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礼拜，我应北大博士生联谊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新中国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学问我，从我讲述的内容中，如何能够总结出一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东西来？今天应国关之邀来做讲座，听说听众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换个题目，讲讲跟个人成长有关的东西？因此我就想到了这个人物研究的题目，希望能对满足同学们的愿望，对个人的成长有所借鉴和启迪。当然，我讲人物研究，并不是要在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性的意见来。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讲历史，目的不过是希望大家通过历史演进的过程，看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得出一些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或教训。
我看今天在座的未必都是本科生，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吧？今天讲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想来是大家都熟悉的两个人物，同学们都对他们一定都有所了解。选这个题目讲，也有我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说法，有太多褒贬的色彩，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去认识他们。从学者的角度，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需要不带感情色彩地去研究他们。我今天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即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不带明显褒贬的比较研究，更全面地来了解这两个人。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这两个人物，只能是从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
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我的这一意图，我们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知道两岸的人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曾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呢？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去世，同学们是否知道，台湾相当多民众当年对蒋去世和大陆人民1976年对毛去世的悲痛的感觉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那里也曾出现过长街两旁挤满了送行和吊唁的民众。而由于台湾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有很多人是跪在地上痛哭失声，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在当年很多台湾国民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最权威的领袖，是他们的恩人。如果我们当年看到这些场景，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蒋匪”在台湾竟会得到民众这样的拥护呢？（笑声）其实，换一个角度，站在当年台湾国民党人的角度，他们怕是也很难理解大陆人民当年对毛泽东的那种感情。因为他们多数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陆这边是共匪的天下。（笑声）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的影响力。我1995年随一个学术会议的团队到台北，从机场到中研院学术研究中心，刚一下车，就听到在楼门口迎接的研究生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声喊：“共匪来了！共匪来了！”（笑声）当时大陆已经实行对外开放很多年了，我们这里早已没有人叫他们“蒋匪”了，他们却还在习惯性地会叫我们是“共匪”。包括在学术讨论会上，台湾不少学者的发言也带有很明显的感情色彩。我们当时感觉很不习惯的就是，我们这边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领袖人物早就不叫他们的官衔了，而他们提到蒋介石的时候，却几乎从不直呼其名，而是每每要尊称为“蒋先生”或“蒋总统”，甚至要用“先总统蒋公”这种称呼。很明显，大陆和台湾之所以在对待这两人的态度上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还是因为有着太深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共两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对对方的领袖，有根本对立的政治和道德的评判。
讲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会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建设上起过好的作用呢？这一点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后的命运如此不同呢？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朝气蓬勃，所向披靡，最后几年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着国民党。为什么建国以后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却走了很多弯路呢？与此相反，当年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却渐渐走上了成功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土改和政治稳定，经济也早早就迈入了次发达的行列。对此，有很多人分析过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去台湾时带去了很多黄金（笑声），也有人说是因为台湾小好搞。对这些说法，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越南、朝鲜也很小，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也不少，为什么就没有台湾发展得好呢？
实际上，无论是站在大陆还是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评价，都必须承认，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问题，具体地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神化或者妖魔化。因为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他们其实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与他们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分不开。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他们固然是政治上的对手，却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领导人，与他们具有这些相似之处不无关联。因此，他们之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领袖，既是时代使然，多半也是他们的共性适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的结果。大家想一想，20世纪有那么多名人，知识程度、脾气秉性比他们两人强的绝不在少数，时势却造就了他们两个人，这是不是纯属偶然呢？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可算得是内乱不己，外侮不断，群雄争霸，民不聊生的乱世了，“乱世出强人”，“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有多少人想过要成为改造中国的第一人啊，但有谁能做得成呢？胡适也曾想当总统，但他学问再大也成不了总统，即使当上了，也起不了作用，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的是强势人物，而不是胡适这样的文人所能够驾驭的。为什么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人能成为国共两大党的唯一领袖呢？这就涉及我们要讲的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特有的气质和特点了。
下面我们先讨论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出身。看过他们传记的人都应该知道，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再来看看毛泽东的出身背景，他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笑声）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笑声）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笑声）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我们平时看纪录片时其实也能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蒋介石在片子里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对每每要接见外宾很讨嫌，因为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他不愿意被几点几点必须要干什么这种规矩所干扰，因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很屈辱的事情，讲的就是毛泽东1958年如何在游泳池边训导赫鲁晓夫的故事。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笑声）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笑声）他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笑声）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笑声）
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二人生长的社会环境。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蒋介石生于1887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同样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我们看他1926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到了1920年至1922年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1914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1923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直到1925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1918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错。
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衡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只能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与自卑形成的强烈的反差，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气质。
蒋介石因过度自尊而导致的过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常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来未必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仅仅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内心里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认为是别人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想整治他，结果他就往往会做出相当激烈的反应。比如蒋介石与中共决裂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还有人在研究。大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蓄谋的，而国民党的史学家则认为是共产党和俄国人要绑架蒋，蒋没办法才决心利用这事件惩治共产党和俄国人。随着80年代以后人们对政治历史的研究心态日渐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们才发现，造成中山舰事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在于蒋介石因自尊而导致的多疑。用当年在蒋身边工作的俄国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蒋的自尊心强到了吓人的程度。中山舰事件，简单说起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调走了一个与蒋介石关系非常好的顾问，接替他的顾问对蒋明显地不够尊重，对蒋的主张动辄设置障碍，并且有意削弱蒋手下的军队。这使得蒋非常紧张和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要搞他。于是，他想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联手挤走这个顾问，但他后来发现汪精卫和这个顾问竟也一个鼻孔出气，甚至有愿意让蒋出国的意向。种种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国民革命军最好的一艘军舰中山舰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被海军局派往黄埔军校所在地虎门附近水面去执行缉私任务。当天下午海军局得知苏联顾问要用该舰，又得知蒋恰在广州，于是便请示蒋可否将中山舰调回来。这就导致蒋疑心大发，最终怀疑是汪精卫和俄国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舰把他绑架到莫斯科去。于是，蒋怒不可遏，反复思量，最后下定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调动军队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变。
蒋介石的这种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孙中山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了。孙中山对蒋很器重，把蒋介石看成是军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线当参谋长。蒋介石却因为与前方将领闹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之多。总是孙中山一个电报，蒋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说也不说就跑回上海去了；孙中山急了，再写信劝让他回去，他碍不过孙中山的劝说，只好又到前线去；去了又出问题，又是转身就跑。（笑声）如此反复，有十几次之多。蒋介石为什么要跑，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于孙中山，职位很高，前方将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手里没兵。这无论如何让蒋面子上受不了。其实“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这么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让人说我自己心虚了吗？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吗要心虚？！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不同于当年跟孙中山的时候，他利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第一军已经是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了。蒋介石很难丢掉他的这支看家本钱不顾，让别人夺了去。因此，蒋介石想明白了之后，马上就掉转车头，回到黄埔去连夜布置反击。结果是那个苏联顾问被赶走，汪精卫也被挤去欧洲养病，自己夺了党政军大权。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同样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并重的人。1936年他在陕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他当时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感受。他说：那时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他问梁：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梁开的门。而梁当时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会记得这位给自己开门的青年人。（笑声）毛泽东反复提到这些事情，清楚地显示他内心里对此颇多感慨。联想到毛泽东在解放后只对一个大知识分子很好，即章士钊，而对其他大知识分子统统不喜欢，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了。解放后，毛泽东发动过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那样无情，但章士钊和他的后代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感恩之情。这是因为章士钊早年在毛泽东非常困难的时候曾经慷慨资助过他2000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只可惜，当年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很强势地坚持过独立自主。比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大家多半都知道史迪威事件吧？美国总统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极力想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于是把状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也一度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蒋介石硬是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将这个五星上将赶走了。你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吗？
上次听同学说，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30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尔什维克刚刚执政，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尚未停止。为了首先巩固内部，列宁不顾众多同事的反对，坚持批准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大片领土。等到政权巩固了，国家强大了，苏联最后又把这些割让的土地收回来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好像没有哪本说列宁当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吧。
同样的情况，中国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强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击的战略。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清楚地发现，如果不联合美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而这对于那些一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国革命党来说，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本来中国的战略是鼓动世界上所有革命党来反帝的，现在中国自己却与帝国主义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就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妥协，正在与美国作战的越南人对此也深为不满。但是，毛泽东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仍旧坚持要与美国妥协。要知道，我们与美国妥协，不光是牺牲了过去的革命原则，牺牲了许多左派朋友，我们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过去一向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那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当时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明显地作了让步，以至于至今美国仍旧与台湾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甚至仍旧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执政党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很难简单地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或革命口号，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泽东是很外向的，而蒋介石则比较拘谨。这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想像力不能不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自己生活规律，作风严谨，对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别注意细节。比如一些台湾朋友讲述他们早年在台湾当兵时的经历，都会提到蒋介石如何关心厕所的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一来视察，长官就会要求士兵赶紧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蒋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厕所，因为蒋介石的视察，总是要去厕所检查卫生。（笑声）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显的局限。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成败，军事指挥上的优劣具有很大意义。照理说毛泽东没有学过一天军事，而蒋介石到底还算是学军事出身。但是，蒋介石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蒋介石一辈子有过无数次讲演，但50岁之前讲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对士兵和军官的讲演了。而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当然也打过胜仗，但在有魄力、有丰富想像力的毛泽东面前，他必败无疑。因为蒋介石打的胜仗，更多的靠的还是政治谋略，而多半并不是军事指挥在战略上的优长。为什么他能打败冯玉祥这样一些军阀势力，却很难打败日本人和共产党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与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打仗时，常常会采用这样的办法：即用金钱买通对手手下的军官，给他们封官许愿，搞分化瓦解。这样，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打过来，地方实力派阵线内部首先就乱了套。而对日本人或共产党人，这些招数就不灵了。再加上蒋介石一辈子都喜欢越级指挥，从当年对红军的围剿，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蒋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种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许多国民党的将军在回忆录里都批评过蒋介石的这种作法。只不过，蒋在围剿红军时可以越级指挥到团一级，而后来军队多了，大了，蒋的越级指挥就指挥到师一级了。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这多半和蒋介石所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有关。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了。
毛泽东与蒋介石则恰恰相反。毛是个诗人，喜欢哲学，这影响到他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气质，不喜欢去管什么具体的细微末节，只喜欢海阔天空。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时，一上来就明白讲，我不谈具体的问题，只谈哲学。（笑声）具体的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去讨论。这其实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了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引人注目。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不会写诗词，但还是曾要下面的人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人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的想象力的诗词。这件小事很能反映毛与蒋之间的差距。
毛泽东是诗人，但同时也是农民。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一方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象力和魄力，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在早年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弱小时，毛泽东注重保存实力的一面表现得较为突出。结果在俄国人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泽东明显地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因为他在军事上绝对不赞同共产国际所强调的“进攻路线”。如何保存实力？毛泽东的策略就是要能跑。他的十六字诀，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字：“跑”。（笑声）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强敌日本，毛泽东也还是坚持这样一种策略。他不仅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和莫斯科的非议，而且也顶住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始终坚持他的游击战方针，使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国民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在毛泽东晚年，即我们上面讲过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他的这一思想也再度表现了出来。当时为什么下决心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惜与美国妥协？就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阿尔巴尼亚党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笑声）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陈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陈规，也有它的好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结果是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态度也颇不相同。毛泽东向来是比较倾向于下层劳苦民众的，喜欢到农民和贫民当中去，并且能够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甚至听到老百姓受苦就会难过，掉眼泪。但他对富裕人家或社会中上层的喜怒哀乐就远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一点与蒋介石恰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也没有。他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材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过于重视社会中上层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衡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的其实还是威权统治，只是这种威权统治只是着重于政治和军事，并不去干预经济。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曾经设想过要搞国家社会主义。后来被美国人反对掉了，实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并且在经济上大搞“专家治国”，任用了相当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用经济的方法来改造和建设台湾。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放任态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美国的教授在介绍台湾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就特别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对专家的尊重问题。她指出：在台湾，经济专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专家们的意见也很重视，而且政府要人通常会支持专家的意见。
大陆过去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好有关。毛泽东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变得好一点了。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1956年前后。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既然完成了，私有制既然基本上消灭了，那么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毛泽东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考虑如何面对阶级逐渐消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现象。他之所以会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说到底就是想要提出一个可以适应新的时代的指导性思想来。在《正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这个现象其实颇为困惑。他没有明确讲阶级是不是就没有了，而是说：“阶级斗争急风暴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要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
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谈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中才需要暴力，因为要通过这样一个时期来剥夺剥夺者，即消灭私有制。但一旦私有制取消了，生产资料公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国家的职能就将逐渐消失，而只剩下保护“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了，它只能是个“半国家”。1936年，苏联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工作，因此，苏联已经没有阶级了。既然没有阶级了，知识分子自然也不存在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了。然而，这个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再度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问题提了出来。后来，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私有制消灭了，而阶级斗争却越来越厉害了。毛泽东本来就相信学校的教育有太多资产阶级的传统，本来就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就更不可能好了。
中国大陆开始尊重知识分子，大概一直要到改革开放以后。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仍旧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到8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才大致上得到了一个了断，但也还是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弄在一起，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在今天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存在什么样的阶级，究竟存不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或者是像在今天西方社会通常所能看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蓝领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白领的工人阶级？总之，关于阶级的问题在时代已经大大变化了的今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尚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如何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最后要说的是，毛泽东也有过他自己的理论思考，只可惜他没有能够脱离阶级斗争的那套理论，结果就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一成不变的既定看法，将以前知识分子留给他的不好的印象与意识形态上的观念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处境自然也就成了问题。毛泽东痛批知识分子的言论有很多，言辞有时相当激烈。数一数建国以来毛泽东发动的历次大批判和政治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知识分子是怎样地难以接受。中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搞不上去，与毛泽东不重视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上面讲的，只是个人的一点研究和看法，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希望同学们多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