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靠谁革命？革谁的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看起来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对于某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共产党人比较容易确定它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这样做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社会政治势力，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及其策略不能不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变化过程。
敌乎？友乎？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来说，资产阶级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它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共产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2] 第二，人们这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明显地还抱以某种怀疑的态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使命是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另一方面怀疑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它们之间并无矛盾。问题仅仅在于，早期共产党人这时对于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还不十分清晰。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界已经开始普遍使用“阶级”的概念分析和说明社会经济上乃至政治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区别了。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激进的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迅速开始模仿共产主义的理论，把世界上的人根据劳动与不劳动、无产业与有产业、被压迫与压迫等等标准，截然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于是，即有所谓“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平民阶级”、“第四阶级”、“被压迫阶级”与“资本阶级”、“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第三阶级”、“财产工商阶级”、“绅缙阶级”、以及“征服阶级”、“压迫阶级”等对立的阶级概念。尽管，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无论“劳动阶级”也好，“资本阶级”也好，都应当是资本发达即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极端落后，但是，人们显然相信，这样一种阶级的对立，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3]
相信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最初受到来自俄国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基本看法。[4]这种看法使他们开始时很容易只从劳动与不劳动、有产与无产，以及被压迫与压迫这些表面现象上来理解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简单地把除了苏俄以外的国家统统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和苏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渐渐改变了人们把中国的社会阶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混为一谈的情况，但这些来自苏俄的共产党人多半同样相信：“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这导致新成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认定：“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5]因此，尽管人们根据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的现实，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自己的任务是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战。所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只有最少数的中国资本家在内。[6]
自信立于向全世界资本家统治挑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不会把“本国的几个可怜的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区别对待。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前山的老虎要吃人，后山的老虎也要吃人”，何况“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都“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因此“是扶不起的懒狗，教训不好的坏小子”，“决不配行使中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政治”。有谁想“只〖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7]
但是，作为一个清楚地了解中国现状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资本家，他们事实上都很少可能把后者看成是中国当时的首要敌人。他们或者断言“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8]，或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国人：你们的重要仇人，第一是官僚，第二是军阀，第三才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只是“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来“作恶”，而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了。[9]甚至，到了１９２１年，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些中共代表已经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因此，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包括联合“那个将要夺取政权的阶级”，因为“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共产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最终推倒新的统治阶级。[10]尽管中共“一大”的纲领并没有接受这些代表的意见[11]，但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恰恰符合列宁这时就落后国家革命所提出的策略思想。
在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议代表就列宁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和补充决议。这些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运动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些国家里目前还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多半会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12]随着１９２２年１月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开始具体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决议，中共中央也很快改变前此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陈独秀首先肯定了援助国内“别的阶级”进行反封建革命，以取得劳动阶级政治自由的重要意义，并承认中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3]
１９２２年７月的中共“二大”显然是中共正式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具有革命作用的开端。“二大”的宣言公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重要的发展。它甚至“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而国民党此前所组织的广东政府，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14]然而，中共这时对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无疑还有某些保留。尽管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在担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有可能试图支配或反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因此明白告诫中共必须独立进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工作[15]，但中共却断言“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以至相信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16]因此，它虽然提出了“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和与民主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的方针，却或多或少的把中国这时唯一强大的“民主派”国民党仅仅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甚或“不是代表那一阶级的政党”。因而，它的实际计划只是：首先使工人和贫农“环绕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然后“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即“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7]
能够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吗？很显然，共产国际最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就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和召开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至少已两度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文章认定：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反映着“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日益明显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18]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这时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却告诉共产国际：不应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国民党只是由四种人组成，即起主导作用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广东省和华侨中的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的工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士兵，以及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马林保证说，国民党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部分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作为国民党实际政治纲领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际更是“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明确建议还只有几十个人的“前景暗淡”的中共小组织加入到国民党中去进行宣传工作。[19]考虑到共产国际“二大”有关决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不允许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派以及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20]的要求，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显然比把它视为资产阶级政党更有实际意义。于是，共产国际很快肯定了马林的说法，并据此发出指示，断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并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进行工作。当然，它没有忘记提醒中共注意：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中共必须准备应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的日益明显的分裂”。[21]这表明，它多半相信，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象马林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
确定国民党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自然便利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实现与“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22]的合作，但这并不等于共产党人由此可以排除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当中共代表在１９２２年１１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上突出强调自己加入国民党只是争取群众，以及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表示异议。他们明确主张中共必须“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23]这种情况很快导致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并“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但问题是，当作为“民主派”的国民党失去了具体的阶级性质之后，究竟如何看待和联合“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呢？共产党人因此不能不直接向“中国资本家和商人”们发出呼吁了，要求他们也“一律聚集于国民革命党旗帜之下”，并以国民党为自己的“政治领袖”。[24]很明显，他们只能把国民党当作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了。于是，共产党人开始得出结论，即“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何谓“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将以国民党为统帅，而工农阶级将以共产党为领袖，国民党通过自身的组织而与受到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阶级进行“联合”。[25]
亦友亦敌？
要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而具有某种革命的倾向，这或许不难；但是，要在实际上承认立于工人头上处于剥削者和压迫者地位的“中国资本家和商人”是自己的朋友，这对于共产党人却颇不容易。１９２０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出现的那种争论照样出现于中共的内部。不管共产国际怎样说，总是有些激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不相信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直到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召开之际，仍旧有相当多的中共代表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他们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有两种，即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的就是大资产阶级，但大资产阶级实际上是由军阀官僚组成或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和军阀政府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26]甚至就是那些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赞同的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内心深处其实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极不信任。他们一面承认中国的“商人阶级不但暂时够不上勾结外国资本，而且天天受挤轧；不但受不着军阀的庇护宠爱，而且天天受他的勒索压迫”；一面又断言“中国商人要狗仗人势才敢反对军阀，要土匪碰伤了他们的‘洋大人’，再趁势请外国人不承认北京政府，……这是自然的倾向”。因此，中共“三大”虽然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冲突，但它同时却又不能不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27]
围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展开的争论，无疑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中国资产阶级作进一步的实际的考察和分析。陈独秀还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做具体的分析了。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一）“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指的是新旧交通系之类官僚买办金融资本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依靠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和利用国家财政与军阀官僚势力的帮助，不能不依附于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是指那些经营规模极小，没有发展前途的小工商业资本家，他们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直接的需求，所以往往容易对革命取消极的中立态度；（三）“革命的资产阶级”，它包括海外侨商及长江流域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之一部分，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多半赞成革命。[28]在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显然也试图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有革命可能的，和没有革命可能的，前者包括海外侨商、小工业家及商人中稍能自立者，和中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特别是大批的在外国资本压迫下迅速走向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小手工业者、知识界）”；后者即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军阀官僚势力的“大商阶级”。[29]这种认识看起来也是陈独秀所同意的。在几个月之后，陈独秀显然也开始相信应当把那些小工商业家划入革命的资产阶级一边，从而使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即革命的“工商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30]
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疑是因为他们同意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现状的看法，相信“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瞿秋白甚至明确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仅仅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尤其是靠上〖这〗几十名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 [31]但是，如果无产阶级还十分幼稚，资产阶级就不那么幼稚吗？中共党内围绕着这一点明显地有着极为不同的意见。有人断言：不论无产阶级多么幼稚，毕竟在各个革命阶级之中，最重要的主力军“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32]但也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因为事实上“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33]随着中共领导人日益多地参加到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之中，人们显然更突出地感觉到自身力量与实际运动要求之间的差距。以至陈独秀或多或少地开始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相信“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34]
不过，这样一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共产党人很快就开始发现自己与国民党人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尤其让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就是，国民党既然是一个“各阶级合作的党”，为什么在劳资纠纷时总是压制劳动阶级？[35]甚至就连共产国际代表也注意到：国民党的社会成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最终是否能够同他们决裂，如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那样反对他们，并开始转向劳动人民，这就是当前决定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主要问题”。可是，“国民党对大商业资本家举旗不定”，其右派在多半代表着这一阶级的利益，而左派领袖如孙中山等却为了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到所需的款项而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36]把与中共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右派定性为大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导致中共迅速开始重新怀疑资产阶级，特别是上层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陈独秀明确说：“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那些财阀以及资本家，“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37]。至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广州商团事件发生后，人们更是公开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至少，绝不能指望它们来做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则干脆在苏共《真理报》上宣布说：今天的中国劳动群众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国的资本家既是阶级敌人，也是民族敌人”。[38]
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否定，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积极肯定。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紧接着，中共“四大”更进一步断定：“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与此同时，中共“四大”以决议案的形式正式肯定了前此党内关于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看法。决议案称：大商买办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39]。
在１９２５年，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而且还要打倒反革命的买办阶级，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共识。[40]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因上海总商会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而不能坚持到底，更加激起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以至陈独秀坚信，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已经由此得到了“证实”。[41]而更趋激进者则干脆认为：“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其中有革命者也是‘少数’且不免中反革命妥协的‘毒’）”，只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小商人才是革命的势力。当然，就国民党内部的统一战线本身而言，在“大资产阶级”即“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组成了反共的所谓“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国民党之后，至少中共中央这时并不想借机把国民党立即变成一个“工农政党”。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分化，恐怕“还稍早一点”，因为无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不那么严重，而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本国的工业没有发展的条件，因此也还不能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42]
“民族的资产阶级”，这是共产国际针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提出的一个特定的阶级概念。它是专门用来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试图推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具有某种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维经斯基大概是最早肯定中国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并建议中国的劳动群众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共产国际“四大”更是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确信不移。但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却意见分歧。陈独秀不相信中国存在着一个有着独立政治形态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却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陈独秀主张把国民党内部那些介于右派与左派之间，试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实只是“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中派”或“新右派”保留在国民党内，而毛泽东等人却“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留在国民党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那一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也只能划分为大、中、小三个部分。所有“买办阶级”、“官僚”、“军阀”、“大地主”以及“反动派知识阶级”，统统都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乃极端的反革命派”；而那些“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级”，对他们固然可从其是否沾上“洋货”“洋气”来区别“右翼”和“左翼”，但他们毕竟都是“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唯有包括“小商”、“手工业主”、“自耕农”和“小知识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其“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因此，“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其右翼“即现在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固有可与其他阶级合作革命者，也人数不多，且“不是真正的朋友”。与其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不如将他们立即“分出去”。[43]
既然相信“资产阶级不革命”，陈独秀其实同样对所谓“中产阶级”没有好感，他甚至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颇表怀疑。[44]问题仅仅在于斗争策略，在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之后，是否应当紧接着排斥中小资产阶级呢？很显然，共产国际对于采取这种作法深感担心，它明确支持中共关于大资产阶级必然背叛革命的观点，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团结一致，但它要求中共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便“设法加深资产阶级和地道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分裂，不让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劳动群众”。维经斯基告诉中共中央：“象其他任何党派中的情况一样，中派是背叛者，不要信任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他们进行谈判并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抛弃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45]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中共中央在１９２６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过程中贯彻了继续团结国民党“新右派”的策略方针。而这意味着中共必须重新确定联合资产阶级的态度。尽管人们迅速开始公开劝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向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让步，并从妥协政策的迷误中“觉悟”过来，重新站到革命平民一方面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对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感到怀疑。[46]考虑到国民党老右派与“新右派”之间的区别，和共产党与“新右派”之间事实上的敌对关系，陈独秀甚至开始把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加以明确区分，断言老右派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新右派”则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显而易见，陈独秀正在试图把“新右派”置于必然叛变必须极力排斥之列。[47]只是，“三二０事件”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以排斥共产党人攫取国民党领导权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使得这种怀疑和作法很快变得不再有意义了。因为事情很清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既然取得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共产党人或者必须根本放弃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或者只能承认这一“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势力为自己的联合对象。而事实上，共产国际是不可能允许中共考虑退出国民党的。
从１９２６年５月开始，中共中央重新强调起“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问题了。７月，共产党人更进一步承认“大资本家、小中商人”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因此仍有联合的必要。人们甚至开始宣布说：“商人除买办阶级以外，其余都是很困苦的”，故农工阶级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阶级斗争也要不妨碍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据中共中央七月全会的政治报告称：“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48]
中国共产党人真的相信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吗？这的确是真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共之所以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过去大大地低估了这个潜在的对手。陈独秀在七月的中央全会上不无遗憾地指出，无论是在中国的俄国同志，还是中共本身，过去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都了解得太少了，“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看不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把它和买办阶级混为一谈”。以至当人们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的时候，广东的革命政权“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里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谁将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谁将领导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也许，“左倾的同志”会主张现在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还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但在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着国民党的情况下，这势必导致国共关系的根本破裂，并且势必会把民族资产阶级逼到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阶级一边去，而我们是否有力量同时对付如此之多的敌人呢？陈独秀明确地予以否认。他说：我国目前有五百万工人，有组织的工人只有大约１２５万，而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矿工、铁路员工、冶金工人等，不是没有组织起来，就是在组织上还很薄弱，甚至纺织工人也只是在上海一个地方组织起来了，并且无产阶级的斗争多半还没有越出自己本厂的范围，还很少能够独立地进行政治斗争。考虑到无产阶级的这种情况，和共产党在农民中还缺少影响，他显然认为：“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势必“使革命运动流产”。因此，“‘打倒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只能是，在“竭力使它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竭力使它脱离买办阶级”的条件下，“将争取中国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问题提上日程”，以便“夺回领导权”，“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领导”。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49]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显然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它提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要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在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登上斗争舞台，并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在第三个阶段，整个资产阶级将被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发展程度不高，力量微弱。经济实力较强大的部分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买办）……从未参加整个反帝斗争。在民族革命运动具有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曾经参加过运动，但稍一有革命征兆，它便要么脱离运动，要么企图阴谋破坏之。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革命因素。“但它不能独立行动——要么是跟随资产阶级，要么是跟随无产阶级”。现在，运动处于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阶级力量的重新改组正在进行，无产阶级将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共同结成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不过，共产国际告诫说：“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除了中、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力量，也还能在一定时间内成为革命的同路人”。[50]只可惜，共产国际的决议刚刚来到中国，整个形势就已经不同了。
从１９２６年７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把国民革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北伐军所经之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起来，斗争矛头直指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大批小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统治集团也利用北伐迅速摆脱苏联势力和共产党人的影响，日渐羽翼丰满，开始公开准备与受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分裂了。到１９２７年２月底３月初共产国际决议传达到中共中央之际，陈独秀已经对继续争取留住“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51]失去信心了。他声称：“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52]但事实上，蒋介石一个“四一二”事变就把共产党争取资产阶级支持革命的计划一笔勾消了。几天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公开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与农民以及城市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阶段，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正在并且最终都将退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应当据此改变自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今后的共产党人“不仅要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将领们进行斗争”。[53]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相继退出革命的统一战线之后，所谓“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竟也不愿忍受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冲击，很快就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分道扬镖了。在一个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度里，这样一种变化显然是太大了。
由敌变友
共产国际当然了解民族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他们甚至在１９２２年最初肯定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他们必然会因为工农群众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而脱离出去。[54]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甚至也没有准备小资产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从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与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革命联盟。即使到了武汉国民党政权已经注定要退出革命的１９２７年６月，它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说：“我们不能排挤有可能同我们一道前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为“斗争的结局要看工人阶级能否把小资产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55]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小资产阶级真的退出革命了吗？或者说，武汉国民党是不是真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呢？斯大林看来对此深信不移。当武汉政府刚刚开始实行分共政策还不到两周的时间，他就公开宣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他告诉人们：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本来就是“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同盟者”。换言之，这样的分裂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分裂对革命好还是不好？斯大林明确认为这种分裂对革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密切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无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领导权的由此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引导到这样的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于是，根据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应当开始准备进入一个更高的革命阶段了，无产阶级则只能以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了。[56]
必须立即排斥与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然深信不移。但迅速改变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立即开始排斥小资产阶级，这却多少有些不合实际。事实上，斯大林最初也多少希望能够留住小资产阶级，因为正是他亲打电报要求中共中央“造成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暂时不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据此，中共自然一度尝试着“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群众运动方面来”。他们断言，只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被反革命派吸引去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57]但是，他们看上去到底还是不能决定足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具体方法。在他们这时所通过的文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并非不了解只有确实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才有可能使小资产阶级留在革命阵营里；但他们同样也很清楚，如此必定不能满足那些店员、徒工以及种种城市贫民的平均主义愿望，从而“牺牲”后者的利益。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断然表示，对小资产阶级“不要顾惜”。而大革命失败后，对彻底革命的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对“改良”、“右倾”和“妥协”观念的强烈反感，也同样使他们把阶级斗争的深入与否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于是，他们不能不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58]为此，他们竟明确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杀尽地主”，“杀尽地豪”，“杀尽贪官污吏”，“杀尽农贼、改组委员”，“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并坚决“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阔老住宅给工人住”，“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以至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反动商店尽可没收，小商店有必要时亦可没收，或勒令筹款，不必过于顾虑”。[59]而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自然没有收到吸引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于是，１９２７年９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放弃这种努力，把中国革命推上以工农民主独裁为内容的苏维埃革命的轨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改变前此为争取小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如不没收小地主土地，适当保护小商人的财产等等，因为一个多月以来的“经验”表明，“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激剧的发展中，必然走到反革命的方面”。甚至，瞿秋白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等等以及所谓中小商人，……现时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吸引“小资产阶级群众（小贩、贫民）”参加革命。[60]但实际上，人们这时所说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实已经不再是他们这时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了，它更多地已经变成区别于店东、商人、小业主、手工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贫民劳苦群众”或“城市贫民”了，而这种城市贫民本来就是“工农民主独裁”的构成成分之一。[61]
但是，围绕要不要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中共党内依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不了解，在资产阶级的加入已经使敌人的阵营变得空前强大的情况下，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对于中国革命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甚至共产国际代表也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因此目前还不应当象俄国革命胜利之后那样拒绝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没有人能够解决小资产阶级对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恐惧。在１９２８年１月３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虽然再度表示“主观上并不反对与小资产阶级同盟”，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土地革命的激烈作法“必吓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于是，会议仍不能不决定坚持“工农与贫民的政权”，“候中国本部我们的革命成功，再来讨论小资产阶级问题”。[62]可是，仅仅４个月之后，随着济南惨案发生后群众性反日运动的再度兴起，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又重新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热情，进而大胆地提出了“将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拉开”的斗争任务。[63]为此，他们专门发布了告小资产阶级书，表示：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决不是抛弃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他们保证：共产党将“保障小商人营业”，“废除苛捐杂税”，因而呼吁小资产阶级站到自己一边来。而为了吸引小资产阶级，考虑到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缺乏号召力，他们甚至再度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和“实行民众政权”的主张。[64]
对小资产阶级策略的这种动摇，反映了中共党内仍旧存在着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实际需要和强烈愿望。在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共“六大”召开前夕人们向共产国际领导人集中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当中，有关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就占了三条。人们问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的革命政权应当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专政”的公式，现在是否仍然有效？而在工农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对富农和小商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能否用武汉时期的具体例子解释一下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65]然而，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除了重申应当区分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和强调必须站在店员一边，不能阻碍群众要求的基本原则以外，没有给予中共领导人任何新的思想（９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试图重提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勇敢尝试，自然都只能遭到严厉的批评并归于失败。而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更加明确地规定：“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它表面上虽然并不反对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却明白指出其剥削者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66]至此，小资产阶级（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不仅被彻底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而且被正式地纳入到与地主、资产阶级一样的剥削阶级的行列中去了。
其实，人们并不仅仅是不了解应当如何正确地制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他们事实上也并不十分了解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对付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敌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这时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当中，相当多的问题恰恰是针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不了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几个阶层或派别？它们各自代表什么力量并起什么样的作用？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作为背叛了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它是否还能够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作斗争？我们是否不应当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如果他们怠工，难道我们也不没收他们的企业吗？如此等等。[67]但布哈林似乎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多大的意义，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之最无情最残酷的敌人”，了解了这一点就足够了，至于它的派别、它的定义、它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关系，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68]然而，问题真是这样简单吗？
不错，自国共关系破裂以来，中共中央一再宣称：“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它“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因此，它永远不能成为反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充当豪绅买办地主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是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69]但是，随着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与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斗争中渐渐得到巩固，和其内政外交明显地与北洋军阀政府有所区别，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却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突飞地发展着”，“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们不能不相信，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晓得制定减租条例、纳税条例，设佃业理事局，办御用的农民协会；晓得实行劳资仲裁，定分红制度，制定劳工法，组织黄色工会，还晓得大谈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宣传他们的‘以治法律方法解决耕者有其田’，宣传他们的福特主义（阶级合作）”；由于他们还“晓得以和平的外交方式哀求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同时还保持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的口号，“并且还做一做抵制外货的运动”，乃至一心“想脱离帝国主义而抱着富国强兵的宏愿”，从而使得民族资本的状况“是进步了些”，外交如关税等也“相当的改善了”。[70]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到，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上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相矛盾的”，这种“根本的矛盾，没有方法可以一致”。[71]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这时已经渐渐地开始相信，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为独立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的中国市场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显然取得了某些成功。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是不是他重新左倾，重新起革命作用呢？”尽管，中共中央这时明确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任何革命作用，断言“他是要和封建阶级争反革命的领导权，他是要帝国主义不帮助封建阶级而单独帮助他”。[72]但党内仍旧有些人怀疑：资产阶级是不是完全不革命了？毛泽东就认为：还不能说资产阶级完全反革命了，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还在斗争。因为他相信：“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领导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家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同样碰着打击”，因此“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买办豪绅阶级的民族民权运动”，它同样“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革命之一部分”。[73]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想要发展民族资本，它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阻遏民族资本生长的势力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显然，在理论上，承认这种情况存在的本身就包含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仍旧可能具有某种革命性。而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任何一种承认资产阶级可能具有革命性的想法本身，又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反对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必要性的怀疑。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为此，共产国际不能不迅速发出指示，告诫中共：不论是关税自主，还是一年多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民族资本的某些发展，只是“主要有利于恢复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工商业”，要想进一步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固然，共产国际不能否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因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豪绅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但是，它断言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本性导致资产阶级只能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屈膝投降”。它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要求后者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更“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中国的革命任务，即统一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只能由工农革命来完成。[74]
共产国际的批评迫使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看法，并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发展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有矛盾吗？有。中国资本主义将来会不会有“相当的发展”？会。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因为其关税自主和修改条约的主张，只是“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报统治）的过程”；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至关重要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和地主性”，因此它最终只会“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妥协封建势力”。认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更是极大的错误”。[75]更进一步，当党内托洛茨基派出现之后，为反对该派关于中国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政的主张，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还改变了前此将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主要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的态度，断言蒋介石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南京政府则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军阀联合统治的政权”，或称之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称现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并不是前此所谓以桂系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为代表的“豪绅买办阶级”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以蒋介石、桂系、冯阎等为代表的军阀、封建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与以汪精卫改组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中小资本家、小地主和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后者最终只能与前者“合并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76]
对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和策略，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得到了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尽管考虑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和苏区经济生活的需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人们至少在形式上没有继续采取革命开始时的那种一概没收的政策，保证允许商业自由和一般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与房屋。但在政治上，根据共产国际起草的各种正式法律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地主、富农一样显然统统被排除在“公民”的概念之外，“半点政治上自由都不给他”。[77]当然，法律或法令也并不是永恒的，它也还是会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切取决于实际的需要。不过，在这个时候，影响中共政策变化的看起来主要还并不是这种实际上的需要，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愿望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各种理论规定。这种情况决定了共产党人多半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理论观念出发来考虑自己的政策。尽管人们或多或少地已经注意到：“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过早的消灭资本家的错误尝试”导致很少有资本家敢于在苏区进行投资和经商，从而使得苏区“日常用品减少，商品价格昂贵，给农民的生活以不好的影响，以至引起他们的不满”。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仍旧使他们要求自己的下级“必须无情的镇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没收他们的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结果，下级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只能“依靠武力与行政的手段”去对付那些资本家和大小商人，就连过路的商船，人们“除了用枪去射击，或没收他们的财产外，也从没有想到……一方面可以征收通过税，同时……还可以发展我们的对外贸易”。[78]事情很清楚，在政治分野高于一切的时代，不论政策上如何规定，敌人就是敌人，人们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把政治上的敌人看成是经济上的朋友的，即使是“利用”也难以做到。
李立三说过：“革命是要彻底的直线的，改良是修改的弯曲的，因此改良是反革命的”。[79]李立三的这种观念反映了这时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理解。为了要彻底，人们只好宁左勿右；为了要笔直又笔直地前进，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一种试图借助于策略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但是，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之后，现实的力量对比是不是能够允许中共继续彻底的直线的革命呢？富有经验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是最早注意到中共应当运用策略手段曲折前进的。当然，他们首先注意到在中国东北地区中共有必要重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强化中国人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多半是从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考虑的。但无论如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是根据这一主张，最先开始改变中共前此的彻底革命立场，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策略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颇为大胆的设想。[80]不管中共代表团这时的策略与设想还有着怎样的先决条件，它毕竟预示着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从此又要发生某种改变。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中共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应当“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即属于上层小资产阶级甚或资产阶级的“一切名流学者”，来支持中共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81]进而，在１１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第一次宣布过去被斯大林断定已经脱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重新“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产党”。他同时并尖锐批评“我们的党和群众组织中的一些同志还在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所面临的这些具体的策略任务和实际任务”，声称他们远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变化。[82]然而，在跟上客观形势变化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代表团，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尽管人们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提出“反日反蒋”的策略口号，但是，由于人们仍旧只能“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实行这一策略的任何可能。直到将近在两年之后，即１９３５年８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正式确定中共有必要实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意识到在这一方针背后具体的阶级关系变动的内容。他们第一次开始承认：“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中国小资产阶级是和反革命一直来反对革命的，那么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目前中国不俟是小资产阶级被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所警醒，被民族革命战斗〖的战鼓〗所激动，都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来了，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鉴于‘满洲国’，‘共存共荣’的借错〖镜〗而混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中来，因此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不论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程度如何，“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据此，中共主张：“不管什么阶级（从工人起〖至〗资本家止）……，不管什么党（从生产党至社会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83]
重新肯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某种革命作用，这意味着中共前此的黑白分明的阶级政策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虽然再度肯定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但同时也承认“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并重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到反日战线中来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有利用的可能。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阶级政策。会议第一次宣布愿意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一次表示愿意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给城乡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保护；第一次郑重表示愿意“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他们到苏区投资开厂设店，答应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许诺尽可能的减低他们的租税。[84]
有必要指出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排斥的对象之一，一步提升到革命的可靠同盟者的地位，这反映了中共党内对联合小资产阶级问题是颇为积极的和一致的。但是，人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虽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大胆地提出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工作，以至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参军等等，但却并没有宣布给予资产阶级分子以公民权，即便如此，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宽大，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严肃批评：这样怎么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而且资产阶级“有可能从内部破坏”啊！[85]
毫无疑问，对资产阶级的宽大纯粹是由于共产国际正式批准的那个“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引起的。既然要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反蒋”的阶级和派别，那当然要区别对待仍旧处于统治地位的各个阶级。比如，人们只能把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蒋介石集团看成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把愿意“抗日反蒋”的张学良、宋庆龄等视为有相当革命性的民族资本的代表；而既然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决定实行联合战线的政策，那么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吸收他们中的少数革命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管理工作的主张，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在１９３６年８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改取“联蒋抗日”方针之后，问题变得相对复杂了。因为联蒋政策本身的提出势必要求人们改变前此对蒋介石集团阶级属性的看法。在理论上，共产党毕竟不可能与地主买办阶级结盟。既然相信蒋介石可以转向抗日一边，那也就是相信蒋介石也可以参加民族革命，这意味着蒋介石实际上应该代表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买办阶级。于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人们重新又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泛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时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概念来区分其中的不同派别。进而，考虑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人们又进一步把蒋介石等看作是区别于坚持对日妥协和对内反共立场的资产阶级中间的大资产阶级“中间派”。尽管，共产党人开始时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几乎是各种各样的，有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有说是“买办与资产阶级的”，也有说是“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随着１９３７年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之后，人们已不能不渐渐一致肯定国民党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了，至少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的党。[86]这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合已经不可避免，而这种联合与合作理论上只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之间进行。
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不能不重新唤起人们对２０年代中期他们之间合作经历的回忆，因而提醒他们重视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破坏作用的告诫，更加强化了人们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中共领导人很快注意到今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将“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民族资产阶级将会用一切方法“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在１９３７年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更告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资产阶级只是为了对付日本才与红军妥协的，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87]
相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这当然是共产党人的阶级观念所使然。但是，在１９３７年共产党人最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革命的形式以后，人们同样根据共产国际建议所定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不能不是包含着资产阶级在内的。甚至，在国共两党实力相差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共和国，多半还是由资产阶级国民党来唱主角的。很明显，共产国际不再坚持中共必须反对与资产阶级在政权问题上的合作了，即使是苏区政权本身。[88]相反，他们开始鼓励中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作更长远的设想。这意味着，中共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不仅仅局限于抗日战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恐怕也很难过多地注重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和对立，并不能不在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更多地加以调整了。
这样一种调整突出地反映在他们新的阶级政策上。在１９３７年底，随着王明等人带着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有关指示回到中共中央来，中共再度改变了他们一年以前所提出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开始把资产阶级包括在内了。王明提出：“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所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族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89]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是赞同这样一种认识的。到了１９３８年，毛泽东还进一步将“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具体化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斗争目标。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已经切实准备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并准备在承认资产阶级国民党居于“领导的与基干的地位”的前提下，承认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作为这个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旗帜了。[90]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共产党准备把与自己在阶级关系上根本对立的敌人当成朋友了，而且还准备做较长时间的朋友。
非友即敌
由上不难看出，在进入到３０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根据一种固定的理论观念和经验模式来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根据实际政治关系的变动和自身策略的变动来决定的。尽管，在这许多的变动中，共产国际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这接二连三的策略变动中如何认识和判断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显然多半只是中共自己的事情。由于自１９３５年以来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变动，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得不频频变化，这使得中共在对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认识和判断问题上不能不发生某些困难。以至毛泽东从１９３７年起就强调认为，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说明。然而，直到１９３８年底为止，由于策略本身的频频变动，导致认识对象本身总是处于一种极不确定的状态，这使得人们几乎难以在一种基本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在１９３９年，情况有了不同的变化。１９３９年，从１９３５年特别是从１９３７年以来一步步看好的蒋介石国民党开始重新暴露出其必与共产党为敌的真实面目，其“防共”、“限共”文件接连出笼，反共军事磨擦更是步步逼紧，从而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对１９３８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所确定的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日渐发生怀疑。终于，共产国际１９３９年５月间关于国民党的反共可能包含着投降阴谋的指示，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强调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６月，毛泽东在肯定“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首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同时，首次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甚至再度把“地主”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91]很清楚，毛泽东再度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是同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判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共产国际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指示[92]，使人们进一步确信资产阶级是最没有前途的。毛泽东开始相信：“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93]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当然有重新估价的必要。
从１９３９年秋天起，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显然坚持共产国际在１９２９年对中国资产阶级所做出的基本判断，即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它不仅“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因此，他相信，资产阶级固然在一个时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考虑到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当然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的”。毛泽东断言：“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原故。在今天，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鉴于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爆发以后，当今世界已经被截然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暴露出其腐朽性而日渐崩溃，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已经没有前途，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当然也失去实际意义。据此，毛泽东大胆推翻前此关于与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三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政治主张。那么，今后决定着中国命运并将要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基本构成的，应当是哪些阶级呢？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坚信：共产党已经领导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必然要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94]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又再度把中国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主张取消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直截了当地主张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并否认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就此失去了革命的作用，而成为革命的敌人呢？显然，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在国民党仍旧继续抗日的情况下，笼统地否定整个资产阶级，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事实上，毛泽东也并没有这样做，他甚至相信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作用。为此，他具体地提出：“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买办阶级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仅因为买办阶级是分属于各个帝国主义的，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可能在极小的程度上与极短的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统一战线。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本来就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即有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有矛盾而成为革命动力的一面，也有依赖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反对革命的一面。而“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当然，毛泽东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必有革命性完全使用枯竭而只剩下反动可能性的一天，但他也了解，还不能简单地把仍在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排除在革命的阵营之外。[95]
相信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毫无疑问是以国民党参加抗日的事实为依据的。因为国民党抗日，所以相信它有革命性；因为它有革命性，所以判断它主要不是代表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地主买办阶级。但是，笼统地判断国民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并根据蒋介石的反共措施相信资产阶级正在失去革命性而开始走向反动，这必然要导致有朝一日因为共产党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而不得不与所有资产阶级为敌。而事实上，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这种作法不仅对共产党不利，而且也不能适合资产阶级内部的实际状况。实际的状况是，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它们对共产党以及对抗日的态度都有相当大的区别。经验已经告诉共产党人，笼统地把它们都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并有朝一日因为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而将它们统统视自己的敌人，对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好处。
１９４０年３月，毛泽东开始系统地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主张，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积极设想，决心把进一步争取地方实力派和中等资产阶级作为孤立和反对蒋介石等顽固派的有效手段，这就使得毛泽东不能不进一步考虑修改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显然，笼统地把必然争取的大批中等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和势必要加以孤立与反对的大资产阶级统统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不利于共产党人客观地作出阶级估量和制定政策。十分明显，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态度日益强硬，毛泽东这时已经断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大资产阶级与“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并断言：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争取中间势力的原则，他不能不下决心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那些与蒋介石态度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中等资产阶级分子区别开来，并据此于１９４０年７月间提出了“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的观点。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再是包括蒋介石以及过去所说的“大资产阶级”在内了。[96]
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观点。他特别说明：“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即是过去所说的“买办阶级”，他们是现时主要的当权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家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的部分，即过去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97]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新的认识和斗争策略，中共成功地解决了前此与国民党关系当中那些十分棘手的战略难题。按照前此的情况，共产党或者必须整个破裂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或者只能在承认资产阶级占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与其“长期合作”，“共同建国”。而如今，中共不必再担心有朝一日由于不可避免地破裂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关系，以致不仅无法孤立蒋介石，反而使自己重新陷于孤立。这样一来，中共自然不必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斗争时畏手畏脚，他们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和政策空间。毛泽东对此自然十分满意。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没有指出大资产阶级才是买办阶级，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才正确认识清楚。现在，必须要使全党了解它，并且要把这种理论与实际政策联系起来。[98]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发布指示，具体解释了对于资产阶级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他明确要求全党：凡可团结者团结之，凡可利用者利用之。对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必须破坏，但对反共的顽固派仍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并且“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加以区别。”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争取中间派的问题，主张在政治上“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在经济上“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99]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开始对重新印刷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根据新的观点做了相应的修改。修改后的文章清楚地表述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新看法，这就是：“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与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尽管“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它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100]
将大资产阶级的概念与买办阶级的概念合为一体，并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之中区分出来，这就决定了中共此后的阶级政策是必然要首先反对这个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而断言这个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时“仍然是很反动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大资产阶级只能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个大资产阶级指的正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性的确定，导致共产党人不能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投降可能抱以高度的警惕。因此，１９４０年秋冬之季当蒋介石反共态度异常强硬时，毛泽东不能不强烈地怀疑国民党准备投降日本并夹击共产党，因而准备先发制人。[101]而当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又不能不判断蒋介石准备全面反共分裂，因而下决心“放弃联合的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102]但当注意到蒋介石仍旧继续抗日，并且还没有决心与共产党分裂之后，毛泽东自然又改变态度，重申“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策略。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不可能相信甚至不可能与这个蒋介石国民党妥协是肯定的。一旦国际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取代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乃至计划。这种情况最终决定了整个４０年代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毛泽东区别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孤立和打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则极大地加速了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可以肯定，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时间的摸索和摇摆之后，中国共产党在４０年初期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也是比较成熟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与中共前此的阶级政策相比，它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强调区别对待的政策，主张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可团结者尽量团结之，可利用者尽量利用之，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区别对待的政策使得它甚至能够清醒地注意到：“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级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它有不少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它的军队以至政府机关中有着不少民主分子，甚至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分为几派，并不是一个统一体。[103]这就为它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制定具体的分化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团结利用的策略也使得中共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能够坚持到底，它并未因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并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有一部分人表现出某种要求独立的倾向，而抱以敌视甚或改取全面打击的态度。它甚至在几乎整个４０年代里坚持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的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4]联系到前此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可以想象，长时间地坚持这种态度对于坚信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的共产党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４０年代，它做到了，也因此而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３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４８——５５０页。
[3] 陈独秀：《告劳动界》，《晨报》，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4] 《蔡林彬致毛泽东的信》，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１页；并见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９卷第４号，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１日；陈独秀：《对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８卷第１号，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
[5] 同注2。
[6] 江春：《社会革命商榷》，《共产党》月刊，第２号，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７日；并见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
[7]Ｐ.生：《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３号，１９２１年４月７日；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陈独秀致张东荪的信》，《新青年》，第８卷第４期，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8]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9] 吉生：《告劳兵农》，《共产党》月刊，１９２１年５月７日；田诚：《共产主义与知识分子》，１９２１年６月印单行本，原件存上海博物馆“一大”组；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８卷第３号，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1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１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５５８页。
[1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中共都明确表示了不与任何其他党派发生关系的强硬立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３，８页。
[12]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２０——２１，２９——３２，４０——４６页。
[13]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７期，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６日
[1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６４——６６，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６页。
[15] 见《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报告》，和《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２月２日
[16] 《陈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９日；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２期，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０日。
[17] 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２期，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６４——６６，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６页。
[18] 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１日；维经斯基：《中国南方的斗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８日。
[19]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版，第７０——７５页。
[2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４７页；《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态度的报告》。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７６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１９２２年８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３辑，第７４页。
[22]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１９２２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１２１页。
[23] 《刘仁静和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的发言》，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６２，６５页。
[24]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蔡和森：《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向导》，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25] 同上，并见和森：《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向导》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26]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的代表就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０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３辑，第８３——８５页；《斯内夫利特笔记》，１９２３年６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２３４——２４２页。
[27] 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导》，第１８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３１日；屈维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前锋》，第１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党纲纲领》，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１４０页。
[28]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
[29] 屈维它：《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创刊号，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
[30]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
[31] 《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的信》，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２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版，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32] 邓中夏：《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９期，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33] 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34]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
[35] 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第７１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日。
[36] 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１９２４年６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４——８５，８９——９１页。
[37] 同注35。
[38] 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２号，１９２４年１１月；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季刊，第４期，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真理报》１９２４年９月６日。
[39]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１９２５年１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40] 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向导》，第１０８期，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１日；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青年》第２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１日；和森：《冯自由反革命运动的解剖》，《向导》，第１１１期，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９日。
[41] 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１３６期，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42] 但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中国青年》，第８３期，１９２５年７月２３日；楚女：《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８６期，１９２５年８月１日；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１２９——１３０期，１９２５年９月１１日。
[43] 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１日；维经斯基：《中国南方的斗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８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６６——７２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第４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子任：《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４期，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０日；恽代英：《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国民革命军一军三师政治部１９２６年印。
[44] 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１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１９２６年３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１３８页，第３辑，第１２４——１３３页；转见《陈独秀同志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46] 瞿秋白这时对于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显然十分矛盾，他一边劝告资产阶级“觉悟”，一边却表示强烈的担心，称：“只恐怕！只恐怕在这个联合战线里面，资产阶级故意怠工破坏”。见屈维它：《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和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第３号，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５日；秋白：《国民会议运动一联合战线》，《向导》，第１４４期，１９２６年２月３日。
[47] 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
[48] 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工人劳动运动》，《向导》，第１５１期，１９２６年５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１４７页；代英：《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革命生活》，第１７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恽代英：《工农商学联合政策》，《黄埔日刊》副刊《革命之路》，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８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政治报告》，１９２６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１６８页。
[49] 《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７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１６８——１７１页。
[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２７６——２７９页。
[51] 在１９２６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已经逐渐确定了国民党左右各派的阶级关系，称：“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由于老右派已经出去，他们这时通常直接把“新右派”称作右派。见《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１９２６年11月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４２４页。
[52] 参见《中共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６日。
[53] 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斯捷茨基：《斗争的辩证法》，《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１日。
[5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６６——７２页。
[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卷，第２３８页；布哈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８日；采特林：《新阶段》，《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７日。
[56]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８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８页。
[57]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58] 中共中央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３日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曾明白地说明：“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这说明，他们知道没收或严重损害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将难以使其不倒向反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２９６页；《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同志书》，１９２７年８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59] 《中国现状与党任务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１０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５８——４６１页；《中共广东省委发布革命口号》，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四）》，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２７年卷，第２７６，１９７，１６２——１６３页。
[60]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７２——３７３页；秋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布尔塞维克》，第７期，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５日；《中央通告第十五号》，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３８页。
[61]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具体解释了这两种“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并说明“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５８——４５９页。
[62] 《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广州暴动大纲的报告》，１９２８年１月３日。
[63]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１９２８年５月９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第１９８页。
[64]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１９２８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第５６０——５６５页；《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第２７３页。
[65]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１９２８年６月。
[66]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１９２８年７月９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第２９９，３１８页。
[67]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１９２８年６月。
[68]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９日。
[69] 《中国现状与党任务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１０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５８——４６１页；《中共广东省委发布革命口号》，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四）》，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２７年卷，第２７６，１９７，１６２——１６３页。
[70]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卷，第５８页；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卷，第６２９——６３１，６３９——６４５页；忠发：《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相持局面中的斗争》，《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４期，１９２９年２月１日
[71]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１９２９年２月８日；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卷，第４５，６２９——６３０页。
[72] 忠发：《民族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理论及其政策》，《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日
[73] 毛泽东：《边界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５日；毛泽东：《井岗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２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２卷，第３——６页。
[75]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１９２９年５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卷，第１２６——１２９，１８５——１８８页。
[76] 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卷，第１８４，７９２——７９３页。
[7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７９５——７９７页；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宪法大纲，只有工、农、兵和城市贫民才可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７７２——７７３页；毛泽东：《今年的秋收》，１９３３年９月。
[78] 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斗争》，第１４期，１９３３年６月５日。
[79] 《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政治问题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３月５日。
[80]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３０——３２页。
[81] 《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７日。
[82]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讨论库西宁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２卷，第２３２页。
[83] 《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卷，第５６３——５６６页。
[84]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卷，第６０４——６１２页。
[85]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转见《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8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７日；刘少奇：《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１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６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１２６页；《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１４１页；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２２９页；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６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９页；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87] 洛甫：《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提纲）》，１９３７年５月２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５页；《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军事外交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
[88] 根据国共两党１９３７年的谈判，国民党曾坚持要求共产党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人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中共曾一度允诺。后因人选问题与国民党方面发生争执拒绝其派人任职，但王明等回国又曾决定接受方面的要求。
[89] 陈绍禹：《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４６３页。
[90] 毛泽东：《论新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１４日，《解放》，第５７期，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91]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
[9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指示》，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０日。
[93]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
[9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第１期，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
[95]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５期，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５日。
[96]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３日。
[97] 《毛泽东关于对地主资产阶级军官进行调查给恩来等电》，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
[98] 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曾两三次谈到他解决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资产阶级区别的问题，最初曾提到在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起草《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政策的决定》时才认识清楚，后来又谈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还没有搞清楚。从最初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看，可以看出毛泽东后来的说法是准确的。
[99]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６０——７６６页。
[100] 从目前可以看到的１９４１年以后再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看，其中有关资产阶级问题的文字，都已经作了修改。
[101]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４日。
[102]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９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９页。
[10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０４７页。
[10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４３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