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史料记载不足和缺乏深入的研究，我们对陈兰彬知之甚少。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仅在讲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的时候提过他，说他是清廷任命的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正监督，与带领清朝第一批幼童赴美国留学的该局副监督容闳发生严重冲突，导致清廷作出撤销幼童留美肄业局、遣回全部留学生的决定。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开创者，社会贡献巨大，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陈兰彬却因主张撤回留美学生而成为顽固守旧的典型。
近3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突破革命史观的藩篱，走出反思史学的偏颇，不断拓展深化，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就陈兰彬研究而言，我们不仅知道陈兰彬是中国首任驻美国、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简称日）、秘鲁的公使，曾奉清廷谕旨前往古巴等地调查华工受虐情形，在对外交涉中敢于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华工权益，深受海外侨胞爱戴。而且，有的研究者还认为陈兰彬是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中国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对陈兰彬外交活动的评价，大家争议不大。但对其在留学问题上的作为，学界显然存在严重的分歧。陈兰彬究竟是那个时代趋新的官僚，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还是顽固守旧的典型，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陈兰彬是我国近代留美教育的重要倡导者
我国近代的留学教育是伴随晚清自强新政活动的不断扩大而展开的，它是清朝政府主导的重要新式事业之一。
自强新政的实施和对外交涉活动需要大量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和实用技术的人才，但清廷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并不能让生徒真正掌握外国的语言文字和技术知识，朝廷更无从了解外国的真实情况。在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鼓动下，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和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建议朝廷本着“百闻不如一见”的态度，派遣学生赴西方各国学习。他们认为中国自斌春及志刚、孙家榖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他们奏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经过长期的洋务实践，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识到“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 。因此，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西方各国的技术和方法学到手，并以之作为自强的基础。
有计划大规模分批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谁能办理这样的事情呢？这是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清朝地方督抚大员日夜思虑的问题，曾国藩、李鸿章为此联衔向皇帝推荐了陈兰彬和容闳作为执行者。曾国藩等人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奏折说：“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膺是选！”他们觉得进士出身的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而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久居美国，熟悉外洋风土人情，且“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可以起到“联外交而窥秘钥”的作用。陈兰彬、容闳“均堪胜任”，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 。此前，曾国藩等人在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奏折中，已明确指出丁日昌同治九年在天津协助他办理教案的时候，就提出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建议，丁氏认为“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上奏，建议应如曾国藩、李鸿章奏遴派委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中所议办理。
在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内外大员的支持下，清朝政府自同治十一年起，至光绪元年止，分四批每批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出洋赴美肄业，原定每批幼童驻洋15年。1872年8月11日，陈兰彬、容闳等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远赴美国留学。著名中国留学史专家李喜所教授指出，留美生的派遣是晚清学习西方的重要举措，它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揭开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
以往谈到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这件事，都说是容闳的计划，由容闳通过丁日昌疏通曾国藩、李鸿章促成的。这是容闳《西学东渐记》的说法，好像陈兰彬这位正委员是被动的摆设物。其实不然。只要我们看看同治九年冬李鸿章复曾国藩的两封信，就会清楚《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实际上是陈兰彬和容闳共同议定的，李鸿章审核后，觉得“大致似甚精密” 。毫无疑问，陈兰彬也是我国近代留美教育的重要倡导者。
二、陈兰彬是那个时代趋新官僚中的守旧者
陈兰彬和容闳担任清朝幼童留美事务所的正副委员，实际上都是丁日昌向曾国藩举荐的。赵春晨先生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一书第二章，指出丁日昌当时举荐陈兰彬与容闳一起充任留学生监督，并不单纯是因为陈兰彬的翰林资格，还由于他平日喜谈西学和洋务，也是一名洋务派官员的缘故，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合适的人选。 陈兰彬是否为合适人选，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恐怕难以认同赵先生的观点。不过，说陈兰彬是一名洋务派官员，我是完全赞同的。
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晚清历史是一个新旧嬗变的关键时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伴随“西力东侵”而来的是“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以至行为方式都受到基于西方外来势力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种由于西方挑战而引发的历史大变局，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曾出现学习和排拒西方的不同思想态势，形成相对明确的政治分野，并围绕着守旧与开新展开激烈的较量。晚清的守旧就是指站在正统的君主专制主义立场上，企图用中国传统的办法来解决现实问题，拒绝向西方学习，反对按西方模式进行改革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 。
陈兰彬虽为科举正途，跻身翰苑，但并不拒绝学习西方。从他平日喜谈西学和洋务以及在江南制造局的表现来看，是一位趋新的官员。他之所以与容闳发生冲突，力主撤销幼童留美肄业事务局，遣送留学生回国，既是听了吴嘉善的意见，也是对容闳平日放任留学生的担忧。
由于这些留学美国的学生年纪较小，未能在国内打下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因而，在美国文化的浸染下，迅速改变中国固有的观念和习俗，不但目无尊长，原先规定的中学课程形同虚设，而且有的人还穿起了西洋服装，骑马跳舞，甚至谈恋爱、剪辫子、进教堂，逐渐丧失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
陈兰彬饱读诗书，忠君爱国，他绝不愿意看到留美幼童被美国化的局面继续下去。
光绪六年十一月，驻洋肄业局总办、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吴嘉善特意到华盛顿，与出使美国、西班牙（日斯巴尼亚）、秘鲁大臣陈兰彬密商，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将留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 。
吴嘉善也是一位讲求时务的官员，他的意见无疑会引起陈兰彬的共鸣。
更有甚者，个别人危言耸听，将出国留学与充当汉奸混为一谈。朱一新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所上的《敬上海军事宜疏》中提出广东福建宜添置水陆学堂，并请停派学生出洋肄业。他认为“出洋一途，流弊滋大。黠者多染夷风，甚或私习洋教，浸假海疆多故，其不为汉奸者几稀”。建议“此后出洋学习之例，拟将停止，专以实力整顿学堂。如生徒学业已成，志趣已定，而复有志于精进者，令其驾驶兵轮巡行各国，以资历练，以扩见闻。无论水手弁兵，敢习夷风，即按军法严惩一二，以厉其余。人心既正，人才自出矣” 。
李鸿章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议复朱一新条陈》中批评朱的意见是“书生逞臆妄谈”，“至谓出洋学生多染夷风，甚或私习洋教，尤非笃论。查派遣出洋学艺，同治九十年间曾文正首倡斯论，欲使西洋长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图自强。同治十二年沈文肃葆桢在船政任内奏明遣学生分赴英法，深究其造船、驶船之方，推陈出新、制胜之理。曾、沈二公皆阅历老成，谋国深远，所见岂在朱一新之下？该泰西精奥，非赴其学院、船厂及大兵船随班课习，不能深造。近年自西洋学成回者，制造驾驶间有心得，尚苦拔十得五，才不敷用。今欲扩充海军，添造船炮，而先停其出洋肄业之途，必致有船而无人可用，因噎废食，断无是理。陆军学生本无庸出洋，水师则西人绝技，须在学堂课以测算，再遣出洋精习数年，乃冀有成。夫海防根本，首在育才，天下各国皆然。日本蕞尔小邦，岁遣聪颖子弟数百人，分赴西国学艺。近年水师整练，颇与西人抗行。中国欲求自强，而自封其途，此陋儒一孔之见也。至染夷风、习夷教，目前尚无其人，惟在出使大臣及出洋监督等随时督责训诫，则流弊自少” 。为选派留学生计划作辩护。但是，清廷最后还是在守旧官僚的压力下，无奈将大部分尚未学成的留学生悉数撤回，官派留学事业因此遭受严重挫折，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
总之，陈兰彬既是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倡导者，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又是浓厚守旧思想和传统意识的趋新官僚，他力主全数撤回留美幼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中国近代社会的更大进步。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