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本来经费已经不少的他第一军属下的第二师。该师师长王懋功自代理广州卫戍司令以来，与季山嘉和汪精卫走得较近，表现左倾，引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忌恨，早有许多流言，让蒋猜疑和不满。[54]如今军委会的做法更不能不引起蒋的怀疑。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几个月前运筹帷幄，翻云覆雨，利用自己卫戍广州的便利，赶走许崇智，再一步把自己推上权力颠峰，对此有过亲身经历的蒋介石自然记忆犹新，知道其中利害，不免“意颇郁郁”，心里痛责苏联顾问“倾信不专”。联系到季山嘉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蒋尤不能不怀疑季山嘉别有企图。以至与季山嘉谈政局与军队组织，也总是感觉季山嘉“语多规讽”，暗忖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55]蒋的性格一向是，合则聚，不合则离。既然大权在季山嘉等人手里，你看不上我，我也不伺候你。于是，蒋不仅辞去第一军军长一职，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而且鉴于“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等原因，更先后要求辞去广州卫戍司令和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甚至向汪精卫提出要“赴俄休养”。[56]
蒋介石遭遇逆境时容易发脾气、使性子，甚至离队而去，有史可查。当年，蒋在跟随孙中山的不到8年时间里，动辄因为对人事问题不满，不管不顾擅离职守从前线返回上海或老家就曾多达十余次。即使孙中山或党内同仁反复劝诱批评，自己每每也反省脾气太坏，结果遇事还是照旧。[57]足以见其暴躁、任性的本性根深蒂固，移无可移。然而，蒋当年之所以总是旧病复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那时都是做为孙中山委派的军事参谋人员去军阀部队里做参谋或参预指挥工作，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之所以总是难以与前线的军事将领合作，一个基本原因也是因为多数手下有兵的将领或者不听调遣，或者对他的介入心存戒备和抵触。如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蒋手下已有一军一校，并且是国民党最精锐的力量。对于这两支力量，尽管他理智上把它们视为党军党校，并且真心想让它们为国民党的事业服务，但受传统和环境的影响，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像其他将军们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把它们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某种重要资本。如今无论遇到怎样的纠纷，他都断不会像过去那样轻易甩掉部队回家去了。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视这支军队和学校一如己出，一旦认为有人阴谋把它们拆散或夺走时，他注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卫的反应。
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2月24日，国民政府组成两广统一委员会，在原有的6个军的基础上，不知何由，空出第七军的名义，而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九军。季山嘉等人这种奇怪的作法立即惹起蒋的强烈反弹。联系到将近两个月来种种可疑的情况，他断定此举一定是季山嘉等想通过把王懋功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为第七军，进而削弱自己力量，并夺取广州控制权的一个重大阴谋。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26日即采取行动，重演驱逐许崇智的故伎，一举将王懋功扣押起来，随即遣送上海，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接替了第二师师长一职。事后，他在日记中忿然写道：王懋功“狡悍恶劣，唯利是图”，有人则“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58]
王懋功被除去，第一军得以巩固，蒋一度相信季山嘉等再难以向自己挑衅了，因而心情一时明显好转，相信已“稍获安定”。他在27日上午找到汪精卫，力陈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扬言：“如不准我辞，就应令季山嘉回俄。”汪虽稍加劝慰，也“允即进行”。下午再见汪时，汪称季山嘉已自知其错误，并露辞去之意。蒋更为放心，暗自庆幸，估计季山嘉当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59]
自然，蒋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因为季山嘉一时的示弱而放松警惕。恰恰相反，注意到季山嘉并没有马上辞职回国的意思，蒋不能不担心季山嘉还会采取其他手段对他进行报复。3月4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来谈国共纠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趋势，断言将来“结果为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到时候惟有靠黄埔军“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而已”。邓演达的说法提醒了蒋，他不能不警觉共产党的作用和力量。于是重又感到担心，暗中哀叹：“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60]而随后新任第二师师长刘峙和邓演达送来的油印反蒋传单，更进一步证实了蒋介石的猜疑，即共产党人很可能会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尤为让蒋担心的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活动向不公开，这就更增添许多危险的因素与变数。好在汪精卫这时对蒋的一些想法还颇能体谅和接受，蒋尚未感到太大的危险。他依旧公开演讲称：“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怀疑三民主义，亦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三民主义者，决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共产主义者，亦决无怀疑三民主义之理。”告诫军校学生一定不要“自家反对自家的主义，自家拆散自家的战线”。[61]
这时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应该说还是尊重的。毕竟，蒋虽然极其暴躁任性，但严格说来，他到底还是那种受到旧式文化和教育影响，熟知纲常礼义，有一定自知之明的人。[62]在这里，一个最典型不过的例子是，1924年10月孙中山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决心建立革命委员会，并决定吸收蒋加入而意欲排斥长期在孙身边且为孙所重用的胡汉民与汪精卫，蒋得鲍罗廷通知后不仅没有因为自己从此可以位居胡、汪二人之上而暗生欢喜并幸灾乐祸，相反倒诚惶诚恐，“期期以为不可”，与鲍罗廷当面争辨。他在随后给孙中山的信中更直言要孙重新考虑此一安排。函称：“中以为必须展堂（即胡汉民——引者）与季新（即汪精卫——引者）之名列入为妥，若列入之后，彼自不来，则为另一问题，而组织名单万不可无胡、汪，否则不如暂缓组织之为上也。”“若恐其主张不一或反对执行，则最后决定仍在先生，任何委员不能违反，何必先拒人于千里之外也？”[63]蒋之所以经常自我反省，对有养育之恩、知遇之恩的亲朋至友念念不忘，很大程度上也都反映出其性格缺陷的种种表现，未必完全符合其内心的情感与道德尺度的标准。而基于这种情感的和道德的尺度，蒋的军事资本未必与他在权位上的抱负或野心全成正比。也就是说，他其实很难像其他一些军阀那样，为谋私利而动辄背信弃义，犯上作乱。特别是他自知自己资历上远浅于这时的国民党政治领袖汪精卫，汪对其迅速崛升又有相当帮助，汪在蒋与季山嘉的矛盾当中最初也并未明显地偏袒后者，故蒋这时亦仍把汪视为可与之交心的上峰与朋友，还在与汪切商各种问题。因心情不好未回答汪的问题，发现后还“甚为歉惶”，批评自己“固执太过，使人难堪而启衅隙”。得知汪一如既往，毫不介怀，更会心生“感动”。也正因为如此，与季山嘉的过节乃至整个政策的把握问题，如怎样避免大权旁落，既与共产国际一致行动，又不失自动地位等，他都愿向汪精卫提出并讨论。有汪精卫的理解，即有国民党组织为后盾，其虽对共产党人有所担心，这时也止于批评：“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64]
让蒋再度意想不到的是，3月14日，当他与汪精卫谈话时，他发现居然连汪也开始对他表现出不耐烦和轻视的态度。这表现在汪明显地相信季山嘉的话而听不进蒋的解释，且“有讽余离粤意”。这一情况显然使神经已经十分脆弱的蒋深受刺激，怀疑汪“受谗已深，无法自解”。蒋思想上由此更陷于极度焦虑之中。想到汪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若汪亦不信任自己，再有季山嘉在旁怂恿策划，加上共产党从旁相助，后果岂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多疑的蒋马上开始怀疑安排王懋功脱离第一军的计划中也有汪精卫的份，因而后悔自己竟没有看出汪其实早就卷入到这场反蒋的阴谋之中了。想到这一层，蒋自然变得更加神经质，15日一整天坐卧不安，就连他自己也发觉自己“忧患疑惧已极”，难以自制了。他反复检讨，更后悔自己“缺乏政治知识，又少组织能力”，一向“以为政治组织完全（可以）信任同志，不必研究”，对汪竟“不能察言观色”，结果不但“为人之傀儡”，而且竟被“困于核〖垓〗心”，落到了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65]
分析蒋介石这些天的心理状态，我们不难看出蒋直到这时都还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依旧只是一介军人。其实，蒋更具军人特点这一点，在他刚到俄国时，苏联的陪同人员就敏锐地发现了，他们明确认为：蒋“在军人当中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66]职业军人考虑问题及处事直来直去的方式，加上其自身的多疑性格，在政治上和人事上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难免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何况在相信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后，蒋自认已不再有国民党组织可以依靠，自然更会惶惶不可终日了。到17日晚，他已痛苦到“入地狱”一般，以至于在日记中痛陈：“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67]
就在这时，又一个十分偶然、鬼使神差的误会使蒋介石本来就绷得过紧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了。他终于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3月18日傍晚，因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定安号被匪抢劫，有人向黄埔军校求助，军校值班人员当即电请驻省办事处速派船来，以应急需。办事处主任随即向海军局请援，海军局当天夜里即令中山舰出动。次日晨7时，中山舰遂驶往黄埔。中山舰驶出不久，因俄国考察团上午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身为共产党员的局长李之龙于是又打电话请示正在广州的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一事，询问可否将中山舰调回。这时又恰好汪精卫两三度问他是否或何时回黄埔，蒋正疑心汪的用意，一听说中山舰没有他的命令已开去黄埔，顿时怀疑其中有诈。他当即猜测：“为什么我既没有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这究竟是什么事？”[68]联系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当中的他马上就得出结论，相信多半是有人“欲摆布陷我也”，准备用他对付许崇智和王懋功的办法，把他架去苏联。[69]
既如此，蒋介石像以往遇到此类事情的反应一样，一气之下，不顾一切，撂下工作马上走人。当然，这时的走，不过是“准备回汕（头东征军司令部——引者）休养”而已。走在路上，他一直处在极度愤怒之中，始终认定“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以至越想越气，几乎到“怒发冲冠”的程度。蒋这里所说的“对方”，显然是指汪精卫与季嘉山。但左思右想之后，蒋终于发现悄悄溜走绝非上策，反而容易给汪、季等打击自己进一步提供口实。结果，如蒋的日记所记，“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回到东山寓所后，蒋与部下连夜开会，“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70]
蒋介石所以会去而又返，并不惜动武，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已有了武力的凭藉，大可不必像过去完全以消极的办法处之。对王懋功的断然处置，已经清楚地显示出这一作法的效力。但更重要的是，既然蒋相信汪、季意在打击自己，他自然会注意到微行出走的害处。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悄然遁迹，蒋介石自认为怀疑得到证实，因而断言：“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71]此足以证明蒋临机之际也必定会有一样的考虑与担心，害怕消极躲避反而会让汪、季怀疑自己做贼心虚。即如此，蒋不惜一搏以表明自己不愿任人摆布的态度，实属必然。
蒋介石爱使性子，容易走极端的性格自然也是重要原因。半年多来他正处于权力地位急速上升的态势，这使其心态上已远不同于孙中山时代。自负的心理和强烈的抱负心因此已变得更加亢奋，北伐的提出与坚持，就是明证。当年的党是孙中山的，蒋虽自认有许多宏大设计和长处，却苦于没有自己置喙的余地。而今党内蒋自恃已没有几位真有资本和威望可以承担孙中山重托的人选，在党面临如此重大的历史选择面前，是拱手把党让给汪精卫和季山嘉去摆布，最后像邓演达所预计的那样，使国民党“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还是不顾一切阻止党权旁落，自己冒险挺身而出，不惜犯错误以证明自己问心无愧呢？联系到蒋过去一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历史，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一定会选择后者。
问题是，在这个时候迈出这一步，却未必是蒋介石所希望的，至少与其思想发展的逻辑与趋向未尽合拍。
（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释：
[1] 杨天石、余敏玲对于蒋介石早年思想和发动“三·二0”（中山舰）事件的原因的研究，是笔者所见目前相关研究当中唯一较少预设主观价值判断的论文。杨基本上认为蒋早年思想的主要倾向是“追求进步”的，“三·二0事件”的发生，亦属偶然，非蒋之蓄谋。余则相信蒋“既不是一个反共的先知先觉，也不是表里不一的反共阴谋家”。分别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未刊稿）（以下记为前引文1）；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以下记为前引文2）；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三十四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12月。
[2] 蒋介石：《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1984年版，第390页。
[3] 这里可以提及的较具代表性的中文研究著作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黄道炫的《蒋家王朝·民国兴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汪荣祖、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4] 汪荣祖和李敖，以及余敏玲，对3月14日信都有比以往的简单说法，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汪荣祖等前引书，第93——96页；余敏玲前引文，《集刊》第三十四期，第72页。
[5] 本文只想适当地借鉴心理学关于人格与情境相互作用研究法（person-by-situation approach），故无意引入心理学的专业词汇。
[6]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1。
[7]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1。
[8]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1。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48，55页。
[10]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11] 蒋一生中批评自己性格及处事方法的文字甚多。此时较集中者可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0——56页。
[1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2页。
[13]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1。
[14] 《孙中山复蒋中正函》（1922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5——536页。
[15] 《孙中山致蒋介石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617页。
[16] 《蒋中正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10/00001/001。
[17] 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129——131页。
[18] 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提出及孙逸仙代表团赴苏接洽失败的经过，可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载蒋永敬、杨奎松：《中山先生与莫斯科》，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2001年版，第177——226页。
[19] 转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36，142，167——168页。
[20] 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日记、文稿，除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北国史馆、党史会原藏，确属当年亲笔者外，多应慎重使用并加考证。因蒋向有整理修订日记习惯，而录有大量重要日记、文稿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先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以及《事略稿本》、《困勉记》、《省克记》等等，更常有经编纂者改动原文，致使各书引用同一文字，却各不相同的情况。
[21] 1920年3月31日蒋日记曾记述廖仲恺、胡汉民等对他受召前往福建漳州前线事“群相祝贺”“殊感不快”的情况，称“此皆余资格犹浅”，廖、胡等才会因“诧异”而当成一件大事来祝贺，故深恨自己“实不副名”。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蒋对自己地位格外计较的心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日记类钞·（三）》，《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22] 蒋这时曾曲言批评孙“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断言：“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临时纷乱，以陷危境”。《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1，164——168页。
[23] 《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情况的札记》（1923年9月10日）；《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4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7日），《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国》（1），第288，290——292页。
[24]《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国》（1），第301页。
[25]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国》（1），第330——338页。
[26] 《困勉记》1923年9月9，17，21，22，23日，10月10，13，16，18日，11月4，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7]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3，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94页。
[28] 蒋介石：《中国革命之要义与学生之责任》（1924年2月17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64年未刊稿，第197——200页。
[2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
[30] 转见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
[31] 蒋介石：《俄国党员活动的方法及其成效》（1924年6月2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311——313页；《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2），第77页。
[32] 蒋介石：《中国现状及俄国革命成功之原因》（1924年9月25日）；蒋介石：《新兵精神教育问答》（1924年10月）；蒋介石：《当兵的意义和责任》（1924年11月3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368——371，391——401，485——488页。
[33] 蒋介石：《主义不行，党员之耻》（1925年4月9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69——72页。
[34] 蒋介石：《追悼廖党代表应努力实现三民主义》（1925年8月31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01——202页；蒋介石：《祭廖党代表文》（1925年8月31日），《革命军》第8期；蒋介石：《真革命党必决心成仁》（1925年），《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10——212页。
[35] 蒋介石：《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苏俄革命纪念宴会演讲辞》（1925年12月11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年版，第56——57页；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37——338页。
[36] 蒋介石：《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1925年9月9日）；蒋介石：《团体训练的重要》（1925年9月1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26，233——235页。
[37] 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月1日元旦增刊一、二版。
[38]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日十一版。
[39] 包括对西山会议派，蒋虽公开严厉批评，内心里却颇念旧情，基于不愿根本破裂和尽可能维护党内团结的角度出发，曾设想不把西山会议问题提交国民党二大做裁决。《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40] 蒋介石：《军校学生应绝对信仰三民主义》（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40——341页。
[41]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17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42] 葛建时：《忠告我们的好朋友——共产党》，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月7日“觉悟”副刊。
[43] 《非同志》，上海《民国日报》（言论）1925年12月22日；《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44]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45] 《王懋功关于未从孙文主义学会勾结西山会议派反共遭恨和表示忠于蒋中正致张静江函》（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蒋介石：《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1926年12月23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15页。
[46] 蒋介石：《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1925年9月9日）；蒋介石：《团体训练的重要》，《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226，233——235页。
[47] 转见《关于党内问题之重要函》，《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1日十一版。
[48] 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二团训话》（1926年1月28日），；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一团训话》（1926年1月3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73，377页。
[49] 蒋介石：《再论联俄——在黄埔军校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俄国同志演说》（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册，第337——340页。
[50] 在国民党二大选举的结果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中8名是中共党员，候补委员24名中6名是中共党员，约为四分之一弱。在随后选举的中央常务委员当中，更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即9名委员中3名为中共党员。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八部一秘九个部门中，则更进一步实际取得了3个部长，和8个部秘书（即副部长）、一个书记长的席位，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详见李云汉前引书，第474页。
[51] 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224页。
[52] 有关联共（布）中央这个时候反对北伐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74——78页。汪荣祖、李敖书关于“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的说法，以及黄道炫关于季山嘉只是反对蒋北伐武汉，顺长江底定东南的计划不表赞成，主张由武汉挺进西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的说法，均与史实出入较大。参见汪荣祖、李敖前引书，第127页；黄道炫前引书，第103页。
[53]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54]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196页。
[55]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2。
[56] 1926年1月15日蒋上书辞第一军军长。2月1日军委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未就。2月22日，蒋请军委会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2月7日通电辞一切军职。2月9日拟电准备辞军事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分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台北党史会1994年版，第198——199页；《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62，381——382页；杨天石前引文2。
[57] 参见汪荣祖前引书，第59——87页。
[58] 杨天石前引文2。
[59] 参见杨天石前引文2；《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0]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1] 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开学典礼训话》（1926年3月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87页。
[62] 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可分为伊底（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即满足自我需要的欲望，对现实情境的权衡与道德意识的约束。每个健康人身上，这三者总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对立的，只是何者更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蒋的道德感也未必弱于其自我放纵的部分。
[63]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43页。
[64]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5]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6] 前引《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114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
[67]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8] 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1926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447页。
[69] 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考证，可参见杨天石前引文2，黄道炫前引书第二章（三），及汪荣祖、李敖前引书第二章第四节。
[70] 有关蒋介石各种历史文献当中所记述的1926年3月19日日记的内容，是一个最容易说明慎重使用这类文献的例子。比较《蒋介石年谱初稿》中蒋亲笔修改前和修改后的文字，再对照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中的文字，当不难发现，《蒋介石年谱初稿》（包括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等）断难作为可靠史料直接引用，非有相当佐证材料和相当分析不可。因其文字内容改动之大，足以产生严重误导。如按照日记类钞，其一段文字本应是：“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思之，怒发冲冠。”蒋改后，成为：“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蒋再改后，更变成：“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
[71] 杨天石前引文2；《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