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章清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近代“新型传播媒介”对历史的塑造，近些年已得到中外史家的高度重视。所谓“新型媒介”，不仅指印刷书刊，还包括影响信息传播的新事物及新技术。这些媒介的出现，既改变了近代历史的图景，还将近代世界的信息更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新型传播媒介所塑造的“近代历史”
晚清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曾以这样的方式描绘英国“报馆初行”时的情形：“轮船、轮车、电报，皆能通不通者而使之通，然恐未能家喻而户晓也，则报馆尚焉”。这里旨在表彰“新闻纸”的意义，同时也肯定了交通工具的作用，指明新闻纸“皆由轮船轮车，包封寄递”。交通条件发生改变，使报章传递新闻的效力逐步得以提升。此亦说明，印刷技术之外，不可忽视信息传播效率的改变。
信息传播技术的改变，此一时期最值得重视的当是“电报”。为使信息更为快捷传递，1872年发刊的《申报》做出不少努力。1882年10月25日登载的《壬午科顺天乡试题名录》这则信息，“附识”就有这样的说明：“北闱于十三日黎明发榜，天津离京城约三百里，而题名录竟于早八点钟到津，随将江浙皖三省之中试者由电局传至上海，其神速实得未曾有。”顺天乡试的结果发榜仅一日就在上海刊出，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邮政事业也同样为报章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1902年赫德在一份报告中即说明“推广邮政”所取得的成效：“综计已开之总分局几及三百余处，或于省会要区，或于府、厅、州、县，均系栉比而设，节节通灵，数年以来，成效昭著。”
因为技术的进步，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报章展现出不同的意义。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时人物”，在林则徐、魏源那里，尚未有办报之举，但已建立起单向度获取信息的渠道。在中文世界初创的一些报章，基于“中外通”的诉求，大量汲取外国报章之信息。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就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实际上，采辑其他报章的文字，包括西文、东文报刊及国内报刊，乃晚清报章普遍的形式。1904年发行的《东方杂志》，有着“杂志的杂志”之誉，除广辑新闻外，还选录各种官民报刊之“名论要件”，期望能实现“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凡此，皆说明新事物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到信息的保存；相应的，近代历史的“存留物”也因此具有不同于其他时段的特质。
作为“场域”的“思想界”：新型媒介与读书人
报章作用于社会的方式逐步深化，其直接的后果即是催生了“思想界”。《申报》发刊50年之际曾出版《最近之五十年》一书，其中即言及：“小小一新闻纸，五十年间，思想界、物质界之进化，于是乎见焉；人心风俗之厚薄，与夫社会生活程度之高下，于是乎征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清所形成的“思想界”也有别于以往。作为汉语新词，“思想界”及其他“界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不仅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也构成“亚文化圈世界”逐步形成的重要标识。这其中，渐渐转变定位的报章，即建立起与国家—社会的关联，成为“合群”的主要载体。在这样一个舞台，不仅读书人参与其中，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而且，“公众”也加入进来。相应的，“思想界”也构成复杂的“场域”：从写作到出版，从印刷到流通，从销售到阅读，即涉及由作者、出版者、读者所构成的“网络”。
故此，将近代以来的“思想界”作为问题的切入点，不仅可以关注出版媒介尤其是报章在此期间的发展，以及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依托于此所确立的新的角色，亦可借此审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重要的是，“思想界”构成审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发生改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新型传播媒介以古代世界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着“历史”，更值得重视。对此进行分析，有益于从新的视野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
信息传播机制所塑造的历史人物
新事物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改变着历史的基调，仅以近代以来信息传播机制的成长，便不难了解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既深且巨。“京报”、“邸报”及“宫门抄”、“辕门抄”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构成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晚清读书人尤其是致力于“事功”的读书人，往往都通过“邸报”类媒介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报章媒介出现后，接受信息的渠道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晚清人士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渐次由阅读“邸报”之类，转向阅读近代意义上的报章。
在晚清盛负文名的王闿运展现出一位旧式读书人的“阅读世界”，通过其留下的《湘绮楼日记》，大致能还原其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所发生的转变。日记中频频提及的“洋报”，大约即是《申报》之类由外人所办报章。这也不难理解，即便是“洋报”，照样“恭录上谕”，并反映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可以说，新型传播媒介对王闿运的影响还是颇为明显的，而就信息传播的效力来看，也是迥然有别的。尤有甚者，僻居县城的王闿运，还提供了电报如何介入到个体生活的例证。年过八旬的王闿运1914年被邀入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兼参政。不能将此完全归于“电报”的作用，但可以推断的是，如果仍依靠书信的往来，则袁世凯是否那么容易找到王闿运，还很难说，毕竟王闿运在此任上也仅几个月的时间。
类似的例证所在多有。生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孙宝瑄，长期生活于中心城市，所能接触的新鲜事物自非一般士人可相提并论。孙以往主要通过“邸抄”等帝制时代的信息媒介了解中枢消息，当新型媒介在中国广泛出现后，他也接触了大量的报章杂志。此外，对于“电报”，他在日记中也有不少赞誉之词：“今之电报，亦能杪忽间达志意于数千万里。”到1906年的日记中则提及“电话”的利用，“宣布立宪”的消息即是友人通过“电机传语”。过去是通过“邸抄”，再一步是通过报章，现在则是通过电话。由此不难看出，晚清士人对外部世界的把握，的确经历了颇有意思的变迁。
报章构成包含近代信息最为丰富的“载体”，也成为近代社会变迁最“真实”的写照。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吕思勉在检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年）的一篇文字中即言及，“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实际上，不只是新型传播媒介，这不过是推动近代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其他同样重要的新事物及新技术所在多有，同样值得纳入对近代历史的分析中。（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6年1月25日第24版
