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神戶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
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民國的名稱，是革命黨推翻了滿清之後才有的。不過十三年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這種名不符實，就是我們革命沒有成功。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過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時不能成功。革命究竟是什麼事呢？是求進步的事。這種求進步的力量，無論在那一個民族或者那一個國家，都是很大的；所以革命的力量，無論在古今中外的那一國，一經發動之後，不走到底，不做成功，都是沒有止境的。不只是十三年，或者二十三年、三十三年，就是四十三年、五十年，革命一日不成功，革命的力量便一日不能阻止。要革命完全成功之後，革命的力量才有止境。所以法國革命有八十年，大功告成之後，然後才有止境，然後法國才定。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徹底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力量，就是軍閥。為什麼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為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的援助。這種力量，向來都沒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還不能成功。
這回北京發生政治上的大變化，這回變化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黨的力量。革命黨何以要到北京去革命呢？因為十三年以前的革命都是在各省舉行，所以在兩三年前，便有幾位同志說：我們以後革命如果還是專在各省進行，力量還是很小；必要舉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於這個理由，那幾位同志便到北京去進行。到這次變化發生之前六個月，他們便有報告說：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軍人讚成的很多，不久便要發動。他們在六個月之前便要我放棄廣東，到天津去等候，參加中央革命。我在那個時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應他們說：要有事實發生後，我才可以去。到了江浙戰事起了之後，他們催促更急，主張要我一定放棄廣東，趕快到天津。當時我在韶關，督率北伐軍出發江西，要北伐軍完全離開廣東進到江西之後，才可以離開廣州；若是我離開廣州太早，北伐便不容易進行。到了江浙戰事發生變化，江西贊成北伐軍的同志，不敢來歸；在韶關的北伐軍，也因之搖動，不能迅速前進。不上十日，北京就發生這次變化。外間的新聞傳到了，我們同志的報告也同時到了。他們既是發動了這種事實，我為踐成約起見，便不能不往北京去。
當北京初次變化的時候，國民軍的行動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後來我由韶關到廣州，由廣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況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別種勢力的牽涉，不像革命的運動。到上海住幾日之後，北京情況更為之一變。但是還有許多人催我趕快到北方去的，像天津的段祺瑞，奉軍領袖的張作霖，不是派代表就是用電報，總是要我趕快北上。我也因為要到北京去看看近來的真情況，所以便決定北上。又因為由上海直接往天津，不但是在最近數日之內無船位，就是在十五日之內也無船位，所以才繞道日本，來神戶。在神戶等船，比在上海等船還要快。而且路過日本，可以看看日本的舊朋友，及觀察日本國民最近對於中國的感情。至於北京這次的變化，雖然不是完全的革命舉動，但是他們歡迎我去，便是給我們以極好的宣傳機會。
此時各方人民，都是希望中國趕快和平統一。說到和平統一，是我在數年前發起的主張；不過那些軍閥都不贊成，所以總是不能實行這種主張。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夠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到北京去的任務，就是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我這次路過日本，在上海動身及到長崎和神戶三處地方，都有很多日本新聞記者來見我，要我公開發表對於中國時局的主張；我都是主張要中國和平統一，便要廢除中國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我現在神戶，沒有工夫來看日本全國的報紙，不知道日本國民對於我這種主張的感想是怎麼樣，或者有表同情的，或者有反對的。不過我這兩日所見日本的舊朋友，都是表同情的多。我的這幾個朋友，雖然不能代表日本的輿論，但是可以擔負在日本宣傳我的主張的任務。
中國要和平統一，為什麼我要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呢？和平統一是內政問題，廢除條約是外交問題，我們正講內政問題，為什麼要牽涉外交問題呢？因為中國國內種種力量，都沒有革命黨的力量大；中國現在最大的力量，就是革命黨。諸君如果有不知道的，只考查吳佩孚的歷史。吳佩孚是袁世凱以後最大的軍閥。吳佩孚這個軍閥，究竟是從何而起呢？他在民國五、六年以前，是一個無名秀才，沒有人知道。就是帶兵到湖南衡州，來打南方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個旅長。當時南方政府是總裁製，本總理也是幾位總裁當中之一，我們南方政府教吳佩孚不要用兵，給他六十萬塊錢；並說北方政府賣國，教他回師去打北方。他得了我們南方的大批軍餉，便回師武漢，進佔洛陽。當時北京政府是段祺瑞當國，他便攻擊段祺瑞，始而打電報，繼而用武力，把段祺瑞推倒了。他推倒了段祺瑞之後，口頭上雖然以民黨自居，總是說北京政府腐敗，要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事，心理上還是想做袁世凱第二。外國人考查到了他的這種真相，以為可以利用，便視為奇貨可居，事事便幫助他，自己從中取利。吳佩孚以為外國人都是這樣幫助，天下還有什麼事不能做，所以便越發大膽，用武力橫行於中國，弄到全國人民都是不能安居樂業。我們革命黨因為要救國救民，所以便聯絡各方面有實力的人，共同推倒他。諸君聽到這地，便知道吳佩孚的成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失敗也是由於民黨，吳佩孚的起家和失敗完全是由於民黨的力量。革命黨的力量當然要大過吳佩孚。至於吳佩孚在這幾年中以軍閥自居，專用武力壓服民眾，我們民黨也是受他的壓迫的原故，是由於吳佩孚得了外力帝國主義的幫助。所以此刻在中國，只有帝國主義的力量才是大過革命黨。我們革命黨要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要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要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因為要消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所以講內政問題便牽涉到外交問題，要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
外國人在中國活動的，像教書的、傳教的和許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很安分守己的分子；至於不安分的，只有少數流氓。這些流氓，在外國不過是小有手段，都是不能生活，一到中國，不上幾年，稍為知道中國內情，便結交官僚，逢迎軍閥；一逢迎到了軍閥，便無惡不作，就是在不平等的條約之中所沒有記載的事，他們都是包辦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樣。所以這幾年來，無論那一個軍閥做事，背後總有幾個外國政客的幫助。
譬如，廣州商團購槍自衛，向來都是很自愛的，對於政府都是很安分的。廣州政府無論是民黨或者非民黨，同商團相處都是安然無事。這兩年來，有幾個英國人不喜歡國民黨，不願意國民黨的政府發展，便煽動陳廉伯，運動商團全體，在廣州內部反對國民黨的政府。陳廉伯原來是一個匯豐銀行的買辦，本來是個安分的商人，沒有什麼野心。因為他做匯豐銀行的買辦，所以那幾位反對國民黨的英國人便認識他，便日日運動他反對政府，說：「如果你能夠運動商團反對政府，我們英國便幫助你組織商人政府，你陳廉伯就是中國的華盛頓。」陳廉伯當初雖然沒有野心，但是受了英國人的這種運動，既可以得英國的幫助，自己又住在沙面，得英國人的保護，安然無恙，於是他的膽量便雄壯起來，便發生野心。他便住在沙面，對於本黨政府作種種的反抗運動。他當初所有的死黨不過是幾個人，運動成熟了的商團軍士也不過是三五十個人，羽毛還不豐滿，要反抗廣州的革命政府還是沒有辦法。他於是又聽英國人的話，向外國另外辦軍火，想另外組織軍隊。
他所辦的頭一批軍火，是用一隻叫做「哈佛」的丹麥船運進廣州。當那只軍火船一到廣州的時候，便被我們政府查出來了。政府便一面扣留那只軍火船，一面派人調查那船軍火的來歷，才知道那船軍火是用商團的名義運進來的。在那隻船進口之前五日，陳廉伯也曾用商團的名義，向政府領過了一張護照。不過陳廉伯領那張護照的時候，曾聲明在四十日之後才發生效力，由四十日之後起，另外到五十日止，那張護照都是有用處。陳廉伯當初之所以有這些聲明的意思，就是他對於丹麥船所運來的這批軍火，已經想到了種種偷漏的方法，以為不必用到那張護照便可以偷過；他所領的護照，是預備第二批軍火到的時候才用的。後來果然有第二批軍火由歐洲放洋，只因第一批的在廣州失敗，所以第二批的便不知道運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陳廉伯才要所領的那張護照，就是在九十日之內都有效力。而這船軍火運進廣州的日期，和那張護照相差只有五日，便生出一個大疑點。更查這只軍火船是屬於丹麥商人的，丹麥在廣州的領事是一個英國人代理，而那位代理的英國人又不在廣州，是以我們便和英國領事交涉。英國領事和我們的私交很好，便將陳廉伯買軍火的原委告訴我們說：「你們還不知道陳廉伯的行動嗎？香港和上海的外國報紙老早就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反對你們政府，你們還沒有留心那種新聞嗎？我老實告訴你罷，有幾個英國人許久<以前>便教陳廉伯買軍火、練軍隊，反對廣州政府。這不過是頭一批軍火，以後還有二批、三批。至於這種主張，只是幾個英國人的事，我可以報告我們公使，懲辦他們。你們可以辦你們的商團，對付陳廉伯。」我知道了這種詳細情形之後，便把那船軍火完全扣留。當時許多明大義的商團，也承認由政府辦理，沒有什麼舉動。
但是，陳廉伯在沙面受了英國人的鼓動，便煽動一般無知識的商團，要求政府發還扣留的軍火；如果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便煽動廣州全體商人罷市，抵制政府。所以有一日，便有一千多商團，穿起軍服，整隊到河南大本營請願，要發還槍枝；若是不發還槍枝，第二日便罷市。我當那一日正在大本營，便親出接見那一千多商團，對他們演說商團買槍的護照，就日期講，陳廉伯已經聲明在四十天之後才有效，這批槍枝只在領護照後五日之內便到廣州，是一個疑點；就槍數講，護照上載明的長短槍數，與這隻船所載的槍數不符，是兩〔二〕個疑點。專就護照說便有這兩個疑點，有了這兩個疑點，那末這批軍火，不是私運，便是頂包。並且把英國領事對我所說陳廉伯要運動商團，和另外買槍練兵來反對政府的情形，詳細告訴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他們聽明白了之後，當時便很滿足，第二日也沒有罷市。以後我把陳廉伯的叛跡，更是查得水落石出，便老實告訴商團。但是在手續上，我還沒有用公文，只用私緘。對商團各代表說，陳廉伯反叛政府的詭謀，我已經查清楚了。你們商團不是同謀的人，我自然不理；若是同謀的人，我一定要辦幾個，以儆傚尤。那些陳廉伯的羽黨，便鼓動全體商團，要求政府寬大，不能多牽連。政府便答應他們的要求，不但是沒有牽連，並且沒有重辦一個同謀的人。
陳廉伯看見政府很柔軟，便鼓動商家罷市，還是要求政府發還所有扣留的槍枝。政府也答應他們的要求，承允把護照上所載槍枝的數目，分批發還。在國慶日便一批發還長短槍四千枝，子彈一二十萬。陳廉伯那些人看見政府一步讓一步，很容易欺負，於是更鼓動商團在國慶日收回槍枝的時候，對於政府武裝示威，開槍打死許多慶祝雙十節的農團軍、工團軍和文武學生。因為陳廉伯已經預備了在國慶日收回槍枝之後便造反，所以預先便在西關招了兩三千土匪，假充商團。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團的土匪，在國慶日不但是打死人，並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頭斷腳，把那些死屍分成無數部分，拿到沿街示眾，慘無人道。當日，政府也沒有把商團有什麼處分。商團的不良分子，便從此以後目無政府，專唯陳廉伯之命是聽，把廣州全市商團的槍枝都集中到西關，在西關架天橋、築炮台，用鐵柵門分鎖各街道，儼然把廣州市分成了兩部分：城內屬於政府範圍，西關屬於商團範圍。凡是商團範圍以內，都是由商團發號施令。在商團發號施令的範圍以內，不但是沒有政府的警察，就是政府人員路過，只要被他們知道了，就馬上有性命的危險。當時西關和城內，完全成了一個交戰區域。那幾日英國人便在香港英文報紙上挑戰，說廣州的實在勢力已經到了商團之手，政府沒有力量行使職權，政府人員馬上便要逃走。其實政府還是想調和，但是西關的那些土匪頑強抵抗，無論政府是怎麼樣調和，都不能得結果。
到了十月十四日晚，凡是近政府各機關的高當舖，都收藏得有幾十個團兵，居高臨下，開槍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到天明的時候，政府為求自衛起見，才下令還槍。到了政府還槍之後，稍明事理的商團份子便極願繳槍了結，以免糜爛市場。而陳廉伯的死黨還是在西關散佈謠言，不說是東江陳炯明的援兵就到了，就說是白鵝潭的英國兵船馬上便要開炮打退政府，只要商團多抵抗幾點鐘，便可以勝利。
當商團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十幾日，英國領事本告訴了我們政府說：在白鵝潭的英國兵船，已經奉到了他們海軍提督的命令，如果廣州政府開炮打西關，英國兵船便開炮打廣州政府。我得了這個通知，便用很正當的宣言，通告英倫政府和世界各國。英倫政府也自己知道無理，便制止他們海軍提督，所以到後來政府和商團衝突的時候，英國兵船到底是守中立。從互相衝突之後，不上四點鐘，各武裝商團便繳械了事。於是香港英國的報紙，更以為是反對廣州政府的好材料，便無中生有，亂造謠言，把廣東政府罵得不值半文錢。其實廣州政府和商團原來本是相安無事，因為有幾個英國流氓居中離間，所以便弄到不和；到了不和之後，也可以用和平手段了結，因為那幾個英國流氓又從中挑撥，所以便弄到殺人繳槍，以致商團受英國人的大騙。諸君不信，只看前幾個月的香港英文報紙，許多都是恭維陳廉伯是「中國的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商人政府出現」的論調，便可以知道英國人的居心。幸而英國人和陳廉伯的這次陰謀沒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廣東便變成了第二個印度。
我們廣東這次沒有亡省，雖然是天幸，但是已經阻止了北伐軍的進行，擾亂了廣州市的商場，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國人的力量在廣東暗中搗亂。就是推到全國的情形，也是這一樣。因為這些理由，所以我們才要防止外國人的力量再來中國搗亂。防止了外國在中國搗亂的力量，中國才可以永久的和平。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便先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要外國人在中國沒有活動的力量，還是在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廢除了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收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中國才可以脫離外國的束縛，才可以還我們原來的自由。
用極淺近的道理說，諸君知道那些不平等的條約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大家的賣身契。中國和外國立了許多喪失權利的條約，就是把我們國民押到外國人，替我們寫了許多賣身的字據一樣。中國國民賣身，不只是賣到一國，已經賣到了十幾國。我們國民賣了身，究竟國家的地位墮落到什麼樣子呢？有許多人都說中國現在是半殖民地，不承認是全殖民地。存這樣見解的人，不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不知道中國現在的國情。如果說中國是半殖民地，中國的地位自然是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高。依我看起來，中國現在不是半殖民地，也不是全殖民地，但是國家的地位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譬如香港完全割歸英國，由英國人管理，是英國的全殖民地；上海還是中國的領土，不過暫時租到外國，可以說是半殖民地。就字面講，香港既是全殖民地，上海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當然比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要高。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呢？香港割歸了英國，英國政府便派一個總督來管理。那個總督為管理香港起見，設立了一個香港政廳，另外又設立一個立法局，所有關於管理香港土地人民的法律，都是由那個立法局頒布出來的。在那個立法局裡頭，還有幾個中國人。那幾個中國人在立法局裡頭，還有很大的發言權，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租界之內，大多數做生意的是中國人，納稅的是中國人，勞動的也是中國人，試問中國有沒有人在上海工部局裡頭能夠有大發言權呢？中國人能不能夠在上海工部局裡頭議訂法律來管理上海呢？我們在上海是主人，他們由外國來的都是客人，他們居然反客為主，在中國的領土之中組織一個政府來加乎我們之上，我們人民不敢過問，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呀，還是在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國人在中國所到的地方，他們便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所以中國現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一級。我就這個情形，創立一種新名詞，叫中國是「次殖民地」。
再就全殖民地的情形講，凡是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只做一國的奴隸，對於母國總可以享多少權利；我們現在做十幾國的奴隸，沒有一點權利之可言。譬如澳洲是英國的殖民地，加拿大是英國的殖民地，和南非洲許多地方也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所有澳洲、非洲和加拿大所設立的政府，對於母國新進口的人民，都有主權可以檢查；由母國運來的貨物，那些殖民地的政府都可以自由抽稅；英國人進那些殖民地之後，只可以做普通買賣的商業，不能濫發紙幣，擾亂那些殖民地的金融；英國人在那些殖民地犯了罪，要由那些殖民地的法庭裁判，英國不能另外設立法庭去裁判。試問英國人進中國的口岸，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檢查呢？英國貨物到中國來，中國有沒有海關去自由抽稅呢？英國在中國的所有通商口岸，開設銀行，濫發紙幣，中國政府有沒有權力去稽查禁止呢？英國人寄居中國各地，若是犯了罪，中國法庭能不能夠去裁判他們呢？英國人的這些行動，在本國的殖民地是怎麼樣呢？再在他們的祖國三島之內，又是怎麼樣呢？不止是英國人在中國是這樣橫行，就是其他各外國人都是一樣。所以中國人不只是做一國的奴隸，實在是做十幾國的奴隸。國家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比亡國奴的地位還要低！好比高麗亡到日本，安南亡到法國，高麗人只做日本一國的奴隸，安南人只做法國一國的奴隸，高麗人和安南人的地位比中國人還要高。我們不用外國的領土來比，就是同是中國的土地，只要完全亡到了外國的，便和在中國沒有亡的大不相同。好比香港的公園，無論什麼中國人都可以進內面休息。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在香港之內，無論是什麼地方，中國人都可以進去；在上海便有許多地方，中國人不能去。好像在上海的英國會館，中國人便不許進去，就是有英國的朋友住在內面，中國人只要進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國會館，中國人還可以進去看朋友，還可以進去吃飯。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墮落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還不想振作國民的精神，同心協力，爭回租界、海關和領事裁判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我們中國便不是世界上的國家，我們中國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國民。
現在北京有了大變化，我可以自由到北京去。我一到北京之後，便要開國民會議。這個會議能不能夠馬上開得成，此刻固然沒有把握。假若開得成，我首先要提出來的就是兩件事：一件是改良國民生計；一件是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我們就是想要做這兩件事，若是國民會議開不成１，便做不成功。要把這兩件事做成功，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能夠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大家先出來提倡。
至於國民會議的組織法，因為全國人數的調查不的確，不容易由人民直接派代表，所以我在宣言裡頭，便主張用全國已經有了組織的團體派代表，共同到北京來組織國民會議。至於宣言中所列入的團體，遺漏了的還是很多。譬如報界便沒有列入，所以我在上海，便主張加入報界團體。你們在海外的華僑團體也沒有列入，為解決華僑在海外所受的種種壓迫起見，華僑團體也應該要加入。要全體國民都是一致力爭，要全國有組織的團體都是一齊加入，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可以開得成，然後這個國民會議才是〔會〕有很大的力量。因為要得到國民全體的主張，然後對內要改良國民生計的問題，才可以根本解決；對外要改良中外不平等的條約，才可以動世界各國人民的視聽。現在中國搗亂的外國人，不過是少數無賴的流氓。至於在外國許多主張公道的外國人，都不知道這些詳細情形。假若那些很公平的外國人，都知道了中國同他們所立的那些不平等條約實在是很壞，他們一定出來仗義執言，為我們打不平，要幫助我們要求他們本國政府廢除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好比美國南方人從前虐待黑奴，北方主張公道的人便出來打不平，發生南北戰爭，一定要解放黑奴一樣。因為這個道理，所以我們這次到北京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必須全國有組織的團體都是一齊加入，才有大力量，才可以動各國主張公道<的>民眾的注意，然後乃可動世界的公忿，他們一定要來和我們表同情。到了各國主張公道的人都是和我們表同情，那還愁什麼不平等的條約不能夠廢除呢！
我們做國民的要將來達到這種大目的，此刻必要向北京和全國去力爭，要全體國民都是打電報，一致去爭。國民為爭這種國家大事，打到了幾百張和幾千張電報，便可以當幾千兵和幾萬兵。假若我得到了國民的一萬張電報都是要開國民會議，我在北京便可以拿那一萬張電報向軍閥去力爭；用一萬張電報去爭，這種和平的爭法，勝過十萬兵。所以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還是要開國民會議；要開國民會議，還是要做國民的大家奮鬥，一致去要求。今晚在這裡開會的人，都是本黨在日本各地的同志，散會之後，要實行本黨的主張，便要寫信發電到各方的朋友和中國的家庭，去解釋國民會議的重要，要各人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是一致贊成要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便可以和平統一，大家便可以得太平幸福；國民會議開不成，中國便還要大亂不已，大家便還要受兵災的禍害。所以大家要以後所得到的是禍是福，還是在大家自己去求。今晚各同志來歡迎我，我便希望各同志在散會之後，對於國民會議要努力去奮鬥。
注釋：
據《孫中山先生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中國內亂之因》
*孫中山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抵神戶。這個歡迎會是由東京、大阪、神戶三#的國民黨組織聯合舉辦的。
１按：以上兩句，原文倒排，今予勘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