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9月2日、10月16日）
近世欧美各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之诸条件，大率应用最新最确之学理。骤视之，其言简不待喋喋矣。顾吾国人士，知此者希，不揣冒昧，因涉猎所及，辄引伸之以下解释。一彼一此，首尾不具，不足以称著述，故名曰摭言。
君主无责任义
凡立宪君主国之宪法，皆特著一条曰：君主无责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此其义何？曰：此过渡时代之绝妙法门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国之元首，而当行政机关之冲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负责任。行政者而不负责任，则虽有立法机关，亦为虚设，所公立之法度，终必有被蹂躏之一日，而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终不得协和，是立宪国所大忌也。然则行政首长之君主，反著明其无责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与立宪精神相矛盾耶？而岂知立宪政体之所以为美妙者，皆在于此。
宪政之母，厥惟英国。英国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为恶。”以皮相论之，此可谓极无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犹人耳，人性而可使为不善也，岂其履此九五而遂有异也。虽然，考诸英国今日之实情，则此言良信矣。于何证之？夫所谓君主之恶者，则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举二也，民所恶之秕政而强行三也。英国则何如？英国宪法，皆不成文，故各种权力范围之消长，其沿革不可不征诸历史。今考英国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维廉第三纳桑达仑之言，命下议院中最占多数之党派之首领，使组织政府，以后沿为成案。凡非得议院多数之赞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后安时代，兹例益定。当时首相玛波罗，本保守党首领，及战事起，保守党虽反对，而进步党赞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证也。及占士第三，虽欲自揽政权，任用私人，卒为议会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占士第四、维廉第四时，王权之限制益严，逮前皇维多利亚六十年中，此例益铁案如山，不能动矣。尔后格兰斯顿、的士黎里两雄角立时代，每当总选举时，在朝党察视议会中不及敌党之多数，即不待开国会而自行辞职。由此观之，英国政府各大臣，非得以君主之意而任免之者也，其任免之权，皆在国民。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一也。英国当查里士第二、维廉第二时代，凡政府会议，则君主亦列席而置可否焉。占士第一以后，此例遂废，一切政略，由大臣行之，君主绝不过问。夫大臣之办理政务，非经君主画诺不能施行，固也；虽然，若大臣以不能实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职，而国会赞成大臣，必欲要求其实行，乃至各选举区皆赞成国会之要求，则君主便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逊尝言：“英国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后，君主与大臣，其实权易位；前者则君主经大臣之手以治国，后此则大臣经君主之手以治国也。”云云。由此观之，则英国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二也。自享利第八以来，君主屡独断以办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三以后，至于今日，凡君主引见外国使臣，必以外务大臣陪席，其与外国君主来往书简，非经首相或外务大臣一览，不能发出，而君主特权之自由，殆皆丧失。又不徒于外交为然耳，于内治亦然。占士第四时，尝有爱尔兰人受死罪之公判者，王欲自行特权，命爱尔兰总督赦之，首相罗拔比尔反对之，谓非经责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权，其事遂止。自兹以往，王者益无敢自恣矣。由此观之，则英国君主不能强行民所恶之秕政，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三也。质而言之，则英国君主岂徒不能为恶而已，虽善亦不能为。顾称此不称彼者，恶则归大臣，善则归其君耳。虽然，彼君主者既肯尽委其权于国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与之争，斯即善之大者也，则虽谓英国君主能为善不能为恶，谁曰不宜！
夫人至于不能为善，不能为恶，则其万事毫无责任，岂待问哉！故英国国民，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不皆有责任，惟君主则真无责任。英国宪政，各国宪政之母也，故凡立宪国之有君主者，莫不以“无责任”之一语，泐为宪文。虽其行用特权之范围，不无广狭之殊，要其精神，则皆自英国来也。所谓君主无责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君主所以必使之无责任者何？曰：避革命也。（此义本甚浅显，人人意中所有也。而在立宪君主国之学者，多不肯揭破言之。日本人尤大忌焉，则美其名曰，君主神圣故无责任，有特权故无责任。）凡有责任者，不尽其责则去，不尽其责而不去，则夫立于监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义也。儒教之言君主政体，则有责任之君主也，故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故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春秋》之义，凡君主为孔子所绝者，不一而足，绝之者，皆以其不尽责任也。孟子言责任之义，尤深切著明。其语齐王云：“友人冻馁妻子则如之何？士师不能治事则如之何？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皆以唤醒责任观念也。又云：“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皆责任之义也。）凡以示夫监督人所应行之权利也。夫代表一国而当行政之冲者，其责任非犹夫寻常责任也，十事九尽责而一不尽焉，则固已不可以尸其位。而彼君主者，终其身而当此冲者也，短者数年，长者数十年，虽舜禹复生，岂能保无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隐忍焉，今日可隐忍其一，他日即可隐忍其百，而政其紊、国其颓矣。有之而民不隐忍焉，则是革命终无已时也。夫一人之身，数十年之久，而其责任之难完，固已如是，而况乎世及以为礼，卜世至数十，卜年至数百者耶？若是乎，君主与责任，势固不能并行。重视君主，则不可不牺牲责任，重视责任，又不可不牺牲君主，而孔孟乃欲两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国数千年君主，有责任之名，无责任之实，而革命之祸，亦不绝于历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为凡掌一国行政之实权者，可不负责任；既负责任，则必随时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尸其位。而所谓实权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辅佐焉。苟在元首，则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罗马之“孔苏”，今合众国、法兰西之“伯理玺天德”是也；苟欲元首之不屡易，则其实权不可不移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宪君主国所谓责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国之元首，惟无实权者乃可以有定位，惟无定位者乃可以有实权，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国；混而兼之，国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于今日物竞天择之场者也。善哉君主无责任，黠哉君主无责任！
君主无责任，故其责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今，非有大臣之副署（副于君主以署名也），则不能实行。故其法令之不惬民望者，民得而攻难之，曰：吾君本不能为恶也，今其为恶，皆副署者长之逢之也。故虽指斥其政而不为不敬，废置其人而不为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于十目十手之下，以自检自黾，而一国之政务乃完。善之至也，君主无责任使然也。
或曰：汉制，有灾异则策免三公。（孔子之义，凡君主皆对于天而负责任，故有灾异，则君主当恐惧修省。）是非责任大臣之意乎！其与欧洲今制将毋同。曰：是不然。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若汉制者，是抗世子法于伯禽之类也。周公辅成王，成王有过，则挞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过者也，使成王而不贤，则伯禽将终日被挞，冤哉禽矣！汉制，君主独裁于上，宰相不过出纳喉舌，及其叔季，且并此出纳之权，而移于尚书，移于中书，而三公犹李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宪国之责任大臣，则君主非特不得而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宪政最完之英国无论矣，即如德国，君权较盛者也（德国审相不以议政之多数少数为进退），而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八月，宰相俾士麦请德皇下诏敕以自固其位，反对党首领波因氏，即在议院斥其自卸责任，而以皇室为怨府，其后俾士麦即失舆望，而不得不避贤路。日本以皇统一系自夸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间，伊藤内阁因贵族院反对议院案，乞日皇手谕劝解，举国万口沸腾，谓其违犯宪法，假皇权以自拥护，未几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许助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国议院，则例不准称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决义案，有者则为大不敬，其所以为坊尤至矣。盖不如是，则责任大臣之实效，未有能举者也。
曰：若是乎，立宪国之君主，其为虚器也章章矣。顾犹悬兹而勿革何为也？曰：是过渡时代实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百世之大经也。虽然，诸民族之性质境遇，万有不齐，有宜于民主者，有未能遽宜于民主者。既未宜焉，则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则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乱也，舍此将奚以哉？况责任大臣之制，有时固更优于民主者乎！（余别有论。）
君主无责任也，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也，二者盖异名同实也。惟其无责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责任。（易·文言）之释“亢龙”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是以动而有悔也。”盖立宪君主之象也，无动则无悔，无责任则无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则病国，不病国则病君。嘻，殆哉岌岌乎！
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
今日欧美所谓文明，皆过渡时代之文明也。其证据不一，若最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最大之幸福”者，亦其一端也。
如佛说众生全体之最大幸福，如孔、耶说人类全体之最大幸福，尚矣，即不能。如卢梭诸先辈所说国民全体之最大幸福，抑其次也，其奈今日皆不可行。今日之天下，一利害矛盾之天下也，有所利于此，必有所不利于彼，或此之利益较增，则彼之利益必不得不稍杀。于是两造常相搏，而制胜者惟恃强权。野蛮时代，强权常专在少数者，故幸福亦常在少数者，而得幸福者之多数少数，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故纵览数千年之世运，其幸福之范围，恒愈竞而愈广，自最少数而进于次少数，自次少数而进于次多数，自次多数而进于大多数，进于最大多数。他日其果能有国民全体、人类全体皆得最大幸福之一日乎？吾不敢忘。若在今日，则最大多数一语，吾信其无以易也。
日进而趋于多数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虽然，亦恃人力焉。故学理明则其进也必速，学理误则其进也必缓，或且凝滞不进者有焉矣。西人惟悟此学理也，故数百年来，常循自然之运而进行。当中世之末，贵族与国王争政权，贵族多数而王少数也。（英国宪法原自贵族与王争而得之者。）十六七世纪，人民与教会争政权，人民多数而教会少数也。十八九世纪以来，平民与贵族争政权，平民多数而贵族少数也。自今以往，劳力者得与资本家争政权，劳力者多数而资本家少数也。凡多数之与少数争，其初也必诎，其究也必伸，此虽不演进化之理不得不然，然常赖学理以左右之。盖有学理则多数之弱者敢于相争，而少数之强者不得不相让。今日欧美之治，皆此一争一让所成之结果也，他日或能将此幸福范围愈扩愈大，以驯至世界大同之运者，亦一争一让所成之结果也。
有宗教言以劝让，有哲学家言以劝争，两者相剂，而世运乃日进焉。泰西之治，实颇赖是。中国儒家言，皆教让之言也。其语在上之有权力者，教以保民，教以养民，教以利民，皆导之以让而勿使滥用其强权也；其语在下之无权力者，则教以恭顺，教以服从，亦导之以让而勿使撄强权之锋也。夫使上下能交相让，不亦善乎？而无如但有让而无争，则弱者必愈弱，强者必愈强，而世终不可得平。吾昔著《饮冰室自由书》，内一条论放弃自由之罪者，其言曰：“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人人各务求自存，则务求胜，务求胜则务为优者，务为优者则扩充已之自由权而不知厌足，不知厌足则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两人于此，各务求胜，各务为优者，各扩充已之自由权而不知厌足，其力线各向外而伸张，伸张不已，而两线相遇，而两力各不相下，于是界出焉。苟两人之力有一弱者，则其强者所伸张之线，必侵入于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势，不必讳之事也。”故使多数之弱者能善行其争，则少数之强者自不得不让。若曰惟让而已，弱者让而强者不让，又将奈何？则其权力幸福，势必为彼不让者所攘夺以尽。故中国教旨，虽以人类全体幸福为目的，而其政治之结果，实则使豪强民贼，独占幸福，皆此之由。
幸福生于权利，权利生于智慧。故（诗）曰：“自求多福。”幸福者，必自求之而自得之，非他人之所得而畀也。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数，则其享幸福者少数，其有智慧者多数，则其享幸福者多数；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数，则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数。其比例殆有一定，而丝毫不能差忒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国民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源，而欲强而予之，未有不两受其弊者也。故德人祭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数之愚者，压制少数之智者，为今日群治之病。而俄国宗教总监坡鼈那士德夫氏，亦著论极攻政党及议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动学界，夫多数幸福之优于少数，天经地义，无可辨驳者也。而此等异论，何以能容喙焉？何以能动人焉？则以智慧程度未达于大多数，而欲幸福之程度进于大多数，未有不百弊丛生，而贻反对之徒以口实者也。泰西尚然，而况于中国之今日乎！然则我最大多数之国民欲得最大幸福者，其亦思所以自处法儒波流氏著一书，名曰《今世国家论》，亦驳击代议政体之弊，而其论旨与德之奈氏、俄之坡氏异。波流之意，以为代议政治者，多数之专制也。少数者专制多数者固不可，多数者专制少数者亦不可；为少数之幸福而牺牲多数之幸福固不可，为多数之幸福而牺牲少数之幸福亦不可也。此固太平大同之言也，其奈今日世界文明之程度，固未足以语于此。两害相权则取其轻，然则舍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一义，何以哉？故曰：今日欧美所谓文明，过渡时代之文明也，若中国者，则又并过渡时代而未能达者也。恫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